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要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一、新政治人类学维度下的“人性”解读

传统政治人类学者董建辉曾说：“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政治人类学不得不证实一个现实，即人类学所研究的几乎所有社会，都已融入世界大体系之中，而且大都集中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到目前为止，传统政治人类学存在两个问题：(1)界定及接受度仍比较模糊；(2)处于探索阶段，学界对其内涵及边界并未形成统一认识。这是传统政治人类学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因此，新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应运而生，它由中国学者陶庆提出，在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政策科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交集融合的背景之下诞生，强调不同学科间的融合与交叉，强调跨学科的理论建构。“政治学科学化”与“人类学政治化”致力于研究权力关系在人类社会中的产生和运作，力求在处理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力之间产生良性互动的内在关系，这就要求“管理学人性化”操作，反对僵硬的机械管理，转为对人的价值的重视。“民族志写文化”“政策学田野化”，同样离开管理学知识也无法独善其身。因此，这样的一门具有多元理论基础的新型学科以一种全新的视野进入了当下的政治和文化系统。

新政治人类学以政治哲学作为基础，兼顾文化人类学之要义，以政治科学为改良方向，突破传统政治人类学的以文化为基础的探讨，结合现实的社会管理，最终以公共管理为目标。而面对繁杂的管理学体系、汗牛充栋的管理学著作，要求人们在对新政治人类学“五化”统一的研究中，贯穿在政治学、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各种理论都离不开一个核心概念——“人”，对人进行管理、管理中的人以及人如何去管理的研究等，是管理学始终探讨且持续被学者多层面、多维度进行讨论的问题。

(一)何为人性？

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就有诸如毕达哥拉斯等哲学家曾涉及人性管理这一理论，更有米利都学派对其要点做出界定，更不用说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各位先哲，从未停止过对“人”的价值的探讨。文艺复兴以来，“从普罗泰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到笛卡尔发出‘我思故我在’的呼喊，而现代人性主义提出‘有意识的人是主体，主体是出于主体地位的东西，主体性即是主动性、创造性、能动性’。”这些思想和理论均是人类对现代社会中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他们都实然验证了西方哲学对于人性的探讨。而追溯到古代中国，孔子、孟子等的探讨及立论也是从对“人性”的探讨出发延伸而来，一直到当代社会，“人”如何实现其自身价值、回归人的本质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始终是学者探究的主要话题之一。鲍桑葵曾在《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一书中提到：“国家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是实现最美好的生活”，而“最美好的生活，就是使我们的存在扩展到最大限度”。[1]诚然，在政治哲学研究范畴中，时代背景的不同使政治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也有显著不同，但可以看出，人与国家的关系是西方政治哲学家始终未曾放弃的探讨话题，始终贯穿西方政治学发展的逻辑要点是对“人”的价值的探讨。

而绵延至今悠悠数载，历经无数先哲与仁人志士，人们对于人性的认知至今也未能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何为人性？即人的一切属性、人拥有的动物不曾有的属性和人的最根本属性，这三个关键词有助于人们理解人性的涵盖范畴，也能进一步理清人性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而本文对人性层面的探讨不对人性与人的本质进行进一步区分，将其统一在对人性的探讨之中。由此可以作出以下简单界定：人性即在环境与人相关联中表现出来的人的全部属性。而管理学人性化即是遵循人的本质进行管理，根据人性的规律性特点进行统筹。

在系统科学的视角下考察人性，会趋向于将其理解为多要素在结构层次的复杂系统中复合而成的集合要素。在时间与空间的双维度中去思考，这就使得人性系统展现出整体与稳定的特点。本文在相对稳定性特征与发展变化性特征的特点下进行综合分析，用发展比较的眼光来研究人性的特征有助于接下来理解管理学人性化提出的必要性和意义。

人性的相对稳定性，从时间上来说，即指不同时期对人性的讨论所围绕的总层次、总要素无明显差异；从空间上讲，就是指不同国家地区所遵循的人性的观念并无本质差异。在传统的文化人类学中，人类学家认为人是一种文化聚合而成的动物体。卡西尔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将人类的人性与符号学相关联；黑格尔强调理性，认为应在理性的基础下讨论人的本质。即使探讨的内容不同，但其关于人性的讨论具有历史同一性。在当今现实社会中，无论隶属哪个民族、集团、政党，不管是个人，还是在集体中，关于人性的讨论也不存在差异，都会思考其个体的诸多心理因素，即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二)管理人性化中的“人性”解读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及组织环境的迅速变化，管理学想要改变被动适应状况，就必须进行全面彻底地变革与创新，用人性化的管理风格推动政府行政管理，坚持公众参与的视角，推动“人性化”管理的创新与发展。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即用政治科学引领政治哲学的发展，将传统的政治人类学引入政策、公共管理层面。而在管理学人性化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人性假设”这一概念，“人性”是一极为宏大的概念，通过人性假设可更为细致地分析各管理理论中涉及的具体体现人性的观点，以解析“人性”两字到底如何渗透管理层面，又是如何被表达。

“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己。”《马恩全集》中的这句话深刻体现了人性的发展与变化的强烈特性。人性的复杂不仅体现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矛盾中，更是理性与感性的交锋、属灵还是属欲的纠葛。但也正是这些交锋的存在，使得人性演变有其内在的脉络和动力，也逐渐建构其人类发展的内在情感逻辑。人性在每个人身上的体现不同，且在每个历史时期所关注的焦点也有所不同，人是历史发展的前提，又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站在发展的观点上来看待人性，更有助于人们理解当代社会问题。我国东汉早期，王充在《论衡》的《本性篇》中列举过人性的分类：“性善，性恶，性有善有恶，性无善恶，性善情恶，性情相应，察己顺性。”直至今日，人们对人性的讨论仍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人性本善或本恶；(2)何为人的本质或人的价值；(3)人性与情感的关系；(4)人性与集体(社会)的关系。也只有正确把握人性的基本属性与时代内涵，才能正确认识以上四方面问题的根本内涵。

因此，要理解新政治人类学“五化”统一中的管理学人性化的重要地位和意义，首要的一点就是厘清“人性”这一绵延至今的词汇，新政治人类学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强调人的价值回归，反对僵化机械式管理，提倡多元性与多样性，因此以下笔者将通过“人性”在管理学中的发展脉络来阐述新政治人类学“五化”下的管理学人性化的根本要义所在。

二、新政治人类学的“人性”思想路径

(一)灭人欲下的早期管理思想萌芽

在人性受到多方压制的早期社会中，各方面条件极为不成熟，此时的管理只是满足自给自足需要的单一实践方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组织，这时管理思想便应运而生，如西方早期的埃及金字塔、汉谟拉比法典闪耀光辉、中央集权帝国从古罗马帝国崛起。18世纪中期，《国富论》的诞生给管理思想学界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曙光，其中，分工理论的产生是管理学的重要根基，推动了早期管理思想逐步成型。而在古中国，也有《孙子兵法》《战国策》等著作，为管理统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

(二)人性部分解放——古典管理理论的闪光

19世纪前期，管理学中有极为重要的三大管理思想：泰勒的科学管理、法约尔的一般管理、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这标志着古典管理理论的产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日渐凸显，劳资双方矛盾日趋突出，因此，古典主义理论主要围绕缓解劳资双方矛盾、提高效率而产生，这也注定其着眼点不会过多考虑“人性”这一作用。到20世纪初，部分管理学家意识到单纯考虑效率因素并不能完全促进生产，强制性原则有时反而对提高效率产生阻碍性效果，因此，一众学者开始关注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与组织管理中的作用，行为科学产生，此时人际关系学派也初露头角，这标志着“人”这一要素在此时被提上管理学的日程上来。麦格雷戈用“X/Y理论”引入管理学对人的讨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作用和重要性进行了论述。这些转变促使管理人员对人的管理一改以往的全盘压制手段，同时给予了被管理者更多空间，大大解放了人的个性与自我。

(三)新时代人性的完全解放

随着人类学、社会学、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形成，并经历了蓬勃发展的阶段。1961年12月，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使用“管理论理论丛林”来描述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特征，“管理理论已经发展成为盘根错节、枝繁叶茂的‘热带丛林’”。[2]这显示出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多方向、多维度综合体系的形成。

佩龙和葛尔力曾指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或管理主义与民主政治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即自主性与民主责任、个人远见与公民参与、秘密性与公开性、风险承担与公共财货的监护之间的冲突，的确是有道理的。”虽然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中极为重视人的作用，但如何应对管理与民主政治价值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个人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仍是需要考虑的重大课题。在实际管理活动中，更为关注“人”这一要素，不仅要从管理方式开展，更重要的是理解人的本质与特点；不仅要追求效率，还要切身关注人的发展，实现人的最大潜能。但“人”这一要素始终是作为管理中的客体而存在，这一问题将是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是削弱了人的作用，甚至“管理者”这一重要管理要素在某些领域也让渡给了“机器”，这大大解放了人本身，却也对在管理中如何加强人的地位这一问题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考验。

三、回归“人的价值”的现实意义

自古以来，有关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理论研究致力于从不同的角度将人性归纳为一种特定的假设框架之内，却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人的心灵世界是一个广阔的领地，因此，人永远不能被定义为某一种特定的类型，但人作为社会动物，其本质需求则是管理学可以把握的方向。管理学需要人性化，是指管理的过程需要考虑到不同人之间的差异，而并非限制和约束人的才能的发挥。

“韦伯认为理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并将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也称实质理性、规范理性、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也称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科学理性)。”[3]理性思维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并成为人们看待日常生活的最主要思维方式。而在现代性理性精神分化下，价值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分界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转向，“价值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区分标志着作为现代性主题的理性精神的分化，它使现代性的研究在诸多哲学社会科学中出现了两大传统的分化，分别形成了科学主义(scientism)与人文主义(humanism)两大思潮。”[4]在科学主义的指引下，人们趋向把人看作大自然的一部分，认为自然规律的观察与探索可以用来研究控制人的行为。在科学主义中最具特性的方法是实证主义方法，人们通过实际调查与研究得出结论，而不再单纯依赖于思维的延展性。而价值理性下的人文主义思潮，将人自身重新引入思索的本位中来，将人本身作为对自我、他者和自然探索的出发点，然后从中提取人自身的价值。

新政治人类学对于管理的理解是带有人文关怀的，“管理是关于人的，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与对人性的认识紧密相连。”[5]人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麦格雷戈将其界定为从“经纪人”最终过渡到“复杂人”的转变。人有思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人自我实现的需求作为人的终极需求，无论是政治，还是管理，都要以人为本，为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帮助。

回到新政治人类学中，回归“人的价值”，寻求美好生活的愿景是最终目标，而传统管理模式下的考核和绩效管理使人们如同机器一样运转，人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最后那一排排冰冷毫无意义的数字，这种现象的产生使得管理学人性化的提出尤为迫切。新政治人类学将人类学引向政策，引向管理，又不单单局限于管理，并将管理发展到人性化层面，使人类学与当代实际相结合，赋予人类学以新的生命，具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归“人的价值”，即回归到传统政治哲学中的重视人的多元性，以“人”为主体视角，重视差异与多样性，这并非阻碍政治的发展，而是推动了政党、政治的个性化发展，摒弃了传统的僵化的管理模式，加强民主的满意度和参与感。人的全面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终点。因此，新政治学人类学中的管理学人性化给人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即如何通向美好愿景，如何有效提供实现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四、余论

对于新政治人类学而言，其是对传统政治人类学的突破，更在时间和空间范围上摆脱了传统政治人类学的框架，新政治人类学所强调的多元学科融合，使得这门新型学科肩负起了更重大的使命和挑战。新政治人类学站在文化整体的高度上俯视世间百态，研究人类早期社会的政治形态、权力结构，甚至可以追溯至人类社会诞生之前的黑猩猩时代，并且由于新政治人类学的学科交叉性质，致使研究者需要从研究的方法、本质、研究对象、研究的过程等方面对这门学科进行多方位阐释，才能使读者对这门学科的内涵形成一个系统的、多重维度的认识。

新政治人类学关注的是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以整体性的视角从空间和时间上突破了传统人类学的学科，其所肩负的使命是整个人类的社会价值。新政治人类学所关注的人性及实践的真理性，是其区别于传统政治人类学的重要突破。因此，在研究解读新政治人类学中，不应将文化局限于人类习俗、地区特色等方面，这是对新政治人类学内涵界定的误解，而应将文化放置于宏观的整体之中，既包含地区的民族特色，同时也引入了权力、关系等因素的探讨，这样的内涵决定了新政治人类学视域的完整性，也解决了传统政治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狭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