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敏，袁亚军

(1.云南警官学院 学报编辑部，云南 昆明650223；2.云南大学 学报〈社科版〉编辑部，云南 昆明 650091)

一、问题由来：历史背景及现实困境

任何事物特性的凸显既是一个历史必然，也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中国高等学校学报作为一种特殊学术刊物，其诞生与我国近代新式大学出现相关，其发展一直与中国高等教育历程交相辉映。创刊于1906年6月的东吴大学学报——《学桴》一般被认为是国内最早的学报。而包括《学桴》在内的同时期《清华学报》《北京大学月刊》等几家国内大学学报在发刊词中，均把“反映学校科研，传播学术，交换不同见解的论著思想”作为办刊宗旨及编辑方针，这也使得高等学校学报诞生之初就肩负起推进所在学校学术发展与繁荣的功能。1978年6月，教育部在《关于办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意见》中，规定了学报的性质、任务、编辑工作方针和原则，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学报是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1998年的《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再次指出，高等学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在前后二十年时间里，国家政府部门以纲领性文件形式对高等学校学报的功能与定位分别作了“规范”，其内容要点大致落脚在“高等学校主办”“学术性”“综合性”等特质方面。同时，高等学校的规模扩张和合并又进一步强化了高等学校学报“综合性”的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参照世界著名高等学校多具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等特点，中国高等学校逐步形成一大批层次高、规模大、学科门类齐全的文理兼具的综合性大学。但囿于高等学校学报的“窗口”定位，依托于所在学校的学科布局，各大高校学报往往呈现出学科全覆盖、选题无新意、内容低质量的同质化倾向，这种趋势不但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相去甚远，也对学术生态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一时间，有关尽快推进高等学校学报改革的讨论在学报界以及许多学者之间展开并引发激烈争论，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认为“综合性”这一特点对学术刊物来说无疑是一种一无是处的“毒瘤”，要通过推进高等学校学报改革摒弃之，倡导学报朝“专业化”方向发展，而更多的讨论则集中在“综合性”与“专业化”的折中之选——推进学报“特色化”以寻求新的“身份识别”标签的相关话题而展开。由争论内容和焦点可以看出，学报界和学者们既有对高等学校学报综合性办刊模式的质疑、否定和另类思考，也有对高等学校学报专业化道路的积极倡导、肯定或忧思。

尽管对于高等学校学报而言，推进改革以突破困境，拓展更广阔进步空间势在必行，然而与专业性学术期刊所表现出的处之泰然、从容自若相比，现阶段高等学校学报似乎陷入“惶恐综合性”“焦虑专业化”“盲目特色化”的尴尬境地：我们应该选择对“综合性”的一概抛弃？还是执着于对“专业化”的不懈追求？亦或另辟蹊径打造期刊的“特色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专业性学术期刊是否代表了国际学术期刊的发展趋势？高校学报在当下的困境中应该秉承自己的办刊理念还是亦步亦趋地追随专业期刊的发展路径？“特色化”能否彰显高校学报的“专业化”特征以及如何实践“特色化”？作为特殊的学术期刊群体的行业院校学报如何参与和应对学术期刊的行业竞争？思考和回答以上问题，需要我们对高校学报的“综合性”“专业性”“特色化”的概念边界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做出厘定和分析，以探寻管理部门、学报界、学者不同层面对高校学报发展路径的观念纷争的本质所在；在思考行业院校学报如何在数字化生存背景下抓住发展的机遇基础上，对高等学校学报按照各自定位和发展需要推进改革进程给予一定启示。

二、问题争鸣：“综合性”与“专业化”探索

(一)对“综合性”困境的觉察

2002年，教育部已明确意识到高等学校学报呈现出刊文质量参差不齐、发行量堪忧、经济社会效益低等问题，认为高校学报存在着“大拼盘”“大杂烩”困境。为此，管理部门针对学报设定了专业化、集约化、特色化、品牌化、规模化和数字化等改革方向。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在《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报告中指出，高等学校学报普遍存在“全、散、小、弱”现象，相当一部分高校社科学报定位不清，选题雷同，内容重复，个性、特点不够鲜明。他提出高等学校综合性学报发展的“上中下”策略和启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建设的设想[1]5-13。

管理者将高等学校学报“综合性”视同于“散”，认为学报的内容大抵只是一种简单、粗放式的学科拼盘，若从学科发展角度审视，“综合性”的内容和实际表现，实际上连多学科研究都称不上，学报刊出的大多数文章只是简单的文理学科拼凑，各学科间不仅没有勾连协调，且通常以粗疏的学科划分设置栏目的方式垒壁分离。

然而，高校学报界对这一问题在细节认知上存在差异。早期的研究文章多支持摒弃“综合性”走“专业化”道路的观点*刘明江：《高校学报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是专业化》，《殷都学刊》1997年第3期第157-158页；郑良勤：《高校学报治散治滥与专业化改革》，《中国出版》1994年第5期第50-51页；黄万武：《学报专业化是高校学报改革之路》，《中国科技期刊研究》1998年第2期第75-76页；翁佩萱、郭志浩：《高校学报改革: 专业化与社会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103-106页。。其中部分主张认为，综合性学报照顾了作者，服务了学校，失去了读者，导致学报发行量低，文章影响力小。这是指责高等学校学报没有开放性的办刊格局，把读者群和作者群局限在狭小范围，形成“内向性”弊端[2]67-69。时至今日，高校学报编辑的开放办刊意识早已植入脑海，但现实情况是，内稿依然是一部分学报的主力军，究其原因自然不是内向性思想在作怪，而是学报无法吸引高质量的稿源，只能暂且成为本校教师学术交流的载体。随着出版业改革压力的增强，身陷其境的学报从业者们对于学报“综合性”的思考经历了从最初“一刀切”式激进改革到中间派或保守派的思考过程。邵汉明认为，不能把学术杂志的专业化发展趋势理解为可以完全取消综合性杂志[3]。张积玉指出，综合类社科期刊存在的问题不是致命和根本的，是可以通过改进工作加以解决的[4]45-47。尹玉吉旗帜鲜明地标明了综合性学术期刊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高校学报的“综合性”不是落后的代名词，综合性大学的科研水平远高于单科性大学，综合性学术部门理应出版反映大学科研实际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刊载的内容才是本质问题，不必在综合性还是专业性上过多纠缠[5]121-129。余树华则强调高校学报“综合性”存在的社会价值，认为其生存空间远比我们预估的要大，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不可替代性[6]127-131。上述对高校学报“综合性”特点持肯定或保留态度的学者，除了从学报承载的传统历史使命及办刊理念来寻求依据，还在于他们对学报“综合性”本质的不同理解。

综合性学报没有特色，无法形成独特的身份标识，吸引不来高水平的作者投稿，由此不得不继续苦于拼凑稿件，而这又进一步导致学报维持学科拼盘和毫无特色的怪圈。在这个逻辑背后，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学报的综合性并不是弊端之源，其本身所固有的内向性也不是问题之本，稿源的质量才是高校学报所理应关注的问题。然而在现实中，学报界主流观点依然呈现为理应抛弃综合性，并简单地划分成以朱剑为代表的坚持学报改制的激进派，以尹玉吉为代表的承认学报综合性的保守派。但是，正如桑海撰文指出的，学报界的争执其实是基于视差之见导致的，现实情况远比保守与激进的两极思维要复杂的多[7]146-164。本文认为，观念纷争和混乱的主要根源在于学报界同仁对于以上学者观点的误读。首先，综合性的特点虽然是高校学报创始和发展的基点，但是并不意味着“综合性”本身与高等学校学报具有天然联系。我们之所以将“综合性”与高校学报之间的联系视为“常识”，是因为在相当长时间里，高校学报的功能定位于“主要反映高等学校学术”上，即使在学术期刊竞争日趋激烈、高等学校学报“全、散、小、弱”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管理部门并没有对这一混乱的端倪进行提醒和转向引导，而学报编辑们则惯于遵循旧习办刊；其次，在高等学校合并浪潮前后，各学校尚无瞬间调整学科布局与谋略的能力，这种能力短板最直接地反映在作为本校学术阵地的学报上，就是无法通过调整和突出学科分布以凸显学校的长期性策略布局；再次，“综合性”的高级前进阶段亦非一定会步向专业化方向，专业化代替综合性有一定合理性，但并非必然结果。“综合性”不是一个贬义词，学科综合性并非就是“大杂烩”。“综合性”不是“专业性”的对立面，专业性期刊也有综合性一面。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高等学校学报的内向性也不同于“综合性”，“窗口论”不等于“自留地”。很多观点把内向性归入“综合性”范畴，或是把两者的因果混为一谈。本文认为，“自留地”是把学报的读者作者群局限在本校视野中的一种形象说法，而“窗口论”则是指学报天然地承担起本校学术传播平台的功能，我们应该摒弃“自留地”但不能一味否定“窗口论”，用抬高“门槛”等方式刻意排斥本校教师稿源以彰显学报的开放性是舍本逐末之为。由此，学报工作者不应该停留在对“综合性”的指责和批判，也不应该视专业性或特色化为改革目标，而是把提高稿源质量作为高等学校学报的本质要求和改革目标来设定具体实施步骤。只有在这样的立论框架下，高等学校学报才不会对专业化或特色化的目标前景唯马首是瞻，将方法和目的混淆，陷入新一轮改革的焦虑之中。

(二)对“专业化”目标的迷思

针对“综合性”还是“专业化”的讨论，根据高等学校学报的定位，管理部门率先用宏观性、结构性视角来整体推进高等学校学报的改革。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1年发布文件，提出对专业期刊的政策支持；2002年，教育部发布指导性文件，倡导高等学校学报突出专业性特色，并根据学校实际和特色创办特色栏目和名牌栏目。这一指导性文件被视为高等学校学报被迫打破“综合性”局限的开始。2009年12月18日，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李东东在会议发言中指出，要进一步优化高等学校期刊结构，鼓励高等学校期刊向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从时间脉络分析，管理层面对高等学校学报所做的专业化构想与摒弃“综合性”是同步而行的。

应该说，管理部门将专业化确定为高校学报改革方向之时，学术界对学报是否需要专业化转型的争论依然不绝于耳。多数学者将专业化方向视为高等学校学报改革的终极目标。比如李伯重从欧美学术期刊现状和评价机制总结出，国内过多的综合性期刊是难以生存的[8]。朱剑从学术发展规律的角度，认为专业期刊最切合学术发展需求，容易使学者产生归属感；但同时也指出了综合性学报存在的合法性和苛刻条件[9]5-27。另外，对高等学校学报专业化转型持否定态度的是以尹玉吉等人为代表的少数学报界人士，他们认为那些势必进行学报专业化改革的论调实质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5]121-129。越来越多的学者则跳出“综合性”与“专业化”二元对立的模式，分步骤、分情况设定学报专业化的发展道路，“有条件的就走专业化学报的发展道路，条件尚不具备的，则通过专业性栏目的设置求生存、求发展”[10]75-78，“遵循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实现有限的专业化转型”[11]123-127。 陈颖撰文强调两个观点：一是无论“专业”或“综合”均是“出版形式”问题，并不能决定刊物的“内容质量”；二是读者的多寡与刊物水平高低并无必然联系[11]123-127。笔者十分赞同这一观点，评判“专业性”利弊的前提想必是要弄清楚高等学校学报“专业化”的内涵。从狭义来看，无论是管理层面的“设定”，还是学报界人士的讨论，高等学校学报专业性办刊是指专注于某一学科领域，分学科、分专题办学报，满足专业化读者需求。一个普遍认可的观点是，专业化办刊方向符合学科发展规律，有利于培育学术共同体，有助于学报质量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提升。但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方面使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致，另一方面使得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越来越成为常态，尤其是国际上比较有前景的新兴学科大多具有交叉学科的特性[12]。交叉学科活动指的是“两个以上学科交互的行为，这种行为指在广阔的领域下简单的思想交流，到各种概念、方法、过程、认识论、术语和数据的整合，以及研究与教育的重新组构。进行交叉学科活动的团队成员有不同知识训练的背景，要通过不断的学科间交流将不同的概念、方法、数据与术语致力于共同的问题”[13]73-78。正如刘孝廷所述：“高等学校学报可以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跨学科的专业研究，符合学术发展新趋势。”[12]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个重要趋势实际上为高等学校学报发展带来许多机遇，高等学校学报所依托的本校综合性的学科背景是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甚至跨学科研究的基础，由此来看，本校的作者群恰好也是形成交叉学科研究团队的有利因素。

从另一角度来说，学科的专业化与交叉性并不相悖，专业化期刊也不排斥学科或观点的综合。过分笃信学科专业化分类的益处，忽视学报的综合性特质为交叉学科的发展带来的便利是绝对主义的思路。由此，笔者以为，第一要打破高等学校学报“专业化”的绝对论思想。专业化改革不是摆脱综合性的唯一办法，专业化未必就代表着未来学科建设和国际期刊发展的终极方向，专业化也绝不是高等学校学报突出重围的救命稻草。“综合性”与“专业化”只不过是学报依托于学科分类和学术动向所选择的不同问题向度，并无绝对优劣之分。第二是高等学校学报的专业化改革要从本质和内涵上进行转型，简单肤浅的专业化不能解决稿件的质量问题。更改刊名、简约学科分类等方式并不能规避文章的“拼盘”现象，如果缺乏问题意识和策划意识，不能提高刊物的“内容质量”，即使更改了刊名，也不过是“重生”了一批同质化的专业期刊罢了，否则我们就会再次陷入“形式”超越“本质”，“特色”高于“目的”的机械论认知中。第三是当我们面对规模庞大、类别多样的高校学报时，“一盘棋”式地推进专业化改革注定不是明智之举，学报专业化转型注定将是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

三、问题悬置：“特色化”的争辩与实践

迄今为止，期刊的准入与推出机制尚不灵活，高等学校学报无法通过自我调整解决现有结构性问题，只能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另辟蹊径。于是，特色化办刊成为学报突出重围的首选目标。2000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建设“中国期刊方阵”工程，意在实施精品战略，发挥名刊、大刊、重点期刊的优势和示范作用，深化期刊改革。2003年底和2004年10月，教育部相继启动“名刊工程”和“名栏工程”建设。这些具体措施实质上是鼓励学报彰显各自特色，走内涵发展之路，摆脱综合性学报“千刊一面”的同质化困境。从本世纪初以来，高等学校学报在特色化道路上进行了多种尝试和改革，最为突出的是直接反映在学报栏目设置和调整，以及各栏目刊发论文比重上。其主要措施是根据各高等学校学科特点和地域优势创建“特色栏目”。此外，还有调整开本、封面、版式设计，更改刊名，创建海外版，把相近专业或学科的论文作为专刊出版等。

应该说，“名刊工程”“名栏工程”以及地方高等学校学报“特色栏目”建设，为学报注入了活力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我们看到，在高等学校学报从业人员如火如荼地实践着特色化的同时，依然有许多学报的主编们对“特色化”所呈现出的虚假“繁荣”表现出担忧。学界普遍认可特色化是联结“综合性”与“专业化”之裂隙的“中途”站，但对特色化这个“中途”对高等学校学报的发展和转型的重要程度却有不同见解。康敬奎把“特色化”视为大多数高等学校学报改革的必由之路[14]17-19；陈颖认为“特色化”成为高等学校学报改革之路具有合理性[11]123-127；朱剑认为“特色化”完全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权宜之计，是“专业化”道路上的无奈之举[15]；尹玉吉按照其一以贯之的逻辑框架，认为学报的特色化和专业化都有将学报改革置于危险境地的风险；桑海指出特色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并且容易沦为安于现状的借口。那么，具体而言，到底何为学报的“特色化”？最早提出“学报特色论”的岳玉禄认为，学报特色化是学报所反映的学术成果所体现出来的地区特点、学校特性和学科优势；其他观点包括反映在学校性质、学科优势、学术性，甚至编辑风格等层面；另有“三层次说”，即：一是学术内涵；二是学术观点、理论、学术价值；三是创新性、科学性和实践性[16]126-130。以上观点遭到了尹玉吉的反驳，他认为这种理解是把“特色化”局限在地域或学科方向一隅，抑或是对特色化的泛化[17]82-93。他在一系列撰文中，一贯表达他对综合性学报走专业化和特色化之路的反对之声。他认为，学报特色论无法抓住大学学报的本质、历史使命和编辑职责，反而是学术浮躁的表现；大学学报不需要个个都有特色，以免使严肃的问题庸俗化，等等*尹玉吉：《大学学报“特色论”质疑》，《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8年第3期;《大学学报“特色论”不能成立》，《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论综合性学术期刊存在的合理性》，《编辑学报》2013年第3期。。 尹玉吉的观点在一片强调高等学校学报特色化浪潮中显得独树一帜，自然也遭致多方质疑。笔者在此并非想要表达对任何一方观点的支持或反对，而是对学界从“特色化”与“专业化”之争到对“特色化”的修正这一转变充满了欣喜。高等学校学报改革是全局之变，任何绝对论的观点都是以偏概全。从尹玉吉的撰文中我们获悉，他对学报特色论的反对实则是为了警醒那些心无旁骛地强调“特色化”对大学学报重要作用的绝对论者或赞同者。即使被视为积极地倡导专业化改革和特色化道路的朱剑，也在警醒众人“要避免为了特色化而特色化的刻意之举”[14]。康敬奎对特色化的态度，从最初的深表担忧到逐步重视并进一步抬升特色化的重要地位，其不同时期呈现的观点“有一种微妙的滑移”[7]146-164。细数众多观点的论争，甚至同一学者在同一问题上的立场摇摆，也正表明了高等学校学报改革议题的复杂性，无法简单地做出是与非的判定，然后设定统一的路径一蹴而就地完成华丽转型。笔者坚持认为，无论是“特色化”还是“专业化”，都只是提高学报学术质量的方式和途径，并非是学报改革的终极目标。鉴于目前大部分高等学校学报在以专业化为潮流的学报改革道路上踟蹰不前，将“特色化”作为填补和规避由“综合性”到“专业化”大变革所造成心理裂隙和可能风险的避风塘，故而我们要谨防由方法变成目的的本末倒置的思想误区和行为指向。特色化看似成效显著，却是虚假繁荣；好似四平八稳，实则蕴含危险。我们既要肯定“特色化”被赋予的历史使命，又要避免夸大“特色化”的实质作用，导致学术浮躁和严肃问题庸俗化问题出现。

四、问题导向：行业院校学报发展路向

(一)行业院校学报的生存焦虑

目前国际学术期刊愈益表现出趋向公共目标、申明价值中立、服务于公共利益、突出自我意图、回答公共问题、关注学科趋势的新变化[18]67-75，这也是对学术期刊“鼓励学术争鸣，推动科学发展”这一本质属性的回应。高等学校学报与专业学术期刊从学术期刊的元属性来看并无二致，由此，提高稿源质量、以“内容为王”是学术期刊编辑们开展工作的逻辑起点。现阶段以改变栏目内容，调整期刊开本、封面、版式设计，更改刊名等方式为重心形成的特色化，是一种先吸引读者、作者、学术共同体的关注、后提升文章质量的策略，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学术不自信表现。

在各类高等院校中，行业院校*本文所讨论的行业院校非指一般意义上的行业特色型大学，后者已经成为实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本文重点阐述那些处于学科边缘、科研基础薄弱、人员储备不足的行业学院或者职业院校。是较为特殊的群体，主要分散于外语、服装、财经、矿业、电力、医药、公安、军队、林业、农业、石油、煤炭、交通等各个行业和学科。与普通综合性大学相比，行业院校的特殊性表现在：学校最初是由行业主管机构创办，以为所属行业领域培养人才为主要目标，有着突出的行业背景；其大多是由职业院校或中专升级为大专或本科，有些仍然属于行业性高职学院，面临着科研基础薄弱、人员储备不足、后续发展乏力的现实压力；行业院校学报由于稿源不足，学术质量不高，内向性突出，学术价值常遭致非议。在学术期刊竞争激烈与变革压力的背景下，大多数行业院校学报的改革思路是依托所在行业特色、应用特色、校企合作特色，打造刊物的特色栏目，走特色办刊之路。但这种特色化路径依然未能触及行业院校学报的问题实质，大多数行业院校学报既难以做到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为主，又无法专注于某一学科方向，只能在综合性办刊与专业性声名的夹缝中拓展生存空间。

事实上，行业院校学报本身的特点更有利于形成专业化学报。第一，其所依托的行业背景为其生存带来了先天优势。使其有利于捕捉和汇集某一学科领域的最新动态与前沿，加强同类行业院校学报横向合作与联合，形成行业期刊集群。例如2012年12月，国家行政学院院刊室联合全国四十余家地方行政学院院刊创办了数字化“中国党政系列专业期刊”，初步达成了整合全国行政院刊资源、提升学术影响力的目的。第二，以行业为依托。行业院校优势学科的教师群体是行业院校最主要或潜在的学术共同体主力军。由于行业领域相对狭窄，行业院校学报应该发挥本校优势专业的“窗口”效应，立足于争取本校科研人员的支持，再把视野延伸至跨校域的同行业优秀作者群培养，乃至跨地域的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学术共同体的培育。行业院校学报发展要有大局意识，应与行业整体布局形成合力，可尝试先让整个行业有“个性”，再图谋本校期刊在整个行业学报中呈现自己“特色”的道路。第三，由于行业特色是行业院校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其综合性特点相对软弱，因而对于行业院校学报来说，选择重点学科和设定重点栏目相对容易。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看似离专业化目标最为遥远的、处于学术期刊金字塔底端的行业院校学报，反而更具有向“专业化”道路转型的合理性与便利性。

(二)行业院校学报发展路向

专业化变革不仅体现在更改刊名方面，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提升学报选文刊文的学术质量，努力吸引高质量学术文章。有学者提出要以加强审稿为改革切入点，既不悖于学报使命，又能提高学报质量。但把加强审稿地位提升到如此高度，不但有失偏颇，也未免有些天真，因为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过程涉及多个环节，并且设置审稿流程和配备专家等非一己之力可以完成。笔者十分赞同近几年学报界提出的“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办刊思路，此种思维模式和办刊要旨可以巧妙避开关于“综合性”“专业化”“特色论”争端，部分地消解稿源不足、文质欠佳和选题趋同的矛盾。“以问题为中心”是一种淡化学科界限，注重学科交叉、融合、渗透，使“问题”贯穿于办刊全过程，强化探究和解决问题的新的办刊模式[19]46-48。科学研究工作所始终遵循的原则是“以问题为中心”。一篇好学术论文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提出了一个好问题，所应用的理论和方法等是否能够被实践所证实，尤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能否应对和回答社会问题并为国家产生直接的、间接的或潜在的效益[20]5-10。“以问题为中心”符合跨学科综合研究和学科分工日趋细化的趋势，有助于保持相关学科之间的贯通性，便于学者借鉴不同研究范式，对同一问题做出多维的、比较的、整体性的探究，以此为基础，也就有利于提高研究成果的深度和质量。从具体研究工作来说，“以问题为中心”所形成的新的话语方式可以打破学科壁垒，让问题各方暂时搁置争议。高校学报可以通过综合性的学科视域形成对一个中心问题的不同看法，进而避免刻意追求特色化的浮躁行为，有助于厘清目的与方法之间的关系，促使学报将工作重心重拾到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上来。有鉴于此，现阶段的行业院校学报也应“以问题为中心”，这样的办刊思路远比忙于做出“特色化”还是“专业化”的道路选择更为迫切和实际。

综上所述，学报工作者需要打破内向性工作思路，但毋须排斥学报作为所在学校的学术“窗口”作用，承担培育学术共同体的“沃土”之责。从高等学校学报的本质属性看，无论是综合性、专业化，还是特色化，都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这些特质的凸显有着历史必然性，所呈现出的是对现实困境的无奈；同时也有阶段性存在合理性。学报工作者不应停留在对“综合性”的一味指责，而应该利用综合性的平台优势，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指向，把追求用稿质量和学术水平作为学术期刊发展的有效途径和目标，道路的选择只是实现目标的方式。可以预见的是，数字出版为高等学校学报创造了一个平等交流、多元化展示的平台，也为行业院校学报提供了拥有大量受众阅读的机会和绝佳生存出路。数字化的信息生产改变了学术传播的方式，让受众可以享受到同等丰富和重要的阅读内容；消解了长期以来高等学校学报学术传播力和学术影响力不足问题；淡化了期刊的整体风格，突出了以解决问题为要旨的单篇文章的质量和影响力。大数据的运用也有助于重新定义和完善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和体系。由此，我们应以“问题导向”作为办刊的首要思路，激发争鸣，放下争执，形成使命多元、形式多样、层次立体、定位精准、各具特色的高等学校学术期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