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互联网+”是一个综合的概念，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尊重人性、开放生态、连接一切是其主要特征。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同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行动成为国家战略。“互联网+”改变了当今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跨界融合被认为是“互联网+”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互联”成为常态，“跨界”成了热词。笔者于2018年2月9日在百度检索“跨界”，得到2，620万个结果。同一时间在中国知网以“题名=跨界”检索，得到11，328个结果。图书馆业界会议的主题中，“跨界”也成为常见词，早在2008年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工作会议即提出“让跨界成为可能”；2015年上海浦东图书馆与浦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举办图书馆跨界融合发展研讨会，超星、中文在线、喜马拉雅等文化企业共同参加；2016年和2018年连续两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把图书馆跨界合作作为其征文领域之一。在图书馆工作中，跨界合作成为形式丰富的实践，产生了很多新鲜的案例。在学术研究成果中，出现了一批关于图书馆跨界合作案例分析和学理探讨的文章。本文以相关研究成果及实践案例为考察对象，对图书馆跨界合作实践探索与研究进展作一个梳理，对合作的类型和模式进行分析，旨在抛砖引玉，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1“跨界合作”概念梳理

关于“跨界”一词的含义，笔者查阅《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都未见收录。权威词典未对“跨界”作出精确定义，但“跨界”快速成为热词是一个现实的存在，百度百科的解释有助于理解“跨界”“跨界合作”的意义。百度百科对“跨界合作”的定义为：英译Crossover。Crossover一词在英文中原意是“转型、转向”的意思，在诸多领域被翻译为“跨界”，引申含义是“跨界合作”，意思是跨越两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等范畴而产生的一个新行业、新领域、新模式、新风格等。

图书馆界以“跨界”为题的文章中，对“跨界”的理解和界定大致有三种：(1)将跨界合作首先视作一种技术上的跨界，即信息处理和信息服务技术领域的跨界合作。毛军的《图书馆信息服务和搜索引擎的跨界合作》[1]认为，跨界合作是网络应用系统的复合体，它将多个信息源无缝地集成，从而提供一致的信息体验，被集成的信息源通常利用应用程序接口、简单信息同步、Web服务等方式公开或者共享。该文献同时判断，跨界合作是信息集成创新的理念和技术，为网络时代的图书馆信息服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该文献发表于2006年，是图情类文章题目中最早出现“跨界合作”的文献，之后有若干篇文献沿用此概念。(2)图书馆作为一个机构或系统，与图书馆之外的其他机构或系统的合作，如银行、酒店、地铁、企业、学校、社会团体。比如，胡北等人的文章[2-7]全部来自《新华书目报》，是该报关于图书馆跨界合作的特别策划，这是报纸媒体对这个话题的一次集中关注。此后，《中国文化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也有关于该主题的文章[8-9]刊出。(3)不同系统图书馆之间的合作。此类文献借用“跨界”一词，基本内容是阐述图书馆之间跨系统的合作，这个系统是指图书馆系统的传统分类方法，如公共图书馆系统、高校图书馆系统等。曹春香[10]提出寻求突破条块分割体制的束缚，实现文献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体布局，在欠发达地区积极寻求合纵连横式的发展与服务。朱进、李静霞的《跨界合作助推图书馆服务全覆盖》[11]是在2015年IFLA大会上的发言，其主题是关于武汉地区的图书馆联盟建设与发展。本文对图书馆跨界合作的理解是，图书馆作为收集、整理、保存文献信息以提供查询、阅览等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吸收、整合图书馆系统外的资源，参与和社会各方的合作，更好地履行并拓展图书馆自身职能的各种活动。依据图书馆跨界合作中合作对象性质的不同，笔者将目前图书馆跨界合作方式归纳为四种。

2 作为社会信息传播中介，在信息产业链条上的跨界合作

图书馆是社会记忆的外存和选择传递机制，是社会知识、信息、文化的记忆装置和扩散装置。各个社会阶段的图书馆都承担着知识、信息的存储、整序、传递乃至增值服务的职能[12]。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中心，与其他信息提供者的合作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通过采购、征集、交换、接受捐赠和交存等方式获取资源是图书馆常规的业务工作，但在新的数字技术和传播技术环境中，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呈现新的特征，资源建设的工作内容、收藏对象、使用方式、用户培训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图书馆作为社会信息资源中心，需要与信息生产者进行跨界合作才能完成好资源建设和提供服务的工作。

传统的学术交流模式一般遵循作者——出版商——图书馆——读者的流程模式，但随着网络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这种线性学术交流模式正在被打破，文献载体从纸本走向数字化，基于网络的互动式学术交流模式逐渐形成，图书馆特别是研究型图书馆不再只是扮演学术交流中介的角色，而是更加积极地融入学术交流环节，参与机构知识库建设，提供学科知识服务，开展学术出版。图书馆改变了以往出版商出版、图书馆购买的资源建设模式，图书馆以出版者的角色进入学术出版领域，融入学术信息生产和创造的过程，促使图书馆从资源的存储者向资源的创造者、从资源的购买者向资源的提供者变革，并逐渐成为学术出版领域的重要力量。

2016年7月召开的“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融合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围绕跨界融合发展的意义和目标、全面服务创新的数字出版新模式、支持国际化协同创新平台、碎片化内容资源与知识发现、跨语言资源整合进行探讨与交流[13]；2017年该研讨会把“转型升级·跨界融合·创新发展”作为会议主题。该研讨会创始于2009年，由中国知网联合清华大学图书馆和香港大学图书馆等机构共同举办，至2017年已连续举办7年，累计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位出版与图书情报界专家学者参加，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影响，近几届会议重点关注“跨界融合”，足见此议题受关注程度之高。

有专家预测，在信息生产、传播与服务的链条上，上下游之间的分工越来越不明晰，竞争不可避免，但协调与合作是共同的理性选择。在信息产业链条上，图书馆需要与其他信息生产、信息检索、信息服务等机构开展跨界合作，才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14]。图书馆作为社会信息传播中介，在信息产业链条上与上下游之间的跨界合作与融合发展，成为图书馆新的生存样态。

3 作为社会教育平台，在大教育理念框架下的跨界合作

196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的成人教育促进国际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局长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提出“终身教育”理念。根据保罗·朗格朗的观点，终身教育是指人的一生的教育与个人及社会生活全体的教育的总和[15]。我国著名教育家、文学家陶行知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念得到广泛认同。从教育生态系统看，教育至少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教育伴随人的一生，成功的教育需要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方面互为补充，互相衔接，互相促进，建立起良好的教育生态系统。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是实施社会教育的重要资源和平台，是教育系统中最为开放的部分，能为其他二者提供支持，是个人开展终身教育的重要资源。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是传播教育、文化和信息的一支有生力量。吴建中在2015年中国图书馆年会闭幕式演讲中对下一个十年的图书馆作出预测：图书馆应该是知识中心、学习中心和交流中心。作为学习中心，图书馆不仅重视文化素养，而且将与信息素养、技术素养、健康素养等结合起来，以学习推动素养教育[16]。在终身教育理念引导下，图书馆需要与博物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机构通过设施共用、资源共建共享、联合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等方式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最大化[17]。

图书馆界对于“讲座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取得共识不过十几年时间，而目前讲座几乎成为每个图书馆的常规工作。除了举办讲座，图书馆还引进艺术教育，举行音乐会，举办戏曲节，引进STEM教育，提供数字体验，引进“创客空间”，提供科技和创业指导，甚至引进厨艺培训。这些令人眼界大开、脑洞大开的新型活动的设计和呈现，可以看出图书馆本身对大教育理念、终身教育理念的接受与认同。

4 作为阅读推广主阵地，与其他社会机构在阅读推广中的跨界合作

2014年以来，“倡导全民阅读”连续五年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推动全民阅读”，并将全民阅读工程列为“十三五”时期文化重大工程，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提高国民素质成为共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图书馆成为全民阅读工作的主阵地，阅读推广成为图书馆整合社会力量开展全民阅读、提升服务效能、扩大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桥梁。

2004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接受全国知识工程领导小组的委托，开始负责承办每年12月开展的“全民读书月”活动。为了从组织上保障该项活动的开展，200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2009年更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从2005年到2015年，阅读推广委员会成立的10年，也是全民阅读活动蓬勃发展的10年，图书馆界成为全民阅读活动名符其实的主力军。在全民阅读工作推进过程中，图书馆界联合出版、媒体、教育等领域的力量，聚合了多方面的社会资源，为全民阅读推广搭建了平台，并成为核心力量。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自2012年起改为中国图书馆年会，由文化部和地方政府主办。从学术机构的年会升格为国家级行业年会，为扩大图书馆界跨界交流与合作搭建了高端平台，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特别是在阅读推广中的领导地位和主导作用日益突显。2016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关于开展2016年“全民阅读”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积极开展图书馆与学校、社区、医疗机构、新闻出版单位、社会组织、企业等的合作，扩大图书馆服务范围，让图书馆的阅读活动遍地开花”。2017年的通知中又增加“将公益活动和市场推广相结合”的表述，合作对象、合作范围与合作方式将更加广泛和多元。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开展全民阅读工作中非常注重跨界合作，教育、新闻、企业、社会组织等都可以成为跨界合作的对象和整合的资源。《公共图书馆法》第36条指出“公共图书馆应当通过开展阅读指导、读书交流、演讲诵读、图书互换共享等活动，推广全民阅读”，以法律的名义明确了公共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中的职责。事实证明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成立10多年来，图书馆界举办了无数阅读推广活动，创建了大批优秀阅读推广服务品牌，集聚了一批阅读推广专家，开展了阅读推广理论探索，形成了一定阅读推广专业人员培养机制。可以说，全民阅读推广是目前图书馆界开展跨界合作、整合社会资源最好的桥梁和平台。

5 作为城市第三空间，与咖啡馆等其他公共空间的跨界合作

近年来，“图书馆+咖啡店”“图书馆+花店”“图书馆+酒店”“图书馆+创客空间”等众多新型阅读空间悄然出现，成为市民身边新鲜、独特的休闲、阅读和交流空间。

江苏省江阴市图书馆的“三味书咖——城市阅读联盟”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全民阅读，创新性地将图书馆搬进咖啡馆、茶社、花店等。合作主体一方是江阴市图书馆，另一方包括咖啡馆等企业或机构。图书馆负责图书的提供和业务指导，合作方提供场地、基础服务设施以及现场服务人员，双方明确各自责任，共同保证阅读服务的可持续运作[18]。

2015年12月安徽省铜陵市图书馆新馆建成开放，它位于一座包含公共图书馆、新华书店的综合性建筑内。公共图书馆与书店融为一体，互为补充。铜陵市图书馆与新华书店的融合发展是公共图书馆牵手书店跨界发展的典型案例。由深圳市青番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办的“IN LIBRARY”是“图书馆+咖啡”合作的先行者，也是一个跨界合作的亮点[19]。

图书馆引入科技元素，创建“创客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创客空间”这一概念影响到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始于2011年下半年。到目前已有109家图书馆开始将“创客空间”融入自身经营理念，提供各具特色的服务。它致力为人们提供工作或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帮助青少年学习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学科知识，提供技术能力[20]。2013年5月上海图书馆“创·新空间”对外开放，标志着“创客空间”正式进入国内的公共图书馆。之后国内众多图书馆，特别是有实力的高校图书馆快速跟进，涌现了一批“图书馆里的创客空间”，如上海交通大学与京东集团合作建成的“交大——京东创客空间”、沈阳师范大学的创客空间等。2016年“创客空间：图书馆里的创造力——人人参与的创客空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图书馆举办，吸引了众多图书馆专家、知名创客以及企业界嘉宾参会。正如《创客杂志》创始人D.Dougherty在美国图书馆协会仲冬年会上所指出，创客运动已经来到图书馆人的身边，它不是指单纯的图书馆引进3D打印机的问题，它的核心内容是指把“创造”理念引入图书馆，从而使每个当事人对学习新技能和新知识更富激情[21]。

图书馆作为城市第三空间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合作对象丰富，合作形式独特多样，大大超出传统图书馆的社会合作范围，超出图书馆人和读者的想象，许多令人眼前一亮、脑洞大开的合作方式成为图书馆界开展跨界合作的亮点和经典案例。

6 结语

跨界融合是“互联网+”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也是世界各行业发展的现状。图书馆作为社会的产物，开放、交流与合作是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图书馆开拓思路，借助科技创新，进行跨界合作，实现对社会资源的吸纳与整合，是提高自身发展能力同时参与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也唯有如此，图书馆才能实现与社会的同步发展，永远作为“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而存在。在“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跨界合作步伐加快，合作范围快速扩大，合作对象更加多元，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社会资源，增值图书馆的服务，同时，也要在跨界中合理确定边界，既开放心态又清醒认知自身的核心业务与专业竞争力，利用社会资源获得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