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鑫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文化冲突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下显现的现实文化图景与面相，其根植于文化认同、文化自我伸张、文化相互作用的语境下，实践地演变于世界权力均衡被打破的文化重新分布过程中、理论化地凸显在“文明的冲突”“文化有机体”和“挑战—应战”的经典解读范式上。针对文化冲突的经典范式解读是我们梳理和探究中西文化差异的重要切入点、理解并提升中国文化价值的重要参照，是超越文化冲突、推动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镜。

文化冲突在西方文化脉络中突显为文明主体认同与竞争的冲突、文化自我实体性存在的相互竞争及外来强势文化压力下的冲突、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深入文化领域中带来的挑战的冲突，因此，本文对文化冲突的解读紧扣“文明的冲突”“文化有机体”和“挑战—应战”的经典解读范式，力图完整、全面地呈现文化冲突的立体式图景。一方面，文化冲突解读的经典范式是西方政治哲学、历史哲学解读的典范，从中可以窥探中西文化差异，进而更好地理解并提升自身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文化冲突经典范式的解读具有悲观主义的论调倾向，但本质上仍是西方话语体系的彰显，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最后，提出超越文化冲突，推动我国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即加强中国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建构中国文化的自我中心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文明的冲突”的解读范式

文明是指向整体性构成的集合体，是放大了的文化，即一个文化实体。当前,文化冲突首先就表现为文明的冲突，而其中在最广泛意义上的是以一元文明认同与多元文明的冲突而展开的。

第一，文明成为建构区域和国家身份认同的核心，以文明为主体的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来临。意识形态的直接竞争松动后，世界格局最重要的解读范式是以文化区分及文化认同(它在最高形式上是文明认同)为分裂和统一力量的。一是，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成为国家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文明认同成为历史基因显现的现实归属。国家作为近代化以来国际事务中的主体，其行为往往受直接的利益驱动，但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日益上升，而且“发展受到社会基本文化价值观的强烈影响”[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斯：《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26页。，具有共同文化价值倾向的区域往往形成一个文明主体。二是，来自文明内部的文化差异不断塑造着各文明主体在政治制度设计、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上的不同，增强了各文明主体间的个体差异性。如作为近代西方文明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那里就是从新教伦理中寻找根源的；同样，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也离不开基督教的宗教遗产。而东亚农耕社会所孕育的勤劳、节俭、向上的文化特质是东亚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文化根源，因为在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中这些文化特质可以很好地转换成一种精神生产力。三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力量和文化对比成为多文明世界发展的重要逻辑线索与轴心。在动态发展变化的多文明世界中，西方文明因历史文化的综合因素而成为现在和将来一段时期内最强势的文明，因而西方文明就成为一个参照系，是被模仿和超越的对象，从而使得任何西方和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对比的变化都会影响多极化和多文明的世界进程。

第二，世界文明力量对比的动态变化及带来的文明冲突。一是支配和衰落交织演变过程中的西方力量。一方面，自从欧洲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以基督教为文明认同的西方就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中心，即相比较世界其他文明而言，“西方人至多只占世界人口的1/5，却在全球的物质和政治领域占据优势地位”[注]〔英〕尼尔·弗格森：《西方的衰落》，米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5页。。另一方面，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时代以来，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西方由先前占支配地位而逐渐衰落，即在一个缓慢的时期内，西方文明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核心呈现一种非直线型状态，凸显在经济、军事和人口等资源方面下降的衰落过程。二是非西方力量崛起中的文化复兴及带来的文明冲突。“随着本土的、植根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及体制的自我伸张，西方文化也受到侵蚀。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88页。在此消彼长的西方力量的衰落和非西方力量的崛起过程中，西方的权力逐渐转移到非西方文明国家，而文化的分布亦追随着权力的转移而转移，从而引发现实的文明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在当前无疑具有相当强大的硬实力，但单靠硬实力主导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非西方文明的力量增长及本土文化的复兴使得西方文明必须做出应对，从而搅动了文明冲突的发生。三是以宗教复兴和核心价值理念提炼为标志的非西方文明国家力量的增长及引发的文明冲突。可以说，宗教和核心价值理念是文明认同发生和形成的精神内核，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支柱，因此，宗教复兴和核心价值理念提炼是文化复兴之后的应然历史逻辑，但同时，这也更容易引发深层次的文明冲突，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原古老文明国家和地区。亚洲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在不断上升，此外，伊斯兰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世界文明力量的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固有的秩序被打破，并“完全可能发生巨变而进一步失去控制，以致引起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哲学上的混乱”[注]〔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页。。

第三，世界秩序的重建。多文明世界力量的变化及带来的冲突形成了以文明为基础的秩序重建。“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注]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第5、372页。虽然当前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但局部的战争依然存在并不断升级，并涉及背后核心文明国家之间的博弈，极有可能引起全球性的大国冲突。由世界文明力量的变化而带来的、并形成主要的文明联合体间的冲突与博弈是冷战时期两大对立集团直接意识形态对立结束后存在的最大的潜在威胁，为了共同应对这一威胁，合作与协商就成为必然选择，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就成为必然。“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注]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第5、372页。

二、“文化有机体”的解读范式

文化是个有机体，有着自身独特的运行规律，因各种文化力量不等而出现的文化冲突并不会因为一方文化的强大而使另一方文化的精神内涵发生变化。

第一，文化在本质上是个有机体，它的发展有自我中心。文化冲突的解读关键来源于对文化内涵的认知，因此在文化冲突的文化有机体解读范式中我们首先要对文化有机体和文化自我中心作出阐释。一是文化作为有机体的存在。斯宾格勒站在20世纪初的时间点上，从“重估一切价值”出发、以文化的视角为透视点，对历史的研究对象做出了重新划分。在对康德形而上学的批判中，斯宾格勒沿着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界”的概念把历史的有机世界作为其研究对象，而区别于康德研究的经验的因果世界。历史的有机世界是以有机的生命概念作为核心，而文化作为生命的表现形式、人类历史发展的基因，在斯宾格勒那里成为了有机世界最基本的单元，“如同生命是一个有机体一样，每一种文化也是一个有机体，它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愿望和情感以及自己的死亡”[注]〔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卷，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8页。。二是文化以自我发展为中心的确立。斯宾格勒以文化有机体为基础建构的历史文化哲学，在德国精神观念历史传统的影响下、结合生物学的最新发展，打破了近代以来影响巨大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历史观，不再用直线的历史进化论考察文化的发展，而是把文化看作一个独立发展的有机体，以文化的自我发展为中心；其中，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有机的历史循环过程，而表现为多种形式和象征的同一种文化具有形态学的关系，即每一种文化就是一种形态，也就是一个文化的自我中心。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体理论打破了文化的依附性地位，使得文化有了自身独立发展的可能而自成一个中心，并上升到了一种本体论的地位。

第二，文化有机体基础上的文化比较形态学及文化冲突的解读。文化是个有机体，它的发展有着自我中心，因此在文化有机体基础上提出的文化比较形态学本质上蕴含着文化冲突的解读范式。一是文化冲突中文化强势对文化弱势带来的现实、巨大的外部压力。当前，各文化形态之间的力量发展是不平衡的，西方以先前发展积累的巨大优势，在全球化的文化冲突背景下，处在明显优势地位，不断对其他文化形态产生巨大冲击。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节日的盛行；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在资本的支配下，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游走，实现了经济和文化的双赢；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悄然萌发”等。以上都说明了在文化冲突中，文化强势的一方对文化弱势一方给予的巨大外部压力。二是文化比较形态学以文化有机体的理论为基础，从文化的内部解读文化冲突，认为文化作为有机体是一个自身循环的过程，不会因为外部的巨大压力而改变自身特有的精神，同时文化冲突带来的巨大外部力量必须通过自身文化的特性、被文化主体选择和改造才能发挥作用。当然，文化形态学也不否认在文化冲突中会出现文化的假晶现象，但“无论如何，假晶现象并不说明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可以从根本上为另一种文化形态所取代。它只是一种由某种强硬的外壳所压制而扭曲了的内在心灵的特殊表现，一旦这种外壳发生破裂，原有的文化便随时可能冲破桎梏而获新生”[注]② 〔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卷，吴琼，译，第30、104页。。所以文化冲突并不可怕，自身文化的特性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西方的没落。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时代到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由政治、经济领域推进到文化领域，西方凭借自身的优势在全球化的文化冲突中占据制高点，西方的没落似乎并没有到来，但在斯宾格勒那里却并非如此。斯宾格勒以19世纪的思想精神展望20世纪的西方发展前景，以文化有机体的理论为基础、通过文化比较形态学的方法，把西方文明也纳入其体系中，认为“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经历内在与外在的完成，最后达至终结——这便是历史之‘没落’的全部意义所在”[注]② 〔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卷，吴琼，译，第30、104页。。但是，回顾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理论和当前文化冲突的现实境遇，我们可以看出，当前西方文化发展处在强势地位的不可辩驳的事实。文化有机体的理论虽然更强调文化自身发展的阶段和特性，它以内在的文化自我为中心，认为外部的影响对文化有机体产生不了多大作用，但是当前文化冲突中强弱还是比较分明的，西方是没而不落。西方强势文化渗透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不得不积极应对。

三、“挑战—应战”的解读范式

文化冲突内嵌于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因而对文明起源、成长和衰落做历史研究的“挑战—应战”模式，也即是文化冲突解读绕不开的经典范式的借镜。可以说，文化冲突即是当前多文明世界日益显现的挑战，而如何应战成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文化社会发展及综合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文明演进的“挑战—应战”模式解读。具体地说，一是文明的起源发生于应战自然与人为的挑战过程中。汤因比把种族和环境看成文明起源及差异性的重要因素，从互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挑战—应战”概念。除此之外，汤因比在考察母文明的诸多子文明的起源中也提出人为的挑战，认为“子文明一方面必然要面对它们继承的先驱文明解体时的人为挑战，另一方面也在某些情况下同独立文明一样，要应付自然环境的挑战”[注]④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4、186页。。“挑战—应战”模式在具体文明起源的考察中基本形成，成为了文明演进的一种解释范式。二是文明的成长关键在于形成适度与循环的“挑战—应战”模式。文明的成长来源于适度的挑战，介于强度过大和强度不足之间，这种挑战“不仅能够刺激挑战的对象完成一次成功的应战，而且能够刺激它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从一次成功到一个新的挑战，从解决一个问题到面临另一个问题，从阴到阳”[注]④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4、186页。。文明的不断成长依赖于“挑战—应战”模式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来自于一种应战者创造力潜能的不断激发，“以便将挑战的对象再度从平衡状态推入动荡之中，再次面对新的挑战，再度刺激它以一种新的平衡状态结束动荡继而做出新的应战，如此交替，不断前进以至无穷”[注]③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郭小凌，译，第186～187、367页。。三是文明的衰落和解体就在于没能成功地应对挑战。当然，文明的衰落是在时间线性过程中出现的，与过去相比，“他们拥有各种天赋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似乎现在都失去了”[注]〔美〕阿瑟·赫尔曼：《文明衰落论——西方文化悲观主义的形成与演变》，张爱平、许先春、蒲国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15页。。可以说，文明的衰落就是在“挑战—应战”模式中，应战的一方在某一挑战的应战中没有成功，直到挑战迫使文明的发展出现了偏移、停滞和僵化，爆发了内部的冲突，出现了分裂，乃至持续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即“当每一次对抗的结局不是胜利而是失败的时候，这种未能解决的挑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于是便一再出现，直到它获得某种迟滞的、不完善的回应，或者导致那些对这种挑战根本不能有效回应的社会的毁灭”[注]③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郭小凌，译，第186～187、367页。，这样文明的解体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文化冲突成为当前文明进程中日益显现的挑战。一是全球化时代，直接的意识形态竞争结束，文化认同的多极文明出现，使得文化冲突的发生成为可能。因为文化冲突是在不同文化主体间发生的，它离不开文化自我认同的主体性实现、文化自我本性的确立和文化先天性的回归，即在文化产生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生活方式、意义追求和价值目标的认同与归属。二是全球化时代由封闭到开放的时空转换过程中的文化相互遭遇、作用与竞争，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文化’概念随着近代思想的发展不仅被赋予了重要意义，而且因为此种被赋予的意义，文化成为运动的旗帜与理论的依据，甚至不断引发摩擦和战争。”[注]〔日〕镜味治也：《文化关键词》，张泓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页。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资本的全球化游走把文化推向前台，使得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摩擦极易导向相互间的“战争”，即文化冲突。三是文化冲突带来巨大的挑战，即文化冲突的结果，一方面，会使得文化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出现，从而使得如何构建对外交流机制、挖掘与提炼自我文化核心价值、甄别与借鉴外来文化成为文化建设中的挑战；另一方面，会使得文化霸权主义出现，处在文化弱势的一方有丧失话语权、被定义和取代的危险。

第三，对当前文明进程中日益显现的文化冲突挑战的应战。一方面，文化冲突虽然是西方主导的，但文化冲突带来的挑战也迫使各核心国家必须做出应战，只有积极面对文化冲突带来的挑战、激发自身的文化创造力，才能在当今国际竞争中维持既得利益与国际地位。如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在冷战结束后，敏锐地意识到世界格局发生的新变化，并且凭借自身之前积累的强大优势建构世界性的话语体系，出现了诸如文明的冲突、文化帝国主义、历史的终结、软实力等话语理论。另一方面，文化冲突的挑战带来的西方话语体系构建的应战，对非西方核心国家来说是双重的挑战，即非西方国家既要在推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奋力推进自身文化建设并挖掘与提炼自身文化内涵，又要应对西方文化话语霸权。因此，激发文化创造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我国积极面对文化冲突及西方话语体系双重挑战的应战，这既是中国悠久历史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要求及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和话语表达。

四、中国启示

文化冲突的经典范式解读是我们梳理和探究中西文化差异的重要切入点，理解并提升中国文化价值的重要参照；是超越文化冲突、推动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镜，凸显了现实的启示意义。

第一，文化冲突的经典范式解读是梳理和探究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切入点、理解并提升中国文化价值的重要参照。文化冲突经典范式是西方政治哲学、历史哲学解读的典范。具体地说，首先，从冷战结束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世界格局转换中，通过以“文明的冲突”为中心建构了对世界新格局的解读范式，使得文化冲突显现为文明实体间的冲突；其次，从历史的文化观相研究中提出文化有机体的理论使得文化冲突的解读聚集到文化自我中心的关注上而显得“无关紧要”，并在西方没落的历史命运洞察中更加“黯然失色”；再次，从文明演进的历史研究中对文化冲突做出“挑战—应战”的辩证解读。文化冲突的经典范式解读为什么在西方文化脉络中会呈现以上样态，这即是因为文化作为历史凝结形成的稳定生产方式承载着全部人类的生活意义和历史发展基因，使得不同文化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对某一问题必然会做出不同的把握。也即是说，西方文化脉络中文化冲突解读的经典范式是西方现代化历程中社会经济生活所积淀出来的文化特质、在全球化时代以来对文明多样性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逻辑体系建构的外显，因而文化冲突的经典范式解读是梳理和探究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切入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与西方文化占主导的主客二元思维强调更多的是与文化冲突相比，我们更主张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页。，即中国文化更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追求文明发展的协同并进与吐故纳新。

第二，文化冲突的经典范式解读以悲观主义论调为倾向，但本质上仍然是西方话语理论体系的彰显，对此我们必须警惕。文化冲突经典范式解读的悲观主义论调主要是指背后透露出来的对西方文明发展前途的担忧及对西方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丧失的忧虑。如文明冲突理论的逻辑预设就是防范其他文明力量中心崛起的“强者的阴谋”，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对西方文明发展的担忧；文化有机体的西方没落论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使文化悲观主义的论调在文化没落的主题上成为一个可预期的图景；而“挑战—应战”解读范式虽然充满着乐观自信的精神，但西方感受到的文化冲突挑战的压力是在不断增强的，尤其是在当今多极化趋势不断演变的过程中。但是总的来说，文化冲突的经典范式解读仍然是西方话语体系的彰显，是为西方谋求国际霸权及维护自身地位而服务的，目的是在定义他者存在中维护自身的权威，实质是一种文化霸权。具体地说，文明的冲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冷战后，以文化、文明的视角重新考察世界力量的变化，想通过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结合达到其战略目的，继续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西方的没落固然具有理论的魅力，但是在显现的世界中也具有现实的迷惑性，更准确地说西方是没而不落；“挑战—应战”当然也是指向西方文明能够成功实现挑战的。总之，世界新的理论发展的动向及背后的战略目的不得不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与警惕，并需要我们积极做出应对。

第三，超越文化冲突与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选择。一是在文明冲突的文明秩序形成中加强中国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首先，持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文明秩序的背后仍然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比拼，只有中国经济社会持续繁荣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华文明才可能参与文明秩序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并成为其中一员。其次，确定文明界限，不断扩大中华文明圈。文明秩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明界限的划分，其是文明秩序稳定与演变的重要网络连接面。虽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变化，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与重合使得文明的内涵和外延、文明间的文化相似与相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即文明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但这些界限却是真实的，并随着文明可能到达的极致范围而显现。因此，我们要不断确定与延展自身文明的界限，形成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圈，推动文明秩序的发展。再次，构建合作交流渠道，展示中华文明魅力。文明的秩序是利益协商的结果，是文明间相互包容的体现。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每种文明都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因此，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就显得十分必要，所以在中国文化建设中我们不能只做“应声虫”，而是要通过构建对外合作机制，加强文化间的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是在西方没而不落的现实境遇下深挖自身文化内涵，建构中华文化的自我中心。首先，挖掘和转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有机体的内核与胚胎，是中华文化以自我为中心发展的文化特质所在与精神土壤，因此，我们只有不断挖掘与现代性地转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筑牢中华文化的根基。其次，继承和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扎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是中华文化有机体的最先进代表和自我发展的方向指引。继承和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形成中华文化自我中心的关键。再次，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中华文化有机体的自我中心确立离不开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与学习、比较与参照、引进与走出。总之，深挖自身文化内涵、建构中华文化自我中心，即是要实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我们对西方没落论和文化冲突中力量对比的现实进行正反两方面综合考量所作出的一种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三是在文化冲突挑战日益显现的过程中加强中华文化的应战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在尊重世界文明和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发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引领功能。文明和文化的差异性及强弱对比是客观存在的文化事实，由于缺少共同的价值规范使得文化冲突极易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世界中“擦枪走火”；而“当人们形成一种人类存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意识时，就有可能和必要达成全球性价值立场的相对一致，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共享的人类文化价值观”[注]邹广义：《当代文化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这样就可以发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引领功能，有效化解文化冲突。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文明和文化间的交流增进共识，消除文化冲突发生的不必要前提。文化冲突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格局下相互之间的隔阂、误解、敌对而造成的，因此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以交流促共识就可以消除文化冲突发生的以上前提。再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文明和文化间的互鉴互进，达成文化发展的合作共赢。文化冲突归根到底是零和博弈的利益冲突，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文明和文化间的互鉴互进，是合作共赢的重要体现，从根本上化解了文化冲突背后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