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山奎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从1907年布罗德(Max Brod)在《当代》(DieGegenwart)周刊首次提及卡夫卡算起，卡夫卡学术如今已经110年了；从1924年布罗德在《世界舞台》(DieWeltbühne)周刊首次公开卡夫卡的“焚稿遗嘱”并加以解释算起，卡夫卡学术也快100年了；①从世界第一个专业学会“美国卡夫卡学会”在1975年成立与其会刊《美国卡夫卡学会通讯》(1982年起更名为《美国卡夫卡学会会刊》)在1977年创刊算起，半个世纪也已过去了。卡夫卡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早已无可争议，但令人困惑的是，无论在普通读者那里还是在卡夫卡学者那里，“卡夫卡学术”却总是声名狼藉。早有阿伦特“卡夫卡工业”之揶揄，今有施塔赫所谓“孤独症患者的游戏”之讽刺(详后)。从布罗德、本雅明、安德斯等第一代卡夫卡学者到晚近的康格德、吉尔曼、安德森、卡萨诺瓦等人，跨越百年时空的卡夫卡战场依然硝烟弥漫。不妨说，“卡夫卡式境遇”对于卡夫卡学者来说，首先就是卡夫卡学术这个庞大的存在本身——在“卡夫卡学术”中，卡夫卡学者常常感到“受到自己无法理解、无法左右的力量的控制和摆布，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能以理性和逻辑去解释的荒诞神秘的境况中，内心充满恐惧、焦虑、迷惑、困扰和愤怒，但又无可奈何，找不到出路……”[1]对卡夫卡学术的总体评价，或许应该从理解这种困局开始，而这种困局，首先就是卡夫卡学者与卡夫卡的深度纠缠。

一

某种意义上，卡夫卡学者都有一个“信使梦”②，并且暗中希望自己是唯一的信使：似乎对于他来说，卡夫卡就是卡夫卡笔下那个已经死了多年却好像仍活着甚至会一直活下去的皇帝或国王，只有他一个人得到了关于卡夫卡的启示。但这个怀揣启示的信使，在走出家门后(其实他带着这个信息要去什么地方、传递给什么人也并没有想清楚)却有些吃惊地发现(其实他早就该知道)，这个世界早已布满了形形色色的卡夫卡信使，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就如同卡夫卡父亲的巨大阴影：“在打开的世界地图上”，“四脚八叉地躺着”。[2]278他根本无法突破他们的重围，他会被困在他们用文字所建造的迷宫里；他所希望传达的卡夫卡的信息，在漫长、徒劳、令人疲倦的游荡过程中，会遭受其辐射和撕裂；在某个时刻他会发现，他随身携带的那则信息，已经面目全非。

这样，对于大多数读者和学者，卡夫卡最终只剩下一个形象，而这个形象也来自卡夫卡学术的构建，甚至二者就是一回事：昆德拉认为，布罗德“创造卡夫卡的形象和他的作品的形象，同时也创造了卡夫卡学”。[3]37而对于卡夫卡学术来说，卡夫卡形象(或许最初级的形态是卡夫卡的照片和卡夫卡作品的封面)则决定了卡夫卡学术的样貌。卡夫卡学术的总体样貌就是卡夫卡的总体形象，而卡夫卡的形象，既显现也隐藏在他那让人着迷也让人困惑的作品中。如今我们理解卡夫卡，无论愿不愿意，都需要穿越卡夫卡学术的迷雾，踏上那条或许并没有终点、相反却总是绕回到诸多似曾相识之岔口的道路——这条道路或许就是卡夫卡所说的那条“真正的道路”或“正道”：“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与其说它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4]我们本不应相信自己随身携带着卡夫卡这个文学皇帝的信息。

或许卡夫卡学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守门人都是卡夫卡自己。在此笔者想强调卡夫卡作为“学者”的身份和他对这一身份的“自我理解”。③卡夫卡涉猎的古今知识广泛深入，其复杂程度令人吃惊。只需简单提及：作为犹太人，他晚年宣称自己所写与要写的东西是“新卡巴拉”[5]，也就是他写作的意图之一是要延续、复兴和更新古老的犹太文化传统；他接受过西方古典传统教育，宣称自己是一个“无名希腊人”，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眀征暗引荷马与柏拉图等古典作家的作品④；他热爱和熟悉德国文化，也继承了歌德对于中国文化的好感——有的时候他甚至会想象：“如果我是个中国人……”[6]作为法学博士和官办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他是现代保险法学家和技术专家——美国一部法律教材的著者宣称：“所有西方法律的论述都不过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注脚。”[7]我国学者梁展则断言：“卡夫卡对同时代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社会、法律、国家治理非常熟悉，他的作品是对同时代混乱状况拉开距离的讽刺以及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法西斯体制兴起的预言和前瞻。”[8]果真如此，一般意义上的卡夫卡学者如何能够穿越作为学者的卡夫卡的“自我理解”以及他所研究过的那些“主义和问题”，而抵达卡夫卡文学的核心地带？

进一步的观察还可以发现，“学者”和“学术”形象在卡夫卡作品中为数不少(卡夫卡学术的“国际性”和“比较学术性质”就植根于此类形象中)——《在流刑营》中的“旅行者”被认为是一个“西方大学者”；[9]94《乡村教师》中的叙述者和主人公都是“学者”；《中国长城建造时》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学术报告”，而叙述者是一个“中国比较民族史学者”；[9]380同样在作“学术报告”的还有《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中的红彼得；《一条狗的探索》的叙述者是个已经变老的“学术狗”，它对那些更年轻的“学术狗”对它所提问题的评论听起来竟像是对此后卡夫卡学术自身的描述和反讽：“一个问题听起来像另一个问题，重要的是提问的意图，而意图总是隐蔽的，往往连提问者也搞不清楚。况且，提问的确是狗类的一种怪癖，大家七嘴八舌地乱提问题，仿佛这样就能抹去那些正确问题的痕迹。”[9]445最晚在上世纪80年代初，考察过此前卡夫卡学术史的帕梅拉·考非就已经清楚意识到了卡夫卡学术这种“七嘴八舌”之乱局：“如果批评家把卡夫卡看作是模仿性的，他就在卡夫卡的符号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寻找对应物；如果批评家把卡夫卡的作品看成自我表现的，比如说看成梦叙述，那他就会在卡夫卡笔下的形象与他的生活或欲望及挫折之间寻找对应物；如果关注语言表达危机，比如卡夫卡所面临的他自身真实感觉与他的语言媒介之间的断裂，批评家就会把他的作品理解成这一表达之绝望。……如此的批评并非向卡夫卡作品的某种决定性解释推进，而只是不断衍生出阅读。”[10]当然，不断衍生出的阅读也可以看作“解释”，而这种处在不断衍生状态的解释，就如《城堡》英译者马克·哈曼(Mark Harman)所指出的，也是《城堡》这一作品的一大特点：《城堡》“很大程度上就是由K不断衍生出的没完没了的解释构成的”[11]。《城堡》文本自身的“学术性”呼之欲出。

同样令人吃惊的，可能还有卡夫卡在表述其“学术性”时所采取的欺骗性方式。卡夫卡说他“只拥有人类的全部弱点”，藉此他“强有力地汲取了……我的时代的否定因素”[12]89。这个表述看似谦虚，其实不然，其间“强”与“弱”之间的辩证转换有着难以觉察的含混——“弱点”是被他这个分析者“强有力地”加以理解的结果，在这个分析者面前呈现出“所有弱点”的，最终是被分析的“世界”。卡夫卡实际上是说，他懂得他身处其中的“他的时代”的所有东西，懂到了“细若游丝”的地步。这个表达如果和下面这个同样关乎“强弱”的表达对照起来看，其意思就更为明显：“以最强烈的光可以使世界解体。在弱的眼睛(schwachen Augen)前面，它会变得坚固，在更弱的眼睛前面，它会长出拳头，在再弱一些的眼睛前面，他会恼羞成怒，并会把敢于注视它的人击得粉碎。”[12]341911年2月19日的日记中还有被卡夫卡删掉的一处(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他宣称自己“现在无疑是布拉格的精神中心”[13](zweifellos bin ich jetzt im Geistigen der Mittelpunkt von Prag)。这三个表达合在一起，卡夫卡学术的宽广度就获得了一个说明——卡夫卡学者所发现的卡夫卡作品与其时代之间关系，其根源就在于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已经植入的他与他的时代的关系，而经由他强力阐释过的“他的时代”，同时也携带着它自身的历史和对于未来的想象。由于偶然或者命运，这种想象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契合和共振，就强化甚至建构了卡夫卡学术的城堡——有学者甚至不无道理地说，就卡夫卡学术对卡夫卡形象的构建而言，希特勒也有一份功劳：“通过使《在流刑营》看起来像是将要到来事情的预言，希特勒把卡夫卡变成了预言家。”[14]

二

在卡夫卡学术界，一大怪现象就是充满了卡夫卡式的自我嘲弄甚至自我憎恨：卡夫卡学者批判卡夫卡学术，似乎已成为传统，其方式有些诡异地像卡夫卡的父亲对卡夫卡的批判：“斥骂、威胁、讽刺、冷笑，还有(这是奇怪的)自责。”[2]274面对卡夫卡学术时的疲倦、惶惑甚至恼火，很早时候就已是卡夫卡学术史的一部分了。我们很自然地想起1938年本雅明对布罗德所持批判姿态的讽刺：“无论是超现实主义者对卡夫卡不无道理的关注，还是维尔纳·克拉弗特对卡夫卡不无洞见的阐释，他都嗤之以鼻，这种做法有些煞风景。不仅如此，他还想方设法贬低尚未出现的对卡夫卡的研究。”[15]381在1946年，面对快速增长的卡夫卡学者，汉娜·阿伦特的感觉可谓五味杂陈：“尽管卡夫卡在活着的时候没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他现在倒是能够让一代又一代的卡夫卡学者事业有成、温饱富足。”[16]到20世纪70年代，海勒写关于卡夫卡的书时，已经倦态毕露：“只要瞄一眼就卡夫卡所写东西而写的那些东西的书目，就足以让人觉得要在这些已经过多的书和论文上面再增加点什么东西，是多么成问题。”[17]但他仍强打起精神写了一部《卡夫卡》。

进入21世纪，施塔赫写作后来被公认为卡夫卡权威传记时，这种疲倦已经成为愤怒：“即便卡夫卡从死里复活，他也不大可能告诉我们还没有被探讨过的事情。大多此类研究包含着没有根据的猜测或充斥着令人生厌的学术行话。不管某个理论多么牵强，总会有某个地方的某人跟风鼓吹；没有什么方法不被用来解释卡夫卡的作品。某些专著就像是孤独症患者的游戏，不可能想象读者会从中得到合乎情理的收获。”[18]7

甚至，对卡夫卡学术的这种厌倦也延伸到文学虚构中：阿兰·本奈特(Alan Bennett)1986年推出的荒诞喜剧《卡夫卡的丁丁》(Kafka’sDick)就把讽刺矛头指向了卡夫卡学术——卡夫卡看着西德尼搬进来的一大摞书，惊问：“天啊，这也是我写的吗？”西德尼：“不是。这些书是关于你写的书的书。只是很小一部分。我相信国会图书馆的文献目录有15 000多条。”卡夫卡(愧疚地)：“我为这个世界增加这么多字，我把这个世界弄得更沉重了。”[19]

本奈特笔下的西德尼相信彼时美国国会图书馆关于卡夫卡的文献数量，笔者难以核对，但即便有所夸张，其程度或许并不大。因为早在1961年，哈利·亚尔维所编的《卡夫卡文献索引》[20]就已经收录有大约5 000则文献了。到了2000年，卡普托-迈尔与赫尔茨编辑1955—1997年间卡夫卡研究文献(即《卡夫卡初级文献与次级文献国际书目》[21]第二卷)时，其篇幅已达1 115页。

面对令人望而生畏的卡夫卡研究书目，施塔赫的怀旧情绪或许能够感染如今不少卡夫卡学者：“今天研究过诸如此类书目的人会羡慕卡夫卡的最早一批读者，他们对他的生活知之甚少，能够把作品当作文学来享受，而不是自传性代码的累积。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18]186现代学术似乎已被纳入工业化生产的疯狂逻辑，“卡夫卡关于人生和写作之间关系的丰富言论成为西方文化话语的口头禅。‘卡夫卡工厂’(Kafka Factory)自此以后就怀着几乎是复仇的心态拆卸、弄碎和重组这些引文，通常情况下以这种方式写成的论文就成为学术进身之阶的垫脚石。”[18]186-187

其实，施塔赫所说“能够把作品当作文学来享受”的第一批读者所散发出的牧歌气息，从一开始就是个神话：毋宁说，卡夫卡学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战场——卡夫卡学术史就是“一场战斗的纪实”。在以布罗德为代表的第一批读者那里，布罗德遭遇到的强有力对手就包括本雅明和安德斯(Günter Anders)。本雅明认为布罗德“对卡夫卡生活的观照没有任何特点”，布罗德对卡夫卡著名遗嘱的理解所表现的“无能”尤其“令人反感”，布罗德“对卡夫卡的作品或者写作方式的阐释……无非是些外行的浅陋之见”；然后本雅明亮出了他著名的“椭圆”——“它遥遥相隔的焦点一个神秘主义体验(这种体验首先是对传统的体验)，另一个是现代大城市人的体验。”[15]382-383但是，如今来看，本雅明所谓卡夫卡式椭圆的两个焦点，即“神秘主义”与“人的体验”之间的“遥遥相隔”，不就是布罗德所说的“人与神的这种歪斜不平”“不可逾越”的(两个焦点之间)“距离”[22]吗？卡夫卡学术的战场也如卡夫卡作品一样诡异。

在布罗德与他所批评的安德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距离”呢？布罗德是这样说的：他布罗德“并不是说”，“安德斯造的这个傀儡与卡夫卡毫不相干，而是‘几乎不相干’”；但他，布罗德，却又认为：“这恰恰是事情危险之处，诱惑之处：一些不太重要的、对于认识卡夫卡真实的本质只有次要意义的特征得到了正确的分析。这些特征既属于真正的、活生生的作家卡夫卡，也属于那无生命的、在这本新书中阴魂游荡的玩偶。要将卡夫卡和那摇摇晃晃的玩偶完全区分开来是办不到的……”[23]281在这艰难到几乎语无伦次的表达中，布罗德显得既无法“逾越”把自己和安德斯“隔绝”开来的距离而去“谋杀”之，也难以从安德斯发起攻势的场域(战场)抽身离去——他显得像是一个无法靠近另一个焦点的焦点，游荡于有卡夫卡的阴魂游荡其中的椭圆中。在卡夫卡学术的天空中，不难发现由不同的批评者彼此之间的批评所构成的这种奇怪“椭圆”。美国学者格罗斯说：“或许关于卡夫卡的最好的书并不直接处理卡夫卡和他的作品，而是对于他及他的作品的解读史，也就是说，透过数十年来的时间，来观看和分析卡夫卡的作品被阅读的诸种不断变化而又相互矛盾的方式。”[24]而卡夫卡学术战场的不可思议性恰恰在于，一旦透过时间来观看，那些观看方式本身的看似“相互矛盾”有时竟不值一提。

本雅明倒是十分赞赏另一个“第一代读者”维利·哈斯(Willy Haas)对《诉讼》的理解：“这部难以理喻的长篇的真正主人公是忘却……忘却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忘却自身……它蕴含在被告这个人物中，是强度最辉煌的角色。”但哈斯最终要说的是，遗忘和记忆其实是一回事，这个把记忆与遗忘合为一体的东西属于一个“神秘莫测的中心”，它源于犹太教；这个“神秘莫测的中心”既是耶和华，也是“礼拜仪式最神圣的一幕”：“耶和华回想着，他的记忆秋毫不爽，能持续到‘第三代，第四代’，直至‘第一百代’”，而“礼拜仪式中最神圣的一幕就是将罪愆从记忆之书中抹去”。[15]386据此，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想象：希腊诸神中本应该有个身不由己、失魂落魄但又拥有自知之明的“遗忘之神”，借此形象我们就能够时常提醒自己要假装已经记得。而一旦指出这一点，“记忆”和“遗忘”作为本雅明式神秘椭圆的两个焦点之间的距离，就将不会被“抹去”：我们既要用“记忆”提醒自己已经遗忘的东西，也要用“遗忘”来使我们重新回忆起来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东西曾带给我们的震惊。

三

眼下，笔者面前摆放着四本当代西方学者关于卡夫卡的专著：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前会长吉尔曼(Sander Gilman)的《卡夫卡：犹太病人》(FranzKafka,theJewishPatient, 1995)，美国杜克大学法语系教授、《文学世界共和国》的作者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卡夫卡：愤怒诗人》(Kafkaencolére/Kafka:AngryPoet, 2011/2015)，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弗里德兰德的《卡夫卡：耻与罪的诗人》(FranzKafka:ThePoetofShameandGuilt, 2013)，美国耶鲁大学诺斯(Paul North)的《顺从：卡夫卡的非神学宗教改革》(TheYield:Kafka’sAtheologicalReformation, 2015)。

这四本书都是西方卡夫卡学界在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经历了所谓“文化转向”之后的新成果，都着力于塑造与早先迥然不同的卡夫卡形象。但令人意外的是，这“新卡夫卡”在上述四位学者那里也呈现出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内涵。吉尔曼笔下因内化了反犹主义话语而造成自我憎恨人格结构、命中注定是一个“犹太病人”的卡夫卡虽然也可以同时看作弗里德兰德笔下“耻与罪的诗人”，但显然并不是卡萨诺瓦那个“立意在反抗”的“愤怒诗人”；作为大屠杀研究者，弗里德兰德虽然和吉尔曼一样，花了大力气挖掘卡夫卡的“罪感和耻感”和对反犹说辞的吸纳，但也极力强调作家和他作品人物之间的区别：“K是个自欺大师，但卡夫卡不是”，[25]因为卡夫卡是一个有着自己“诗(的)意(图)”的“诗人”，这显然与吉尔曼把作家、人物及其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一锅煮的做法拉开了不小的距离；卡萨诺瓦与诺斯虽然都认为卡夫卡对他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如暴力、歧视、政治压制、误解、种族仇恨、技术进步的幻想、对工人的征服与压迫等)十分关注，但理解方向上却似乎针锋相对(尽管他们彼此并没有直接引用和批判对方)：在诺斯看来，尽管卡夫卡思考了上述问题，但卡夫卡的答案不是与之斗争，而是“顺从”。在前言中他强调说：“本书所讨论的卡夫卡文本中主人公，如果有这么一个主人公的话，会拒绝使用权力，不想做超人，而宁愿受一个主人的颐指气使，而不是想着去做主人。”[26]xvii相反，卡萨诺瓦极力铺展、渲染和编织了卡夫卡身处其中的“撕裂的、超级政治化的空间”和“高度政治化的文学场域”，[27]115在此背景下突出了一个作为“斗士”的卡夫卡形象——在她看来，卡夫卡的文学首要动机就是为了唤醒同化了的西欧犹太人的民族身份意识：“在德国化的犹太人中间，并没有某种形式的团结一致来使他们能够反抗那种为他们而保留的命运，来保护他们免于遭受那种为他们而保留的命运”；《诉讼》批评的就是这种状况，在其中，“每个人都孤独地经受着被指控的折磨……他们全心关注的是如何为自己辩护，或者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忘记了如何为作为一个群体的自己做辩护，也就是说，在他们自身犹太人身份这个特定的基础上为自己做辩护。”[27]315

“愤怒诗人”不仅是卡萨诺瓦试图塑造的卡夫卡形象，而且通过这个题名，更表达了她对由其他卡夫卡学者塑造的并不愤怒的卡夫卡形象所感到的“愤怒”。从学术史角度看，这后一种愤怒更为普遍。康格德曾如此表达他对吉尔曼的“愤怒”：“如果卡夫卡的成就比那些复制或生产了占据世纪末中欧主流话语的鸡零狗碎要多一点什么的话，那这多出一点的东西在吉尔曼的书中还真的难以找到。最终要紧的是卡夫卡的作品所嵌入的东西，也就是‘成团的毛发，成堆的骨头’这类反犹主义的诽谤和伪科学的主流话语——作品自身倒是可被忽视的媒介。”[28]康格德的愤怒所揭示的，是他对于“文学神”之化身和“写作之存在”(Schriftstellersein)[29]的卡夫卡所留下的“闪烁踪迹”的热爱，或许还有他对反犹主义话语的敏感——他的老师保罗·德曼就因在二战初期为纳粹写过近两百篇“反犹主义”的文章而饱受非议。

我们需要一再回忆的事实是：从布罗德对于卡夫卡文本的“修订”开始，卡夫卡形象就一直被卡夫卡学术所修订。布罗德在准备将卡夫卡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发表的过程中，“系统性地将卡夫卡的用词、拼写和标点给规范化了”，而他的这些修改，“使得所出版的卡夫卡作品变得单纯、清晰，没有了地域风格”；[30]212接下来是卡夫卡在国际化过程中，特别是在英语化的过程中，也经受了译者的修订——比如《城堡》，“在某种程度上，穆尔夫夫妇基于其宗教观点，用英文塑造了一个比德文版中的K更友善、更富有同情心的K”，“穆尔夫妇将K看成一个寻求救赎的朝圣者，他们倾向于忽视卡夫卡对自己同名人物的批评”；[30]210最后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化卡夫卡”[31]对卡夫卡形象的重塑——到2003年，大卫·丹穆若什已经能够宣称：“如果说像卡夫卡和乔伊斯这样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主义大师，过去通常被视为其腐朽瘫痪的本国社会象征意义上的或实际上的流亡者，那么，现在他们的作品越来越频繁地重返故土，再续文化之根，而此根基，或许并未如人们所想的那样被完全切断。就卡夫卡而言，这位作家作为文化超越者形象，正逐渐被布拉格犹太作家的形象所替代。”[30]210

丹穆若什当然也感到了，时下基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研究方法对于卡夫卡形象的修订所暴露出来的历史主义本身的问题：“上一辈人将卡夫卡看成一个国际现代主义者，如果我们现在将他视为一个布拉格的犹太人，我们是更接近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本质了呢，还是只是把我们当前的兴趣热点投射到了作家和他的作品当中？如果说哈曼(新Schocken版《城堡》译者——笔者)的精于算计、自私自利的K……不像穆尔夫妇笔下天真的K那样，那K的这个新形象是更为准确呢，还是只是更接近我们现在的偏爱而已呢？”[30]221-222

对于丹穆若什的看法，或许更成问题的是：就“偏爱”来说，“我们”与“我们”也并不相同，“我们”总是遮蔽着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差异——上述四个学者都有“当代趣味”，但他们彼此之间的“偏爱”显然不同。甚至不同时期可归为同类的“我们”、乃至不同人生阶段的同一个“我”，对于卡夫卡的理解也并不相同——在长文《超越自我肯定：一生阅读卡夫卡》中，索克尔就对自己长达半个世纪对于卡夫卡的理解所经历的变化进行了批判性回顾。[32]保罗·诺斯对于卡夫卡的“非神学阅读”显然与布罗德与肖勒姆对卡夫卡的“神学阅读”属于同一个谱系，尽管他也同意本雅明把布罗德等人的“神学解读”称为“无耻的”——对于卡夫卡形象来说，他认为，“是时候把1917—1918年或在此之后的卡夫卡从未排斥过的‘神学’整合进去了，尽管当本雅明宣称像布罗德和约阿希姆·肖普思(Joachim Schoeps)和其他人的‘神学’是‘无耻’的时候，他在那时无疑是正确的”。[26]30如果考虑到本雅明的好朋友肖勒姆对于卡夫卡的“犹太神秘主义”的理解其实也是“神学式”的，而本雅明对于布罗德的“神学解释”加以批判而对肖勒姆对于卡夫卡的“神学解释”却心有灵犀，那么，本雅明与布罗德的差异，其实也可以看作在“神学解释”内部对于卡夫卡解释权的争夺。

四

从阅读效果来看，卡夫卡的作品似乎已经预先在我们每一个读者心里装上了一道门。我们每一个读者都可以自认为是这道门的看门人。在这个读者看来，其他读者都是乡下人，他们每个人都向这个读者献上了自己的解读，这个读者照单全收，但他会补充说，他之所以收下，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些解读正确，而只是要让解读者知道，他们所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他还是不认为这些解读能打开他心中由卡夫卡的作品所刻写的“法门”。

某种意义上，一副照片也是门，一副严格意义的照片就是通向过去的某个精确到不再延伸的空间的门，在这个门内会有某个不再改变的形象。那么，通过照片能进入卡夫卡与卡夫卡学术吗？我国学者曾艳兵教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常常对着卡夫卡的照片入迷”，希望照片里的卡夫卡能对他“说些什么”。[33]牛津大学教授卡洛琳·杜特林格尔(Carolin Duttinger)干脆写了一部《卡夫卡与摄影》(KafkaandPhotography)的著作。而根据布罗德说法，卡夫卡确实很早就喜欢用照片演戏，有一部戏就叫做《照片在讲话》。[23]12卡夫卡迷恋照片，试图通过凝视菲丽斯的照片来捕捉菲丽斯；卡夫卡小说里的人物也迷恋照片，老板娘就珍藏着一幅他的老情人克拉姆的信使的照片——杜特林格尔辨认出：这个照片的原型其实是1912年5月18日斯坦福大学跳高运动员乔治·霍林(George Horine)飞跃2米横杆时的瞬间定格。[34]233

但是，卡夫卡与他的人物更多时候并不在照片里，他无数的人生片段并没有留下照片，他也明确拒绝把《变形记》中的虫子画成一个“形象”。不在照片里的卡夫卡又该如何理解？卡夫卡传记作者施塔赫叹息道：“卡夫卡常常半天半天地躺在床上或沙发上，没精打采，拒人千里，陷入白日梦状态。我们对此真正知道些什么？我们知道很多人后来会为他们在白日梦中梦到的东西惊叹不已。即便最厉害的方法也无法引领传记家抵达形象之形象。”[18]13

即便如此，施塔赫仍然觉得分析照片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我们经常会在那些摆拍的照片上发现秘密真相的显现(epiphany)。”[35]他凝视着卡夫卡与菲丽斯著名的订婚照，想要从中“发现些什么”：卡夫卡站着，菲丽斯坐着，菲丽斯所坐的椅子要么是一张像吧台里使用的那种高椅子(依稀是《城堡》中弗丽达的形象)，要么是摞在一个台子上的；卡夫卡穿浅色的夏装，上口袋里装着一个手绢，白衬衫系着深色图案的领结；菲丽斯穿一条长裙和白衬衫，那个小盒子里可能装有卡夫卡的照片，她腿上放着黑色钱包——很可能900克朗就放在里面；他们几乎没有接触；卡夫卡奇怪地弯曲着手指，压着菲丽斯裙子摊在椅子上的褶皱；两个人都直视镜头，他们的瞳孔里可以看到摄影棚里的两盏灯。但最重要的是：菲丽斯的嘴巴微张，冲着镜头的眼神有所期待，而卡夫卡的表情则非常不确定：“他在微笑吗？乍看上去似乎是，但又缺少和微笑相关联的一些表情特征，他的表情就好像是一直在变化的光学效果所造成的一种幻觉。要看出一些意思，需要一次只看卡夫卡的一半脸，这个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这确实是光学效果。如果你盖住卡夫卡的右半脸，你会看到微笑确定无疑地洋溢在他的嘴角和眼睛；如果你盖住的是左半脸，你看到的是一副严肃专注的无感情的表情。”[35]

显然，从照片中发现“秘密真相的显现”，只能靠运气。更多时候，“真相”在文字和书信里若隐若现。诺斯注意到《城堡》中的一段文字同时关乎“照片”和“书信”：K所住房间的墙上挂着几幅“圣徒画像”和“士兵照片”，在读完克拉姆的信之后，他从墙上拿下一幅画，把信挂了上去。[36]但这能说明什么呢？是不是如诺斯所猜测的，“用一封全然含糊其辞的信取代一副褪色的照片是一个进步”？[27]214或许我们应该放弃对于卡夫卡与卡夫卡学术的“形象描述”？

但“含糊其辞”的卡夫卡的文字，究竟又能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诉讼》中约瑟夫·K对于被捕事件的“自我理解”，那么卡夫卡就似乎和卡夫卡学者的“研究”开了一个玩笑。在K被逮捕之后，格鲁巴赫太太特别评述了他的被铺所具有的“学术性质”：“您虽然被捕了，但不是像小偷那样被捕。如果像小偷那样被捕，事情当然很糟，但是这一种逮捕——在我看来是属于某种适合于专家们进行研究的事情(etwas Gelehrtes)……”[37]22对此K的反应是：“你所说的一点都不蠢……只是我对整个事情的判断比您更敏锐，我认为这件事根本不是什么可被用于专家研究的事情，这根本什么事也算不上。”[37]22如果在K被捕这件事上，K的意见也是卡夫卡的意见，那么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对于K的被捕性质的“学术研究”就是一个错误；他所拉响的“诉讼铃声”，和乡村医生所听到的“急诊铃声”一样，都是骗人的。

五

早在1941年，沃伦就在卡夫卡的书中看到了后世卡夫卡学者的“形象”，他们依稀就是法院或城堡里的“官员”：“这些埋头处理文件的官员都是学者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生活同他们的生物及情感生活之间看不出有什么关系。”[38]86在这一类比中，卡夫卡学者似乎扮演了一个阻碍卡夫卡的读者去理解卡夫卡作品的不那么光彩的角色——这个角色就如同《城堡》和《诉讼》中那些阻碍K进入法院和城堡的官员一样令人大惑不解。尤其当沃伦说出“文件既是恩赐也是诅咒”[38]87时，他对卡夫卡学术的“判决”显然是在模仿布罗德对于卡夫卡作品的“判决”：布罗德觉得《城堡》谈的是“恩赐”，《诉讼》谈的是“惩罚”——最厉害的惩罚莫过于“诅咒”：梦想被卡夫卡所召唤的卡夫卡“信使”俨然就是被卡夫卡所“诅咒”的卡夫卡学术王国的“土地测量员”。

细察之下，卡夫卡学者对卡夫卡解释权的争夺，这种不那么“光彩”的景观，在《诉讼》中有一个可资参照理解的模型，即K对“耻辱”的理解。《诉讼》最后一幕，是K预感到有一种“耻辱”将比他活得更长久。K担心身后的“耻辱”，昆德拉则担心K的耻辱已经成为卡夫卡的耻辱，而卡夫卡的耻辱，应归咎于布罗德对朋友遗嘱的“无耻”背叛：布罗德打开了“无耻”的卡夫卡学术这个潘多拉之瓶[3]243-244……问题的含混性在于，“无耻”(shameless)到底是“耻辱到了根本不知道耻辱”也就是“极限状态的耻辱”，还是根本“没有什么耻辱”也就是“无辜”(无-耻)？《城堡》中大桥酒店老板娘曾向弗丽达提到K的“孩子气”(孩子当然是“无辜”的)，K后来向佩碧也承认了这一点。⑤约瑟夫在死前感到了“耻辱”，是不是说：他明明知道，自己其实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却硬要冒充什么都懂得的成年人？

在这混合了孩子与成年人的形象之上，会有一个卡夫卡的形象吗？沃伦的话或许有几分道理：“一个研读过柏拉图和克尔凯郭尔的人写出的这些后期小说的独特动人之处就在于对话中的机智和理智上的悬念。”[38]88卡夫卡的作品既表达了对积累起来的知识的厌倦(这种厌倦与我们今天面对卡夫卡学术时所感到的厌倦本质上是一回事)，也表达了通过对话来激活和更新问题的潜力。但拥有这种潜力，需要像卡夫卡一样研读他所读过的经典，思考他所思考过的问题，才有可能。同时需要的，或许还有土地测量员K的顽固意志和卡夫卡式的耐心：“只要力所能及，我愿意再保持一阵这种无知状态，并承担其肯定严重的后果。”[39]55否则，“悬念”就会成为僵局。

约瑟夫·K早就反对格鲁巴赫太太把他的被捕当作“学术问题”。如今我们的问题是：“卡夫卡学术”是留在卡夫卡身后、比卡夫卡活得更长久、属于卡夫卡也属于卡夫卡学术的“耻辱”吗？如果布罗德当年也误听了卡夫卡的遗嘱，从而使得卡夫卡和卡夫卡学术从时间的遗忘之海赫然耸立于世界，那么，这也是每个卡夫卡学者的宿命或者诅咒：纠正一个似乎不应存在过的错误以及伴随这个错误而来的无数错误。如果说卡夫卡是“罪与耻”的诗人，那么卡夫卡学术也是“罪与耻”的学术。卡夫卡学术已经比卡夫卡的生物学意义的生命“长久”了一个世纪，并且注定还要更长久些。我们既知道这一点，又不能确定这一点到底会在哪一点终止。我们一再回到卡夫卡，而卡夫卡似乎也一再地在卡夫卡学术的催逼下，持续地返回到一个或许他自己也并不知道的起点或来源——诺斯断言：“和罗森茨威格及其他人一样，卡夫卡正在回归到一种他几乎不知道的宗教传统，这使他有机会用他想象中它所是的样子来制作出来它，以及，由于有意无意地意识到他正在这样做，他也把它弄得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26]24就此而言，如果说卡夫卡是卡夫卡学术的最后“守门人”，那么回到卡夫卡，则意味着回到一个无法确知终点的新起点。

注释：

①关于卡夫卡遗嘱问题与卡夫卡学术史的内在联系，详见拙文《学术史语境中的卡夫卡“遗嘱”》，载《外国文学》2017年第4期，第56-64页。

②卡夫卡一则随笔写道：“他们面临选择，是成为国王还是成为国王们的信使。出于孩子的天性，他们全都要当信使。所以世界上尽是信使，他们匆匆赶路，穿越世界，由于不存在国王，他们互相叫喊着那些已经失去意义的消息。他们很想结束这种可悲的生活，但由于职业誓言的约束，他们不敢这么做。”见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5)，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页。

③关于这一问题，学界讨论不多。玛特尔·罗伯特认为，虽然卡夫卡和塞万提斯一样，属于“贪婪的读者”，但他们都还“不是学者”(Marthe Robert,TheOldandtheNew:FromDonQuixotetoKafka,trans. Carol Cos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32)。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卡夫卡显然“关心”学者和学术。

④作为一个个案考察，详见拙文《无名希腊人的“非历史命运”：卡夫卡的乡村医生与希腊古典》，载《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第207-219页。

⑤在与K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弗丽达援引了老板娘对K的判断：“我没法喜欢他，可是让我扔下他不管我也做不到，谁看见一个还不大会走路可又不知天高地厚一个劲儿往前冲的小孩子能憋得住不去拉他一把？”K后来把自己与佩碧进行了比较：“我们两个太幼稚、太天真、太不懂事，我们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大吵大闹去争取一件东西……活象一个小孩揪着桌布使劲往下拽，结果什么也捞不着……”(赵蓉恒译文，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4)，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273、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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