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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为邻
——论余华小说《活着》的生死哲学

2018-03-07张艳姿

文化学刊 2018年8期
关键词:福贵余华生命

张艳姿

(中共歙县县委党校,安徽 黄山 245200)

20世纪80年代,余华的先锋小说从《一九八六年》中的自虐型精神病人,到《四月三日事件》中那个被迫害狂少年,再到《现实一种》中山岗与山峰兄弟间近乎心理变态的原始攻击行为等,不论是其艺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都因其巨大的开创性和突破性,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全新的感觉,因而也确定了余华在中国文坛的地位。[1]到了20世纪90年代,余华转向现实主义后创作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三部长篇小说,不仅让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动摇,更是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如果说,余华前期的小说的“先锋性”是通过聚焦血腥、暴力、死亡、冲突来找到他现实主义创作的一种写作表达,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三部长篇小说则更注重用冷静的笔触去描写人生所要面对的苦痛和死亡,在对现实生活和人生经验朴素而有温度的阐述中弥漫着他的悲悯情怀,这也使得这些小说一经问世,不仅获得了来自方方面面的赞同,也让世界文学界掀起了不同维度的解读。而《活着》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

余华透过《活着》深入地探讨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思考着中国老百姓活着的意义,在普通大众身上寄予了强烈的人文关怀。正如在韩文版“自序”中,余华说:“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2]本文旨在通过解读《活着》文本,探析主人公福贵在生与死的冲突、对立中的价值追求和生死哲学。

一、向死而生,对生命的敬畏

福贵,正如他名字所寄予的深意一样,家里有一百多亩地,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阔少爷,他的老婆家珍是城里米行老板的女儿,正如他的回忆所说的“有钱人嫁给有钱人”。[3]如果,没有他的吃喝嫖赌、浪荡堕落,他可以一直活得那么“潇洒”。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他在龙二设的赌局里输光了家中仅剩的一百多亩地,自此,他既福且贵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待他的老父亲把家产换成铜钱,让他挑着去还清了债务并于一个黄昏从村口的糞缸上摔下死去后,苦难和悲痛开始同福贵如影随形。生活一次次将他推进绝望的境地和痛苦的深渊——目睹着身边至亲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而他除了“活着”,别无选择。[4]福贵在为老母亲请医生的途中被抓了壮丁,母亲病逝时尚不知道自己的儿子身在何方,是死是活。再后来,随着作者冷静的笔触,看到福贵的儿子有庆因被过量抽血而失去生命,女儿凤霞难产大出血死在医院,妻子积劳成疾离开了他,女婿被水泥板夹死,命运似乎不愿意给予这个老人一点点可喘息的慰藉,年幼的外孙子苦根因为吃多了豆子而意外夭折。可以看到,陪伴在福贵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临到暮年,老迈的福贵孑然一身,唯有同一头老牛“福贵”相依为命。

读者咀嚼着福贵的回忆时,万千钧的苦痛不仅压在了福贵心上,也压在了每个读者的心上。读者体味着福贵的那些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也颇欣慰于作者的写作由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的巧妙转变,这样,福贵经历的多余常人的苦痛,从福贵本人的记忆式的叙述中一点点还原出来,我们竟能于苦难和辛酸中感受到些许甜蜜和快乐,这是作者的仁慈。正如美国《时代》周刊所言:“中国过去六十年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一一发生在福贵和他的家庭身上。接踵而至的打击或许令读者无从同情,但余华至真至诚的笔墨,已将福贵塑造成了一个存在的英雄。当这部沉重的小说结束时,活着的意志,是福贵身上唯一不能被剥夺走的东西。”[5]

在这部小说中,读者看到福贵亲手埋葬了身边所有的亲人,他的回忆是由身边亲人一个接一个的死亡所连缀起来的,都说“幼年丧母,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是人生四大悲事,福贵的人生不停地在上演各种悲剧,不禁让我们扼腕叹息。但是,对于每个人仅有一次、最宝贵的生命,福贵是珍惜、敬畏的,福贵承受住了命运给予他的一波又一波的打击,仍然顽强地活着,而且活得越来越通达、越来越睿智。

《活着》中福贵的经历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平民大众生活的一个缩影,当苦难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融入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命运里,那么好好“活着”就成为支撑人们生命信念的最顽强的精神力量。

二、顽强地活,带来温暖和希望

大仲马在长篇小说《基督山伯爵》最后一句话这么说道:“人类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水手爱德蒙·唐泰斯在结婚前夕且即将升任船长时,被人诬陷入狱,是“等待”和“希望”让这个年轻的大副挨过了牢狱里暗无天日的苦闷时光,激励着他逃出监狱并找到宝藏,最终化身上帝的使者完成了复仇的使命。作者通过唐泰斯的故事也是想要告诉读者一个道理,那就是身处绝望之境不要轻言放弃,泰然接受命运的安排,等待着希望的到来。尽管不幸的经历各不相同,但勇于接受苦难,不放弃心中的希望,这点在唐泰斯和福贵身上都能找到。纵观福贵的一生,死亡贯穿了大部分,但对活着的憧憬,也带给福贵和读者一丝希望和温暖。

初读《活着》容易被里面不停的“死亡”描写左右心绪、伤心不已,但深入进去,则能于悲伤外感受到一股强大的生的力量。这股盘桓在“生”和“死”之间的力量,为作品注入了一种新的解读。[6]福贵的母亲常常在安慰福贵时这么说:“只要人活得高兴,就不怕穷”[7];被抓壮丁后,逃了七次却还被拉了回来的壮丁老全也时常对福贵说:“……老子死也要活着。……只要想着自己不死,就死不了”[8];后来,面对龙二被枪毙一事,福贵告诫自己:“这下可要好好活了”[9];儿子因给难产的县长老婆献血而被过度抽血死去时,知道县长是曾经一起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春生,福贵说:“春生,你欠了我一条命,你下辈子再还给我吧”[10];就连那头待宰的老牛,知道被福贵买下,通人性的它知道自己不会死了,立马站起来,不掉泪了……这些都使读者从苦难和困境中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向生的力量。也许是为了强化生命的坚韧和顽强,作者让我们看到了,老年福贵和老牛“福贵”相依为命的日子还过了那么久,甚至被村里人说是“两个老不死”,这样,前期苦难的渲染与后期福贵宁静而达观的活着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作品中一个个死去的人同每个活着的人包括动物对生的强烈渴望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对比和反差,衬托出生命意志的坚韧和顽强,衬出“活着”带来的温暖和希望,而这种温暖和希望恰是《活着》所要凸显的主题。

三、“生”与“死”的冲突和对立

生与死的问题是人类自有意识以来思考最早、最久也是最多的问题,它是中西方文化和哲学领域必然要关注的问题,也是中西方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西方文学作品关注生死问题主要侧重于强调“灵魂不灭”,通过个体肉身的折磨与死亡的对抗来烘托出个体形象的崇高,通过强化死亡的壮烈来凸显精神的高贵和伟大,从而使人物获得一种超出肉体之外的永生。如“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为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盗取火种,见罪于天神,遭到严厉的惩罚,这里的普罗米修斯被塑造成一个不屈从于暴力的英雄形象,是“哲学的日历中最高的圣者和殉道者”。通过强烈的“生”与“死”的冲突和对立,突出个体形象的崇高,强调精神的永生。

相比之下,中国文学作品对“生”和“死”问题的关注,更多的是强调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不惧怕死亡;但也强调生的可贵,如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国传统的生死观更多的是积极地、乐观的、向上的,尽管没有强烈的冲突和对立,但有一种静水深流的润物无声的作用,这点在《活着》里体现得尤为深刻。

正如余华在《生与死,死而复生》中这么写道:“有关死亡世界里的万事万物,我们早已耳濡目染,所以我们的阅读常常无需经过叙述铺垫,就可以直接抵达那里。”[11]他还强调:“一个人和其灵魂的关系,有时候就是生与死的关系。这几乎是所有不同文化的共识,有所不同的也只是表述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中西方文化起源不同、文学作品的表现内容和呈现形式不同,但我们仍能感受到忧郁王子哈姆雷特思考“生存还是毁灭”时的痛苦和困扰,同样,西方读者也高度评价“《活着》是不失朴素粗粝的史诗,斗争与生存的故事,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残忍与善良的形象。”[12]

《活着》中福贵的经历所体现出的“生”与“死”的冲突和对立,不仅仅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的生活,更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普通大众为了生存而同命运抗衡的缩影。所以,读者不仅能在《活着》中读到属于福贵的“生”“死”经历,还能于其中感受到自己的命运,看到些许自己的影子,这种感受让人们更多地去关注那个时代、那个群体,并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四、结语

余华在《活着》中,用平和、舒缓、克制和宁静的语调,通过细腻逼真的细节描写,借助福贵的记忆式叙述,还原了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的人生经历。在小说中,读者看到了一个平凡的人面对困境时的努力和坚持,看到他在“生”与“死”的冲突和对立下的挣扎和不屈,看到了在苦难和厄运中,求生力量的伟大和亲情、友情的可贵。《活着》让每个人在阅读中形成共鸣,在共鸣中观照自身,从而对于仅有一次的生命更加敬畏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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