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敏芳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中国文学创作传统一向强调“言之有物”，所谓“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1]50，“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2]287。物，就是内容，是文学文本中以题材方式存在的客观生活材料。因而，题材是文学文本构成的物质本体，是文学作品具有感性的客观存在，承载着深厚的思想和情感，也是读者感受文学作品最显性、最直接的部分。题材产生于社会生活，但并非所有社会生活都能成为题材。就题材生成而言，文学本体对社会生活有着严格的要求：第一，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或者强烈的形式感；第二，必须能够或者有利于揭示生活的某种本质；第三，能够与人或人的活动产生关联，并且能够激发创作主体的审美感受和情感感知。具有这些特点的社会生活才更有可能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

节日，主要是指受天候、物候、气候的周期性转换所影响，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具有某种特定活动内容的那些时日。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民俗活动，且以年为周期，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百日之劳，一日之乐”，节日以其特殊的时间意义凸显于日常生活，通过异彩纷呈的民俗活动打破了日常生活的繁复平庸，在日复一日单调困苦的劳作中营造了一个休憩身心、享受生活的时空驿站，具有鲜明的自我特征和极强的形式感。节日民俗与特定的节日意义相联系，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下蕴含着普遍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本身具有文化的属性。节日民俗，是社会群体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其创造、存在和传承都是以人的身体性参与为基础和前提，是人的直接的生存活动。节日民俗的这些特性使得它更易于获得作者的审美关注，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具体而言，节日民俗作为题材进入宋词，在宋词中的呈现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

一、节日场景入词

节日民俗活动是构成节日的基本要素之一。节日民俗来自于人寿年丰的生活欲望和心理诉求，希望借助于神灵的庇佑得以实现。所以，相对固定的节日时间内特定的民俗活动使得节日成为一个敬神娱神的特殊时空，其中包含着虔诚投入的民众、精心选择布置的场地、祭祀的神灵、敬奉的物品、祈祷的仪式、有意味的行为活动。当这种原生态的节日生活民俗作为题材进入宋词，使得词成为一副展现节日风情的“风俗画”。这种对于节日民俗近乎全景的呈现，再现了一种极具地方色彩和时代气息的生活情境，呈现出场景化的特征。

场景，在舞台艺术中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主要是空间)内的生活画面，它为特定人物行动的发生或者人物关系的构成提供具体的环境背景，是人物行为和生活事件的表现，也是剧情内容在具体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横向展示，承载着建构故事发生时空的效能。所以，节日场景入词具有双重功效。

第一，节日场景本身具有形式上的美感价值，成为节俗词着意展现的审美对象，并以“一切景语皆情语”的方式，寄寓着某种情感意绪。如周密《曲游春》：

禁苑东风外，颺暖丝情絮，春思如织。燕约莺期，恼芳情偏在，翠深红隙。漠漠香尘隔。沸十里、乱弦丛笛。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

柳陌。新烟凝碧。映帘底宫眉，堤上游勒。轻暝笼寒，怕梨云梦冷，杏香愁幂。歌管酬寒食。奈蝶怨、良宵岑寂。正满湖、碎月摇花，怎生去得。

此词写的是杭州城清明时节踏青游春的风俗，笔致工丽。据《武林旧事》记载，清明时节杭州城盛行游赏行乐之风，城中之人，不分男女老幼、高低贵贱，倾城而动，不减北宋太平嬉游之乐。上片，以精致的笔触描画西湖春色，春风骀荡，柳丝飘扬，莺歌燕舞，笙弦鼎沸，画舫如梭，一一铺排开来，爱春、怜春之情寓于其中。下片，转入游春女子，在幽怨的情愫之中融入“怎生去得”的惜春、留念之情。将惜别的柔情打入旖旎的西湖春色之中，惜春、惜人、惜时之感在曼丽的字句中缓缓流出。

又如欧阳修七夕词《渔家傲》：

乞巧楼头云幔卷。浮花催洗严妆面。花上蛛丝寻得遍。颦笑浅。双眸望月牵红线。

奕奕天河光不断。有人正在长生殿。暗付金钗清夜半。千秋愿。年年此会长相见。

农历七月七日，是传说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轮，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蟢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3] 238《东京梦华录·七夕》载：“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相追陪。……至初六、七日，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儿童或裁诗，女儿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里巷与妓馆，往往列之门首，争以侈靡相向。”[4]780-781词上片写七夕之夜以“巧”为中心的各种民俗活动，“浮花催洗严妆面”，认真梳妆打扮好的女子，在彩楼上向织女祈求赐巧，“花上蛛丝寻得遍”观花上结网蛛丝以卜巧，“双眸望月牵红线”月下彩线穿针以斗巧。下片则写七夕故事：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李隆基与杨玉环在长生殿的密语誓词“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以寄托世间女子“千秋愿，年年此会长相见”生活美满、婚姻幸福的永恒心愿。

第二，节日生活场景的描绘和呈现，为情感的抒发提供环境和背景的铺垫和渲染，为故事的发生建构一种特殊的时空。节日是与平常生活时间相区别，具有特殊意义的“节点”性日期。这种区分并不是仅凭意识上的主观决定，而是通过各种各样具有文化意义的仪式和活动体现出来。所以，节日生活往往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展开，两者共同构成了节日民俗实践的整体场域。当词人个人化的生活际遇与节日这一社会公共文化时空相碰撞、相耦合，往往使词作生发出独特的艺术风情。如秦观《江城子·清明》写节日恋情：

清明天气醉游郎。莺儿狂。燕儿狂。翠盖红缨，道上往来忙。记得相逢垂柳下，雕玉珮，缕金裳。

春光还是旧春光。桃花香。李花香。浅白深红，一一斗新妆。惆怅惜花人不见，歌一阕，泪千行。

全词借用崔护《题都城南庄》的结构手法，以两个清明节“寻春遇艳”与“重寻不遇”的场景展开上下语篇，“春光还是旧春光”，有同有异，有续有断，新妆依旧而人面不见，两个场景相同、相互映照，曲折地表达出诗人的悲惘失落之情。它诠释了一种普遍性的人生体验：在偶然、不经意的情况下遇到某种美好事物，而当自己去有意追求时，却再也不可复得。其中，既有“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悲惋，也有未能及时把握而“莫待无花空折枝”的一声叹息。

再看黄公度的《满庭芳·和高要太守章元振重九生日》，写的是节日祝寿。

枫岭摇丹，梧阶飘冷，一天风露惊秋。数丛篱下，滴滴晓香浮。不趁桃红李白，堪匹配、梅淡兰幽。孤芳晚，狂蜂戏蝶，长负岁寒愁。

年年，重九日，龙山高会，彭泽清流。向尊前一笑，未觉淹留。况有甘滋玉铉，佳名算、合在金瓯。功成后，夕英饱饵，相伴赤松游。

黄公度，南渡词人。绍兴八年(1138)，省元，特旨免于廷试，赐进士第一。绍兴十一年，黄公度曾任广东肇庆府通判，兼摄恩平郡印，治所高要县。此词当作于其间。词上片以重阳节侯开篇，风露清冷，霜枫尽染。续之以菊，暗合重阳之节，又以草木之精，上配君子之德，称颂高要太守章元振高雅劲直。下片用九日的两个人物典故——晋代孟嘉龙山落帽、陶渊明菊花酒的典故，赞誉寿主任真自得、超然绝俗的人格操守。“功成后”，暗含期许与祝愿，象屈原一样“夕餐秋菊之落英”，功成身退，身与名俱长存千古。全词于节中贺寿，将节日物象、节日典故与对章元振的赞美、祝贺之词相结合，构思精巧。

总之，节日生活因其特殊的行为方式，与日常生活形成鲜明的差异，产生与常态时间的距离感。因此，一些发生在节日的生活事件因为时间的特殊性，也具有了别样的情调。生活事件与节日民俗的融合，一方面使得生活事件沾染节日的情绪和色彩，另一方面使得节俗词题材意蕴更加丰富与深厚。

二、节俗活动入词

节日事件是指与节日相关的节日仪式或节日活动。如冬至皇家的祭天大典、帝王圣节的君臣朝会、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七夕节的拜月乞巧、重阳节的登高宴饮等等。这些仪式和活动是整体节日生活场景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但它们往往经历动态的、历时的特征，是一个具有完整过程、情节的相对独立的自足体；同时，它们又以鲜明的指示性特征成为一个节日的标志和象征。节俗活动作为题材入词，虽不着意对节日整体作全视角的观照，但是活动的局部细节、个性特征经由作家敏锐而细致的观察以审美的方式加以再现，客观上使得节俗词承载了更为丰富的节日信息，具有了文献的价值和意义。

宋代的元宵节，皇帝亲临宣德楼上观灯，与民同乐，将传统的观灯、夜游活动推向高潮。天子御临的行为和天子形象本身，已经与宣德楼下的百戏和花灯表演融为一体，成为元宵节庆一道靓丽的风景。据《宣和遗事》所记，十四日夜，皇帝亲临观灯，令黄门侍者在宣德楼上撒金钱，让百姓争抢。[5]词调《撒金钱》即缘于此。教坊使袁綯曾作《撒金钱》，专门记录了这一场景：“频瞻礼。喜升平、又逢元宵佳致。鳌山高耸翠。对端门、珠玑交制。似嫦娥降仙宫，乍临凡世。恩露匀施，凭御栏、圣颜垂视。撒金钱，乱抛坠。万姓推抢没理会。告官里。这失仪、且与免罪。”元宵佳节，灯山的奇幻让人惊艳，节日的升平令人陶醉。平时被视为禁忌的天子，成为万民随心观赏的对象，规矩和礼仪被暂时抛却，你争我夺，哄抢楼上抛坠下的金钱。而这种哄闹，是对节日生活的一种积极投入，对民俗活动的虔诚参与，是天下升平的表现。

巴谈《失调名·送穷鬼词》则反映了宋代特殊的年节习俗“送穷”：“正月月尽夕。芭蕉船一只。灯盏两只明辉辉，内里更有筵席。奉劝郎君小娘子。饱吃莫形迹。每年只有今日。愿我做来称意。奉劝郎君小娘子。空去送穷鬼。空去送穷鬼。”《荆楚岁时记》载：“晦日送穷。”杜公瞻夹注：“按《金谷园记》云：‘高阳氏子瘦约，好衣敝食糜。人作新衣与之，即裂破，以火烧穿着之，宫中号曰穷子。正月晦日巷死。今人作糜，弃破衣，是日祀于巷，曰送穷鬼。’”[3]204这是穷鬼日的来由。姚合《晦日送穷》：“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 从姚合的描述看，晦日沥酒拜街以送穷，是非常普遍的一项节俗。韩愈《送穷文》以与穷鬼的对话，表现自己年过不惑而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穷缠身的窘态，是作者仕路淹蹇、一肚皮孤愤的快意表达。从巴谈的《送穷鬼词》可见，宋代送穷日在“正月月尽夕”，一月三十日。送穷的具体活动与唐代有了不同：芭蕉船是穷鬼的交通工具，船内还有筵席作为穷鬼的干粮；点上蜡烛，从水路送走。以和穷鬼对话的方式，好言劝离，更具有亲和性。

相形之下，苏轼《少年游 》迎请紫姑的真实经历，更具有传奇色彩：

玉肌铅粉傲秋霜。准拟凤呼凰。伶伦不见，清香未吐，且糠秕吹扬。

到处成双君独只，空无数、烂文章。一点香檀，谁能借箸，无复似张良。

词前小序云：“黄之侨人郭氏，每岁正月迎紫姑神，以箕为腹，箸为口，画灰盘中，为诗敏捷，立成。余往观之。神请余作少年游，乃以此戏之。”侨居黄州的郭氏每年正月都请紫姑下降。苏轼亲眼得见下降场景而作此词。紫姑是民间传说中的司厕之神，宋代有元宵节迎紫姑的习俗。“紫姑本人家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3]203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也云：“请紫姑，以著插筲箕，布灰桌上画之。”[6]词上片写紫姑身世：“玉肌铅粉傲秋霜”，肌肤晶莹，仙姿之美，然为寿阳刺史所害，半路失偶，叹其卑微飘零，如“糠秕吹扬”。下片则写民间迎神之状，“以箕为腹，箸为口”，回应人间问卜。苏轼还作《子姑神记》详细记录了这次迎神扶乩的具体内容，并录三姑《谢腊茶》、《赠世人》、《琴歌》等诗七首，可与此词参读。

三、节日物象入词

物象是客观物体的存在具象，“单谓物象之象，日月山河虫鱼草木之谓也”(《金针诗格》)。节日物象是指与节日相关的，具有表征意义的具体可感的事物。如立春的春幡、春胜，元宵节的灯、汤圆，端午节的粽子、龙舟，七夕节的摩和乐，重阳节的茱萸等。节日民俗活动往往会随时代发展、文化变迁而有所变化，因此，节日物象也会因为节日习俗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楸树叶，在当下社会生活之中，恐怕难以觅其踪迹，更遑论引发节日的联想。但在宋代，它却是立秋节气的典型物象。吴自牧《梦梁录》：“立秋日，太史局委官吏于禁廷内，以梧桐树植于殿下，俟交立秋时，太史官穿秉奏曰：‘秋来。’其时梧叶应声飞落一二片，以寓报秋意。都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3]35“片叶飞空忽报秋，玉醅浮蚁恰新篘。”(张商英《立秋会监司》)就是对此鲜明的写照。“楸”与“秋”同音，立秋日，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因而取楸叶以应时。传统农业社会关注太阳的变化，以熟悉气候指导农业生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都市中的人们越来越远离农业劳作，节气的变化在生活中无足轻重，因此戴楸叶以迎秋的节俗活动逐渐消失，楸叶也不再是节日物象了。类似的如春幡、春胜、摩和乐等。但是还有一些传统的民俗节日，一些典型民俗物象与节日深层的信仰相联系，成为节日的核心物象，与节日一起流传下来。

宋代元宵节金吾不禁，举城纵游，“翠帘销幕，绛烛笼纱，遍呈舞队，密拥歌姬，脆管清亢，新声交奏”[3]35，堪称狂欢节。自旧岁冬孟驾回“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3]283元宵花灯，形态各异，制作精巧，“灯品至多，苏、福为冠，新安晚出，精妙绝伦。”[3]283《武林旧事》卷二“灯品”所载，有浑似玻璃球的“无骨灯”，灌水转机、百物活动的“大屏”，五色珠制成的“珠子灯”，镞镂精巧、如影戏之法的“羊皮灯”，象形状物的“罗帛灯”等。赵必王象有《齐天乐·簿厅壁灯》“红纷绿闹东风透”、《烛影摇红·县厅壁灯》“月浸芙蕖”两首，写元宵之夜，挂在主簿官署、县衙官署院门两旁挂壁灯：大街之上，壁灯如同“簇万顷芙蕖，桂华相射”，“灯火楼台，绮罗巷陌”，一番“太平歌舞醉东风”的良辰美景；官署之内，“银烛照红妆，香雾穿瑶席”，高朋欢饮，“茧帖争先，芋郎卜巧”、“传柑相遗”，文士风流。文天祥《齐天乐·甲戌湘宪种德堂灯屏》，作于度宗咸淳九年(1273)，文天祥任湖南提刑。灯屏，《武林旧事》卷二“灯品”载：“大屏，灌水转机，百物活动。赵忠惠守吴日，尝命制春雨堂五大间，左为汴京御楼，右为武林灯市，歌舞杂艺，纤悉曲尽。凡用千工。”[3]286宋代屏状灯饰，以水力牵动机关，屏中百物即可活动。辛弃疾《菩萨蛮》：“看灯元是菩提叶。依然会说菩提法。法似一灯明。须叟千万灯。灯边花更满。谁把空花散。说与病维摩。而今天女歌。”写的是菩提灯，即《武林旧事》卷二“灯品”所言“有五色蜡纸菩提叶，若沙戏影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3]286菩提叶灯，用五色蜡纸制作，当中饰以佛教人物、故事。燃灯后，蜡纸呈透明显影，叶轮在热空气带动下旋转，附着于叶轮上的人物、画面随之旋转，形成一个相对完成整的故事。辛弃疾此词即是以观菩提叶灯言参佛理。

宋词以客观可感的节日物象为审美观照对象，最终以咏物的表现方式加以呈现，无疑开拓了传统咏物词的书写范围。传统咏物词对象，也习惯被置于节日环境之中，突出其民俗特征。如高观国《齐天乐·菊》：“晕色黄娇，低枝翠婉，来趁登高佳景。”“明日重阳，为谁簪短鬓。”将菊放置于重阳的节日背景中，与节日的月明风清的景致，知己游赏的欢乐熔铸于菊中，不仅突出菊的形象之美，而且将超然世外的高洁品格、悲秋伤怀的情感经验赋予其中，脱离的纯粹的物象描摹而有了风雅之意。

四、节日情思入词

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庄子所谓“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7]543世间所有万物都生长于天地之间，秉天地阴阳之气而发，是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7]88，人与外物没有物我之别，大小之分，都是自然无为之天性的凝化。因而，天与人结构相类：“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8]正因为人与自然本性同一，结构相类，所以外物的微妙变化总能撩发人内在的情感、思维的律动，正所谓“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1]1527大自然中的各种景象和草木鸟兽的形态各不相同，而人的内心也就随着外物的这些变化而受到感发。春天草木的萌发使人联想到生命的美好，秋天草木的凋零使人联想到生命的衰老和终结，故而“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9]外物的感召，经由生命的律动引发内心的情感波澜难以遏制，直接外化为行，“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0]出之以歌，发而为诗，“是以诗人感物，连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诗听之区。写气图貌，即随物以宛转；嘱声附采，亦与心而徘徊。”[11]节日生活因其特殊的时间性质、丰富多彩的民俗内容、别具一格的外在形式在循环往复的悠长岁月中独树一帜，脱颖而出，激发作者内心的情感波动，使得潜藏于心底的情思在无意识状态下自然流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毛诗序》)这种情思汹涌而来，难以遏抑，最终一寄于词，成为节俗词的题材。节俗词以情思为题材，情思成为词的结构线索和主要描写对象，节日生活相的规模性展示在词中悄然退隐，间或以节日象征性意象暗示创作契机。这一类节俗词从大众视角的节日公共文化时空描绘转向个性化节日情感的抒写，虽然消减了生活气息、淡化了民俗色彩，但是更能凸显生命的张力，彰显词人艺术个性。如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此词一出，后世中秋词无出其右，成为传播和接受视角的十大名词之一。[12]然全词并未有对于中秋赏月、宴饮等节日习俗的描绘，而以中秋之月及触发的情思为核心，从月阴晴圆缺的自然规律感慨人间悲欢离合的生命常态，将兄弟血缘亲情长相聚首的情感诉求，转化而为普天下人共有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心灵祈愿，以超旷雄逸的豁达胸襟，使兄弟间私人情感升华为横亘千古的大众情怀。

谢薖(1074-1116 )，字幼槃，号竹友居士，与饶节、汪革、谢逸并称为江西诗派“临川四才子”。30多岁时参加科举，不第而归，家居不仕，遂淡泊功名之心，以琴弈诗酒自娱。常开窗对竹，认为竹劲气节，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君子似之，因号竹友居士。谢逸、谢薖兄弟不媚权贵，甘守布衣，其高节为时人称许。其《鹊桥仙》云：

月胧星淡，南飞乌鹊，暗数秋期天上。锦楼不到野人家，但门外、清流叠嶂。

一杯相属，佳人何在，不见绕梁清唱。人间平地亦崎岖，叹银汉、何曾风浪。

此词咏七夕，但全篇却没有谈什么男女伤别、儿女恩爱，而是借牛女相会的神话传说，以天上、人间的对比，抒写世路的艰险、不平。这是有感于北宋王朝末期衰败的局势而发出的感叹。上阙起笔，“月”、“星”将写作目标定于天上，“乌鹊”、“秋期”、“锦楼”，暗示七夕节日气氛。乌鹊，架起鹊桥的喜鹊。锦楼，相传为汉武帝的曝衣楼，在太液池西面，每年七月七日，宫女出来曝晒后宫衣物。秋期，即七夕。继而落笔人间，写“清流”、“叠嶂”“野人家”的山野风景。下片起笔，作者以问句为首，忽然转笔言它，进而直言其写作意图，写出了“人间平地亦崎岖”之语，词作境界骤然生化。

综上所述，节日民俗本身是在特定观念支配下的模式行为，是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被社会所接受、被实践的行为方式。它有着最为直接的现实功利性和目的性：保障世俗生活的富足和平安。所以从文化的层次而言，它是一种较低层面的大众行为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由诗、赋向戏曲、小说的演变过程中，词实际上处于由雅到俗的过渡地位。一方面，它吸收借鉴传统文学缘情言志、有为而发的创作指向，将前代文人以雅为美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技巧熔铸进自己的躯体；另一方面，它又开启了后代文学的世俗精神，将更多基于生活的世情百态和琐屑平凡纳入自身的审美视野和表现范围。与传统诗、赋相比，词之所以世俗化即在于它对宋代民俗生活更广泛、更深邃的展现与吸纳。节日民俗成为宋词的审美对象，参与宋词的题材建构，在宋词的意义层面上感性显现，显示出宋词对社会群体日常生活的关注，文学创作重心的下移，是宋词俗化的一种方式和一种表现，显示出以俗为美的创作倾向。同时，节日民俗入词，从整体上拓展了宋词的文学视野，显示出厚重的表现力，为宋词提供了一种关注人生的审美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