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迪，简迎辉

（河海大学商学院，南京211100）

PPP项目作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改善公共项目运营效率的有效手段，最早开始于英国，目前在市政工程、交通运输、旅游、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房等公共服务项目中均得到广泛应用[1，2]。目前，我国关于PPP项目的法律法规还不是非常完善[3]，PPP项目失败的案例也时有发生，导致政府与社会资本在PPP项目中互相不信任，担心对方在未来会做出对自身不利的事情。这种情形下，由于政府和社会资本相互猜疑，显然无法发挥出PPP项目的高效优势[4]。

基于此，从组织间信任与风险分担的视角改善PPP项目绩效成为当前中国PPP项目研究者重点关注的问题[5]。因此，本文从组织间信任与风险分担对PPP项目绩效影响的角度建立理论模型，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与揭示组织间信任、风险分担对PPP项目绩效的影响机理，探索潜在的PPP项目绩效改善路径[6]。

一、组织间信任、风险分担对PPP项目绩效的影响关系分析

（一）组织间信任对风险分担的影响分析

信任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在PPP项目公私双方合作中体现的形式为对对方行动的一种预期，它具有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等功效[7]。从已有的文献中可以发现，风险分担很有可能是组织间信任改善PPP项目绩效的载体。当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任程度较高时，不合理的风险分担情况发生的概率会降低，可能的原因在于组织间信任对于正式契约的弥补作用。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出发，在PPP项目中，组织间信任对风险分担的影响体现在其可以适当降低PPP合同的完备性。PPP项目风险本身就高于一般的工程项目，在信任程度较低时，政府与社会资本在谈判阶段都会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希望将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都提前做好分担的方案，这无疑会增加信息收集的成本，使PPP项目风险分担变得非常死板，缺乏灵活性。而在信任程度较高时，即使在未来出现了新的风险，公私双方也会通过良好的沟通进行风险再分担。

（二）风险分担对PPP项目绩效的影响分析

风险分担对PPP项目绩效的影响体现在PPP合同中，PPP合同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对项目中未来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提前分担，确定风险承担者与承担比例。风险分担以合同签订为界线，可以分为初始分担与再分担两个过程[8]。当风险初始分担确定好之后，由于契约的刚性，政府与社会资本在内心会对风险分担的好坏进行评价。当政府或社会资本觉得风险初始分担中有条款对自己不利时，而契约又很难再去改动，此时觉得不利的一方有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损害对方利益的基础上为自己牟取利益，并且在合作中表现出消极的工作状态，这对于PPP项目绩效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在风险再分担过程中，主要分为对新风险的分担与已分担风险的再分担过程，在PPP项目中的直接表现形式为变更、调价、索赔等方面。

（三）组织间信任对PPP项目绩效的影响分析

PPP项目具有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使得正式契约无法将所有情况都进行规定，此外，人的有限理性也使得正式契约无法完全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非正式的关系契约对于限制机会主义行为的优势，弥补正式契约的不足。而组织间信任是非正式关系契约中的关键因子，有助于PPP项目的成功进行。在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中，组织间信任能够减少机会主义，降低交易成本，增进信息共享，化解冲突，使公私双方各自发挥自身的优势，对PPP项目的绩效有正面积极的影响[9]。

二、模型构建

（一）组织间信任的维度划分

目前，学者多使用两分法和三分法对组织间信任进行分析。使用三分法多呈现两种形式，一种是以McKnight[10]为代表的将信任划分为仁爱信任、诚实信任和能力信任；另一种是在基于特征信任（对合作者的承诺、友好、善意等）和理性信任（对成本收益的合理预判等）的基础上加入了制度信任，包括政治环境、法律规定以及设计的相应制度等。学者在使用二分法时大多从经济角度出发，称之为理性信任或者计算型信任，和从感情、特征角度出发，称之为感性信任或者非计算型信任。

由PPP项目的特征可知，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要形成一种互惠互赢的良性关系，并且需要有一个积极的外界政治、经济、法律环境，所以本文基于目前学者的研究，将PPP项目组织间信任划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制度型信任，即政府与社会资本特征和合作关系之外的外界政治、法律等环境；关系型信任，即合作双方在各种环境下不断加强了解沟通合作的友好过程，具有一定的感性特质；特征型信任，即在PPP项目伊始，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基于对未来成本收益的合理计算预期后形成的较为理性的信任关系。

（二）风险分担指标体系构建

风险分担在PPP项目中是动态的变化过程，风险分担策略是PPP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对风险分担的量表进行分析时可从风险初次分担与风险再分担两个方面考虑。本文将PPP项目风险分担的量表从风险初始分担与风险再分担两个层面进行考虑，其中风险初始分担的量表项包括风险分担的完整性、合理性与公平性三个方面；风险再分担的量表项包括风险分担的补充性、调适性与可执行性三个方面。

（三）PPP项目绩效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借鉴王秀婧、袁竞峰、吴小军、Dulaimi、Nepal等人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政府部门使用的VFM评价思想，从第三方的视角，将PPP项目绩效的量表分为经济性、效率、效能、公平性四个维度。其中，经济性指标对于政府与社会资本有所区别，政府关注于PPP项目是否有减少财政支出、缓解财政压力，而社会资本则关注于自身是否盈利；效率指标是指资源的利用率与项目的节点是否按计划的时间进行；效能指标主要是针对PPP项目的建设质量与运营维护的质量是否达到标准，同时包括政府与社会资本在PPP项目合作中自身能力是否有所提升；公平性指标主要是基于PPP项目的公共产品属性而展开分析，政府与社会资本在PPP项目中的满意度，公众对PPP项目的满意度，政府与社会资本在PPP项目中合作是否愉快。

（四）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的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分析，初步认为由制度型信任、关系型与特征型信任组成的组织间信任对风险分担与PPP项目绩效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合理的风险分担对PPP项目绩效同样有积极影响。基于此，本文建立了组织间信任、风险分担对PPP项目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研究模型

研究假设如下：

H1a：制度型信任与PPP项目绩效正相关；

H1b：特征型信任与PPP项目绩效正相关；

H1c：关系型信任与PPP项目绩效正相关；

H2a：制度型信任与PPP项目风险分担正相关；

H2b：特征型信任与PPP项目风险分担正相关；

H2c：关系型信任与PPP项目风险分担正相关；

H3a：PPP项目中风险分担与项目绩效正相关。

三、假设模型验证

（一）问卷调查与数据收集

1.量表设计

组织间信任量表包括11个题项，风险分担量表包括6个题项，PPP项目绩效量表包括11个题项，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1—5 分对应“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一定”、“同意”、“非常同意”，具体内容如表1。

2.数据收集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江苏、浙江、安徽和湖北四省等地区具有PPP项目实践经历的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管理者与实践者。共发出问卷232份，回收208份，问卷回收率为89.66%。在对回收问卷的整理中将无效问卷剔除，最后留下有效问卷180份。问卷对象中，政府与社会资本的比例为62.02%和37.98%，其中项目工程师、专业技术负责人比较多，占据比例为66.83%，大多属于PPP项目的一线工作人员；学历中60%为本科学历，具有一定的PPP项目的理解能力。

（二）调查结果分析

1.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选择SPSS19.0数据分析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信度

与效度检验，其中信度系数Cronbach’sα≥0.7时，表明量表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符合要求。由表2可知，各变量的Cronbach’sα值均大于0.7，并且量表的整体信度为0.796，满足信度要求，量表无须剔除选项。

表1 量表设计

本文的变量量表具有充足的文献基础，得到其他学者的一致认可与实证证明，其内容效度已经满足要求。利用SPSS19.0对各变量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检验指标如表2所示。其中KMO值均已超过0.7，荷载系数均超过60%，并且斜交旋转后累计方差解释量为73.781%，证明本文选择的量表满足结构效度要求。

表2 因素信度和结构效度分析

2.基于AMOS软件的结构方程验证

基于AMO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到组织间信任、风险分担与PPP项目绩效三者之间影响关系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结构方程验证

其中各变量关系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标准化S.E.、临界比C.R.、标准化路径系数与显著性P等指标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拟合优度指标中CMIN/DF为1.013小于2，GFI为 0.869大于 0.5，NFI为 0.964大于 0.9，IFI为 0.992大于 0.9，CFI为 0.992大于 0.9，RMSEA为 0.031小于 0.05，均在合理范围内，满足拟合要求。GFI为0.869小于0.9，考虑到0.869接近0.9并且大于0.5，仍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因此，依据拟合优度指标，问卷统计结果的数据能够证明本文

表3 模型拟合效果分析表

提出的模型拟合度较高，在合理的接受范围内。

3.假设的验证结果

根据AMOS软件的运行分析结果，对假设进行验证，验证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假设验证统计表

四、结论与建议

组织间信任与风险分担对PPP项目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是目前PPP项目领域中首次针对组织间信任与风险分担两种变量对于PPP项目绩效的影响研究。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揭示了政府与社会资本在PPP项目合作中组织间信任—风险分担—PPP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在PPP项目中通过关系治理与合理的风险分担共同改善PPP项目绩效提供新的思路。

由前文的分析结果可知，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是合理的，其中关系型信任、特征型信任对于PPP项目绩效与PPP项目风险分担的积极促进作用被证实，而制度型信任对于PPP项目绩效与PPP项目风险分担的作用被否定。在本文的理论模型中，组织间信任是关系治理的关键因子之一，而风险分担则代表了契约治理，两种因子共同影响PPP项目绩效，并且组织间信任对PPP项目绩效的影响有部分是通过风险分担实现的。这反映了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在PPP项目绩效管理中共同存在，并且关系治理对契约治理有所影响，需要两者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得PPP项目绩效达到最优。

[1]杜亚灵，赵欣，马辉，娄黎星.PPP项目中公共代理机构对私人部门控制的构念与结构维度——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软科学，2017，（1）：130-135.

[2]胡振，刘华，金维兴.PPP项目范式选择与风险分配的关系研究[J].土木工程学报，2011，44（9）：139-146.

[3]Yongjian Ke，Shou Qing Wang，Albert P.C.Chan.Risk Misallocation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rojects in China[J].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2013，16（3）：438-460.

[4]杜亚灵，尹航，尹贻林，杜泽超.PPP项目谈判过程中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扎根理论[J].科技管理研究，2015，（4）：187-192.

[5]胡振，王秀婧，张学清.PPP项目中信任与政府绩效相关性的理论模型[J].建筑经济，2014，（6）：107-109.

[6]王守清，刘婷.PPP项目监管：国内外经验和政策建议[J].地方财政研究，2014，（9）：7-12，25.

[7]杜亚灵，王垚.PPP项目中信任的动态演化研究[J].建筑经济，2012，（8）：28-33.

[8]何卫平，张俊英，马保川.合作创新风险分担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1，14（8）：43-46.

[9]尹贻林，徐志超.信任、合作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关系研究——来自承发包双方独立数据的证据[J].工业工程与管理，2014，（4）：81-91.

[10]Mc Evily B，Perrone V，Zaheer A.Trust as an organizing principle[J].Organization science，2003，14（1）：9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