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文

(四川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自孔孟以来，儒家皆倡导德性教育，重视对人的道德品性的培养。孔子提出“仁者，人也”的命题，把人伦道德作为人的本质，因此教育归根结底是培养和塑造人的道德品格。孟子指出，夏、商、周“三代”的教育，“皆所以明人伦也”[1]滕文公上,也就是以塑造受教育者的道德人格为重点。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明确指出：“古之王者明于此，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教化行而习俗美也。”[2]1503他也将人伦教化放在教育的核心位置。唐代的韩愈提出“明先王之教”的教育宗旨，概括起来即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道德。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人伦道德的教化，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但是，在汉代以来的官学教育中，儒家的教育理念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官学教育事实上变成了特权教育、利禄教育，学校成为声利之场，科举坏人心术，“师之所以教，弟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本义，而无复先王之意”[3]4076。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在张栻看来归根到底是“不悦儒学，争驰乎功利之末”所致[4]96。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张栻认为其关键是复兴儒学，恢复学校以德育人的功能，使学校真正成为作育人才的神圣殿堂。为此，张栻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着手，恢复儒家的教育传统，传播儒家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张栻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先后在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主讲，具有非常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不仅培养了大量人才，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张栻的教育思想植根于儒家传统，重视人格培养，强调伦理道德教育，在教育的目标、方法、成效等方面，有比较系统深入的论述，同时也表现出鲜明的理学色彩，丰富了儒家教育思想宝库。

一、 变化气质，复其天性——教育何以可能

自孔子以来，儒学关注的重点就落实在人类自身的问题上面。儒家往往从道德完善的层面上去探讨人之为人的基本原则，确定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性规定，其要旨在于高扬人的生命尊严，彰显人的价值。儒家的教育理论，是建构在对人性的基本估计上面的。在此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引出教育的必要性。

在孔子之前，没有发现对人性问题的系统论述。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一书中，孔子对人性问题并没有过多的讨论，相关的只有简单的八个字：“性相近也，习相远也。”[5]阳货后世思想家对此作了不同的阐发，主要的分歧在于对孔子所说的“性”的理解。孟子明确提出了“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的善是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而得到验证的。既然人类的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所以“人性善”就是有依据的。向善是人的本能、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孟子将这种天生的本能、本性称作“良知”“良能”。不过，在孟子看来，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还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砥砺，否则很容易放失。荀子对人性的看法与孟子不同，否定先天道德论，认为道德伦理必须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才能养成。后世儒家或主性善，或主性无善恶、性善情恶、性有品级，对人性的认识有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注重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荀子，毫无例外地主张后天的教育对于开掘人性的光辉(善)、克服人性的弱点(恶)的重要性。人性是人生而固有的普遍本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自然本性，二是人的社会本性。而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因而更为重要。在孩提时代，其人生道德价值观等尚未形成，在这样一个可塑期内，灌输什么样的文化，是关系到培养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故《礼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6]学记这段话是对教育重要性的最好概括。《大学》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反映了儒家以教化为手段的仁政、德治思想。关于教育的作用，《学记》表述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教育一方面要为国家培养治国理政所需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形成良俗美政的重要保证。

宋儒张载从“太虚即气”的本体论出发，把本体的“气”区分为本然与实然两种状态。与此相应，人性也被区分为本然与实然两个层面。人的本然之性禀受太虚之气，是一种普遍、抽象的人性，每个人都具备，称为“天命之性”。人出生之后，由于禀气差异以及环境习染不同，又各自形成实然的、特殊的、具体的人性，称为“气质之性”[7]诚明。“天命之性”是善的来源，“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人要成为君子，就要变化气质，即通过道德修养，克制人的耳目口腹之欲，回归善的本性。学习、教育都是变化气质的过程。张载把人的知识区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在张载的基础上，二程又从“理一分殊”的本体论出发，认为人性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天命之谓性”，二是“生之谓性”[8]卷18。“天命之谓性”是指至善、永恒和普遍的“天理”在人性中的贯彻和体现，而体现在每个人身上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性，就叫做“生之谓性”。“天命之谓性”是指本然的、理想的人性；“生之谓性”是指实然的、现实的人性。二程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修养方法。

张栻对人性的理解，循张载、二程之思路而展开。他在《论语解》中注释“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章说：

原性之理，无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论性之存乎气质，则人禀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与禽兽草木异。然就人之中不无清浊厚薄之不同，而实亦未尝不相近也。不相近则不得为人之类矣，而人贤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者，则因其清浊厚薄之不同，习于不善而日远耳。[9]卷九

所谓“原性之理，无有不善，人物所同也”，即张载、二程所谓“天命之性”，是指本然的、理想的人性。至于就个体而言，人有贤不肖之差别，这不仅与气禀清浊厚薄之不同有关，还跟后天环境积习关系甚大。因此，要“克其气质之偏，以复其天性之本”[9]卷九，必须通过学习、教育来实现。张栻说：

学也者，所以成身也。无以成其身，则拘于气质而不能以自通，虽曰有是善，而其不善者固多矣。抑其所谓善者，亦未免日沦于私意而不自知也。[4]994

所谓“成身”，即变化气质，完善自我。一个人具有先天的善性，也有禀气的差异以及环境习染的影响，如果“恃美质而不惟进学之务”，不学习接受教育，善性就会被侵蚀甚至丧失。所以张栻《答陈平甫》又说：

世固有天资之美者，苟不知进乎学，则终身安于其故而已。盖气质虽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难明，是以君子必贵乎学也。[4]1156

学习是为了“成身”，即完善自身的人格修养，由此突显出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学者往往不能“成身”，教育的效果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究其原因，就在于不能变化气质，学者“拘于气质而不能以自通”。故张栻认为，教育须“立本”，这个“本”，就是“明天理”。

在张栻看来，四德、五伦属于天理，都是先天所固有的。他在《郴州学记》中说，所谓“孩提之童，莫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莫不知敬其兄；而夫妇、朋友之间，君臣之际，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适而非性之所有者”。但是由于人们往往“局于气禀，迁于物欲”，从而造成“天理不明”，“处之不尽其道，以至于伤恩害义者有之”[4]887。因此，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来穷其天理，复其本性。这就是人为什么需要接受教育的原因。

张栻《静江府学记》中提出这样三个问题要教育者思考：

鼓箧入学，抑亦思吾所谓学者果何事乎？圣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学，群聚而教养者又果何为乎？[4]881

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先解决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成效问题。张栻的教育思想，也紧紧围绕这几个问题而展开。张栻在很多文章中都反复阐明这几个基本问题。

二、 明伦知要，成才善俗——教育的根本要务

为什么要办教育？张栻提出了“学所以明万事而奉天职”的思想。这是张栻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什么是“万事”？在张栻眼里，即“天下之事”，也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万事万物。他在《静江府学记》中认为：

天之生斯人也，则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间也，则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国有一国之事。[4]880

这些“身之事”“家之事”“国之事”，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先天规定，为“性之所有”，“皆人之所当为”。能保其性而不悖其事，则是“顺乎天”。

张栻受孟子思想的影响，提出常性、天性、常事、天职这样几个概念。所谓常性、天性，就是先天所具有的仁、义、礼、智等善性；常事、天职，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关系，称为“五伦”，这是“人事之大者”。至于像视听言动、周旋食息这些礼节，虽然“至纤至悉”，但假如“一事之不贯，则天性以之陷溺”，所以要汲汲讲学，通过教育来达到“明万事而奉天职”的目的[4]881。

常事、天职根于常性、天性，是常性、天性的自然流出。但由于后天外在社会环境的影响，常性、天性则往往有所“陷溺”，良心有所放纵。张栻继承了孟子的教育思想，认为四德五伦都植根于人性，是“天所叙也”，“无适而非性之所有者”，不过由于“局于气禀，迁于物欲”，造成天理不明，处之不尽其道，以至于伤恩害义者有之[4]887。必须通过教育来“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因此，“学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放”即“放心”，“良”即“良心”。“良心”是先天具有的道德良知，因受外物所染，有所放失，“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统纪”[4]881。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收其放心，恢复固有的道德本性。

教育要“明万事而奉天职”，但天下之事成千累万，何者最为重要？张栻回答“明人伦”是“人事之大者”。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明人伦”。孟子曾经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1]张栻对此深表认同：“学以何为要乎？孟子论三代之学，一言以蔽之，曰‘皆所以明人伦’也。”[4]887何谓人伦？张栻阐发说：

人之大伦，天之所叙，而人性所有也。人惟不能明其理，故不尽其分，以至于伤恩害义，而沦胥其常性。圣人有忧焉，为之学以教之，使之明夫君臣之有义，父子之有亲，夫妇之有别，长幼之有序，求以尽其分而无失其性。故人伦明于上，而小民亦笃于孝爱，亲其君上而不可解，此三代风化之所为美也。[10]405

人伦即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德规范，它是维持社会和谐有序的基本准则。在张栻看来，“人伦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废，废则国随之”。人伦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问题，故孟子所谓“明人伦”，不仅“自唐虞以来，固莫不以是教”[4]887，也是当今教育的首要任务与目标。

在《郴州学记》中，张栻对“明人伦”的重要性再三强调：

孩提之童，莫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莫不知敬其兄；而夫妇、朋友之间，君臣之际，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适而非性之所有者。惟夫局于气禀，迁于物欲，而天理不明，是以处之不尽其道，以至于伤恩害义者有之。此先王之所以为忧，而为之学以教之也。然则学之所务，果何以外于人伦哉！虽至于圣人，亦曰尽其性而为人伦之至耳。[4]887

人伦即礼义，本为天性所固有，但因为“局于气禀，迁于物欲”，造成天理不明，出现伤恩害义之事，所以教育要以“明人伦”为本。

明人伦，首先应当知孝悌。张栻指出“明伦以孝悌为先”，而孝悌为仁之本，所以人格的培养，要从“亲亲”开始：

盖人道莫大乎亲亲，而孝弟者为仁之本也。古之人自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以为孝，自徐行后长者以为弟，躬行是事，默体是心，充而达之，不使私意间于其间。亲亲之理得，而无一物不在吾仁之中，孝弟之道有不可胜用者矣。[4]896

孝悌是万善的基础，人道的出发点：“盖孝悌者天下之顺德，人而兴于孝悌，则万善类长，人道之所由立也。”[4]891孝悌就象水之源、木之根，在家爱父母、敬兄长，出而将此心扩而充之，通过学校教育，讲明孝悌之义，行孝弟之行于其乡，可以成才善俗。

张栻特别强调名教礼义、孝悌忠信对于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性。教育要“使为士者知名教之重，礼义之尊，修其孝弟忠信，则其细民亦将风动胥劝，尊君亲上，协力一心，守固攻克，又孰御焉！”境内风俗名教既已美善，万民和辑，则远方聚落也会闻风感动顺服，如此则“伏其心志，柔其肌肤”，边境自然太平安宁[4]897。由此可见，人伦之教效果不仅体现于境内，也对怀柔远人具有引导感化作用。

教育除了要使受教育者“明人伦”“知礼义”外，还要讲明“义利”(善利)。义利之辩是儒家的老话题，而在张栻思想中尤其深受重视[注](明)杨廷和《新建宋丞相魏国张公父子祠堂碑记》(《全蜀艺文志》卷37)：“其为学惓惓于理欲之分、义利之辨。”。张栻认为：“舜、跖之分，善与利之间而已矣。”这就好比道路，善(义)是天下之坦途，而利则是山径之邪曲。如果一个人受物欲蒙蔽，舍康庄大道不走，却去走山间邪曲小径，就是不知什么是善(义)，迷失了方向。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讲明什么是善(义)。

明人伦、知礼义、辨义利，实际上是一种人格教育。俗话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因此人格教育从小就要从洒扫应对进退这些生活细节上去培养，“以固其肌肤，而束其筋骸”，又通过经典和礼仪教育，“使之诵《诗》、读《书》、讲礼、习乐，以涵泳其情性，而兴发于义理”。如此，通过“师以导之，友以成之”，长期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所趋日入于善，而自远于利”。“及其久也，其志益立，其知益新，而明夫善之所以为善，则其于毫厘疑似之间，皆有以详辨而谨察之。”[4]893所见日广，所进日远，良好的人格形成之后，就再也难以改变了。

张栻批评“自学校之教不明，为士者亦习于利而已，故其处己临事，徇于便安，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安也，于富贵利达，志夫苟得，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得也。”[4]894由于学校教育目标不正确，读书人往往以利禄为目标，寡廉鲜耻，无所不为，从而丧失了教育的根本宗旨。

明人伦、知礼义、辨义利，归根结底，在于“成才善俗”。张栻说：“学也者，所以成才而善俗也。”[4]890“成才善俗”正是张栻所希望达到的社会效果。所谓“成才”，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成为明人伦、知礼义、辨义利的人格健全的人才；“善俗”，就是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在家知孝悌，出门将此心扩充，仁民爱物，使百姓效法，从而使人人都能爱亲敬长，兴仁兴让，社会和谐，可以说“成才善俗”是张栻教育思想的最终目标。张栻希望通过兴办学校，“详其训迪，以夫人伦之教、圣贤之言行熏濡之以渐，由耳目以入其心志”，训其子弟，率其朋友，形成风尚，“异时人才成就，风俗醇美”，教育的效果必然显现出来。

三、 学而时习，致知力行——教育的成效

教育的目的是“致知”，除了获取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识得“天理”，讲明“人伦”，培养健全的人格。故教育的成效要体现在“致知力行”“学而时习”之上。

学贵明道，即通过学习，使“道”与“己”合而为一，如果尚为二物，则非真知，其“力行”功夫积累还不够，则天理不备，若不加省察之功，则道离我会越来越远。《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古之人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际，洒扫应对、献酬交酢，以至于坐立寝食之间，无一而不在修德力行，以成其天理。如果毫厘之间不至，则毫厘之间天理不在。所以张栻说：

故学而时习之，无时而不习也，念念不忘天理也。此所以至德以凝道也。及其久也，融然无间，涣然和顺，而内外、精粗、上下、本末功用一贯，无余力矣。[4]958

“时习”除了“力行”的功夫外，还有一层意思是“克己”，时时省察自己，防止“心过”。张栻告诫学者：“心过尤难防，一萌于中，虽非视听所及，而吾时习之功已断绝矣，察之缓则滋长矣。”“是以君子惧焉，萌于中必觉，觉则痛惩而绝之，如分桐叶然，不可复续。”[4]958所谓“心过”，即人欲。

在张栻看来，“致知力行”在圣人之教中占据非常显著的位置：“考圣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所谓“致知力行”之大端，张栻解释说：

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间，事之所遇，物之所触，思之所起，以至于读书、考古，苟知所用力，则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为力行也，岂但见于孝悌忠信之所发，形于事而后为行乎？自息养瞬存以至于三千、三百之间，皆合内外之实也。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区区诚有见乎此也。如注释、诂训，学者虽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当昭示以用工之实，而无忽乎细微之间，使之免溺心之病，而无躐等之失，涵濡浸渍，知所用力，则莫非实事也。[4]1167

致知在格物，日常生活之中，凡所遇到、接触到的事事物物，以至于思虑、读书、考古，都是“格物”的功夫，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认识去致知。致知的结果还应当落实到“力行”上面。孝悌忠信是力行，息养瞬存是力行，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还是力行。知和行是互相启发、互相促进的。

在知、行先后问题上，张栻认为“知常在先”，从逻辑上讲先有知，后有行，但知和行不可分离，“行未尝不随之也”[4]970。“知”和“行”并非二途，而是“合内外之实”，内知、外行，合而为一，故“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至于读书、考古、注释、训诂这些学问之事，也是求知的必要途径，既不可忽视，但也不要沉溺于此不能自拔。

在张栻看来，“致知”的重点是识天理、明人伦，力行的功夫也在于此。他批评：“近岁以来，学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谓知而已，而于躬行则忽焉。故其所知特出于臆度之见，而无以有诸其躬。”[4]989学者标榜求知，而忽视躬行，导致知与行分离，这样的所谓“知”，只是臆度之见，不是真知。

致知力行，应当从近处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这样功积力久，自然会有成效。张栻说：

致知力行，趋实务本，不忽于卑近，不遗于细微，持以缜密，而养以悠久，庶乎有以自进于圣人之门墙。[4]1278

致知力行，要须自近，步步踏实地，乃有所进。不然，贪慕高远，终恐无益。近来士子亦往往有喜闻正学者，但多徇名遗实，反觉害事。间有肯作工夫者，又或不奈苦辛，长远若非走作，即成间断，亦何益也。[4]1186

他批评有些士子虽然好学，但往往图的是虚名，而不肯下实功。有的人虽然肯下功夫，但又不能持之以恒，故难免走样，或者半途而废。

无论知、行，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故张栻说：

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内外交正，本末不遗，条理如此，而后可以言无弊。然则声气容色之间，洒扫应对进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它求乎！[4]970

所谓精粗、始终，即由小学入大学，由洒扫应对进退到希圣希贤、成己成物、治国平天下。在张栻看来，“洒扫应对进退之事”为致知力行的本原，是致知力行的起点和门径。

“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就是人伦日用。张栻在为弟张枃所写的《袁州学记》说，人伦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废，废则国随之，所以国家不可一日忽视教育的作用。仁、义、礼、智四德在人，而各具于其性，然而人们往往不知道如何去求之。实际上“求之之方，载于孔孟之书，备有科级，惟致其知而后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后可以有至”。“致知”的重点在于知人伦，“力行”的重点在于行孝弟：

孝弟之行，始乎闺门而形于乡党；忠爱之实，见于事君而推以泽民。是则无负于国家之教养，而三代之士风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4]883

通过致知力行，将孝弟忠信之行由一家推及于一乡、一国，成才善俗，事君泽民，这样才真正体现出教育的成效。

四、 结语

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5]学而孟子也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滕文公上孟子这里所讲的“道”即“人道”，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从先秦开始，儒家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宗旨，注重培养仁智统一的贤人君子，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这种教育传统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德性教育，重视人格培养，重视对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强调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在继承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张栻做了新的阐发。

首先，张栻认为学须“立本”，这个“本”，就是“明天理”。四德、五伦属于天理，都是先天所固有的，但因为“局于气禀，迁于物欲”，而造成“天理不明”，因此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来穷其天理，复其本性。这就是人为什么需要接受教育的原因。

其次，在教育的作用上，张栻强调“学也者，所以成身也”。“成身”即“成己”，也就是完善自身的人格修养。这就需要变化气质。人有贤不肖之差别，这不仅与气禀清浊厚薄之不同有关，还跟后天环境积习关系甚大。因此，必须通过学习教育来“克其气质之偏，以复其天性之本”。

再次，在教育的目标上，张栻提出了“学所以明万事而奉天职”的思想。所谓“万事”，即人类社会中的万事万物，当然包括德性与知识两个方面，而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明人伦、知礼义、辨义利，归根结底，在于“成才善俗”。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在家知孝悌，出门扩充此心，仁民爱物，在全社会形成爱亲敬长、兴仁兴让的社会风气。可以说“成才善俗”是张栻教育思想的最终目标。

最后，在知识与实践的关系上，张栻反复强调教育除了获取知识(致知)之外，更重要的是识得“天理”，讲明“人伦”，培养健全的人格。故教育的成效要体现在“致知力行”“学而时习”之上。“知”和“行”并非二途，而是内知、外行，知行互发，故“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

以上几个方面，是张栻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张栻的这些思想是对理学的发展。程颐说：“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8]232他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说：“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8]卷9程颐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德性培养，通过正心养性，使受教育者认识“天理”，达到德性的完善。而张栻更加明确地提出“明伦”教育理念，重视人格培养，提倡仁智并重，而以“成才善俗”为最终目标，将教育的本质落实在促进人的发展、社会的和谐。在这一点上，张栻的好友朱熹的认识与他是基本一致的。朱熹也把“明五伦”作为教育的核心和出发点。他说：“昔者圣王作民君师，设官分职，以长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则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盖民有是身，则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离；有是心则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离也。是以圣王之教，因其固有，还以道之，使不忘乎其初。”[3]496朱熹认为圣王设教的核心内容就是教民认识“五伦”，践行“五伦”，明白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与义务。

自西学东渐以后，传统伦理遭到极大的冲击，以“明伦”为特征的儒家教育理念逐渐被抛弃。新式学校偏重知识教育，忽视人伦教育，虽然带来了科学进步，也造成随之而来的道德滑坡、家庭解体、社会失序等一系列问题，这应当引起全社会反思。张栻的明伦教育主张，正可以为当今教育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