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梁惠王》章句作为《孟子》全书的开篇，充分体现了孟子“仁政”的思想。孟子劝谏君主要有“仁义”的美好品质，以“仁义”之心治理国家，慎修身而为“仁君”，并以民为本、行“民本”之道，从而实现孟子也是儒家所追求的“仁政”之治。

关键词：孟子；梁惠王；仁政思想；仁义；仁君；民本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論语》一书中，“仁”字共出现了一百多次，可以看出，“仁”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孟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捍卫并发展了春秋时期孔子所创立的早期儒家学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孟子结合时代的需求，对孔子“仁”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战国时期诸子争雄、百家争鸣的时代大背景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仁政”思想。

在《孟子》一书中，“仁”字统共出现158次，仅在《孟子·梁惠王》中就出现了14次，如下：

1.1“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1.1“苟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

1.1“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1.5“王如施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

1.5“‘仁者无敌，王请无疑。”

1.7“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

1.7“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

1.7“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2.3“惟仁者焉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

2.5“文王发政而施仁，必先斯四者。”

2.8“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2.11“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

2.12“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2.15“仁人也，不可失也。”

《孟子·梁惠王》章句作为孟子实现“王天下”思想的历史名篇，充分并集中展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成为历代学者研究孟子“仁政”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始材料。本文将通过对孟子与梁惠王论辩的分析，从“仁义“、“仁君”、“民本”三个方面来探究孟子的“仁政”思想。

一、“仁义”与“仁政”

从字词的角度来解读“仁义”一词，“仁”即为“仁慈、仁爱”，“义”即为“正义”。儒家重伦理，“仁义”作为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备受孟子的推崇。“仁义”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其被演绎为“仁政”的重要内涵。

在《孟子·梁惠王上》章句的开篇，孟子与梁惠王二人便对“仁义”与“利”这两个词进行了论辩。梁惠王问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开篇前两句便点出了论辩的主题“利”与“仁义”。梁惠王见到孟子的第一句话便是询问孟子能否为自己带来好处，可见梁惠王是一位很重视“利”的君主。而孟子则重视“仁义”，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国家不应只想着利益，只要做到仁义便足够了。孟子认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如果君主治理国家只是一味地讲求利益，那么他的大臣也会和君主一样“重私利而轻公义”，君主的国家与产业终将会被永远也不满足的大臣夺取。相反，如果君主治理国家注重“仁义”，那么他的大臣也会和君主一样“重公义而轻私利”，讲“仁义”的大臣是不会怠慢君主的，而会全心全意地辅佐君主。所以，如果一位君主能够做到“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那么君主的国家自然会繁盛强大，君主也会实现自己最初所追求的“利”。在本章中，孟子并没有提到君主施行“仁政”应采取的具体措施，在这里，孟子所说的“仁义”是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概念，就像“诚实守信”一样，指的是君子本身所拥有的一种优秀品质。

有些学者认为，在孟子与梁惠王的论辩中，孟子是将“仁义”和“利”相对立进行论辩。他们以“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为依据，肯定地主张孟子认为“‘利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会引起人与人的争夺，造成社会的不安、国家的危机。”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在我看来，“上下交征而国危矣”只是孟子客观地分析了君主以“利”为导向施政所带来的后果：即是引发社会各阶层之间对“利”的相互争夺。孟子并没有将“仁义”和“利”放在对立的位置上，也没有明确指出“仁义”与“利”不能共存。而“仁义”与“利”是否可以共存问题的实质即是孟子的“义利观”问题。历来有很多学者都主张孟子是反对言“利”的：例如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提到：“孟轲肯定地反对谈‘利。儒家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的。孟轲特别强调这种对立。”张岱年先生也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中提出“孟子尚义反利，比孔子更甚。孟子以为一切行动惟须以义为准绳，更不必顾虑其他。”而陈昇先生则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孟子虽“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但并不代表孟子就反对言“利”。其在《孟子讲义》中反驳道：“孔孟确实是重义。但是，他们虽然重义，却没有笼统地以道义排斥，否定物质利益，他们并不把物质利益视为洪水猛兽，并不像有些后儒一样，把物质利益视为绝对有害于道义的东西。”我十分赞同陈昇先生的观点，孟子认为君主治理国家应有“仁义”之心并不代表孟子就反对君主治国追求“利”。我们可以从孟子的论辩中分析出，孟子认为如果君主治理国家时能够满怀“仁义”之心，那么，即使君主并没有费尽心思地去追求“利”，也依然会获得他想要的“利”，此时的“仁义”和“利”两者便可共同实现、和谐共存。相反，若是一位君主一心一意只想求“利”，那么他便会在失去“仁义”的同时也失去“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义”与“利”不仅不是相对立的，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统一性。孟子主张君主讲“仁义”，看似其所关心的只是仁义问题，其实不然，仁政可以使仁义转化为天下人的利益。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实际上是在斥责诸侯们只顾自己私利而罔顾天下百姓公利的行为；而孟子主张君主应讲“仁义”、行“仁政”，实质上是为了保证人民的利益不会遭受统治者的剥削与掠夺，也是为了给百姓争取更多的利益，是一种行天下之大义的行为。所以我认为，孟子所反对的并不是“利”本身，而是君主过度“逐利”的思想和行为，一种求而不得、得不偿失并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危害的行为。endprint

因此，孟子认为，君主治国，定要怀着一颗“仁义”之心以行“仁政”，“仁义”是“仁政”的重要内涵并通过“仁政”表现出来。

二、“仁君”与“仁政”

“仁义”是“仁政”的内涵，而“仁君”便是应有“仁义”之心的人，同时也是“仁政”的中心。

孟子说“仁者无敌”，认为有“仁德”的人是无敌于天下的。因为一个具有“仁德”之心的君主必定会施行仁政，永远不会做出陷害百姓的事情：“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其次，孟子还主张“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而国定矣。”认为一个具有“仁德”之心的仁慈、重义、正直有为的君主就可以使国家安定昌盛。

滕文公问孟子“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以周太王居邠地遭受狄人侵犯，太王为了不让百姓遭到祸害而准备离开邠地反而被百姓追随的典例回答了滕文公的问题。“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便是周太王“仁德”之心的充分体现。正是因为周太王拥有一颗“仁德”之心，事事为百姓考虑，邠地的百姓受到太王的感化便也拥有了“仁慈、仁义”之心，百姓才会不抛弃太王，“仁人也，不可失也”。正如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若是有仁德的君主能够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那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相反，若是一位君主不仅没有仁德之心，反而拥有一颗暴虐之心，欺压人民，施行“暴治”，人民便会起来反抗他，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人民便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不承认他是百姓的君主。纣便是被人民厌恶抛弃的一个反面典例，正如孟子所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人民认为“纣”是一个没有仁义道德的“独夫”，并不是他们的君主。

由此可见，“仁君”是“仁政”的中心，一个国家若想施行仁政，那首先这个国家的君主要是一个拥有“仁德”之心的“仁君”。

三、“民本”与“仁政”

孟子推崇“民本”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是君主施行仁政的核心与依据，因为君主实行仁政是为了保有天下，而君主能否保有天下就在于是否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君主施行政治只有做到“以民为本”，才能真正的得到人民的拥护。在《孟子·梁惠王》一章中，孟子提出的关于“民本”思想的措施大致可分为两类，在政治方面是“反对暴政”；在经济方面则是“制民之产”与“薄赋税”。

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齐国攻打燕国，别的国家在谋划来救助燕国。宣王问孟子：“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则回答说：“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指出诸侯商量攻打齐国的根本原因是齐国不行仁政。孟子对宣王说“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已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孟子指出齐王的做法和燕国的君主是一样的，都是虐待百姓，施行暴政。这样的话，百姓怎么会爱戴他呢？得不到百姓的拥护与爱戴，又怎样抵抗得了别的国家的攻伐呢？所以，孟子建议宣王应及时停止对燕国百姓的暴政，这样，要使各国停止用兵还是来得及的。由此可以看出，孟子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反对君主实行暴政，并提倡君主重视人民，以民为本，施行仁政。

孟子的“民本”思想还表现在经济方面。孟子十分关心百姓的生活需要，在《孟子》书中其便对自己所构建的理想社会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便是孟子心中的理想社会，即是一种男耕女织、长幼有序、不饥不寒的较为原始的农耕社会。为了能够实现这种理想社会，孟子提出君主应该“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孟子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认为，百姓们只有有了足够自己日常生活的财产，才能够操守自己的道德；如果百姓们穷困不堪，就会铤而走险为了生存下去而犯下罪过。“民有恒产，进有恒心，”君主要“保民而王”。除了“制民之产”，孟子还主张“薄赋税”。“王如施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其实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孟子“以民为本”而提出的“保民”措施，是君主施行“仁政”的具体措施。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仁义”是“仁政”的内涵，并通过“仁政”表现出来；“仁君”是“仁政”的中心，即施行“仁政”的主体，没有“仁君”就无法推行仁政；而“民本”则是“仁政”的核心与依据，君主推行仁政就必须坚持以民为本，否则“仁政”便成了一个口说无凭的空架子。

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包含“仁义”、“仁君”、与“民本”三个方面的思想体系。它不仅在我国历史社会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成为“王天下”的重要途径，同时，对我们当代社会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应继承并创新孟子的这种“仁政”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仁政”思想运用到我们当今的国家治理中去，推动孟子“仁政”思想与儒家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创新性转化。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苏丹：《孟子·梁惠王“仁”之浅探》[J]，學术探讨，2016.05.025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7]陈昇：《孟子讲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王璐瑶，河南郑州，郑州大学历史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