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学作为“社会学最年轻的分支之一”[1]，颇受学界注目。作为独立学科，知识社会学一般被认为肇始于德国与法国，并逐渐在美国发展起来。知识社会学是指“对知识与其他社会或文化存在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2]。知识社会学研究指向的“不是社会活动的功能性，不是知识的真理性及个体性，而是知识的社会功能，即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3]。不过，这种描述难免有“一般性的、甚至可能是含糊的”[4]嫌疑。这也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难度所在，无论哪一个具体历史时期，社会知识的构成都错综复杂与不断流动。是以有学者认为知识社会学的社会背景就是“相互冲突的观点和阐释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存，导致了各个群体相互之间强烈的相互不信任”[5]。相互不信任的激化引发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他们会通过建构知识体系来巩固与捍卫自己的观念。因此，德国学者舍勒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于研究“群体的精神”，即“知识从社会最高层向下扩散所经历的各种法则和节律，以发现知识本身如何在各社会群体和社会层次之间及时分布以及社会如何调控这种知识分布过程”[6]。换而言之，知识社会学的出现是为观察与讨论社会演进构建了一条知识流动的线索。基于此，人类如何主动介入与干预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知识社会学以及知识社会史研究的关键议题。因此，如何为探索这种头绪纷乱、语意泛化的关系找到一个微观具体的语境和场景，就成了知识社会学亟待予以重视的问题。故而有社会学学者认为“对知识的社会产生机制和功能的阐释也立足于微观过程，宏观的社会因素要通过微观机制发挥作用。行动、思想、库存知识、新知识之间相互关联，呈现连续的动态过程”[7]。

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审视业已被承认为共识的近代西方图书馆发展历程，既是以图书馆史为知识社会学的微观语境，也有助于突破现有的线性的图书馆史研究范式、拓展研究广度，更可以把图书馆这一微观机制嵌入社会知识体系演变的图景之中。

1 知识社会学与图书馆史

近几百年西方社会的知识体系经历了漫长演进与巨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反复建构、解构与重构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并因此集结成以此为主业的一部分专业人群。图书馆的编目、分类等工作正是处理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具体实践，故而梳理与构筑社会知识史的发展脉络也可以说是隐藏在图书馆具体工作之下的社会使命。

目前有关西方图书馆史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多是线性的编年叙事，类似的研究多以图书馆为叙述主体，观察其流变的进程。类似的研究以埃尔默·约翰逊(Elmer Johnson)《西洋图书馆史》为代表，大多沿着古代图书馆——中古图书馆——现代图书馆的线索展开[8]。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愈趋细致化，西方图书馆史进一步表现为对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类型甚至某一具体图书馆的历史展开考察。这种脉络建立在西方世界的历史时段与政区界域划分之上，以图书馆的形态演变为锁钥，符合受众的直观感受，易为理解接受。但由于聚焦图书馆这一机构，难免会暴露出孤立化的趋势，即如上述个案研究中的名作《美国国会图书馆史》[9]，也更接近于一部家史，而无法突显图书馆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一些图书馆史家开始尝试把图书馆的命运置诸更为深厚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其中代表如马修·巴特尔斯(Matthew Battles)的《图书馆的故事》(Libarary：A Unquiet History)已经得到广泛关注。但它更侧重于关注社会生态变迁中知识及其传承的艰辛历程，而非知识地图中的图书馆，因此图书馆的社会角色反而是相对模糊的。

在西方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图书馆与图书馆员作为近现代社会中知识社会的职业人员如何参与并活跃于社会知识史进程。文化史家彼得·伯克的《知识社会史》辟以专门章节加以考察分析；国内也有学者从方法论上思考知识社会学与图书馆学理论的关系，认为“探讨当代知识社会学思潮对图书馆学的知识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知识组织与服务等理论问题的影响，是图书馆学实现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之一”[10]。但以图书馆与图书馆从业者为核心进行知识社会史研究者目前还付之阙如。以此为取径，探讨社会知识专家在大历史的纷纭动荡中剔抉社会知识演进理路并加以梳理的过程与方法，将为观察知识社会史提供一条颇具发掘潜力的新路径，也可以为开拓图书馆史、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做出尝试。而知识的特殊性以及知识与图书馆的天然联系，为这一理路的深化与拓展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

尽管对于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莫衷一是，但许多知识社会学学者还是有共识：“知识在某种尺度上是社会的产物。”[11]他们都认可知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谈论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些以社会史、政治史为主线的西方传统史学叙事中的大事件时，研究者也有必要注意到这些事件在知识社会史谱系上的位置。换句话说，需要为以时间为逻辑的历史陈述找到另一条可资比对的线索。知识与社会的这种相对内化的关系隐藏在社会发展的表象之下，可以体现和勾勒社会知识体系在时间上的跌宕和空间上的此消彼长。

本文所讨论近代西方以16-18世纪为起讫。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段，是因为此时的西方社会已经度过了最初的摇篮时代和懵懂时代，知识结构已基本形成。尤其是“15世纪中期，发明了全新的印刷技术和书籍生产的革命”而在“中世纪及后来的18世纪下半叶，实现了阅读实践的革命”[12]。就整个社会而言，至今仍在沿用的知识生产和接受方式在这一时期已经充分形成与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自恃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以及丰赡的印刷文化，我们往往低估“古腾堡”这个文化符号对西方知识史的实际作用和象征意义。实际上，在西方学者眼中，印刷术对于知识的普及与爆炸式增殖具有卓绝的意义：“世界的知识生活也因此开了一个新局面，知识的传递不再是限于一人传一人的涓滴，而成为能传布千人万人的洪流了”[13]。印刷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动摇甚至瓦解了西方社会维系的知识纽带与文化基础。面对奔流般的知识生产，知识机构尤其是带有官方色彩的知识机构需要兼顾“防洪坝”和“导洪渠”的作用。以此为发端，图书馆的任务和定位开始改变，其对社会知识框架的影响方式和程度也彻底改变了。

图书馆对于社会知识流动的意义，中外学者都有共识。图书馆史专家哈里斯认为图书馆从时间、空间两种维度上对于“知识传播具有桥梁意义”[14]；而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则以世界3即“客观知识世界”的存在肯定了图书馆对社会知识具有存储和重构的能力，并留下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如果我们人类所有的机器、工具都被破坏了，而图书馆还存在着，那么人类仍然能够重新发展起来”[15]。这一观点曾经在西方以及中国图书情报学界引起广泛讨论。姑不论其客观知识本体论是否成立，仅就这一判断的流传程度可见，许多人默认图书馆至少是在尽可能地容纳人类所知的各种知识。这种认识有意无意淡化了图书馆与图书馆从业者对社会知识体系的建构工作。按照福柯的说法：“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序列、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历史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序列和某些关联。”[16]如果把历史与文献的关系拓展到整个社会范围，社会系统里的知识机构就要承担处理这些历史知识的职责，即需对文献中蕴藏着的知识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序列等工作，实现这一系列复杂的知识加工工作的手段即图书分类与编目，而这正是图书馆以及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基本工作。

当然，除了基本职能与社会知识体系的演变息息相关，对图书馆史的审视也是观察西方知识社会变革的有效的微观场景，可以由此扩展西方图书馆史研究的界域。

2 社会知识史框架内的近代西方图书馆

一般认为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出现存储早期信息载体的西方图书馆雏形[17]。即至中世纪，以意大利为例，除了皇家或贵族私人藏书室，在“每一个意大利的大教堂、修道院甚或是小教堂都收藏着古旧书籍”[18]。这些早期的公共图书馆从属于宗教世界的尘世象征之内，辅佐着宗教组织巩固由其主导的知识地图。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技术出现并普及之前，在知识封闭程度较高、意识形态化较严重的时代，通过收集藏书并选择有限的公开内容，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众所能接触的知识范畴。在此时期，图书馆可以在宗教外衣的庇护下保存古典时代留存的社会知识遗产，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变革世界的活动存续了可资阐发的文化资本。在随后一系列剧烈的突变性事件中，图书馆在外观与内核上都进行了主动或被动的调整，以实现其功能与使命。

随着人文主义思潮席卷欧洲，社会进入所谓“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把原先充满象征和无形意旨的宗教文化抛在身后，揭开了物质世界的面纱”[19]。这一全欧洲范围内的知识版图地震与重建要求图书馆做出迅速和准确的应对，甚至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与实现方式上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为激烈的外在形态变革，视觉上的强烈冲击反倒使研究者对其的观察与表述呈现出流于表面的趋势，这也正是传统西方图书馆史叙事最易忽略的。最明显的即空间结构和建筑形式上的突破，诸如威尼斯圣马可图书馆、劳伦齐阿那图书馆等此时期重要图书馆都出于圣索维诺、米开朗基罗这样的艺术设计巨匠之手。空间的扩大最直观地反映了社会知识的爆发式增长，而诸如美第奇家族这样的社会资本拥有者出于改变城市文化导向、塑造家族文化形象等目的，也把更多的金钱和空间投入到图书馆行业。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艺术在社会知识体系中的位置由边缘而崛起，成为时代标签。对图书馆来说，不仅内部的知识储藏与分类要据此改变，新建筑的出现也是权力掌控者、艺术家与图书馆从业者的共同诉求。

考虑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本身就是设计师与艺术家们的表达审美取向与文化诉求的工具，此时的图书馆建筑也带有同时期建筑物充斥各种“新奇的想象”[20]。而凭借着具有时代感的外观，图书馆本身并非新鲜事物，但却借此顺畅地融入时代的潮流，某种程度上为其具有超时空性的知识存储功能涂上了时尚的色彩。这一时间段的图书馆建筑从堂皇的观感中即可流露出时代知识权力的主导者在空间上突破原有文化模式的企图。

随之而来的近代化乃至现代化也迅速体现在图书馆建筑和空间的处理上，有学者将其称为“藏阅分开的钢铁图书馆时代”[21]。从1855年建立的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1868年建成的巴黎国家图书馆到1897年建成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这一时间段的图书馆建筑基本以具备现代图书馆的特点，突显图书馆作为社会知识设施的身份特殊性，采用更适于藏书与阅读的空间调配彰显图书馆的功能性，“既表示欢迎又有益于专心阅读”[22]。对西方图书馆建筑发展史进行长时段回溯，可以看出除了从逼仄到开阔这一最显著的特征以外，图书馆在空间上即对不断增长的书籍储量进行了分类放置，以最直观的方式对知识进行了抽象加工。与此相配合，图书馆的其他更为具体的知识处理工作彰显了图书馆如何协调并匹配知识与社会的二元演进路线。

当然，物理空间的占有和调配自然是图书馆履行改变社会知识结构功能的前提，但如何“为人们获取知识提供方法和工具”[23]，更依赖图书馆在历史背景下不断改造自我以适应甚至主动改造社会文化。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为例，解构教会主导的社会知识体系是社会知识史的主旋律，图书馆则直接参与到了这一进程中。从前述的建筑构造到实际日常工作的各个方面，图书馆都在反抗与脱离充满神秘性和非现世性的宗教文化。有学者就认为，“知识图谱的重建”与“知识机构的重构”[24]是贯穿于前近代的两条潜行的线索。这一观点立足的基础，就是这一时期社会知识结构的裂变。

举例而言，梵蒂冈图书馆被视为点燃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火把，因为它打破了宗教文化在欧洲的统治地位[25]。作为基督教世界信仰中心的知识储藏机构，梵蒂冈图书馆敏锐地察觉了文艺复兴时期现有知识体系与社会文化骤变之间的断裂，并作出了颇具象征意义的反应。当世俗文献在社会知识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迅速提升，以梵蒂冈图书馆为代表的教会图书馆出于保证知识与社会发展同步并行的需要，必须在内部完成对旧知识秩序的颠覆。身为教会的附属机构，梵蒂冈图书馆在新建的图书馆空间大幅增加引进了世俗文献，并配合空间的安排，将世俗文献置诸公共拉丁文书室、公共希腊文书室、珍本书室和教皇私人图书室中[26]。这样的分类兼容了语种、版本、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考虑，暗示了对知识受众的判断。当社会如挣脱牢笼般脱离了教会的控制，知识也如野马般奔腾，图书馆需要承担缰绳的作用，保证知识受众能得到合乎时代需求的知识供给。

直接受控于教会的宗教图书馆尚且呈现出如此情况，公共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作为更为自由的社会知识机构，其出现本身就是社会知识权力再分配的结果，因此公共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就必须更为及时地对社会知识体系的变动采取措施，甚至需要主动地引导新的社会知识体系的建立。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在名篇《书的战争》里曾经生动展现过如是场景，在法国皇家图书馆里古典书籍与现代书籍的作家披坚执锐互相攻伐、势不两立[27]。斯威夫特为社会知识体系断裂选择了一个具象化的战场——图书馆，以此可以想见当时图书馆本身就是知识权力的所有者争夺的焦点。

随着知识体系的更新，“知识重新分配，建筑在知识上的权力也重新分配”[28]。是否拥有图书馆、图书馆的多寡与规模大小既是国家和地区文化发达程度的具现，也是评价国家与地区知识权力强弱的标准。正如彼得·伯克所言：“大型图书馆的地理分布，可以证实某些欧洲城市在知识界的优势。”[29]这种对应关系当然不是同步或者绝对的，但也可以证实两者至少某种程度上存在一致性。因此，图书馆及其从业人员对自己社会知识职能的自觉性发挥也就与知识地图的重构产生了直接联系。

最值得注意的联系渠道就是图书馆对分类体系的制定与改革，当旧有的知识分类体系难以适应社会知识的增殖与膨胀，传统的知识分类体系也到达了一次崩溃与重建的转折点。以法国学者加布里埃尔·诺代(Gabriel Naude，一译诺德)著名的《图书馆建设意见书》为例，在坚持追求囊括“一切知识”的同时，诺代认为图书馆员开始以“知识专家”的身份认同对社会的“一切知识”进行选择、筛选与过滤[30]。当这一认识成为行业维度内的集体认知，“许多国家的图书馆学家的研究都是在诺德思想基础上开展起来”[31]，西方近代图书馆员的身份和任务也因之而经历了重塑。

3 二元身份的西方近代图书馆员

一本伪托18世纪的书籍《一位老图书馆员的日历》描摹了一位尽职尽责的老图书馆员，他“辛勤地清扫自己所管理的书籍上的灰尘，花时间阅读每一册书，读完最后一本时，就从头再来”[32]。通过再现这一具体化的、标准化的场景，作者再现了西方社会所想象的近代图书馆员形象模板。在这一文化形象中，包括了身为波士顿图书馆馆员的作者对其前辈的理想化建构。在他的眼中，经历过阅读实践革命时期的图书馆员理应成为后辈图书馆员的楷模，他不仅能够心甘情愿地完成图书馆的基本维护，还能承担更高层次的文化使命——积累图书馆藏书的知识存贮、充分掌握私人阅读的技巧、能够回溯图书馆的文献储藏[33]。这一文化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在现代西方眼中，合格的近代欧洲图书馆员在知识权力分配不均的社会中属于“少数掌握知识权利的人”[34]，他们履践图书馆知识媒介的前提是他们本身享有知识获取和分配的能力和权力。换而言之，图书馆员不仅是社会知识的维护者和传承者，同时是社会知识的分配者与更新者。这并不是一己之见，在遥远的北欧，19世纪的图书馆员依然被认为可以与应该实现对管藏文献充分了解，并藉此跻身专家之列，掌握某种特定知识的“垄断权”[35]。

在近代西方社会中，“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层相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繁荣”[36]。正是在这一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中，图书馆员逐步从技术人员转变为知识人员。

有鉴于此，近代欧洲图书馆员在扮演知识分子的引导者和知识活动中介人的同时，本身还常常是知识分子的成员和知识活动的参与者。学界已经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身为知识分子的图书馆工作者为加速图书馆工作和服务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但多把这些成就归功于他们个人的远见、能力与私德，并结合政治格局的天翻地覆加以研究[37]。实际上，在欧美社会中，图书馆员的职业身份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不但兼容于知识型图书馆员或者说学者型图书馆员一身，二重身份的互相融合构成了图书馆员参与欧洲知识版图的重构而成为知识社会史谱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如上所述，随着由宗教改革、印刷术发明、文艺复兴等革命性事件带来的欧洲知识版图的瓦解与重建，图书馆员作为图书馆工作的实际操作者，能够最为具体和直观地感受社会知识体系的变动过程，从而也必须直接面对新时期新环境下为全社会完成知识聚合和分类工作的使命。而这一任务的完成，往往是在时代变革的风暴中悄然发生的。举例来说，有多处图书馆馆员经历的“德国的普林尼”“书目之父”瑞士人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以博物学家、动植物学家、医生的身份为当时人们所知，但其所撰的《通用目录学》和编制的包罗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图书总目录[38]却在真正意义上以知识活动的参与者身份实践了社会知识系统的现实化。

在图书馆作为社会知识设施参与解构教会对知识界主导地位的进程中，作为图书馆实际工作者的格斯纳以“想象中的图书馆成了真实图书馆目录的依据”[39]，对现行知识秩序进行了统括，进而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解构与再造，形成了独创性的《世界目录》。在这部目录中，格斯纳有意突出了非宗教著作的位次，而把教会作者的书置诸次要地位[40]。从某种角度上说，格斯纳通过图书馆与目录实现了对世界的“操纵”，依靠着图书馆的实体存在，图书馆员得以抽离现实世界，并创造一个“纸上世界”[41]。其身为知识秩序建构者身份的意义超越了知识分子的限囿，为形成新时期内一个具有充分包容性和时代性的社会知识框架做出了导夫先路的努力。这里并不是要延续一般图书馆史与图书馆学史著作的模式，表彰杰出图书馆员在不同时期的卓越表现，而是以试图考察在社会知识嬗变的不同历史分期，图书馆员这一以社会知识为专业的职业人群所扮演的角色。

诸如格斯纳者并不鲜见，以最为欧洲学者留意的莱布尼茨(Gottfired Leibniz)为例。莱氏所处时代晚于格斯纳近一百年，所面临的现实环境与格氏迥异，但其作为社会知识从业者的社会身份并无二致。诸如格斯纳、莱布尼茨之类兼有学者与图书馆员双重身份者层出不穷，如前文已提及的诺代到胡戈·布洛提乌斯(Hugo Blotius)、丹尼尔·莫霍夫(Daniel Morhof)、布克哈德·斯特鲁维(Burkhard Struve)、弗朗西斯科·德·阿劳斯(Francsico de Araoz)等等，殊途同归的案例均指向一个结论：以图书馆员为主体的知识职业人群已趋于形成并逐渐独立于原有的社会身份之外，并显著地影响社会知识史的学缘承递。截止17-18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判断图书馆员是否合格的标准不是其个人成就，也不是其能否高效完成图书馆的日常工作，而是他是否是“一个有助于学习的代理人或知识的交易者”[42]。这一观念转变的实质，与知识商业的蓬勃兴起与知识交往活动的频仍有关，也反映出图书馆员这一群体的媒介性。

被推崇为“图书馆员的拿破仑”[43]的帕尼齐(Anthony Panizzi，另译帕尼兹、潘尼兹等)以力倡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免费开放而为图书馆史与理论学者铭记，但从社会知识史的视角来看，帕尼齐的作为不仅限于推动知识权力的普及化和平等化。如同拿破仑那样的雄大气魄，帕尼齐对大英图书馆的使命有如是判断：大英图书馆应侧重英国的著作以及同大英帝国相关的著作，并严格执行在此之前被视而不见的呈缴法[44]。这突显了图书馆从业者在完成分类编目这样直接关系到社会知识体系的工作以外，开始主动依赖政策法律的强制力调控社会知识。类似大英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在成为开放知识权力的灯塔之前，需要具备一个前提，就是充分获取与妥善管理以国别或语种为识别的知识实体，从而建构自身的知识权威地位。图书馆员尤其国家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馆员，不仅要充当社会知识高效运转的媒介，还主动寻求对这一运转机制的监管权。这一趋势在18世纪初见端倪，在19世纪逐渐成为了潮流，并继续与知识社会史的新方向相互作用与呼应。

4 结论

被认为是知识社会学学科化的奠基人卡尔·曼海姆将构成知识社会学问题位系的四要素归纳为“思想的自我超越和自我相对化”“精神的揭露倾向”“社会本体论的确立”“对统治阶级整体世界观的瓦解”[45]。这意味着知识社会学是探究社会与知识、思想与现实之间的理论工具。正如曼海姆本人所说，知识社会学所针对的看法就是“观念的历史完全是孤立的发展”[46]。它关注于各种群体意识构成的各条支流在社会中的汇合与碰撞，而图书馆史正是观察这些活动的绝佳场景。

图书馆的发展伴随着知识权力的建立的瓦解，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各种知识观念互动及其社会实现的的产物。近代西方知识界的几次重大变革，无一不在社会层面产生了巨大震荡，图书馆正是这一震荡的微观切口，它在外在形态上的改变响应并贯彻了思想界知识主流的更迭，成为社会文化革新的灯塔与标的。与此同时，图书馆既要履行自己保存知识的职能，也要通过采购、分类、目录等基本工作反映与参与到社会知识图谱的重新规划中。

正是有鉴于知识社会学视阈内西方图书馆角色的重要性，图书馆员的任务也就显得格外值得注意。图书馆员不仅作为执行者直接投入到社会知识体系的每次解构与重构中，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知识发展方向的规划者、设计者乃至监督者。因此，从格斯纳、莱布尼茨到帕尼齐，图书馆员开始并逐渐习惯承担知识中介与知识分子的二元身份，而这一脉络绵延至今，是探讨图书馆史及其现实意义的另一种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