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静

（河海大学商学院，南京211100）

引言

中亚五国从狭义上来说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统称，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核心区域。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2015年3月，我国正式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合称一带一路）纳入国家战略[1]；2017年5月，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将进入黄金发展期，中亚五国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重点投资对象。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助于中国西部地区开发和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深化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流合作，实现共通共赢。

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对中亚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一直保持着增长的态势。其中，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大直接投资来源国，是塔吉克斯坦的第二大投资来源国，是哈萨克斯坦的第四大投资来源国。尤其是对哈萨克斯坦，无论是从存量还是流量上来看，都远远超过对其他四国的直接投资总和。但是，中国对中亚五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开采、交通和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筑建材等领域，这些领域大多属于环境资源密集产业，容易引致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虽然近几年中国与中亚五国逐步签订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投资协定，中国政府也要求对外投资的企业关注当地的生态环境问题，但这些远远没有达到构建“绿色化一带一路”战略的要求，也会让国际上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存在诸多误解，认为中国的工业企业发展将为当地带来新的污染和环境退化等问题。中亚五国所处区域多是沙漠、荒漠，绿色植被稀少，环境承载力脆弱，只有加大绿色投资才不会增加环境压力才有利于平衡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的关系，拓展更为宽泛的投资合作空间。再者，中国扩大对中亚地区的绿色投资，可以一定程度消弭西方某些国家的阴谋论，增进共识，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战略[2]。

绿色投资作为一个新兴研究焦点，目前在对研究绿色投资的问题上，大多数研究都关注如何界定绿色投资的含义和范围，田江海（2005）最早提出绿色投资的概念，定义其为“用于增加绿色GDP的货币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的投入”[3]。Luc Eyraud等人（2011）[4]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中将绿色投资定义为是指减少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排放，而不会显著减少非能源类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投资，包含公共和私人投资，也有研究关注绿色投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彭芳春，2010）[5]。专门针对绿色投资宏观影响因素的实证文章鲜见，尤其是对中亚五国绿色投资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Luc Eyraud等人（2013）[6]运用一个新的多国历史数据集，发现绿色投资已经成为能源部门的主要驱动力。计量结果表明，绿色投资的发展是由经济增长、有助于低利率的健全金融体系和高燃油价格所推动的。此外，引入的一些诸如碳定价机制或上网电价等政策对绿色投资也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与中亚五国也保持着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恰逢“一带一路”战略进入黄金发展期，对这些地区的投资会给中国带来重要机遇。“一带一路”旨在建立一个绿色、环保、低碳的共同体，中国对处在其核心地带的中亚五国进行绿色投资，体现了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因此，本文拟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构绿色投资的影响指标体系，研究对中亚五国的绿色投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绿色投资的理论决定因素

绿色投资主要有两类驱动因素。第一类是传统的投资决定因素比如收入水平和涨幅、利率水平、产品价格等；第二类则是绿色资本积累的特定决定因素，主要包括人口、技术进步和创新、燃料成本、绿色产品的生产成本、利润、支持绿色投资的公共政策和地球条件等。

（一）经济增长和收益水平

经济活动往往能够刺激能源部门的能源需求和投资需求。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但是一旦达到特定的收入水平以后，环保意识提高、执行环境改善，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负效应也会随之减少（方杏村，陈浩 2015，滕颖，2009）[7，8]。

（二）人口因素

除了经济增长，人口因素可能也对绿色投资产生一定的作用，因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无法满足燃料消耗和土地使用的全部需求，如木材燃料的消耗。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面临着严峻的能源需求，然而这并不能完全在经济增长中反映出来。这些需求可以通过能源投资来解决，尤其是化石能源稀缺或价格昂贵而可再生能源的相对丰富时。另一方面，国家也可以鼓励绿色技术方面的投资，以此来弥补生产过程中有害气体的排放。

（三）技术进步和创新

科技创新为绿色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举例来说，得益于储藏能源新技术的发展，像太阳能和风能这样的间接能源得到了有效使用。数位落差理论也提到，新技术的投资高度依赖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Guerrieri etc.2010）[9]。

（四）利率水平

较高的利率水平反映资金的相对缺乏和投资的减少趋势。鉴于大部分的可再生资源的生产成本都是预付的，加之它们的资本密集程度远高于传统技术，所以利率对可再生资源尤为敏感。

（五）化石能源的成本

一般来说，化石能源的高成本会促进绿色投资的发展，这不仅是因为绿色投资以生物燃料工业为指向标，更是因为可再生能源和核电发电的成本较之化石能源的价格要低的多。在碳排放被标价后，这一效果更加突出。Newell、Jaffee和Stavins（1999）[10]认为油价的急剧上涨促进了绿色技术的改革升级。

（六）绿色资本产品的生产成本

投资的需求肯定和其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关联，比如说单位人工成本、工资、企业成本启动和公司所得税等。

（七）利润

如果代理商有静态的预期，那么目前的利润（现金流）将会是未来利润（盈利能力）的最佳预测，并因此将成为投资的一个决定因素。

（八）支持绿色投资的相关公共政策

政府的公共干预是校正市场碳排放外部性失误的必要手段。若是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来支持绿色投资，势必对其产生有利的影响。

（九）地理条件

绿色投资也会受到东道国自然禀赋的影响，如一年内阳光照耀的小时数和可利用的水和风等。

二、中国对中亚五国绿色投资影响测度的实证与检验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样本国家为狭义上的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中国对中亚五国绿色投资的影响因素，考虑到各影响因素的具体量化问题，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要选取经济增长、利率水平、燃料成本、人口、技术进步与创新几个指标来测度其对绿色投资的影响，这几个变量都具有简洁性和稳健性，这对于小样本的规模是非常必要的。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1—2015年，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符号及数据来源

（二）模型的设定

本文选用的模型如下：

其中，y是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绿色投资额，用中国对中亚五国在可再生能源上的金融投资来衡量，X是相关的解释变量，α是特定国家的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效应，i表示面板数据中的观测个数，t表示面板数据的时间维度。

（三）实证分析与检验

1.面板模型的选择与回归

正式检验之前，要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是为了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单位根检验。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本文选用ADF-fisher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经Eviews7.2检验，各解释变量一阶差分的ADF统计值均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认为面板数据是平稳的。其次，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考察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检验结果也表明各变量均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

接着选择合适的面板模型。面板数据模型一般有三种形式：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估计模型。可以先采用F检验决定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混合估计模型，再用Hausuman检验确定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11]。模型估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模型估计结果

从F检验值来看，在混合最小二乘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之间拒绝混合最小二乘估计。再对面板数据进行Hauauman检验，得出P=0.0000，在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间拒绝随机效应估计。因此，本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写成：

由表2可知，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虽然利率和技术创新的系数不显著，但这些变量还是能够很好地解释模型的。由模型回归的各变量前的系数，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增长、燃料成本和人口对绿色投资有正向影响，影响较为显著的为经济增长；利率和技术创新对绿色投资的影响系数为负。这些也都符合之前的理论分析结果。

2.计量结果分析

中亚五国的经济增长和高收入水平会促进绿色投资的发展。从长期看，一个实际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来绿色投资五个百分点的增长。说明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绿色投资行为充分受到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两者存在着互补的关系。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绿色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和收入水平。

长期实际利率对绿色投资有显著的负面性影响。当实际利率增加百分之一个点，绿色投资就减少2.8%，绿色投资似乎对利率的变动反应相当敏感。可能是因为绿色投资的项目大多为资本密集型项目，对财政投入的依赖性较大。

燃料的成本与绿色投资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因为较高的燃料价格提升了相关火电的生产成本，从而刺激了绿色投资的增长。

技术进步和创新并不能很好地来解释绿色投资，可能是因为中国在对中亚五国进行绿色投资时，技术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并且中国本土先进的绿色技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困难。

人口因素对于绿色投资来说，也是一个正向的作用。正如理论部分分析的一样，人口较多的国家，对于能源的需求也较大，无法完全通过市场来满足，这时候适当的增大绿色投资，可以有效缓解能源的短缺。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结论

绿色投资现在发展为全球投资的新趋势，中国也紧跟潮流，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加快推进对沿线地区尤其是中亚五国的绿色投资，逐步改变原有的粗放型的投资模式。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绿色投资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发展、利率水平和燃料成本，其中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外，相对于传统的化石燃料技术，油价上涨时，绿色投资的成本下降，呈现增长的趋势，这也意味着化石燃料的高税收在投资中表现出负的外面效应，减少化石燃料的补贴或许有助于绿色投资的发展。但是，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绿色投资行为也和中亚五国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投资环境、投资法律和资源禀赋有一定的关系[12]。

（二）对中国的政策建议

1.加强与中亚五国在绿色投资间的信息交流和国际合作

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有利于绿色投资的持续流入，中亚五国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以及较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绿色投资行为。因此，中方应该针对东道国特殊的国情，加强与五国在绿色投资方面的交流和国际合作，充分利用现有的合作交流平台，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

在推动绿色生态技术“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组织有实力的生态环保企业，前往五国投资发展生态产业，针对性邀请各国生态环保核心官员、人士考察访问中国生态示范企业和示范区，组织中国生态企业赴中亚国家进行考察交流，加强国家合作[13]。

2.完善绿色投资相关法律政策的修订

在东道国环境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鼓励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遵循更高标准的环境法规，国内也应加强对外经济合作的环保法制建设，修订完善现有的《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可以从金融支持、放松外汇管制和投资保险三个方面构建企业对外绿色投资的发展和促进体系，给予开展海外绿色投资的相关企业一定力度的优惠政策。

企业在中亚五国投资的过程中，应当主动加强对绿色投资项目的信息披露和监管，相关部门也应增强对海外绿色投资项目的监管力度。企业也应该定期向社会公布投资项目的完成进度和环保指标情况，自觉接受媒体、NGO绿色组织和当地环保部门的监督。对于违反海外环境规定的投资企业，应加大惩罚力度[14]。

3.推动区域环境协议签订

中国应积极与中亚五国以立法形式签订区域环境协议，合理划分我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应承担的环境保护的相关责任和义务。此外，应积极推动建设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推动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加快绿色化建设的基础信息、高新技术研究手段的保障制度。

[1]桑百川.杨立卓.拓展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关系：基于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J].经济问题，2015，（8）：1-5.

[2]杨振，申恩威.“一带一路”战略下加快沿线国家绿色投资的探讨[J].对外经贸实务，2016，（9）：21-24.

[3] 田江海.吹响绿色投资的号角[J].中国投资，2005，（4）：28-30.

[4]Eyraud L，Wane A A，Zhang C，et al.Who’s Going Green and Why?Trends and Determinants of Green Investment[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1，11（296）.

[5]彭芳春，耿康顺.绿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0，26（7）：51-53.

[6]Eyraud，Abdoul，Wane，等.绿色投资的发展趋势和决定因素[J].金融发展评论，2012，（5）：139-151.

[7]方杏村，陈浩.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及其区域差异——基于资源枯竭型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生态经济：中文版，2015，31（6）：49-52.

[8] 滕颖.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经验证据[J].统计与决策，2009，9（285）：115-117.

[9]Guerrieri P，Luciani M，Meliciani V.The Determinants of Investment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Bruges European Economic Research（BEER）Papers 16/March 2010[J].Diabetes Care，2010，25（3）：570-4.

[10]Newell R G，Jaffe A B，Stavins R N.The Induced Innovation Hypothesis and Energy-Saving Technological Chang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114（3）：941-975.

[11]萧政.面板数据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2]董战峰，葛察忠，王金南，等.“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战略实施框架[J].中国环境管理，2016，8（2）：31-35.

[13]周国梅．“一带一路”建设的绿色化战略[N]．中国环境报，2106-01-19．

[14]筱阳．以生态为纲实现合作共赢，一带一路焕发绿色新机[N]．中国环境报，2107-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