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金智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北京 100010)

一、引言

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有两个明显的发展方向，一个是学科不断细化和精密化的方向，另一个是多学科交叉整合的方向。在语言学研究领域，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是第一个方向的代表，社会语言学是第二个方向的代表。两者的研究，共同推动了语言学研究。由于社会语言学不仅仅研究语言，还要研究使用语言的社会，解决因语言使用出现的语言问题，因此研究的范围也就更加广泛，研究的方法更加多样，研究的难度更大。

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不仅需要对语言的结构有深入的了解，对使用语言的社会生活也需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没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知识，要做好社会语言学研究是有困难的。陈原先生在长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语言知识，具备了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优越条件，在西方社会语言学出现以后，他很快就能根据中国的国情，独自开辟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天地，为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领航。

陈原先生从30年代起从事出版工作和拉丁化、世界语运动。同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地理和语言文字。先生兴趣广泛，工作经历丰富，涉猎方方面面，自称“杂家”，人称“多面手”。发表的成果涉及教材、书评、游记(人和书)、出版文集、社会语言学、译著等。先生自己觉得广泛的涉猎对于后来他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很有帮助(《陈原语言学论著》第867页)。

陈原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出版家，翻译家和社会语言学家。先生不仅是语言规划活动的实践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语言规划研究的理论家。

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贡献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国际上社会语言学学科就已经形成。由于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处于封闭状态，学术界很少人能接触到社会语言学这个学科。1973年，陈原先生出访日本，接触到许多英文和日文书籍，第一次接触到英国社会语言学家特鲁吉尔( Peter Trudgill)的《社会语言学导论》。这是陈原先生得以了解社会语言学的第一本社会语言学著作。后来由于《现代汉语词典》受到批判，先生为此不服气，埋头钻研社会语言学，把词典编纂学同社会语言学联系起来，写了系列文章。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先生在对文化大革命许多奇怪语言现象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写成了小册子《语言与社会生活》。这本书出版后得到读者的喜爱，在社会上引起热烈的反响。先生也因此走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之路，成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先生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先生为中国社会语言学学科建立了理论框架。对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都进行明确的论述。在《社会语言学》(陈原1983:1)中，他指出了社会语言学的跨学科性质，认为社会语言学是一门边缘学科，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是社会学与语言学的邻接科学，并受信息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影响。社会语言学的任务在于描述“语言与社会结构的共变”(陈原1983:3)。对于社会语言学的定量分析，他认为定量与定性不是一组对立物，两个事物不在同一平面上。语言量的测定非常广泛，包括音素、词素、字频与词频、句子结构和表现法的排列等等，还要处理好语言的模糊性与定量分析的准确性之间的关系(陈原1998:608)。

第二，在《社会语言学》(陈原 1983)一书中，先生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确定了比较宽泛的范围，涉及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信息、语言与交际、语言规划、模糊语言、语言接触、术语问题、禁忌语、委婉语、国际通用语、双语社会、语言感情(语言态度)等。先生所确立的范围是广义社会语言学的范围，包括宏观社会语言学和微观社会语言学，费希曼等人的语言社会学也属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第三，语言污染、语言灵物崇拜是先生首次在《语言与社会生活》(1980)一书中提出来的。语言污染，指的是滥用外来词引起的语言使用混乱问题。语言灵崇拜指赋予语言文字超人的神秘力量并加以崇拜的社会现象。先生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来源和发展的深入剖析，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语言灵物崇拜的批判，在当时的社会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不仅让人们认识到现代语言迷信的荒唐可笑，也让人们对语言文字的功能有了正确的看法。

第四，先生在《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中(陈原1988)，在第一讲“变异”中指出，非规范化一方面冲击着规范化，一方面又丰富了语言，丰富了词汇，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方法。非规范化同规范化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斗争的结果，达到一个内稳态(homeostasis)，就是达到自我平衡。文章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探讨语言变异与语言规范的辩证关系，这对形成科学的语言规范观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为国家制订科学的语言规划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

第五，先生重视新词新语研究，并且身体力行，出版了《在语词的密林里》(尘元 1991)，《重返语词的密林》(陈原 2002)。先生还发表了《关于新语词的出现及其社会意义》(陈原 1984)《新语词：社会语言学的考察》(陈原1998)《新语词结构的若干特征》(陈原 1998)等论文。对新词新语的定义、特征和社会意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生认为对新词语的考察，不能局限于印刷品(书籍报刊)，而应该扩大到街头巷尾的文字或对话，扩大到人群(社会成员)中日常的语言交际活动。

第六，词典编纂理论研究。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先生在接触社会语言学后，对语言学的新趋势有了了解，在词典编纂学的内涵和方法方面，受到启发，因而能够坚持真理，自觉抵制对来自那些缺乏语言学常识，在词典编纂方面无知的政治流氓的批判。他把词典编撰学与社会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撰写的五篇系列论文，不仅内容丰富深刻，而且文字优美，受到读者的喜爱。这五篇论文分别是：《释“一”——关于词典收词、释义的若干问题随想》《释“大”——关于词典学、语汇学和社会语言学若干问题的随想》《释“鬼”——关于语义学、词典学和社会语言学若干现象的考察》《释“典”——关于词书的记录性和典范性以及词书的社会职能》《释“九”——关于汉语书写系统的社会语言学考察》(陈原 1998)。他认为词书是没有阶级性的，不应该硬把政治内容塞进词书里去。词典要推陈出新，内容要不断更新，编纂方针、编辑体例、编排、装潢等都要不断革新。关于词书的规范，先生主张辞书编纂家要在国家规范的指导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敢于超越规范。不要漠视社会规范的变化和它引起的语言变异，不要单纯地采取“严防死守”老规范和语言净化主义的立场。先生的这些思想，对于后来中国辞书界有关规范化的两次激烈争论，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七，先生对汉语汉字研究的定量分析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在担任国家语委主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所长期间，先生支持、倡导和策划了现代汉语若干要素定量分析工作，主要是字频测定、常用字测定和通用字测定。现代汉语字频测定的成果1985年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其结果是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由以往的定性分析过渡为从定量到定性分析的一次具体实践，开辟了语言文字研究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新局面(王均 1995:194)；常用字测定的成果是《现代汉语常用字表》，1988年1月26日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通用字测定的成果是《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年3月25日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2013年6月5日国务院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是在以上两表基础上制订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配套规范，是现代记录汉语的通用规范字集，体现着现代通用汉字在字量、字级和字形等方面的规范。《通用规范汉字表》共收录汉字8105个。

第八，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队伍的建设贡献力量。先生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团结了所内外一批著名学者(王均、陈章太、曹先擢、陈建民等)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带社会语言学研究生，在学术会议上作报告和到高校做讲座演讲。《新语词：社会语言学的考察》(陈原1998)一文就是1986年在高校演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

三、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分期

陈原先生的广博知识形成了后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特色。先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陈原语言学论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三卷本中。先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道路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酝酿期(1979年前)；(二)形成期(1979-1983年)；(三)成熟与发展期(1984-2004)。

(一)酝酿期(1979年前)。这一时期先生的研究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多种学科。他年轻时也自称是“文学青年”，发表过散文、杂文、书评、新诗等作品，翻译过苏联的电影文学脚本(《列宁在一九一八》 1939)和话剧(《莫斯科性格》1949)；他曾经涉足地理学，编写过《中国地理基础教程》(陈原 1940)；因工作需要钻研过国际政治，1947年在上海为《时代日报》撰写每周国际评论的文章，1960年代初为《红旗》杂志每期写一篇批评霸权主义的小评论；他对美术和音乐也发生过浓厚的兴趣，翻译过两部有关音乐的著作。他还曾经热衷于世界语运动和中国文字改革。这些经历为他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难怪他把语言、音乐、雕塑、绘画、建筑融为一体，看成都是传递信息的媒介。

这一时期发表的与社会语言学有关的论著主要涉及文字改革和出版工作方面的内容。先生30年代就参加了拉丁化运动的讨论，主张采用拼音文字。见《陈原语言学论著》(三)第39-49页《汉字的改革运动》《中国语拉丁化的理论与实际》《中国拉丁化分区问题》等文章。

1940年《垂死时代的语言渣滓》(见《陈原语言论著》61-63页)论述了语言与时代变化的关系：“时代变更了，前个时代的语言渣滓却遗留着，但是语义却因惯用而起了变化”。自称这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分析语言现象的论文。

(二)形成期(1979-1983年)

这一时期先生出版了两部代表作，一部是《语言与社会生活》(陈原 1980)，另一部是《社会语言学》(陈原 1983)。《社会语言学》一书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框架，是既有较高社会语言学理论，又密切结合中国社会实际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开山之作。该书文风朴实、生动，可读性强，不是搞语言学的也能读懂。吸引了一些原来不是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来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这两本著作与西方社会语言学论著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有关语言灵物崇拜、语汇变异(西方侧重语音)，方法上重视辩证唯物论，重视语言的群体变异(柳凤运等 1997：71)。

(三)成熟与发展期(1984-2004)这一时期代表作是《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陈原 1988)、《语言和人——应用社会语言学若干探索》(陈原 1994)、《社会语言学论丛》(陈原1991)。《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专门论述语言变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交际和社会语言学的定量分析。《语言和人——应用社会语言学若干探索》进一步阐释语言变异、语言接触、语言与信息等重要问题。《社会语言学论丛》收集了先生1981年至1986年撰写的专题论文以及演讲记录、报告提纲、研习札记等，包括语言与社会、语词与语汇学、现代化与规范化、语言与信息、术语和术语学等五部分。这些成果进一步深化了《社会语言学》一书中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例如有关定量分析，语言变异与规范的关系，新词新语等内容都是这一时期深入阐述的重要问题。

1998年在《廿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丘成桐等 1998)中提出中国语文廿一世纪将面对的十个重要问题，对中国的语言规划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先生认为“汉字文化圈”是不存在的，是一个不科学的术语。先生不赞同二十一世纪是汉语的世纪的提法。先生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多语言的世纪。即使中国强大了，国际上学汉语的人多了，也不能说、不应说、不必说廿一世纪是什么“汉语的世纪”(丘成桐等 1998:36)。这些论述表明先生具有学术远见和胸怀，对当前某些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具有警醒作用。

四、社会语言学学术思想的来源

陈原先生社会语言学学术思想的来源有着广泛的古今中外学术根基。他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跟二叔公学习过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大学阶段学习的是工科，掌握了比较扎实的自然科学知识，后来因工作需要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还积极参加了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接触了语言学理论，尤其是深入研究了西方的社会语言学理论。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多元的理论素养是先生社会语言学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

陈原先生学术思想来源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唯物辩证法，中国语言学前辈和西方社会语言学家的学术思想。

先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世界观，这必然会影响他对语言现象的观察与分析。先生一贯具有理论自信，自称《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是用辩证唯物史观研究社会语言现象的第一本著作。在《关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对象和方法论》(陈原1998：34)一文谈到“方法论”时，先生认为社会语言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大面积的调查研究(利用新技术)；系统的调查和观察、随机观察。先生在《对社会语言学若干范畴的再认识——古典再出发：回顾与思考》(陈原1991)一文中对自己的著述进行了回顾，检查是否符合唯物辩证法，因为先生确信只有在它的光照下，研究才能更加符合实践以及更加满足实践的需要。

中国语言学界前辈有关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对先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也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如赵元任、罗常培、许国璋等。先生在《<赵元任年谱>代序》(赵新那 黄培云 1998)，《赵元任全集前言》 (赵元任 2002)，《<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序》(苏金智 1999)等文章中，高度评价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多次提到自己受赵元任的影响。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罗常培 1989)对先生也有深刻的影响。《语言与文化》书中有一章讲“从语词的语源和演变看过去文化的遗迹”，先生《社会语言学》第十一章“从语言变化探索社会生活的图景”，隐约可见从罗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

西方社会语言学家对先生社会语言学理论框架的形成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特鲁吉尔、布赖特和费希曼。是特鲁吉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引导先生走向社会语言学这一学科(柳凤运等1997：51)，先生在《关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对象和方法论》(陈原1998：35)中认为特鲁吉尔确定的六个社会语言学研究对象(阶级、民族、种族、性别、地域、语境)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布赖特的语言与社会共变说(Covariance)为先生所接受并加以发挥。先生认为，“共变”论是布赖特第一次提出来的，社会语言学要探索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入“共变”的范畴(陈原 1983:4)。费希曼的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对先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和人———应用社会语言学若干探索》一书中。先生称费希曼是当代社会语言学开山祖之一(陈原1994)，并且接受和采用了费希曼的“应用社会语言学”的概念。

五、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陈原先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享誉海内外，在社会语言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语言与社会生活》1979年4月香港三联书店初版，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11月收入“三联精选”文库再版。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日中学院、爱知大学的松岗荣志、陈立人、白井启介、刈间夕俊四位译成日文1989年在日本东京凯丰社出版。2001年2月，台湾商务印书馆作为“OPEN1——最前端的思想浪潮丛书”出版了《语言与社会生活》《在语词的密林里》《语言与语言学论丛》等三本书。

《语言与社会生活》出版后得到中国语言学界老前辈吕叔湘、叶圣陶的肯定。吕叔湘先生(1980)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读后》的介绍文章，称赞该书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好书，并且专门就陈原先生所论述的“洋泾浜英语”“语言灵物崇拜”“语言塔布”等重要问题进一步补充发挥。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宗炎教授在《社会语言学》一书出版后在《读书》杂志发表书评(王宗炎1984)，称这是一本有特色的语言学著作。王宗炎认为该书有三个明显的特色。

语言学家写书，一般力求严谨，可是往往陷于枯燥晦涩。作者打破常规，放笔直书，无格格不吐之病。这是特色之一。有的语言学家功底深厚，但是视野狭窄。作者兴趣广泛，谈起学问来，新的如信息论、符号学、模糊数学，老的如词典学、民俗学、人类学，他都有话可说，而且说得比别人清楚。这是特色之二。社会语言学牵涉到哲学问题、文学问题、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心理学问题。这些问题很复杂，有的还很敏感。由于潜心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作者对于许多问题都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例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大家知道曾受恩格斯的赞赏，可是作者根据中国的历史事实，指出其中有某些臆说(244—245页)。如此实事求是，是难能可贵的。这是特色之三。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马歇尔(David F. Marshall)在费希曼主编的《国际语言社会学学报》第81辑(1990)的致谢和导言上都极力推崇陈原先生，说陈原先生毫无疑问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这一学科的主要创建者，《语言与社会生活》和《社会语言学》这两部书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著名方言学家张振兴(2016)认为中国社会语言学走了一条与西方社会语言学不同的道路，功劳是陈原先生的。张教授说，“中国社会语言学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兴起比较晚了，著名语言学家和出版家陈原先生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原先生1979年出版了《语言与社会生活》，1983年出版了《社会语言学》。后来这两书同时收入《陈原语言学论著》卷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这两本著作标志着中国社会语言学已经开始走向成熟。” “陈原先生学识丰富，广征博引，文采飞扬，举例就在你身边，他这两本著作很快风行学界，很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立纲张目。最近二十来年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

六、结语

陈原先生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影响不仅仅在社会语言学界和语言学界，先生的学术思想对中国的文化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香港学者陈万雄在《陈原：中国近代文化启蒙的“殿军”》的演讲中称陈原先生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也是近代革命知识分子最后的奠基人”； “他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对西方、对世界有全面认识、受过教育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这批人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他同时将整个中国的历史责任放在自己心上，一个是救亡，另一个就是启蒙，这两重目标是同时进行的，陈原就是这样的人”(陈原等 2008)。

2018年是陈原先生诞辰100周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和有关部门将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先生的学术思想，尤其是社会语言学的学术思想，将会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引领我们取得更多更扎实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