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庆福

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是人类学的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其研究建立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用来描述文化,以此来解释社会现象并提出理论见解。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纪录片创作形成民族志纪录片。近年来,伴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央电视台相继推出了《魅力肯尼亚》《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与全世界做生意》等一系列记录海外不同国家民族风情、经济生活的纪录片。由于其取材内容与表达方式与传统的民族志纪录片完全不同,因此如何认识这类纪录片的价值就成为本文的重点。

一、东方视角审视他者

他者乃自我以外的存在,在民族志纪录片中,他者是与自我相异的文化,民族志纪录片的创作不仅仅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相遇,同时也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话。作为文化的持有者,纪录片人必须将自身的文化理念融入其中,借助影像形成对他者的审视。遍查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纪录片,可以发现“和而不同”与“生生不息”两种文化理念。

1.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最早出现于《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在为人处世方面,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拒绝苟同,在相互争辩中达成共识。在创作中,这一观念被纪录片人所吸收,并呈现于作品中,如纪录片《魅力肯尼亚》第一集《大地的呼吸》开篇：

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机场,职业导游彼得正在等待切尔西和布莱德,一对来自英国的情侣……

仔细阅读这一段落就会发现,相校于西方人拍摄的民族志纪录片,这里的主客位置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西方民族志纪录片无论是《北方的那努克》、还是《一个叫做蜂的部落——研究亚诺玛米人》都将拍摄者设定为第一叙述人,通过“我”的讲述去发现被讲述者的世界,伴随着“我”的讲述,观众如同拍摄者一样,被设定为文明人去发现被拍摄对象的原始与神秘,进而产生好奇心。这种视角本身就是建立在殖民者对自我身份反思基础上的,西方人类学家拍摄这些纪录片的目的在于将“他者”的世界当作“我者”世界的对立面,并以“他者”世界为镜,去发现“我者”世界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因此他们作品中的“他者”,总是一个基于自我意图的“他者”。而在《大地的呼吸》中,则是当地人彼得以这片土地上主人的身份,迎接来自英国的情侣切尔西和布莱德。影片通过切尔西和布莱德的游历,呈现出非洲大草原上人与自然和谐的壮观场景。“他者”与“我者”的易位,使原来被视为弱者的民族具有了真正的话语权,从而为民族志纪录片建立起更为平等的对话机制。

2.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来自中国的古代哲学,指变化的发生和新事物的产生。①中国人认为,世间万物之所以存在,乃阴阳互相,化育天地而生生不息。用“生生不息”的原则看待世界会发现生命是一个绵延过程,作为发展的一个阶段,任何形式的文化都有着自身存在的价值。以这一理念指导创作,将不同文化收入作品,使纪录片具有展示多元文化的魅力。如“魅力世界”系列中,纪录片《魅力津巴布韦》记录现代化的大学与古老的绘画；纪录片《魅力肯尼亚》中呈现钻木取火与现代化的划艇；特别是纪录片《魅力斯里兰卡》讲述斯里兰卡的宗教文化,更是通过 “遍查”与 “细描”②,呈现出绵延千年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生生不息”。如作品对一次佛牙节的影像表述,在呈现了佛牙节的盛况之后,紧接着是花市上一对卖花夫妇的生活,在介绍睡莲在斯里兰卡人心目中的地位的同时,让慢速移过的睡莲镜头与卖花人微笑的脸互相切换,使花与人的关系生动呈现。通过“遍查”与“细描”,展示出这个国家佛教的历史以及佛教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联系。

“和而不同”与“生生不息”不仅出现在《魅力肯尼亚》《魅力斯里兰卡》《魅力印度尼西亚》这些弱小民族国家的题材,也出现在《魅力希腊》《魅力西班牙》《魅力葡萄牙》这些西方发达国家题材中。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可以将这一现象解释为：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各有所长,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不是建立仇恨与敌对,而是寻求和谐与共生。“和而不同”与“生生不息”最终达到的是“美美与共”的境界③,即无论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不同,总能找到彼此的相似点,进而求得共同发展,一种文化的存在不能以取消另一种文化为前提。“和而不同”与“生生不息”为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纪录片赋予与西方民族志纪录片不同的东方视角。

二、海外华人新形象

海外民族志纪录片在呈现海外各民族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将海外中国人的身影呈现于荧屏,从而完成海外华人形象的重塑。纪录片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海外华人形象是由西方媒体塑造的,由于西方媒体具有强大的传播优势和话语权,其通过反面海外华人形象歪曲与丑化中国形象的消极作用就会更加明显,因而如何通过海外华人形象的重塑传播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就成为中国电视对外宣传的首要任务。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海外民族志纪录片顺势而生。细读当下海外民族志纪录片,可以看到,其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完成海外华人形象的塑造：

1.积极进取的海外华人形象

积极进取的海外华人形象主要出现在《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对望——丝路新旅程》《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人在非洲》《与全世界做生意》等纪录片中,他们分别是打拼意大利的女老板金小青、在吉尔吉斯坦戈壁荒原上建起炼油厂的朱强、将中非友谊纺织厂起死回生的马千里,把中国电视节目引进到非洲的四达时代董事长庞新星,奔波于米兰、纽约等各大时装周的模特刘雯、王诗晴等。这些人物形象共同的特征是不惧困难、积极进取。他们身上都继承了前一辈海外华人的“打拼”精神,却有着前辈所没有的品质——乐观自信,如《与全世界做生意》中的张仁武面对美国合作方绕开自己单独和国内伊犁沟通的行为,果断终止其对美方的供货业务,最终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上。他说,伊犁看重的是“我张仁武这块牌子”。乐观自信是新一代海外华人与老一代海外华人相区别的显著标志。

2.合作共赢的海外华人形象

合作共赢的海外华人形象出现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人在非洲》《对望——丝路新旅程》《与全世界做生意》等作品中。代表人物为投资美国牧草的生意人张仁武、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中方负责人魏建青、扎根非洲农村的农业技师万丛新、跨境电商的倡导者廖旭辉、在非洲从事贸易的90后王封斋以及中科院非洲研究所的中国科学家们。这些人物形象作为中国人在海外的典型案例,以生动鲜活的事实回击了西方媒体的“中国威胁论”。如关于中国人对非洲的影响,BBC纪录片通过对当地居民的采访,塑造出一个威胁当地人生存的中国人形象。而《中国人在非洲》则通过中非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由建立到繁荣的曲折历程形象地呈现了这一经贸合作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来自湖北的农业技师老万在非洲实验新的农业耕作方式,并以实际的收获成果打消了当地人的疑虑。由中国企业投资兴建的苏丹卡土木炼油厂正在改变着苏丹落后的工业面貌。合作共赢的形象还呈现在以姚明、黄鸿翔为代表的环保主义者身上,正是通过他们在非洲大草原上保护动物的行动,改变着外界对中国人的负面评价。

3.东方天使与国际主义战士

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纪录片中,还出现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如《中国人在非洲》中的乌干达鲁扬子学校校长王丽红、中国援非医疗队的女队员、联合国维和部队里的中国女兵们。其中乌干达鲁阳女子学校校长王丽红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北京女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爱情让她远嫁非洲乌干达,三十年的生活,使她逐步适应了这片土地,并将自己的生命融入这片土地之中,与当地人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她是非洲爷爷眼中的“东方天使”。中国援助医疗队为中国政府应非洲国家政府邀请派出,在以往的媒体中,对其的报道多偏于政治宣传,很少触及医疗队的真实生活。纪录片《中国人在非洲》通过一系列个人经历,讲述了医疗队员如何应对艾滋病、艾博拉疫情的威胁,令人印象深刻。而对联合国维和部队里中国队伍的女兵的呈现,则将女兵与当地儿童的互动、通过这位来自重庆的中国女兵采访,将自己童年的经历与目睹的非洲儿童经历的对比,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一细节让一个既充满爱心、又坚强刚毅的中国女兵形象跃然于屏幕。

一系列具有新视野与新气质的海外华人形象是中国海外民族志纪录片对海外华人族群的贡献,这些形象的塑造,改变了国际社会对海外华人作为边缘群体的认识,从而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海外华人赋予新的责任与义务。

三、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

全球化时代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资金、物流、人流的全球性。伴随着信息的全球化,国家之间的边界被打破,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族群可以自由交往,从而逾越地理的距离,突破心理的疆界,建立起全新的文化认同。中国海外民族志纪录片就形象地呈现了这一现实,典型的作品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这部纪录片在写文化上的贡献如下：

1.“直播式”文化体验

不同于传统民族志纪录片,《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呈现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体验,这种体验首先是通过多角度、伴随式拍摄实现的。如第一集《年轻就要出发》开篇,伴随着对影片内容的介绍,不同文化背景的90后主人公影像以爆炸性的方式呈现。其次,每一集的叙事,都是以不同角度、不同景别的骑行镜头做导引,这种类似电视现场直播式的镜头设计,让观众产生对异国文化的全方位体验,极大地满足了观看者的好奇心。

2.分享人类学的叙事方法

分享人类学的概念由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提出,并在创作中加以实践。鲁什在对《疯狂的灵媒》总结时说,“3年后,我回到索科渔民们居住的小岛,给他们放了新拍的这部彩色电影。他们第一次明白我一直用拿在手上的那个奇怪机器干了些什么。他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他们看懂了电影语言,他们看了一遍又一遍,突然他们开始提出批评,告诉我哪儿不对头。这是一种分享人类学的开端,我们之间突然出现了一种关系。我把我的博士论文以及我写的一本关于他们文化的书送给他们,他们拿来却毫无用处。可我只用一个屏幕、一台放映机、一台发电机回顾一个民族时,就真正走入了他们中间”。④纪录片《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的拍摄过程就是一个走入被拍摄对象、共同分享彼此世界的过程。如《离去与重生：为爱归家》一集,采访帕特里西娅关于父亲的内容中插入了杨帆手持摄影机拍摄的画面,之后是车上帕特里西娅与杨帆关于舞蹈的对话,为杨帆参与帕特里西娅的健身舞锻炼做铺垫,健身舞一段,杨帆的拍摄让观众跟随镜头看到摄像师的工作,而杨帆与被拍摄对象共舞又让观众暂时忘掉摄像机,跟随主人公全身心投入舞蹈的过程。通过分享人类学,民族志纪录片为观众建立起开放的、辩证的观影方式。

3.重返式的拍摄方法

“重返式拍摄”是由美国纪录片先驱弗拉哈迪首倡的一种拍摄方式。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重返式拍摄,其一,重返式拍摄是一种对素材价值的再思考,纪录片的本质在于记录,但所有的纪录并不能保证记录的真实性,而重返式记录就是对原始素材的反思,通过重返式拍摄,使纪录片对真实的探索更进一步；其二,重返式拍摄彰显纪录片的记录功能,使纪实的素材价值得以延伸,通过重返式拍摄,纪录片真正实现影像的见证力量。《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中有两集分别使用了重返式拍摄,一次是《90后妈(下)》,这一集和上一集的拍摄时间相隔两年,此时的主人公巴森扈即将成为第二个孩子的母亲,时间将两集的内容连接起来,也使这一人物形象变得立体、丰满。一次是欧洲季中的《失恋女孩冰湖重生》,这一集和两年前的《紫色女孩》拥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公——汉娜。两年的时光,让杨帆和汉娜拥有了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此时的汉娜正身陷于失恋的苦恼之中,是杨帆的再次到来让她再次鼓起生活的勇气,并找到自己新男友。重返式拍摄让摄像机见证了一个欧洲女孩从青涩到成熟的整个过程,为这部纪录片赋予一种时间上的厚度。

通过“直播式”文化体验、分享人类学的叙事方法、重返式的拍摄方法,以《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为代表的海外民族志纪录片将对于文化的书写由国内少数民族拓展到海外各民族,从而建立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

四、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下中国主流媒体制作的“魅力世界”系列、“一带一路”系列及“海外华人系列”纪录片,代表了当下中国纪录片发展的新趋势。这些纪录片以东方视角审视他者,在“和而不同”的前提下呈现“美美与共”的境界,形成不同于西方民族志纪录片的鲜明特色,在写文化的深度上,突破了商业纪录片的框架,进入影像民族志的层次,同时也应当看到,当下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纪录片在“写文化”的深度方面依然欠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纪录片创作者大都为媒体记者,记者的新闻敏感与叙事特长为民族志纪录片赋予看点,但因缺少学者对文化的洞察力而无法深入文化的本质。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纪录片在呈现方式上还只是栏目纪录片,而真正的民族志纪录片应该是反栏目的。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纪录片在满足大众的商业趣味的同时,依然需要人类学的滋养以积淀其文化内涵。

注释：

① 《周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参见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0页。

② 马岚：《从解释社会学到解释人类学——谨以此文纪念人类学家格尔茨》,《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

③ 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群言》,2005年第1期。

④ 魏国彬：《分享人类学述评》,《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