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玲

摘要：十七年文学思潮是指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思潮。即1949年到1966年的文学思潮。对文学来说，这本应该是一个包容开放繁荣发展的多元化的时代。但实际上，在建国新时代下它却是在艰难的前行。这是文学发展的一个怪现象，但此时说的“怪”在当时却是“怪”的那么的正常，那么的理所应当。本文将对十七年文学思潮中的怪现象及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文学思潮；怪现象；原因

一、对十七年文学思潮怪现象的分析

一位学者曾说“照理说，经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一代知识分子，通过30年的磨练，应该更加成熟，更有驾驭文学向更高境界奋进的能力。但是，谁曾想到，自由翱翔于心宇的凤凰折断了想象的翅膀；带刺的野玫瑰枯萎了挺拔的绿叶；冲破家的藩篱，却又走进非文学的国度；‘夜莺亦只会吟唱“白天的歌曲”……缘何五四的宗师和宿将们在风和日丽的朗朗晴空下难以唱出无愧时代和历史的动人诗篇？甚至那圆润的歌喉居然几近失声了呢？为何诗人们只能鹦鹉学舌了呢？”由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建国以来的十七年里，文学家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窘迫和困境，这是令他们窒息的噩梦。在这十七年里，统治者管理着国家，也操控着文艺界。统治者在三次文代会中一次又一次限定着文学发展的方向和任务。政治的魔爪一点一点捏紧文学瘦弱的躯干，却不让其发出一点点呻吟声。统治者亲自来为文艺界限定着一个个条条框框，这本就是一个怪想象。可是当时却未及时遏制住这样的行为并让其变本加厉，这难道不更是怪中之怪吗？在三次大的文艺思想批判运动和“左倾”思潮的升级运动中，有多少不平的声音？在一次次不公的批判中，有多少枉死的冤魂？整风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新民歌运动的兴起，这不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和在统治者的影响下展开的吗？十七年文学思潮其实并非是真正的文学，也并非是真正的思潮。在某个程度来说，不过是被时代和政治把玩的玩物，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失去自己本该有的独立性和存在价值。虽然政治和时代总是影响着文学的发展，但将文学像扯线木偶一样操纵的情况是十分不正常的现象，更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怪的现象。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过是为清算文学界中的“异端”而为文学家们灌下的一杯甜蜜毒酒。诱你说出真正的想法，诱你展现真正的自我。你以为自己被风和日丽的朗朗晴空所爱护，熟不知埋葬你的坟墓早已为你挖好。埋葬了你的痴想，埋葬了文人的希望，也埋葬了文学家的思想。没有自由的思潮算什么思潮？没有成果的成果算什么丰收？所谓的思潮不过是时而涌起时而幻灭的热潮，是摹仿的热潮，是口号的热潮，是个体被掩埋的热潮，是一个个让人不敢思考、不愿思考、不能思考的熱潮。对于文艺界最大的灾难并不是批判了谁惩罚了谁，而是剥夺了我们平等说话的权利，剥夺了我们独立思考的权利。

二、对这些现象背后原因的探讨

通过阅读这位学者的话，我们可以明显知道这些五四宗师和宿将们是以自由翱翔于心宇的郭沫若、带刺的野玫瑰茅盾、冲破家巴金、夜莺何其芳为代表的从五四时期步入建国十七年文学思潮的文学们。

我在疑惑，他们是在怎样的风和日丽的朗朗晴朗下？他们为什么难以唱出无愧时代和历史的动人诗篇？他们是主动地唱不出还是被动地唱不出？无愧时代和历史的动人诗篇是怎样的诗篇？他们最后又唱出了什么？圆润的歌喉为什么失声了？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是完全失声了吗？还是只是有一个失声的苗头？为什么诗人们要向鹦鹉学舌？为什么诗人们要只能向鹦鹉学舌？这是主动的还是被动？那只鹦鹉是谁？学的舌又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五四宗师和宿将们的态度和行为又是怎样？我想以下四个原因可以解答上述的疑问。

一是时代的特殊环境和政治的把控。一个时代特有的文学现象必定有使其生长发酵的沃土，那沃土便是时代的特殊环境。每一个时代有其特有的时代特征。1949年是我国推翻三座大山翻身做主人的一年。长期跪地的中国人终于有机会抬头挺胸做人了。可是长期被奴役的人们依旧摆脱不了对能者的崇拜。他们自愿的弯下了刚有机会直起来的腰板。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毛泽东便是他们心中的能者，对他的崇拜是疯狂的，是绝对的服从。并且当时在中国受教育的知识分子是少部分，较大的组成部分还是最广大的农民们，他们拥有着无限的热情，却缺少着理性的判断力。加上新生政权需要巩固。文艺界的思想宣传便是一个绝好的控制人的工具。故三次文代会的召开就是规范文艺界为统治所用的前奏，接下来三次大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也只是肃清思想异端，控制人们思想从而巩固新生政权的手段。看似民主自由的双百方针，在客观上也只是为清理文艺界异端而埋下的伏笔。不可否认，“双百方针”在那个特殊时期是有活跃文艺界的客观功效。但是它让文艺界真正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吗？那么在它影响下结下了怎样的硕果？在“双百方针”下活跃的文人们，他们的结局又是如何？我看，左倾思潮的升级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便是政治过度控制文艺界最有力的证据。

二是文人的选择。在政治高压下，不同的文人有着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带来了不同的命运。

在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思潮里的文人们，要么放弃艺术的原则，迎合政治和时代的主流。要么在所谓的朗朗晴空下小心翼翼地抒发着自己的思绪，但最终自我消化的真话远比说出的真话要多得多。但也有在“朗朗晴空下”敢于说真话的文人们，虽然他们被击倒，但是这也不能完全抹去他们曾抗争过的痕迹。如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既是被“定罪”的证据，但那更是其反抗不屈的最后话语。当然也有人为一己之利出卖他人，企图换来所谓的安稳繁荣？在不安与威胁面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一个人的选择是不同。有人主动迎合，有人在黑暗中隐忍，有人勇敢抗争，有人出卖他人企图换一时安稳......我们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评价那个时代文人们的不同选择，选择本就是人的最基本权利。每一个选择没有对与错，只有相应的结果。就像历史的真相并不是简单的是非对错，更多的是千丝万缕复杂不已的事实。

三是个人与集体。我们既是自然人，更是社会中的一员。在那个时代的文人们在集体中更不能独自脱离出来。他们只能在时代的潮流里，要么奋力反抗，要么随波逐流，要么不做声将一切隐忍于心……在集体的大锅里，个人的声音会被忽视，每个人的棱角会主动或被动的磨平。集体将个体打磨到完全符合集体审美的时候，那么个体才算是集体中的好同志。热潮一波又一波，全国明眼的人也不算少数，只是个人的力量抵不过“好同志们”的攻击罢了。无法改变的趋势，任一些人努力地用真声劝说，也改变不了什么。这不过是汹涌澎湃大海里的一朵浪花，一个巨浪打来便早已化为乌有。那时集体的力量是十分可怕的，它会把独立的个体吞噬，吐出的是一个符合集体要求的统一规格的好同志。

四是在狂热的时代里真相已经被忽略。在一个一个热潮中，人们只顾走在热潮前头，人民只顾奔走于各个命令之下。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众人已经接受了疯狂的设定，探寻真相的声音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即使有人探寻真相是如何的，但也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在探寻真相。事后会有反思，但事后的反思是追问真相？或是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或是为其美化重塑一下面容？还是试图掩盖？这一切的意义在那时在此时都已经显得很是苍白了。

三、思考

对于个人、集体甚至国家，最可怕的不是其身躯遭遇毁灭的厄运，而是其主动放弃独立的思考或是在被动中渐渐不敢思考、不想思考、不能思考。可怕的是我们缺少了对真相的探寻，缺少了面对真实过往的勇气。不思则不进，掩盖真相的面纱终有一天被掀开，但那暴露于灼灼烈日下的过去是否还是那个最真的过去？

参考文献：

[1]陈墨.扭曲、变态的三十年文学——从《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谈起[J].学术界.1988（6）：74-78

[2]钱理群.天地玄黄[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