李爱梅

(运城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运城 044000)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他是北宋诗人、词人，是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之一。苏轼大刀阔斧地对词体进行改革，所谓“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刘辰翁)。革新了晚唐五代以来浮靡的词风，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力，给宋词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方向。而且为词坛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和美感，提高了词品，提升了词的地位，使宋词能与唐诗并列而无愧色。苏轼的词一扫晚唐五代和宋初专写艳情和离愁的旧藩篱，诸如抒情、写景、感旧、怀古、悼亡、送别、记游咏物、说理谈玄，凡诗歌所能表现的内容都能够写入词中，使词成为广阔反映社会现实的一种文学样式。

一、苏轼对宋词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以诗为词

苏轼在词中大胆打破传统观念，以诗为词，即凡是诗能表现的题材内容，也让词进行表现，甚至让词与音乐脱离，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界限，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开拓了词的意境，也对当时及后代产生了巨大影响。

词从兴起以后，在民间创作和中唐文人创作中，题材都比较广泛，只是到了晚唐五代才被局限于男欢女爱、离情别绪的内容，用于侑觞佐舞，并以其香而弱的格调，被视为艳科。从南唐冯延巳、李煜到北宋晏殊、欧阳修，已开始抒写个人感慨，柳永在表现自己怀才不遇的同时，还描绘了都市风光、市井生活。不过，词总体仍然以清切婉丽为宗，虽说范仲淹、王安石写了一些表现悲凉慷慨情感的词作，但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欧阳修领导了诗文革新，却还没有革新到词的领域。这是跟当时对词和诗的传统看法有关的。相当多的人认为诗词有别，在这样的限制下，词自然不能像言志的诗那样，反映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问题。

这样的局限，对于苏轼却是不存在的，他以诗为词，打破诗和词的界限，使词的题材无往不适，凡可以入诗的都可入词，把词从“樽前”“月下”“美人”“歌伎”中解放出来，扩大了词的内容，把眼光转向广阔无垠的社会和国家，使词成了为社会服务的工具，具有与其他文学艺术形式同等的意义和价值，从实质上改变了词为诗余的看法，同时，也促进了词自身内容的变化。

二、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山鼻祖

在当时的宋朝，豪放派和婉约派是两大派系。两者具有显著区别。豪放派主要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这一派的作品气势豪放，给人一种积极奋发的感觉。苏轼的诗作风格和做人风格以及一些个人经历，导致了他的诗风一贯是豪放大气。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豪放派特点主要体现在视野广阔，气势雄放，多采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不拘守音律。豪放派的内部分派较少，主要是“苏派”“辛派”“叫嚣派”的阶段性分支。在后期，朝局变化，经历世事变迁，豪放派得到了新的发展，悲壮慷慨的调风随大局产生发展，通过后世等人的继承发展，蔚然成风。在中国诗词历史上，豪放词派广泛地影响词林后学，不仅仅只是闪耀宋朝当时的文学历史。从宋朝一直到清末，一直都存在大力学习苏轼、辛弃疾的词人，他们推崇二人首创的豪放派，并以此为榜样。

苏轼开创的苏派属于豪放派的代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苏轼同样拥有婉约派的细腻，其对婉约词进行了继承和开拓，并且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婉约词的艺术内涵和境界。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该词中的名句“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被王国维赞为历代咏物词的最工，又如在《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全首：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对于极其平淡的景象，词人却能够极其细腻地表达他的婉转深情和伤怀情绪，极尽婉转缠绵之思而不细碎，赋予词以极其感人动情的艺术魅力，并且给人以《雎鸠》“哀而不伤”的艺术享受，难怪张炎在其著名词评著作《词源》中盛赞苏词“清丽舒徐，高出人表，为周(邦彦)、秦(观)诸人所不能到。”其他词作中，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被王士桢称为：“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浣溪沙·道字娇讹语未成》被贺裳评为：“不在‘晓风残月’之下。”以上均说明了苏轼不仅局限于“花间词”的继承，还能够脱其窠臼，不作无病呻吟之语，又能感人肺腑之深的新的艺术境界。

三、苏轼的词学改革

苏轼词学观中充满革新思想。这种革新思想渗透在作品中则表现为苏轼本人对于词学体裁、韵律等方面的革新。宋代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这正突出了其对于诗词歌赋等各种体裁在融会贯通基础上渗透至词学的创新之处。据笔者统计，在苏轼现存三百四十多首词中，其主要革新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体裁的革新。

苏轼在四十岁左右才进入词坛，那正是“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年代，而他在《与鲜于子骏》信中说道：“近却颇作小词，……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文章提及的“小词”，当指熙宁八年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词，这充分说明了苏轼一开始就以扭转词坛浮夸颓靡之风为由而进行了尝试。由于苏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刘熙载《艺概》)，其体裁遍及怀古、政论、闺闱、悼亡、咏物、言志等等，于是一新天下耳目，一辟宋词新局面。如他最早的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里，其恢弘志气足以使“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如其著名的咏月作《水调歌头·中秋》则被王国维誉为“宋词第一”， 又如元丰元年(1078)，苏轼在徐州太守任上所写的五首《浣溪沙》，不仅坚持了他一贯的“以诗为词”的诗学本体论，还加入了俚语，使之具备浓烈的乡村生活气息。

(二)词学韵律的变革。

长久以来学界对于苏词是否“协律”的问题颇有微词，笔者在此做点刍议。考之于《醉翁操·自序》中对于“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中“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的评价和“细琢歌词稳称声”、 王灼“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等条，历史上基本认可苏轼本人知晓音律的结论。然而像李清照等以为苏词“不谐音律者”“句读不葺之诗”的见解实正是陆游：“先生非不能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和宋人王灼：“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所言。而苏轼的这种大胆的革新也正是其本人努力于词的解放的理想，是其对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现实践履，强调不以韵律的边框限制而束缚词的境界。

(三)新词体和新词牌的开创。

首先是关于“檃栝词”的开创。“檃栝”有度量之义，櫽括词体乃指将诗文剪裁改写为词的形式。苏轼是首先引申进了檃栝词体并为之实践的人，比如其《哨遍》櫽括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其《水调歌头》櫽括韩愈的《听颖师琴诗》等，这是苏轼词学的一大贡献。其次是苏轼自度新曲的贡献。在“令引近慢”的词牌格调之中，苏轼不仅有所继承、改造，可贵的是他尚能够“自度曲”以开创新词牌，比如对于唐代词牌《浣溪沙》，苏轼以46首之多高居唐宋词作量之首，将一首并不起眼的小令词进行大规模的创作；而其《水调歌头》则得到宋词作家胡仔“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的评价，并且后世为之附和了大量的“用东坡中秋韵”“用坡仙韵”的《水调歌头》“和韵词”；《念奴娇》一调自苏轼以后，则出现了如《百字令》《百字歌》等约20余个的异名，而《赤壁词》《大江乘》等皆取义于东坡《赤壁怀古》一词，成为宋词长调中影响最大的名篇；更重要的是苏轼还自度了《贺新郎》的全新词牌，该词牌又名《金缕曲》，清人又有名《雪月江山夜》者，最早见於《东坡乐府》，特别是在“南渡”以后，该词牌对于辛弃疾、张孝祥、陈亮、刘过等词林后学发挥了至为重要的影响，是故，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苏轼的才华及贡献。

四、苏词的影响

在苏轼的整个词学生涯中，受到其本人的人生阅历、志趣等内在精神的影响，在秉承传统词学的基础上，苏轼通过对于前人的“钩玄索要”和自己的艰辛探索，改革和开拓了词的新模式和新境界，使得词的风格、意境、体裁、韵律等得到大解放，并透过其独特的审美观、文艺观和历史地位、历史影响等，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词林后学”的探究和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轨迹，为中国词学和词史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