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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背后有“我”注视的眼睛
——谈议论文“引证”中“我”的意识

2018-02-09戴启江

中学语文 2018年4期
关键词:阿列克谢耶维奇文字作家

戴启江

议论文是用来表达作者学识见解的,就人论事、就事论事、缘理说事、因事论理等等都是议论文写作的常见形式。但在真实的写作过程中,学生为了写满800字这类“议论性文章”,绝大多数还是使出了两种“绝招”,一是拼命举例:周国平如何,汪国真如何,王国维如何;二是大量引用名人警句:林徽因如是说,林清玄如是说,林语堂如是说,林林总总。名人热,名言热,那些大师们的故事在高考中一时大热,只有故事没有说理,只有他们,没有“我”,只有他们说,就是没有“我”如是说。而且此类作文已然成了一种风尚,乱花飞满地,渐欲迷人眼,即便有了权威的声音一再批评,但考生依然故我,令人费解。至于引用的意图、引用是否准确、文字衔接是否熨帖得当等则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更有甚者,文不达意,私拉乱接,戴着冠冕堂皇的“艰深偏”的文艺帽子,实则不知所云。

写作的过程就是生命成长的过程,而绝非“掉书袋”,比拼背诵名言警句、名人轶事的“杂耍”,一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的情怀和思想,而非投机取巧的假智慧。鲁迅先生强调:写作要“为人生”,需要“表现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真诚、大胆、深入地看待人生、写出生命的血和肉来的真文字,文字中应该实实在在的都是“我”想、“我”思、“我”言、“我”在,而非沉浸在复述那些飘荡在历史上空的“他”“他们”的故事里,成了没有思想的“复读机”,写作绝不是一味照搬、人云亦云。

如何扭转“以故事代思考、复述他人的生活丢掉了自己的思想”的写作现状,思考如下:

一、带着体悟,思考他人故事的意义

作家余华说:“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或他人经历的感受。”文字中的情思贵在作者能与这个世界生发出真实的共鸣,外在的一切促成了内在的吸收,发人思考。就议论文写作中例证来说,它不光是一个例子、针对这个例子说几句不痛不痒的所谓观点。所举事例因其叙述对象有一定关联、陈述事件有其原有背景、故事主旨多元而呈现出丰富、模糊的特质,这就使得议论说理须扣住其要点方可。如果只是三言两语结合论点对其简要评述,恐怕这样的文字尽显生拉硬凑之嫌。文字没有贴着作者的观点行走,思想没有根植在文字的语言内部,文字中找不到“我”存在的影子,论证自然徒有其表、装腔作势、绵软无力。

2017年江苏四市模拟考试高分作文 《二手时间》有段文字这样写道:

“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一天常常要花三至四个小时与人交流。我不用笔记录,我用录音带。”八十六岁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站在讲台前,与中国读者分享她创作《二手时间》的经历,讲至此处,她稍稍停顿了一下。一个作家与一支笔,那是会产生化学反应的。在文字的排布与词语的筛选中,倾向性便出现了。而录音带不同,那沉默的长方形匣子,一言不发地记录下所有发生的瞬间,细小至一次咳嗽,一声叹息,于是,完整的不加任何人为篡改的原始情感便呈现出来。

这段文字看起来很吸引人,借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讲台前的一番低语创设了很安静的阅读情境,仿佛世界停止了下来都在倾听这位老人低声细语他的创作观。确实题目“二手时间”恰好也暗合了作者的一番言语。评论部分就对所举片段中的一处细节加以分析,告诉读者:不起眼的时间也会助推大作家写出伟大的著作,虽然这在别人眼中只是可有可无的一段“二手时间”。但是细心的阅卷者一定会发现,这段文字的论述过于机械化,他在努力复述着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故事,却没有在这样的叙述中有属于自己的体会。八十六岁的老人如何在这“二手时间”里倾尽自己的全部,投注到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中,继而带着写作者的理想去翻开那“充满了壮丽红色的乌托邦”的故事。只有渗透到故事中,去挖掘出那些社会底层人们在乌托邦中的恐惧、哭泣、艰难度日的日常才会真正理解这样的作品对一位作家的写作分量和意义!阿列克谢耶维奇以人为介质,对国家命运之痕做了一次最深刻的记录。她试图记录在苏联解体的二十年间国家命运的变迁。她的心中思索的是,国家动荡的命运铸就了今天俄罗斯民族坚毅的性格,若剜去这些伤痕,俄罗斯便不足以成为俄罗斯。而只有我们也明白这位作家的内心世界的伟大和肩负的作家崇高的使命,才能用我们手中的笔去写出此刻我们对她所理解的敬意和尊重。这样的片段写作落脚点不是比较笔和录音带的差异,而是在录音中一次次体悟作家的情怀——声音中记录历史、回望历史,历史仿佛也是一种回声,呼应着她沉重的民族观、世界观,还原历史于眼前,镌刻生命于精神的永恒。这才是对作家最好的理解和铭记,这才是选择她进入我们写作内容的根本缘由。思考他人行为、生命、精神的意义,是运用素材的出发点,也是写作的出发点。

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说:在行动和言说中,人们表明了他们是谁,积极地揭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身份。而我们也应该在言说中体悟所要写作之人的爱恨情仇、人格与精神的迷人处。唯其能够体悟,方可写出所写之人的生命之美。刘勰言“文心”,陆游言“文不容伪”,都要求写作者正其心、体其情、悟其思,方能成其文,落字生根。

二、关联他人的故事与“我”的生命,产生共鸣

写作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习得与技能的形成,更重要的是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构建,学生应在贴近现实的写作中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人生观价值观从何而来?在别人的故事里有自己的思考,关联自己的生命,达成一种情感、精神的共融,涵养属于自己的人文精神,陶铸高尚人格,这就是路径。

杨邦俊老师说:“古人把文章当作一面镜子,要求写出来的文章,能让读者通过阅读,对‘镜’自照,发现自身的瑕疵,并加以改正。与此同时也让学生通过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同世相的反复观照,发现善恶美丑,然后写成文章,借助文本把自己的立场、态度和观点表达出来,完成最后的写作。”由此可见,写作中的人常常彼此关联,别人的世界就是自己关照的对象,一颦一笑、一言一举都是我们自己在内心的投影。通过培养学生的关照意识,让学生学会联系自我的现实生活,在共鸣中审视,在审视中思索,在思索中成长,那么学生每完成一篇文章,思维能力就会上升一个层级,人格水平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写作就会自然地融入学生生命成长的历程中。

比如阅读齐邦媛的《巨流河》,你会感同身受于那样的时代下,爱情、幸福、生命都抵不上一腔豪情报效千疮百孔的国家的决心。也是在那样沉重漫长的讲述中我们很容易记住了民国时期那位少年的名字:张大飞。为什么在与学生“共读”交流中,学生感想很多、评价很高、留下的文字很鲜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文字里故事中的人物与读者彼此产生了共鸣。它所展示的“小我”在时代中的“大我”精神,个人命运、价值选择的勇气与坚定,跟这个国家无数普通而动人的名字一样都永远地烙印在了我们的心底。如是,阅读中你就会不自觉在脑海里浮现出那些相同命运选择的青年:1938年4月29日武汉,陈怀民架战机击落一架敌机后被五架敌机包围猛射,油箱中弹起火,飞机冒着烟向下栽去,这时他又胸部中弹。此时他本该跳伞求生,他却拉平飞机倒扣着向上翻转180度奋力冲向一架高速而至的敌机,日军引以为豪的红武士高桥宪做梦也没想到国军飞行员杀身成仁。顷刻,两架飞机相撞爆炸,飞机残骸坠落长江。陈怀民殉国后陈的恋人浙大女生王璐璐穿着陈送给她的旗袍跳入波涛滚滚的长江……看着他们的生命留在了长空,他们的爱情留在了一纸书信里,他们的呼喊留在这泱泱中华的每一寸土地上,伴随着泛黄的回忆又在今天被翻起时,我们如此动容、如此热泪盈眶、如此深情难抑的原因。拿什么去铭记?拿文字去铭记,凭良知,凭情怀。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同时也是所有中国人引以为荣的,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犹记得看那本书时的夜色很浓,屋外海涛声音起伏,有飞机降落时划过的声响,恍惚间在那个时代里走了一次神。这样的共鸣就不仅仅停留在了感官上的某一刻理解、体悟,而是催生了另一个自我。

在1993年《活着》中文版的自序里,余华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作往往是从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转瞬即逝的记忆、一句随便的谈话、一段散落在报纸夹缝中的消息开始的,在生命的彼此共鸣中,这些水珠般微小的细节有时候就会勾起漫长的命运和波澜壮阔的写作场景。一首美国的民歌,寥寥数行的表达,成长了福贵的苦难的一生,也是平静和快乐的一生的开始,谁曾想过如此?但,写作不就如此吗?

毕飞宇说:“作家的思想不是用针管注射到身体里去的,而是从作家身体内部,像出汗那样,自然流淌出来的。”想要达到思想的自然流淌,首先必须学会从外部获取思想,在他人的故事中关联自我的生命,在达到的共鸣中成就属于自己的新的思想。对于一个阅读写作的个体而言,这一刻落笔成文,怎么可能会落入窠臼呢?但如果你只是把它作为一则普通的议论文写作素材,没有引发任何关于自身的触动和情思,那么这样的文段就会轻易被类似主题的选材所替换,成为一段干瘪风干的“腊肉”了。

三、借他人的故事指向对“我们”的启示

潘涌教授说:“所谓言语的自我实现,就表现为生命个体通过积极语用而展示一己的襟怀和价值,或挥洒智慧生命的喷薄才情,或演绎逻辑思辨的心路旅程……每次积极过后的愉悦感、成就感和幸福感,又是对主动、内生的再表达的激情投资,这种酣畅美好的情感体验积淀为生命内在的持续永动。”这就是从外部世界汲取生命的养分走到自我世界的路径。一代一代的精神、品位和气质,就浓缩在了纸页的故事中,在我们的目光里停留,在孩子们的笔下流淌,如同河流的流转,传递流淌下去。生命不息,精神不止。当我们的孩子们写下一些关于他们的故事时,我们有必要唤醒孩子们的责任意识,引导学生立足于历史和现实交织的经纬上深刻观照社会人生和自身,理性追问个体生命的诉求、社会的演变和生存环境的变迁,探寻推动社会历史进程的哲学内涵和历史意蕴,叩问改善生命存在方式和生命的深层意识,摒弃芜杂,撷取本质,真情表达人对自由生命秩序的创生与构建。

作家余华说:“写作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这样的写作关照,让我们在他人的故事中明白落笔的意义,这样的意义更多的是成就了我们自身的生命品质和精神态度,继而丰满自己的人性、人格力量。

在《二手时间》里,我们感动于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于写作状态的描述,以此来探知一位作家的写作态度和写作历程。但是仅有的写作共鸣并不足以提醒我们对于写作意义的思考,关于“她”的故事带给我们的绝不只是感性上的动容,还有更深远的作家情怀对我们无数后辈精神上的提振。俄罗斯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本该是音乐家、文学家、哲学家的血液,可是什么使他们如今在街头做小贩、鞋匠,甚至小偷?阿列克谢耶维奇试图记录在苏联解体的二十年间,国家命运的变迁。谁都有过希冀自己的民族历史辉煌的期盼,但是,当国家生病了,民族陷入沼泽,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选择遗忘,而是选择了记录。因为她深深明白,是国家动荡的命运铸就了今日俄罗斯民族坚毅的性格,若剜去这些伤痕,俄罗斯便不足以成为俄罗斯。这一点,在知识分子身上常常是共有的品质。如此可见,什么是民族精神,这就是匹夫有重于社稷。历史中淹没的人千千万,不管是口述,还是文字记载,都是对他们的一种铭记。而这,需要每一个执笔之人心怀对历史、历史中的人们、历史启示的继承和反思。惟其如此,历史和现实才能交接,才能避霍乱于当下,明未来之广袤。这就是在历史的叙述中找到“我们”的写作路径和思考。

总而言之,议论文写作要求学生在说理层面上如何成熟、理性、思辨,这依然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否则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以事代议”“故事汇编”的作文了。我们可能会评价这样的作文反映出学生写作的思维惰性,可不能忽略的是我们教师对学生思维能力有效的指导和培养。以故事代替议论,说明了学生面对这些纷繁的故事并没有入心去思考、理解、感悟和吸纳,他们只是在形式上理解了材料的大意,继而把故事当成论证的主要工具照搬到了试卷上。因此,如何引导学生从那些“他们”的故事中走到自己的生命里,走到更多人的精神中,乃至于走到更广阔的时空下,去反思,去寄托,去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引导学生从“他们”的世界里走向自己、融入自己,在“他们”的精神中净化自我、升华自我,能够因此受到感召,成就如那些活在史册里的先贤一般,努力在情感精神的共鸣处培育“为天地立人,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怀气魄;培养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忧患意识,增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道义感和使命感;敢于扬弃小我和狭隘意识,以博大的胸襟和强烈的责任感积极拥抱火热的生活,为社稷和天下苍生奋笔疾书;与时代同冷暖共呼吸,歌唱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养成一种写作的社会责任感。如此,才能有益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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