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柏 松

(山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双语教育的国家之一，其双语教育历史可追溯至1568年。美国双语教育在4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一些州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双语教育计划和模式，但由于缺乏国家相关双语教育政策法规的保障，美国双语教育时兴时衰，举步维艰，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直至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颁布实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首部《双语教育法》，美国的双语教育才真正进入了有政府干预的新时期[1]128。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卡罗斯·欧文多(Carlos Ovando)教授对美国双语教育各个时期的不同特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美国双语教育的历史划分为认可期、限制期、复苏期和排斥期四个阶段[2]1。欧文多教授关于美国双语教育历史的这四个曲折发展阶段划分得到了美国教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同。但是，随着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双语教育在美国又拉开了新的序幕，开始不断发展和壮大。通过探究美国双语教育历史演进过程的基本规律，我们发现，美国双语教育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知识或教育问题，而是一个在双语教育中介入了诸多影响因素的复杂问题。“美国的双语教育更倾向于政治而非教育学”[3]68。“研究美国的双语教育不仅要求关注教育的形式和课程的设立，还要深入了解双语教育政治性的一面，其中包括美国民众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移民、机会均等、个人权利和族群权利、民族同化和民族多元化、文化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等问题的态度”[4]62。因此，政治倾向性可以视为美国双语教育历史演进过程充满曲折和反复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双语教育制度一直弥漫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下面就美国双语教育历史演进的五个时期所蕴含的政治倾向性这一内在规律做具体剖析。

一、双语教育的认可期是联邦政府对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关注的体现

从18世纪初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双语教育处于认可期(The Permissive Period)，其语言使用的自发性、单纯性和自然性的特点表现比较明显。虽然这一时期移民潮持续增加，但美国政府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增进民族团结，吸取了之前使外来移民早日“美国化”而普遍实施全英语教学这一做法的教训，不再确定英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和指定教育用语，而是承认英语以外的语言的流通和使用，尤其还在移民比较集中的地区大力倡导实施双语教育。仅就认可时期的德英双语教育实施情况举两个典型案例。一是创办了许多德语—英语双语学校。19世纪后半叶，一些州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不仅为学生提供德语单语教育，而且也提供德语—英语双语教育，如，据1839年俄亥俄州的双语教育法规定，无论运用英语、德语还是两种语言同时授课都具有合法性。据当时调查，“有近60万小学生的学校教育部分或全部采取德语语言”[2] 4。这极大地促使了德国外来少数族裔尽快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成为国家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二是“大陆会议”曾用德文出版一系列文件。在建国前夕及初期，美国第一届和第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对多数德裔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他们都积极地把德裔少数民族视为重要的政治群体并用德语出台或制定了一系列官方文件。因此，美国双语教育的认可期实际上就是允许英语和其他外来移民以及少数族裔语言求同存异和百花齐放的自由发展期。不同移民群体能够不受联邦法律的束缚，拥有自主选择本族语言，宣传宗教和维护本民族文化的权利，这种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对本族文化“自卫性多元主义[2]23”的捍卫是双语教育认可期语言多样性的体现。毫无疑问，在美国双语教育的认可期，共和国早期的缔造者们采取这种“无为而治”双语教育方针，与其说体现的是语言权利的平等，不如说是联邦政府对政治自由和人们平等权利关注的体现。

二、双语教育的限制期是美国国内民族主义者同化异族情绪爆发的体现

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双语教育处于限制期(The Restrictive Period )，其语言使用的限制性、唯一性和同一性的特点表现比较突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同一时期，美国移民的数量在剧增，大量新移民涌入美国。据官方统计显示，“从1881年到1890年，新老移民的比例比较悬殊，分别是18%和72%；从1891年到1900年，新老移民的比例相差较小，分别约为55%和45%；从1901年到1910年，新老移民的比例发生急剧的变化，分别约为70%和30%”[5]192。新移民数量的增加给美国社会带来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新移民的“美国化”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尽早解决或解决不好，外来移民不会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并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由此将引发更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这种老移民排斥与歧视新移民的排外主义也影响到了教育领域，在此背景下，“熔炉”主义、同化主义思潮日渐泛起。1906年，联邦政府把移民只有具备一定的英语语言能力后才能有资格申请加入美国国籍这个条款写进了《国民法》[6]185，从法律上强化英语中心主义与“美国化”的关系。随着对“美国化”以及联邦政府对地方控制加强的向往，政府和民众达成了学校应成为政府贯彻实施“熔炉主义”和同化主义政策而“只用英语”教学的工具这一共识。1917年，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呼吁，应为广大移民青年创造学习英语的各种有利条件，使他们尽快学会英语，接受英语，以期尽快融入美国主流社会[3]376。

美国民族主义者同化异族情绪是美国社会对双语教育从认可到抑制态度转变的另一个主要原因。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德两国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与此相关联，德语也被视为美国实现民族“熔炉”和“同化”政策的“美国主义”的威胁障碍。民众反德情绪和同化异族情绪的高涨也逐渐演化成政府行为，各州纷纷出台限制双语教育的法案，禁止德语在课堂上和公共场所使用。如，1919年美国教育部的一项决议规定：“所有州的学校，无论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应该用英语实施管理，所有的小学都应该用英语进行教学”[7]546。由于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限制与干涉，加之政府的干预，经过长期自由发展而实现的语言多样性的双语教育也到了几乎濒于崩溃的边缘。可以说，美国这一时期对双语教育采取的种种抑制政策是整个美国民族熔炉同化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政治影响至今仍受到美国政界和学界高度重视。

三、双语教育的复苏期是联邦政府对多元文化认同的有力显现

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双语教育处于复苏期(The Opportunist Period)，其语言使用的多样性和自由性比较明显。这一时期，种种政治因素和社会背景为美国双语教育迎来重要的复苏机遇期创造了有利条件。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以下两种政治因素和社会背景对美国双语复苏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是公民权利运动的深入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土著民族和移民群体的民族意识普遍加强，他们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争取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权利，发起了一系列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他们认为，学校教育是实现这些基本权利的重要手段，如果不考虑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在课堂上仅用全英语教学无差别地对待所有学生，就会使少数族裔儿童失去很多平等的教育机会，甚至对其学业成功和未来发展都会带来不利影响。在争取公民权利运动的推动下，美国上下开始关注少数族裔儿童的双语教育问题，联邦政府也期望将此作为解决社会贫困和平等问题的重要手段。1968年，国会通过的《双语教育法案》(Bilingual Education Act) 使双语教育在美国获得了合法地位，它开启了用联邦经费资助少数族裔学生语言教育的先河，从而使双语教育逐渐走上法制化和国家化的轨道。因此，在美国双语教育的发展史上这一法案被公认为起着里程碑的作用。而“劳诉尼古拉斯案”(Lau v. Nichols)是美国少数民族学生争取双语教育权利以及美国双语教育勃兴的又一个里程碑。1970年，在旧金山学区(the San Francisc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就读的3000名左右华裔学生只能说少量英语或完全不会说英语。于是，以劳(Kinney Kinmon Lau)为代表的一些华裔学生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旧金山学区董事会主席尼古拉斯(Nichols)。华裔学生认为，学校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学生无法理解的语言，使英语为非母语的华裔学生不能在校有效学习知识，这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宗旨。1974年，美国最高法院根据1964年的《民权法案》受理并对“劳诉尼古拉斯案”进行裁定，要求接受联邦经费的学校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少数民族学生实施多种形式的双语教育。这一法律诉讼案的裁定与《双语教育法》如出一辙，为美国少数族裔学生争取平等的教育机会以及对美国双语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二是再次移民高潮的推进。20世纪60年代前后，随着美国第二次移民高潮的到来，以来自拉美地区为主的移民学生对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呼声日益凸显。如何保障移民学生使用本民族语言使用权利已成为美国社会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和国家团结，联邦政府针对广大移民实际采取了多样化的双语教育措施，使移民学生可以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以更快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民权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再次移民高潮的推进使美国双语教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但美国政府在同化移民这一目标上从单一的同化观念到民族多元文化论这一认识上的转变才是双语教育复苏机遇出现的最根本的政治要素。“文化多元论逐渐占据上峰，它强调社会中的每一个种族群体始终体现对‘本文化族群的认同’，同时社会也提供了各种文化‘和睦共处’的条件”[8]119。正是在这种宽松的政治条件作用下，美国的双语教育迎来了复苏机遇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四、双语教育的排斥期是对美国民族主义者固执于单一同化理念的反映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双语教育处于排斥期(The Dismissive period )，其语言使用的单一性、排斥性和同化性尤其突出。这一时期，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占据上风，狭隘民族主义的“熔炉”和“同化”思想再掀高潮。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影响下，美国社会对双语教育的质疑声越来越尖锐，美国的双语教育开始走向衰落。

保守主义势力对双语教育的消极态度是影响美国政府逐渐质疑双语教育的根本原因。20世纪80年代，代表共和党新保守派的里根政府对少数族裔没有好感，对双语教育的有效性及其相关的《双语教育法》和“劳诉尼古拉斯案”的法律地位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双语教育计划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美国人的理念，如今双语教育公开努力地保护少数民族的母语，永远不能帮助他们掌握英语，让他们毕业后无法入职和开展工作”[9]53。1985年，时任里根政府教育部长的贝内特对接受双语教育计划帮助过的学生，是否能找到从双语教育中获益的证据也持怀疑态度。以里根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思想实质上就是伴随美利坚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就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反映，他们具有持续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感的思想意识，把有色人种视为低劣民族，认为其语言和文化带来了严重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对这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言，只有采取英语单语对少数民族实施教育，才能使其实现语言和文化的同化，从而尽快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社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这种单一的同化理念严重束缚着美国政府双语教育政策的走向。

在保守主义政治势力为主导的氛围下，美国英语官方化运动和民间成立的“唯英语”“美国英语”等保守的非官方组织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唯英语教育运动，要求重新实施“唯英语”双语教育的“熔炉”主义同化政策。“唯英语”运动的鼓吹者为达到使英语成为美国唯一官方语言的目的，采取了从州政府层面再到国会层面的地方包围中央的种种策略。虽然最终并未从根本动摇联邦政府对反对语言限制的立场，但英语官方化运动和民间组织长期坚持同化移民、统一语言，废除《双语教育法案》的宣传和做法对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双语教育立法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毋庸置疑，这使双语教育遭受了巨大冲击，双语教育计划实施也进入举步维艰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美国面临的各种挑战也在与日俱增，尤其是2001年爆发的“9·11事件”，催化了深藏于美国人心中的国家忧患意识。由此，美国保守主义势力再次高涨，唯英语运动再一次进入人们视野。 持种族思想的人借此之机在双语教育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强调，双语教育给国家带来了族际冲突和社会动荡，如不采取同一性确保人们思想和观念的统一，美国社会迟早会走向分裂。在保守主义这种狭隘民族主义观的影响下，小布什政府在2002年签署了一项文件，把2001年国会通过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正式确定为联邦政府法律，这标志着施行34年的《双语教育法案》在美国彻底废除，双语教育活动由此陷入低迷。双语教育再次被迫进入冰河时期，这与狭隘民族主义者个人和团体煽动种族优越感、国家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的政治思想意识密不可分。

五、双语教育的重生期是联邦政府对解决移民教育问题达成的新共识

从21世纪初至今，美国双语教育处于重生期(The Rebirth Period )，其语言的互补性和融合性比较突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保守主义政治势力为主导的政治背景下，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双语教育的法律和政策支持日渐式微，直至《双语教育法案》被废除，各州纷纷取消双语教育计划，移民教育由此受到严重影响。时至今日，美国的移民教育问题仍是美国社会所关注的重要政治议题之一。在互联网全球化的今天，语言是文明交流和文化互鉴的纽带，人的语言能力提升对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意义重大。2011年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对美国处在新的“卫星时刻”的这一表示又再一次震动了美国。美国政府已清楚地认识到，与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时美国处于“卫星时刻”一样，美国要想赢得未来，还要在教育、创新和建设上下工夫。从某种意义上说，西裔*西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西裔指西班牙人的后裔；广义上的西裔包括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美国居民，也包括说葡萄牙语和拉丁语的美国居民。移民学生的成绩与美国的未来紧密相关。目前为数5400万的西裔人口是美国最大且增长最快的少数族裔，但他们的教育水平与其他少数族裔相比是最低的。西裔群体在美国未来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如何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并把他们转变成美国能赢得未来的一支生力军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做好西裔学生的语言教育问题。经过对移民教育问题的研究与实践，美国朝野上下目前基本达成共识。由此，美国的双语教育再次迎来难得的重生期。目前，双语教育在美国的势头及影响正日益月滋，无论对移民学生还是对纯英语学生，双语教育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数学和阅读成绩方面，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要比单纯接受英语教育的学生思维批判性更强、视野更为宽广，其学业成绩也更为优秀”[10]121。“这种会两种语言、具有两种文化的人可以从双重或多重的角度来看待社会，这种人同只会一种语言、拥有一种文化的人相比，更具有敏感性和同情心，更可能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设桥梁，也更能尊重别人的文化”[4]63。

总之，纵观美国双语教育的历史演进轨迹,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双语教育政策发展和变迁的方向与其内在的政治驱动和制约力量密切相关。 美国双语教育曲折发展的五个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充斥着种族主义和多元主义、文化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矛盾斗争。虽然美国的双语教育目前走出了遭人冷遇排斥的低谷，但政治诉求和教育发展规律之间的矛盾还会使这矛盾的力量博弈持续下去。因此，美国的双语教育实质上就是在政治的驱动下，联邦政府将少数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重大战略思想指导下所采取的一种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