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华 周延飞

(山东华宇工学院，山东 德州 253034)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施乡村文化振兴行动，推动乡村文化生态繁荣兴盛无疑成为乡村振兴的战略要义。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作出了部署，提出要传承发展农耕文化，走乡村文化生态兴盛之路。“十三五”期间，山东加大了省财政资金投入，支持开展乡村文明行动建设示范工程。通过实施乡村记忆工程，在乡村文化遗产和传统乡土建筑富集、文化底蕴深厚的乡村和社区，因地制宜建设民俗生态博物馆、乡村(社区)博物馆，集中保护、展示乡村传统文化，丰富乡村文化生活。[1]文化作为一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以其先导性、战略性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精神激励、智慧支持和道德滋养。“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这个“魂”就是乡村文化的自信。

二、鲁西北运河乡村文化生态现状

近年来，我国乡村进行了三次大规模重构，历经新农村改造、美丽乡村、特色小镇三个阶段。乡村社会在经济发展、村容村风、环境治理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是在“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各地积极挖掘乡村历史文化元素，试图从中寻找美丽乡村的历史根脉，着力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和利用，重振乡村文化。如浙江省自2012年起，全面展开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先后启动对172个历史文化村落重点村和868个历史文化村落一般村的保护和利用工作，修复古建筑3 000余栋、古道212公里等。[2]福建省2016年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改善提升了10个历史文化名镇和传统村落。贵州、广西、海南等地也将传统村落保护、民族文化发展和乡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山东省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同样也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支持传统村保护和发展，截止2017年，先后公布了四批402个省级传统村落，其中包括聊城、德州17个传统村落。

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违背美丽乡村建设本意的做法，比如“过度硬化、过度用地、环境污染；大拆大建、生搬硬套，一方面肆意毁掉传统村落，另一方面制造假古建，盛行‘拿来主义’；不重视农民的意愿和需求，千村一面地开展村庄建设；对传统文化不够尊重，例如在北方地区建徽派建筑；试点村选取上‘嫌贫爱富’资源过度向名村、富村倾斜，而亟需开展建设的落后村庄的相关投入较少，示范村与非示范村之间存在政策性‘马太效应’。”[3]

另外，农民工“打工经济”的迅猛发展也造成了乡村“空心村化”“文化空心化”的现实问题，传统的农耕文化正在悄然发生改变。韦祖庆认为：“传统的农业思想已经发生隐形变化，原来厚重的农业地位已经变轻，对于土地的情感也开始发生变化，由此也使得传统农业习俗逐渐消失——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原有的耕作方式和亲情平台都被相应改变。”[4]这些变化随之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如农耕思想衰减、生产习俗湮灭、乡村权威消解、乡贤文化失落、传统管理机制缺失、传统节日变异、民俗文化伪化等。

城镇化和“打工经济”确实促进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同时又促成了乡村“文化空心化”现象，而依附于乡村中的传统文化基因也出现了“断代”。以运河古村吕庄子为例，该村历史文化遗迹丰富，域内有“贝州遗址”“高鸡古泊”“十二连窑”等多处古迹和“运河船工号子”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磨香油”“木匠活”“滚钩捕鱼”传统技艺。但这些丰富而优良的文化基因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掘、保护，更没有加以有效地传承和利用，严重制约了该村特色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主要原因是，原本不足700多人的村落，仅剩下不到一半的“603861部队”，几乎50岁以下的青壮劳动力常年外出打工或移居他处。这不只是乡村经济资源的匮乏，还存在着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乡土情感的隐退性，客观地造成了乡村文化的断裂。

研究者以为，造成这些负面现象的根源在于，对传统乡村资源争夺严重动摇了乡村的“原生态”文化基础，以至于乡村文化生态环境遭受了破坏。在经济发达地区，现存的文化遗产能保留下来的已是屈指可数。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遗产资源相对较为丰富，这就造成各地乡村文化发掘、保护和发展不平衡问题。孔祥智指出：“农村尤其是偏远农村大多都还保留着古村落、古建筑等有形财富及附着于其上的无形资产，仍然保存着历史遗留的地域、民族、习俗、礼仪、节庆、建筑等方面不同的风格。正是这些与城市同化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财富，才让乡村文化生态显得弥足珍贵。”[5]山东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又以文化大省的态势享誉全国，但相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落文化生态建设存在明显差距，与江浙地区比较，山东大运河域内的乡村文化发掘、保护和利用方面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目前，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拥有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优势，而较为落后的普通乡村并没有引起各方面的足够重视，尤其是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这一点值得关注。

2013年，胡彬彬提出“小村落、大文化”的观点，说明乡村文化的丰富性和重要性。在大运河文化研究方面，青岛理工大学赵琳、王辉在《京杭大运河山东段传统聚落的调查与思考》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京杭大运河山东段传统聚落的类型及聚落景观地域特征，并对保护和延续传统聚落的乡土建筑文化在实践层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民进德州市委主委陈晓强在《关于后申遗时代大运河山东段保护和开发》中呼吁：“挖掘、整理和传承好附载在运河两岸的地方戏曲、民间传说和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使运河文脉得到延续、运河记忆得到留存。”[6]聊城大学吴欣教授则从大运河的地理跨度和历史文化内涵方面提出：“大运河开挖、畅通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因此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7]以上学者分别从大运河聚落景观、保护、开发和文化载体等方面阐明不同观点，但很少涉及乡村文化生态的发掘、保护及其建设问题。

三、鲁西北运河乡村文化生态重构的重要性

对传统乡村而言，“文化生态基因”的重构可以再结构民众的智慧和文化心理，积蓄更持久的“乡愁”力量。生态文化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积淀的结果，是由特定地域的民族世代因循延续下来的生活生产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文化要素构成的具有鲜明特质的文化体系。乡村聚落是文化的外构形态，文化是乡村的内核和灵魂，乡村与文化生态是一种“共生”关系，都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乡村文化生态属于一切自然状态下生存下来的文化，是民间原始的具有乡土气息的表现形式，拥有不可复制的“原生态”的文化存续体。“它沉淀了一种特殊的地方知识和民间智慧，一种特殊的文化表达类型和范式，一个特色的艺术体系和技术魅力。”[8]然而，延续几千年的运河乡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多数乡村出现“文化空心化”、文化人才断代、流失的现象。同样，依附于这些乡村中的传统文化基因图谱也发生了“变异”，当传统乡村需要重塑道德、制度、社会秩序时，必须要从其特定的文化与价值系统内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改变的动力。传统文化生态的构建能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和活力，是治本之策，而注重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只是治标之术，“乡村振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的难题。所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仍然是传统文化生态的重构问题。对于大运河域内众多村落来说，应更加珍视历史传承，延续乡村文化生态脉络，要让乡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6月大运河被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山东省启动“大运河历史文化长廊”规划建设。为此，鲁西北运河乡村应以此为契机，以县乡为单位，以村落为载体，调动民间智慧，充分发掘乡村文化遗产，深入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并以创新思维赋予其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内涵，重新构建起富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文化生态图谱”，这对于“振兴乡村战略”实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鲁西北运河乡村文化生态重构策略

“文化生态”作为一种文化范式，具有明确的内在复合系统，它衍生于特定区域历史、特定民族生存的地理时空，承载着区域民族的文化因子和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因。探讨乡村文化生态重构策略，需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发掘和传承好历史文化原真性；探索并汲取鲁西北运河乡村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化心理等因素，构建具有独特结构和功能的“一村一品”的文化生态体系。

《中国造纸》为专业技术性刊物，国内外公开发行，由中国造纸学会和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主办，主要报道我国造纸工业在原材料、制浆、造纸、废液综合利用及污染防治、机械设备、分析检验、工艺和质量控制自动化以及制浆造纸专业基础理论等方面的新成就和重要科技成果。

第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传承好历史文化原真性，为“乡村振兴”提供内在动力。因为那些代袭传承下来的，针对文化生态资源进行合理摄取、保护和利用的，以及民间知识和经验的文化积淀，是探索鲁西北运河乡村文化重要的“生态基因图谱”，对其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化心理等要素的研究，有助于构建具有独特功能的乡村文化生态体系。

第二，构建“一村一品”的文化生态体系。运河乡村文化生态体系是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复合生态系统，明确维系乡村已有文化生态特性所需要的优秀文化资源、类型，是文化生态重构的社会经济基础。科学规划运河乡村文化生态重构模式或策略，结合“一村一品”文化建设，将文化生态与经济生态和谐发展理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推动力。

五、鲁西北运河乡村文化生态重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一)乡村文化生态重构的基本原则

依据文化生态鉴定、防护、保存、修复、更新、维持和再生的原则，以及其发展并和谐地适应现代生活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将鲁西北运河乡村群落作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复合体进行重构，对其运河文化资源及各乡村在存续发展中长期形成的文化生态体系进行系统整合，找出该区域文化生态重构的农耕文明与社会发展基础，打破各乡村行政管理的区域限制及民族之间的管理差异，确立鲁西北运河乡村文化生态重构协调机制，制定其文化生态重构的有效方案。

(二)乡村文化生态重构的方法

采用文化生态学与乡村社会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作为文化生态构建的基本方法。

第一，历史文献研究法。鲁西北运河乡村域内传统乡村群落历史悠久，在15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有其自身的文献著录方式和保存方式，又有各学科学者形成的丰富文献记录。利用历史文献研究法对鲁西北运河传统乡村各个时期的历史文献进行梳理，能够再现当地人民世代形成的朴素文化生态意识及生态文明智慧，从而正确认识运河乡村文化生态体系及文化生态价值。

第二，乡村社会学实地调研法。设计详细的调查方案，采用社会学实地调研法对鲁西北运河乡村域内传统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等进行调研，了解运河乡村汉、回、蒙、满等民族的个性和共性，以及各村落的管理制度，总结归纳其已有的文化生态体系，明确值得保护和传承的传统文化生态智慧。

第三，文化生态学研究法。通过对鲁西北运河乡村域内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各种生态系统要素进行实地勘察，把握乡村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并注意文化与环境的动态变迁因素，从而掌握运河沿岸乡村人类文化群体在特定地理环境中的发展特征，为重构鲁西北运河乡村域内典型乡村文化生态策略提供依据。

具体方法是依托“大运河历史文化长廊”鲁西北域内县(区)乡村群落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乡村，将其作为乡村文化生态重构策略的对象进行试点研究，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1)探讨鲁西北运河域内典型乡村文化生态重构的社会基础：文化生态重构的文化生态资源及生态系统特征，维持系统所需要的重点资源及核心资源。(2)研究鲁西北运河域内典型乡村文化生态重构的经济基础。(3)研究鲁西北运河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与“乡村振兴”管理协调机制。

六、鲁西北运河乡村文化生态重构的应用价值

(一)提升人文素养

第一，重构乡村特色文化生态，有利于加强“乡村记忆”，培育“乡愁”情怀。在充分发掘和保护乡村聚落、传统民居、特色建筑、古树名木和民俗文化等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优化乡村人文环境，把乡村培育成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相融合的、运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聚落。

第二，重构乡村特色文化生态，转变生活方式。有效发掘、保护和弘扬运河乡村特色生态文化，使生态文化理念深入人心；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群众性生态文明创建活力，引领村民构建健康的文化心理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生活。

第三，重构乡村特色文化生态，促进乡村社会和谐。按照“文明乡村、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建设的要求，构建和谐乡村生态文化体系，推行“乡规民约”“孝善文化”等乡村社会和谐化基层管理，调节乡村多种利益关系，有效化解乡村各类矛盾纠纷，确保乡村社会和谐稳定。

(二)服务经济文化强省建设

第一，运河乡村结合自身的区位优势、产业特点、人文资源、经济发展水平，按照“一村一品”的要求，特别重视挖掘传统农耕文化、山水文化、人居文化中丰富的文化生态思想，把鲁西北运河乡村落打造成为弘扬运河文化的重要基地，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其服务于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助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第二，促进鲁西北运河乡村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以期在获得良好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时，能对其他乡村现代文化生态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