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平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南宋黄震论永嘉学派巨擘叶适之学，曾喟然有叹：“水心岂欲集诸儒之大成者乎？”[1]639而叶绍翁评叶适之文，亦同一声口，谓其“可谓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2]叶适之学，鼎足朱、陆，①水心之文，又度越韩、柳，②这一学术与辞章并集大成，“学宗”与“文伯”荣归一身的现象，在南宋朱、陆一派学人相当程度上卑视艺文的历史语境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叶适素被视为南宋“事功派”散文的旗手，其散文成就历来备受推许，声誉卓著，号称“大手笔”，[1]638“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3]叶适的散文创作不仅诸体皆备，且不名一体，各臻胜场，体现出全面的创新意识，故论者谓其所作表、启“文平意顺”，[1]638所作铭、志、序、跋“笔力横肆”，[1]649所作奏议“恳切哀痛”。[1]661但散文诸体中，叶适本人最为重视、也尤为论者称赏者，乃是其碑铭与记体文，如陈栎谓叶适“自建康帅阃病归不复出，大肆力于碑铭、记文，四方甚重之”。[4]关于叶碑，前修时贤揄扬已多，笔者亦曾作有专论，③此专就其记体文略申浅说。

记体文属于古代“杂记”之一种，其所谓“正体”，按明代吴讷的说法，是“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5]而“正体”成立之后，“破体”之作纷起，遂使传统“正体”沦为无谓。记体文因所涉题材范围极广，艺术风格多元而在古代属于非常重要，极具研究价值的文体。此体成熟于唐而鼎盛于宋，论者早已指出，在诸多散文样式中，宋人对记体文在题材、立意、格局、视角与语言诸方面的发展、改造和创新最为引人注目。[6]194更具体地说，是北宋诸家创作了数量极为可观的记体文，尤其是众多作手着眼于“破体”为记所带来的艺术新变，终于将记体文推向鼎盛时期，而南宋记文则多步武北宋矩镬。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皇朝文鉴三·记》对此作有专论：

韩愈以来，相承以碑志序记为文章家大典册，而记，虽愈及宗元，犹未能擅所长也。至欧、曾、王、苏，始尽其变态，如《吉州学》《丰乐亭》《拟岘台》《道州山亭》《信州兴造》《桂州新城》，后鲜过之矣。若《超然台》《放鹤亭》《筼筜偃竹》《石钟山》，奔放四出，其锋不可当，又关钮绳约之不能齐，而欧、曾不逮也。[7]733

吕祖谦编《皇朝文鉴》收北宋记文共8卷90篇，数量相当可观，叶适于此即概述了记体文在北宋时度越唐贤的盛况，尤其对欧、苏记体文多有推崇，同时亦可见出他对此类文体的重视。《叶适集·水心文集》收记文计3卷53篇，这一数量在有宋一代仅居苏轼(61篇)、朱熹(81篇)与陆游(56篇)之后，位居第四。但叶记非唯数量宏富，影响亦甚巨，如刘埙《隐居通议》记其与友人赵必剧谈快意时，竟有同声背诵叶适《晋元帝庙记》与《司马温公祠堂记》以为乐之举。更为重要的是，叶记让我们能从一个小微的具体角度去管窥其作为“学宗”与“文伯”，在“文人之文”与“学人之文”岐辙异轨的背景下而“欲合周程、欧苏之裂”[8]34的努力。

一、景语：从式微到复萌

北宋记体文越唐贤而趋新的表现之一，是论者早已指出的，变唐记以“物”为主的写实取向而着力于“人”，赋“物”以强烈的主观意识。[6]194-195面对北宋记体文从“物”到“我”的文脉嬗变，叶适在创作实践中颇有调适之举。

叶适所面对的记体文遗产在北宋主要集中于欧、苏二家。欧记中存在较为突出的景语成分。这一方面表现为欧记部分作品景语比重相对较大，如《丛翠亭记》纯以景语作为全文主体，别无寓意；《醉翁亭记》的景语则次第铺排，极富层次，以至于陈师道《后山诗话》引秦观语，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9]309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欧记具有较明显的“娱物”倾向，或“折花弄流，衔觞对弈”(《游大字院记》)，[10]928或“仰而望山，俯而听泉”(《丰乐亭记》)，[10]575或“荫长松，藉丰草，听山溜之潺湲，饮泉石之滴沥”(《浮槎山水记》)，[10]583此种“非有清吟啸歌，不足以开欢情”(《游大字院记》)[10]928的“娱物”倾向，使得欧记部分作品中的景语即便在形式上显得较为短粹，但仍能产生景语被作者刻意凸显的阅读印象。相对于欧记，苏记的景语则已显著弱化。苏记在数量上虽雄踞北宋记文之冠，但其中略涉景语者仅《石钟山记》《灵壁张氏园亭记》《秦太虚题名记》《放鹤亭记》寥寥数篇，而绝大多数篇章均有“我”而无“景”，一些从标题着眼看似非涉景不足以成文的记文，却在正文中景语全无，如《眉州远景楼》《游恒山记》。换言之，从欧到苏，景语在北宋记体文中已完成退场之势，新的时代文风已然到来，此即徐师曾所说的“欧、苏以下，议论浸多”。[11]

叶记以亭台堂阁记数量最多。亭台堂阁记一体，北魏《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堪称滥觞；中经韩愈、柳宗元的艺术实践，至北宋而蔚为大观，进入繁盛期；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诸作手均各擅胜场，后先辉映。南宋亭台堂阁记总体上逊色于北宋，但叶适此类记文却能在“议论浸多”的历史语境下使景语呈现出复萌之势，并以长于写景的特色而为论者所注意，如黄震即云：“《烟霏楼记》，公守蕲时所作，写景状物佳。”[1]638而叶适此类以景语见称的记文为数甚众。嘉定十二年(1219)，叶适作《宝婺观记》。宝婺观原名玄畅楼，南朝齐隆昌元年(494)沈约守金华时始造，历代吟咏甚伙。叶适此记写景部分大笔勾勒，回环纵目，视野开阔，完全着眼于临望之美，对宝婺观本身则不施笔墨，却又曲见兹楼之高雄。《平江县王文正公祠堂记》本以叙事为主，然末句云：“县有幙阜、连云二山，高逾万寻，衡岳反在其下。其云气异物，恍惚有无之间，可以渺然而赋矣。”[12]175此笔锋突转之语，顿使“文有余韵”，[1]640显系精心结撰之笔。又《北村记》：“渟止演漾，澄莹绀澈，数百千里，接以太湖，蒲荷苹蓼，盛衰荣落，无不有意。而来鸥去鸟，风帆浪楫，恣肆渺莽，不知其所穷。”[12]173《黄氏日抄》盛称此记“文有雅韵，读之如阅山水画，一奇也”。[1]640而《湖州胜赏楼记》则在会与放、视与听、山与水、景与人的剪切中“随地而胜，随胜而赏”，[12]200视角多元，取景精妙，饶有佳趣。书院记系学记之一种，叶适的书院记仅《石洞书院记》一篇，但其写景先叙洞无行径，阻于崖壁；复以“遥闻水声出空中”诱引出“土开谷明”的异境；最后稍复深入方使坚竹瘦木、飞湍瀑流、红蕉绿蒲、潭涧阿岭之属一览无余。[12]154-155故此记写景备极曲折，文学性大大加强，颇得陶潜《桃花源记》之趣，被誉为“当代三绝”，[13]洵非过誉。

叶适显然并不认可景语在北宋记体文中日趋式微的文变走向，因而在撰述中欲有所拨正，这种拨正并不囿于一般意义上的审美驱动，更有其思想根源。从孔子论乐山乐水，到孟子论独乐众乐，再到荀子正式提出“比德”说，先秦原儒已逻辑性地形成“以物观德”的道德化自然观与审美观，进而对游观之乐持有道德警惕，这对包括宋儒在内的后世士大夫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论语·先进》中的曾点之乐才成为“圣门一大议论”，[1]640或如叶适所说成为“近时语道之大端”(《风雩堂记》)。[12]177但叶适认为有君子之乐，有小人之乐，“声色游畋，小人之乐也”“以道而乐其身”则为君子之乐(《毛诗》)。[7]64-65“犹有待于物，点之乐也；无待于物，颜氏之乐也。”(《风雩堂记》)[12]177叶适认为颜回之乐与曾点之乐虽有是否假于外物的区别，但二者均属君子之乐。叶适更进一步着力阐明“耳目之玩”未可薄，“游观之义未当贬”：

游观之术进矣，大而高丘大泽，放荡独往；小亦幽花丛薄，啸歌自命；此文臣才士之所以逞其赡逸雄豪，放臣逐子之所以平其郁纡悲忧也。累世之笔墨，未有抑此而不扬者也，又可陋乎！(《沈氏萱竹堂记》)[12]154

叶适在这里难能可贵地对文臣才士、放臣逐子借山水游观以逞才抒怀表达了理解之意，从而大大区别于理学家的偏见。《习学记言序目》有云：“云淡风轻傍花随柳之趣，其与穿花蛱蝶点水蜻蜓何以较重轻，而谓道在此不在彼乎！”(《皇朝文鉴一》)[7]706在叶适看来，程颢《春日偶成》与杜甫《曲江二首》中的景语各有其道，并不能如程颐一般厚此而薄彼。要之，叶适对游观山水相对开放的态度使其记体文能较大程度地予景语以一席之地。而反观在思想上与叶适龃龉不合的朱熹，其记文数量虽居两宋之冠，但涉景之作仅《百丈山记》与《云谷记》两篇，这在其洋洋81篇记文中实不足为论。当然，与欧记相较，叶记并无纯以景语结撰全篇之作，亦乏《醉翁亭记》般的赋体式景语，少有过于浓郁的景语呈现，而是以简约克制为最大特色。因此就“景语”论，叶记较欧记为简约，视苏记则显富赡，其调适欧、苏而又超越理学一派的姿态隐然可见。

二、理语：从“放言”到“法言”

记体文属于较难撰写的文体之一，故方苞云：“散体文惟记难撰结，论、辨、书、疏有所言之事，志、传、表、状则行谊显然，惟记无质干可立，徒具工筑兴作之程期，殿观楼台之位置，雷同铺叙，使览者厌倦，甚无谓也。”[14]为避免流于千人一面，不能不“破体”为记，而宋人于此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理语的大量延入。陈师道云：“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9]309言外颇有鄙薄意。但从开放的态度来看，“议论虽多，何害于记”！[15]欧、苏记文均长于议论，二者为论虽各有面目，然求其同，则均带有浓郁的文人式的“放言为论”的特色：或娱情自适，如刘熙载谓欧阳修“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16]28或于理难守，如刘熙载谓东坡文“至其理有过于通而难守者”。[16]30故叶适既指明欧阳修“尤好立论”(《皇朝文鉴一》)，[7]709更对其议论多有微词；既高度评价苏轼为“古今议论之杰”，又谓其“理有未精”(《皇朝文鉴四》)。[7]744于是叶记议论虽留有学欧的痕迹，④更深受苏记沾溉，但却别有熔铸。吴子良将这一变化表述为：“自古文字如韩、欧、苏，犹间有无益之言，如说酒说妇人，或谐谑之类。惟水心篇篇法言，句句庄语。”[17]正是看到了从欧、苏“放言”到叶适“法言”(或“庄语”)的变化。叶适对此亦多有明确表述，如其指斥“科举希世之学，烂漫放逸，无复实理，不可收拾”(《皇朝文鉴四》)，[7]744谓《华严》诸书“乃异域之放言”“此苏、黄之流弊，当戒而不当法也”(《题画婆须密女》)，[12]595又主张“不随语生说而义理自会”(《观文殿学士知枢密院事陈公文集序》)。[12]225

叶记的“法言”首先集中表现为趋实之忧与烨然文采互为表里的文风。陈亮谓叶适“视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18]故叶记为论，“不以高论废务，不以空意妨实”(《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12]162叶适强调“因物以讲德”(《皇朝文鉴一》)，[7]706并认为应从“忧乐”角度对“德”进行考察：“既以义而忧其君，复以道而乐其身，庶几是道之常存矣，此忧乐之异，考德者所当知也。”(《毛诗》)[7]64-65在叶适看来，有德之君子在治国层面当忧，即“以义而忧其君”；在修身层面当乐，即“以道而乐其身”，故有德者当忧世而乐道，此与朱熹“理足以胜私，故不忧”，[19]即仅从是否超越私欲的角度定义“忧乐”大有不同。而在忧世、乐道二端中叶适又首重忧世，他从事功立场出发，认为“立志不存忧世，虽仁无益也”(《赠薛子长》)[12]608“百年中泰然不知忧者皆是，则安得无靖康之祸！”(《皇朝文鉴三》)，[7]735强调“仁”如果不与“忧世”结合，不仅无补于“仁”，还有害于世。以故，叶记中数量最多的亭台堂阁记大都以乐中见忧为特色。如写于绍熙三年(1192)蕲州任上的《烟霏楼记》虽素以写景状物而为论者称赏，然写景之旨，乃在于以烟霏之胜与蕲民之陋相形，从而表达叶适在早期仕途中自警而不自纵的情怀。绍熙五年(1194)，叶适取欧阳修《醉翁亭记》“醉能同其乐”之句作《醉乐亭记》，此记写景亦佳，其由山而水、由水而人次第展开的写景层次明显借鉴了欧记，但其写山、写水、写人、写民俗，一归于“通民之愿而务得其情”的“善政”，[12]150-151是记明示其乐中见忧之意，且全无个人之忧，与欧阳修贬滁之际的醉乐显然大异其趣。《汉阳军新修学记》云：“古之言曰：‘一道德，同风俗。’风俗之难同也，以其陋而远，虽道德大备之世，莫或齐焉。”[12]140故叶记虽在景语中予游观之乐以一席之地，但又常将泉石之美落实到风俗之淳，更往往在游观之乐中心系民瘼，因此其“游观之乐”既无欧记的“幽情雅韵”，亦不同于苏记之多旷达之乐。

叶适认为“以文为论，自苏氏始”(《皇朝文鉴四》)，[7]744并对苏轼此举倍加推许，故叶记为论除务求切实外，又注重文采烨然，此与当时一般学人唯求崇实而不务文采的为文取向显著异趣。《温州社稷记》刻意在社稷神明之正与世俗之怪淫诬诞的强烈对比中相形成文，黄震谓“文极华赡”。[1]640《瑞安县重修县学记》论吏当先自教自养而后教民养民，黄震视之为“痛快语”。[1]640《龟山杨先生祠堂记》以中段叙事为骨架，首尾议论则呈呼应之势，黄震谓“文优缓而理趣髙”。[1]639《风雩堂记》则被黄震许以“说极平实，而文采烨然可读也”。[1]640《叶岭书房记》将仕进路绝的僻居静处与中外恐悚的兵革风云相对举，言外顿生无穷悲感。《风雩堂记》则将景语与理语融为一炉而泾渭难分。《时斋记》首叙时斋主人李君亮一波三折的求记经过，完全是欲借曲笔而生文趣的形式设计，与记文主旨并无内在关联。《郭氏种徳庵记》与《留耕堂记》亦均层层深入而曲见新意。前述《石洞书院记》既因备极曲折见长，复以议论精到见称，其立论以山水之美为基础而又超越山水之美，作为书院记，此记虽在叶适的学记中孤篇孑立，但却完全可以在南宋繁盛的书院记创作中据有一席之地。

叶记的“法言”又体现为注重考见古今本末之变，反对“妄作而不可述，奇言而不可考”，[7]217体现出叶适“辅史而行”[12]1的观念。《温州开元寺千佛阁记》着眼于今昔之变，“因人情施舍而及治道之中”。[1]638《汉阳军新修学记》则被《黄氏日抄》谓为“历叙江汉古今材质，文有节奏可观”。[1]638而《温州新修学记》梳理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之间的学术脉络，成为后世考察永嘉学统递嬗的重要参考文献。《金坛县重建学记》“上考太伯、(伯)夷、(柳下)惠、下参季札、子游、子羽，折之于孔氏”，[12]153亦见古今本末之变。叶适的藏书记严格地说仅《栎斋藏书记》一篇，然是记通过历叙学术变迁以呈现藏书之富，显得极有特色。

不可否认，叶记的“法言”也具有一定的性命道德色彩，即“重入传统儒学之藩篱”。[20]历史上永嘉学派与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均曾被贴上“功利之学”的标签，被道学一派视为“异端”，但叶适与陈亮实有歧异。陈亮单纯以形而下的实事实功解“德”，属于功利性的实践哲学；叶适“考德”，则在功利之外兼有伦理性的道德哲学色彩，故黄震谓叶适“以功利之说为卑”。[1]639叶适这一“内外交相成”(《孟子》)[7]207的特色使叶记的“法言”带有了某种程度的道德论色彩。如《宝婺观记》视山水为“至善之所存”，视游观山水为“密悟为善之机”，[12]193-194这是将山水以及山水之乐均道德化，从而使游观成为了一种成德安性的修养功夫。《风雩堂记》亦称李伯珍筑风雩堂而将性命道德视为归宿之地，这自然是叶适的学术“失语”在文学上的直接投影。

南宋中叶为学派与文派林立孳生并彼此互渗之际，故此期散文流派的命名多与学术相关。对于叶适之文，或视为事功派散文，或径称永嘉派散文，前者忽视了叶适之学的复杂性，后者的文派内涵则含糊未清。实际上，就“理语”而论，叶记虽重“事功”却旁及“道学”，既重“文采”却又警惕“言语之缛为辞章”(《栎斋藏书记》)，[12]200具有明显的融会色彩。

三、“文集大成”：“文人之文”与“学人之文”的帛裂与统合

记体文素为叶适所重并为其获得盛誉，故此体在叶适的散文创作中具有样本分析的典型意义。清人史震林有云：“诗文之道有四：理、事、情、景而已。”[21]在我们看来，叶记中“景语”与“理语”出入欧、苏而别有熔铸的特色，绝不能仅获得技术层面的理解，它在特定的学术语境与文学语境中，实折射了叶适作为“学宗”与“文伯”，欲统合“文人之文”与“学人之文”的自觉意图，是其“文集大成”的集中体现。

欧、苏记文自属“文人之文”，就其异者而论，前者因长于感叹并“藏锋敛锷，韬光沉馨”[22]而在美学上“逸而未雄”，[23]呈现出姚鼐所说的阴柔之美；后者则因大放厥词而多阳刚之美，以致尚苏轼者“文多宏放”。[24]叶记之“景语”与“理语”则调适欧、苏，融欧记之柔与苏记之雄于一体，从而具备了具有自我特色的“文人之文”的属性。然而与欧、苏之“文人”本色不同的是，“水心，大儒，不可以诗人论”，[25]即叶适的主要身份乃是学人，这又使叶记不能不具有“学人之文”的特质。由是，叶记一体而兼两任，具备了“文人之文”与“学人之文”的双重属性，其基本特色，按虞集的概括，是“明丽而不失其正”。[26]叶适门人赵汝谠则表述为：“以词为经，以藻为纬，文人之文也；以事为经，以法为纬，史氏之文也；以理为经，以言为纬，圣哲之文也。本之圣哲，而参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谓大成也。”[12]1按照我们的理解，叶适的“文集大成”，实乃“文人之文”与“学人之文”双向互渗的结果。

在诗学范围内，宋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学问化进程中的第一座高峰。在儒学复兴的学术背景下，宋人基于学术干预文学的事实，在理论上提炼出了一些新的诗学话语，其中典型如北宋中叶诗论家李复将“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相对举，南宋张栻则进一步明确泾渭“诗人之诗”与“学者之诗”。同样，在散文范围内亦存在“文人之文”与“学人之文”的划界，并呈现出散文观念彼此龃龉难合的帛裂之势。如陈善云：“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立门户，不相蹈袭。”[27]周必大谓：“自元祐间苏文忠公有诋伊川程氏之语，门人怨怒，力排苏氏。由是学问文章遂分洛、蜀，识者非之。”[28]朱熹称：“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29]叶适也说：“程氏兄弟发明道学，从者十八九，文字遂复沦坏。”(《皇朝文鉴一》)[7]696这些言论都传递了“文人之文”与“学人之文”帛裂对立的客观事实。面对这一文坛现状，有识之士颇欲有所改观，如吴子良云：“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会之，故吕公之文早葩而晚实。”[30]可见吕祖谦颇欲对此帛裂之势有所调适，但“早葩而晚实”显然是吕祖谦散文创作纵向性的单一变迁，而非既“葩”且“实”的真正“融会”，而叶适的记体文创作实践则表明其已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对“文人之文”与“学人之文”的统合。叶适的散文统合意识既体现于其创作实践，还体现于其选文纂集之举。叶适曾对北宋名家之文，“择其意趣之高远，词藻之佳丽者而集之，名之曰《播芳》，命工刊墨以广其传”。此举要旨，在于欲“兼收备载”“略所短而取所长”，力避“泛然而无统”(《〈播芳集〉序》)。[12]227-228与此相映的是，吕祖谦所纂《皇朝文鉴》则多本孝宗圣心，斟酌去取一归于是否有益治道，故叶适谓其“欲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而不以区区虚文为主”(《皇朝文鉴一》)，[7]695这一纂集意图显然难收吴子良所说的“理”“文”融会之效。

自东晋设郡以来，永嘉长期处于僻远下州的边缘地位，其早期学术与文学活动均以模仿为特色，故永嘉学术先驱面对“周程、欧苏之裂”，最初采取的是分而学之的姿态，如孙诒让谓周行己“讲学本伊川，文章则轨步眉山”，[31]可见作为永嘉学派草昧时期的学人，周行己尚无力实现学术主体与创作主体的融合。后历“薛(季宣)经其始而陈(傅良)纬其终”(《温州新修学记》)[12]178以及叶适集其大成的学脉递嬗，永嘉学派终于能隐然与朱、陆相抗，而处于永嘉学派黄金期的叶适也终于能在学术与文学上均同时表现出强烈的统合意识，极力否定“人奋其私智，家操乎异说，各不相统”(《上蔡先生先生祠堂记》)，[12]166认为“学而不尽其统，与不学同”(《老子》)，[7]217强调问学之要在于“会亿万必以一”(《栎斋藏书记》)。[12]200故叶适一方面对李焘一类能“兼方合流”“综练古今名实”的学者热情揄扬(《巽岩集序》)，[12]210另一方面更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言学之本统，古今伦贯，物变终始”(《宋厩父墓志铭》)。[12]490学统所支撑的乃是“道统”，所谓“学与道会”(《宜兴县修学记》)。[12]195“道统”是唐宋学人思考和试图解决从传统走向未来问题的理论出发点，而肇始于韩愈的道统观念在宋儒中则造极于朱熹与叶适。[32]不过“统合”意识在叶适这里较朱熹更显强烈而迫切，原因是朱熹的“道统”是以韩愈的“道统”为基础而进行的修改，而叶适则是全盘否定朱熹所排定的“道统”传承序列，转而欲通过回归先秦原儒，重释儒家经籍来另行重建“道统”。显然这一重建“道统”的统合意识成为了叶适文统意识中最强大的源动力，对此他多有明确表述，如其有云：“汉以来，经、史、文词裂而为三，它小道杂出，不可胜数，殚聪明于微浅，自谓巧智，不足以成德而人材坏矣。”(《〈纪年备遗〉序》)[12]208又云：“若所好者文，由文合道，则必深明统纪，洞见本末。”(《皇朝文鉴一》)[7]696

当然，叶适在学术上虽以反道学的异端面目出现，但朱、陆在理论上始终未之能屈，原因在于叶适尚缺乏安顿其“异端”思想的核心学术话语。如果说叶适“学集大成”的“学宗”之誉容有被拔高之嫌的话，那么“文集大成”的“文伯”之誉则颇副其实。刘埙《隐居通议》云：“近时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欧苏之裂。”“晦翁诋斥苏文，不遗余力，水心虽欲合之以矫俗，然其地位亦只文章家尔，终不见其往复讲辨如吕、陆也。”[8]35反过来说，叶适在思想层面与朱熹的直接辩诘委实不如吕祖谦与陆九渊，但其以文章家的身份合“学”“文”以矫俗的实绩却为朱、陆、吕三子所不能追步。在叶适之前，韩愈“文起八代之衰”[33]509而“实集八代之成”；[16]60续后苏轼文兼柳宗元之愤激、欧阳修之感慨，而发之以谐谑，[34]故“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33]2385生当永嘉学派黄金期与南宋散文中兴期的叶适，既“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35]复高张“道艺可合”(《温州州学会拜》)[12]605之大纛，终以其雄赡的散文创作为弥合“周程、欧苏之裂”作出了相当程度的努力，并对南宋中后期形成影响，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之“与程、张之问学而发以欧、苏之体法”。[36]进一步说，叶适之所以能以南渡散文大家的身份“擅一时文章之柄”，[37]并继韩、苏之后被誉为“文集大成”者，在相当程度上乃是因为其对“文人之文”与“学人之文”的统合顺应了南宋文坛欲终结“理”“文”帛裂之势的时代呼吁。

注释：

①全祖望评南宋永嘉学派巨擘叶适有云：“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54，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738页。

②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宏词》：“水心先生之文，精诣处有韩、柳所不及。”中华书局1989年，第35页。

③参拙稿《叶适碑志文拓新之功榷论》，载《求索》2010年第9期，第191—193页。

④如已有论者指明叶适《沈氏萱竹堂记》学欧阳修《丰乐亭记》的“俯仰古今，感慨系之”，其《留耕堂记》则学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的“随擒随纵”。王水照、熊海英《南宋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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