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哲

(中国矿业大学 外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一、引言

通过西进运动和美墨战争，美国征服了西部包括加州在内的广袤土地，将整个国家连成一片，但沙漠和山地却把加州和俄勒冈州与其他各州隔离开来。地理上的障碍极大限制了人口和资本的跨区域流动。据史料记载，1860年从“广东乘船去旧金山只需60天，而从密苏里去旧金山车队需走6个月，前者与后者相比，既快又便宜”[1]84。美国中西部的交通不便限制了劳动力和原材料的跨区域流动，增加了人口和资本的流动时间和距离引起的消耗，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东西部之间的经济联系，与资本主义对统一市场和便利交通的要求相悖。这种空间和经济上的隔离还可能引发政治上的分裂。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会于1862年决定拨款修建横贯美国东西的太平洋铁路①。

由于交通不便、路程艰险，美国东部的劳动力尚未大量涌入西部，且加州有限的人口更愿意从事淘金等利润更大的行业， 奴隶制也于1862年在全球范围内被禁止。太平洋铁路的建设面临劳工短缺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白人将目光投向华人，招募了约15 000名华工。这些华工主要通过契约劳工制赴美，在铁路完工后又从事农业开发等活动，为开发美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现有相关研究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华工产生的历史背景、华工的招募方式、华工遭受的剥削和虐待，对华工修建太平洋铁路的文学再现关注不多。事实上，铁路是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核心意象之一，作家对华工修建太平洋铁路的文学再现是一种记忆的政治，试图铭刻华工的贡献和遭遇，对主流社会的历史话语进行反驳(反拨)，证实华人在美国存在的合理合法性，为华人争取权利和生存空间。

二、华工遭遇和贡献的文学再现

负责铁路工程建设的克罗克(Charles Crocker)认为华人安静温顺、勤劳节俭、颇有耐心，动员铁路公司通过契约劳工制雇佣了约15 000名华工。克罗克对华人看似赞赏的认知背后隐藏着西方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认知暴力，即华人被动顺从、任劳任怨、缺乏主体性。在这种认知方式和历史语境下，“白人把华工视为沉默的他者，是黑奴的替代品，而不是像他们一样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华工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他们创造利润”[2]79。这就注定华工要遭受歧视和不公待遇②。据史料记载，华工大都通过契约劳工制赴美，他们被招工者诱骗、恐吓乃至绑架，乘坐肮脏拥挤的船只到达美国。由于疾病和暴乱等原因，华工死于途中的不在少数，比如经过80天航行抵达旧金山的“自由”号轮船上就有五分之一华人乘客死亡。[1]33

铁路华工悲惨的跨洋航行经历在不少华裔文学作品中都有再现。邝丽莎(Lis See)在《在金山上》(OnGoldMountain, 1995)中，记述了叙事者的太祖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作为契约华工，乘船从广东赴美，为铁路华工提供中医服务的经历：“人们像积木一样被堆在六英尺长、13.5英寸宽的三层床铺上，头上的空间只有17到24英寸”[3]6。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在《中国佬》(ChinaMen, 1980)中也描写了契约华工跨海航行之惨状：船上的华人“都被关在甲板下面，当水手们送来饭桶，提走盛呕吐物和大便的木桶时，甲板下的一阵骚乱和饭桶里冒出来的一股热气便算是换了一口新鲜空气。有些人随身带着几头猪，卧在几个铺位的下面，这些铺位看上去和停尸间里的棺材没什么两样”[4]93-94。在铁路工地上，华工也遭到了充满种族歧视色彩的不公待遇。比如白人每天工作8小时的薪水是45美金，而华人每天工作10小时的薪水却只有35美金，这显然是一种种族歧视，认为华人逆来顺受、软弱可欺。不过华工却一反这一刻板印象，发起了争取同工同酬的罢工运动。《中国佬》基于这一历史事实，对华工罢工的缘起、经过、结果进行了文学再现。这次罢工虽然没有实现与白人同工同酬的目标，但改善了华工的薪资待遇，改变了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刻板印象，拓展了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空间[2]82。

华工遭受的不公待遇是认知暴力和资本合谋的结果。白人将华工视为被动顺从、任劳任怨、缺乏主体性、和黑人一样的苦力，最大程度地从他们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华工贸易者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不顾华工的生死安危，在轮船有限的空间内安排尽可能多的华工，铁路巨头也尽可能降低华工的待遇，榨取剩余价值。美国主流社会对华工形象的建构往往与资本合谋，服务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华工在铁路建设中的杰出表现和对建设美国的巨大贡献，与他们所遭受的歧视性待遇形成了巨大反差。

在《炎黄子孙》(SonsoftheYellowEmperor, 1990)一书中，潘翎(Lynn Pan)指出华工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灵巧的手艺和非凡的勇气，这些建造了万里长城和大运河的中国人的子孙们并没有让铁路巨头们失望。在险峻的内华达山脉开凿隧道时，他们站在芦苇编成的篮子里，让工友用滑轮把他们送到半山腰，在坚硬的岩壁上凿洞，填塞并点燃火药。这本身就是一项极为危险的高空作业。在风雪天气，华工更是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不时会被炸药或碎石屑伤到，葬身悬崖的华工大有人在。据载，“1870年，有两万镑骨头和1 200名铁路华工的遗骸被运回中国安葬”[5]。

汤亭亭在《中国佬》中再现了叙事者的祖父阿公在内华达山脉开山修路的经历。“篮子荡到悬崖附近时，阿公站了起来，抓住悬崖上的枝条，然后开始凿孔，在洞里塞入火药和引信。他干得不慢也不快，尽量与其他人保持同步。篮子里的人互相示意点燃引信，阿公便擦着一根根火柴扔到洞口。引信点着了，悬崖顶上的人便使劲拉动篮子，滑轮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一次作业中，发生了伤亡事故。“两个人被炸飞了，一个被震晕或炸死了，悄无声息地摔了下去，另一个人舞动着四肢，大声叫喊。阿公突然希望自己有一个长长的手臂能抓住他们，但他们像铅锤一样下落了很久，炸碎的吊篮和牛仔帽在空中飘落碰撞。大风激荡着群山，把鸟儿也吹开了，但却没能拖住他们。阿公甚至希望他们能早点落地，死个痛快”。[4]133除了这种危险的高空作业，华工还在内华达山脉深处黑暗的隧道中用鹤嘴锄和大铁锤等原始工具撼动这座有着几百万年历史、坚硬异常的山峰，震得牙齿打颤、骨头疼痛。“阿公把锤子高高举起，小心锤子不把他拉倒，然后让锤子的重量落在岩石上。灰色岩体岿然不动，他只得用尽力气，继续锤击，一次次砸向同样的地点，敲下几块小碎片。花岗岩看上去到处都一样，没有任何软的地方，都是一样的灰色、一样的坚硬。他学着把手往手柄上部移动，举起锤子，做圆弧形运动，然后锤击、锤击、锤击，就像老鼠要咬通山洞一样”。[4]134即便如此，白人还是催促华工加快速度。在甘油炸药取代火药用于开凿隧道时，华工再次勇敢站了出来。他们精神高度集中，看石块在烈焰中翻滚，看地貌被改变。华工还和爱尔兰工人进行铺轨竞赛，“一支由华人和八名经过挑选的爱尔兰人铺轨工组成的联合队伍，在12小时内铺设了10英里又1800英尺铁轨”。“这一纪录一直到有了机械化铺轨机后才被打破”。[1]94华工在建设太平洋铁路的过程中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灵巧的技艺、耐劳的精神，为铁路建设和美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反讽的是，这条华人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铁路却成了华人的诅咒，间接导致了对华工的驱逐。

三、排华行为与记忆的政治

1869年5月10日，太平洋铁路完工。太平洋铁路公司总经理斯坦福(Amasa Leland Stanford)用银锤砸下最后一颗铆钉，铁路完工的消息通过电报迅速传遍全国，但合影的照片中却没有华工的身影，对华工的驱逐开始了。铁路完工造成了“时空压缩”(compression of space and time)③，大大缩短了人员和资本从东部到西部的流通时间，“减少了距离引起的消耗，消除了劳动力和原材料供应的地理限制”[6]，大量劳动力从东部乘坐火车沿着华人铺设的铁路来到西部，引发了白人和华人的就业竞争。在《在金山上》中，邝丽莎通过邝泗和同乡间的对话再现了铁路完工所引发的白人和华人之间的工作竞争：“你来美国是为了钱？/是的，叔叔，您不是为了钱吗？/我当然也是带着梦想来的，但是，小兄弟，白鬼子也是来挣钱的。他们乘坐火车，沿着我们亲手铺设的铁轨来到这里。他们说需要工作。/可是他们不是都有工作吗？/过去是这样的，他们站在那里发号施令，告诉我们做什么。这些新的洋鬼子，他们想要我们的工作，想让我们滚开”。[3]23邝泗和同乡的对话围绕各自来美的目的展开，再现了因技术变革而引发的白人和华人之间的工作竞争。铁路完工前，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要求从中国招募劳工，而白人则扮演资本家和管理者的角色。当铁路完工，从美国东部到西部的空间和时间被大大压缩，人员的跨区域流动变得容易，白人和华人之间的工作竞争随之产生，于是便有了排华实践，大大压缩了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空间。《中国佬》就提到了铁路完工后白人对华工的驱逐。“当洋鬼子们摆好姿势拍照时，中国佬们散去了，继续留下来会很危险，对华人的驱逐已经开始了，阿公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张铁路照片上”。[4]145作者接下来讲述了阿公为了躲避驱逐在美国游荡的经历并用陈述歧视性法律条文的方式再现了美国社会对华人所犯下的罪行④。

资本和西方对华人的认知暴力再次合谋，共同服务于排华的目的。像欧洲的知识分子为了帮助推进殖民扩张，建构关于殖民地“他者”的话语体系一样，美国主流社会也生产关于华人的负面知识，服务于对华人的剥削和驱逐。铁路完工后，对华人的知识生产和形象建构和国家机器一道，试图将华人逐出美国，并加剧了民间的排华情绪。诸多排华相关的法律和政令都是基于对华人的负面认知，根植于美国种族歧视的语境。比如时任美国劳联主席的冈珀斯(Samuel Gompers)就公开宣扬“美国白种人与亚洲人的种族差异永远不会消除，优等白人必须通过法律排斥低等亚洲人”。[1]165在这种认知暴力的作用下，美国展开了从政府到民间、从对华人的驱逐杀戮到以白人为主体的历史建构等全方位、多层次的排华实践。

这种排华实践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联邦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制定各种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压缩华人的生存空间，系统地排斥华人。比如旧金山禁止雇佣华人从事市政工作、加州向华人征收捕捞税、加州禁止华人孩子在公立学校学习等。邝丽莎《在金山上》提到了各种针对华人的税项和立法，如向华人洗衣工征收的税、禁止华人购买地产、禁止华人和白人通婚等。汤亭亭在《中国佬》中更是把这些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单独放在一章，置于文本的中心位置。这些关于法律的事实性记述具有反讽的意义——华人在建设美国中的贡献与受到的待遇形成巨大反差。比如汤亭亭写道，“尽管华人为圣金华河三角洲填土筑堤，每平方码只挣13美分，他们却被禁止拥有土地或房产”。[4]153作家在文本中还模仿官方权威的声音来讲述这些法律，这一官方的声音无视华人作为他者所遭受的歧视以及他们潜在的对抗的声音。把法律条款与其荒谬性并置，让立法者的权威和法律本身的荒谬性形成反讽，揭示了白人的自大和华人遭受的压迫。比如邝丽莎这么讲述旧金山地方政府针对华人的立法：“在旧金山，如果一名男子被捕，他的发辫将被剪掉——这对华人来说是极大的羞辱和极为丢脸的事；旧金山还颁布了一项法律，要求每位华人的居住空间有500立方英尺空气，而对华人来说，空气和空间都是奢侈品”。[3]42作家先以客观的口吻，事实性地陈述法律条款，模仿一种官方的权威，然后解释这些法律条款因对他者的无视而造成的荒谬性，通过反讽揭示了白人的傲慢和专断[7]。在这些排华法案的影响下，华人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忍受着巨大的生活和精神压力。

美国排华的另一实践是民间对华人的驱赶和屠杀。各种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进一步加剧了本就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冲突，各地纷纷爆发了驱赶、抢劫、杀戮华人的恶行，历史上称之为“大驱赶运动”(“The Driving Out”)。邝丽莎根据历史事实，在文本中列举了各地的排华暴行，如丹佛樱桃溪区的暴徒对唐人街的袭击、华盛顿塔科马港市对华人的驱逐、怀俄明州石泉镇和斯内克河对华人的屠杀等。“在图森，一名华人被绑在汽车后面，在沙漠里奔驰。在怀俄明州的石泉镇，28个华人被杀死，其中有11个被活活烧死在家中，其余的在逃跑中被枪打死。在东华盛顿的斯内克河，31个华人被屠杀。在阿拉斯加，中国矿工被赶到小船上，任其在河上漂流。在加州的雷德兰兹，华人被圈在棚屋中，粗暴的白人洗劫了他们多年种植、修剪、收货、分类、包装的柑橘。尽管有国民警卫队的帮助，华人的住所依然被放火抢劫，到19世纪末，华人被彻底赶出了加州的柑橘业”。[3]45-46这些野蛮的排华行为让许多城市的华人销声匿迹，比如在塔科马港，700名华人被赶到火车上，运出该市，后又迫使所有的华人离开，“在随后的几十年，在塔科马港的范围内看不到任何一个华人”。[3] 45

除了政府主导的以法律为手段的排华行为和民间对华人的驱赶和杀戮，还存在一种较为隐蔽的排华实践——在历史和民族记忆中抹去华人的贡献和对华人的歧视性待遇。这是一种记忆的政治(politics of memory)，即白人以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为指导，选择那些想要人们记住的历史事实，然后以文字、图像、影音等形式进行传播，同时把那些不想让人们记住的历史事实进行重构或者将其从各种传播媒介中抹除。白人抹煞华工的贡献和他们遭受的屈辱就是对记忆的政治的利用。在记录铁路完工的照片中，华工被抹去了。据史书记载，当四名华工扛着丢失的枕木走到仪式现场时，人群中有人向摄影师高喊“shoot”⑤，华人便四散而逃了。白人显然是想从铭记和传承历史的影像资料中抹除华人的存在，把太平洋铁路的辉煌业绩归为己有，乃至把整部美国历史建构为白人的奋斗史，即以美国白人为“大写主体的历史”[8]。这种现象是华人不愿意看到的。在华裔文学中，华裔作家常常凸显华人对美国的贡献，在文本中强调华人对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巨大贡献，以及华人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在《在金山上》，邝丽莎就结合历史事实，通过文学想象再现了主流社会抹煞华人贡献的行为。她在描写邝登崇店内的布置时，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在店内的墙上，邝登崇贴了一张泛黄的报纸照片。照片上，一颗金色的铆钉正被砸进铁轨来象征铁路的顺利完工。唐人不在这张照片内，大多数站在台上讲话的显要人物也没对他们进行表扬”。[3]16叙事者高祖父药店内的墙上是否贴有泛黄的照片难以考证，但铁路竣工时的影像却传达了历史事实。这一文本细节服务于作家论述的目的——强调华人的贡献，揭示美国的种族歧视。作家站在历史事实和华人的立场，用记忆的政治对历史进行修订和补充，证实华人在美国存在的合法性。

不难看出，华裔作家对华工修建太平洋铁路这一历史事实的文学再现是对记忆政治的利用，试图恢复被主流社会有意抹去的历史，逆写主流社会“大写”的历史，强调华人对美国的贡献，从而“认据美国”(“claim America”)。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华人既然对美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理应是这个国家的缔造者，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任何权力。这也是华裔文学创作和华裔文学批评的目的之一。

四、结 语

铁路华工表现出了耐劳的精神、高超的技艺、巨大的勇气，在太平洋铁路的建设中居功至伟。铁路的完工促进了美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消除了空间障碍，减小了国家分裂的隐患。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大量劳工的涌入，引发了白人和华人之间的就业竞争。国家机器和由来已久的种族主义以及对华人的认知暴力合谋，通过立法、屠杀等诸多手段驱逐华人，并抹煞华人的贡献和对华人的不公待遇。华裔作家聚焦华工修筑铁路这一历史事实，以文学想象为手段，再现华人在建设美国中的巨大贡献，揭露主流社会对华人的不公待遇，逆写主流社会以白人为中心的历史，证实华人在美国存在的合法性。文学作品以其广泛的受众、较强的可读性、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达到了历史文献难以实现的效果。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华人的境遇已得到较大改善，但种族歧视依然以隐蔽而微妙的形式存在，铭记历史，继续对华人进行正面再现，进一步纠正西方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认知，拓展华人的社会生存空间，依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太平洋铁路(the Pacific Railroad)始建于1863年，竣工于1869年，全长2500多英里，贯穿整个北美大陆，地质条件复杂，建设异常艰难，被英国广播公司评为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

②西方对华工的招募主要是通过契约劳工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缓解黑奴贸易被废止所引发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许多华工的待遇与黑奴无异，比如被贩卖到古巴的华工就被称作苦力，受尽虐待。张忠祥把苦力贸易和黑奴贸易进行比较，认为中国苦力贸易可以视为第二次奴隶贸易或“黄奴贸易”。参见张忠祥：《中国苦力贸易与非洲黑奴贸易之比较》，《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6期第25-29页。

③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认为，铁路、飞机、网络等现代交通和通信方式的出现引发了人员、工作和资本等的跨区域乃至跨国流动，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变迁感，并将其称为“时空压缩”。哈维认为“时空压缩”可以追溯到前工业化时期，蒲柏、歌德、巴尔扎克等早就提到了隐喻意义上的时空压缩，即思想对时间和空间的跨越。到了18世纪三四十年代，蒸汽机的出现让隐喻意义上的“时空压缩”成为现实，不少学者开始思考时空压缩可能引发的后果。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用时空压缩来预示资本主义对空间扩张和资本流通加速的偏好所具有的革命性品质”。为了加速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试图消灭一切的空间和时间障碍。“时空压缩”促进了人员和资本的加速流动，成了各种政治经济斗争的孵化器。华人所面临的驱逐与“时空压缩”有着紧密关系。参见：David Harvey：Paris,CapitalofModern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47-49.

④汤亭亭在讲完叙事者曾祖伯公在夏威夷开荒种甘蔗、祖父阿公修建太平洋铁路的经历后，在文本中插入了《鲁滨孙历险记》的楔子，通过对笛福《鲁宾逊漂流记》的改写，以隐喻的形式再现了华工为美国作出巨大贡献后被白人驱逐，在美国国内躲避迫害、四处流浪的经历。

⑤ “shoot”是双关语，既指按快门拍照，也指开枪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