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红城

宋代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变革转型期。宋初期绘画以院体画为主，强调写实，重汉唐以来建构的工笔范式，这使得绘画艺术慢慢走向了单一、僵板的创作模式。宋代“重文抑武”政策的出台，促使了文士阶层的兴起，当时一些有文化艺术修养的文士们首次提出了“文人画”的理念，以此来批判院体画过于教条的弊端。这些文士们在绘画上一反工笔的写实性，讲究笔墨情趣和内在修为，乐于在画面上营造意境而不拘泥于物象的外在形态。当时宋代的文士们受许多新的文化思想浪潮影响，其中与绘画艺术创作关联最大的要属蜀学。因此，从蜀学思想内涵和文化精神方面来探析在其影响下文人绘画艺术的形态特质和审美追求，是本文思考这一问题的切入点。文人画所强调的书写性、情感性和意趣性在当时盛行的院体画格局中独树一帜，在文士们不遗余力的倡导下，文人画最终取代了院体画，成为了中国绘画发展史上的一个主流绘画形态，对后世中国画的创作思想和审美趣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蜀学的滥觞与文道观

蜀学的产生最早源自于古巴蜀文化。巴蜀之地因偏远封闭的自然环境，使得它始终和中原主流文化保持着距离。巴蜀人重自由自在、重身心愉悦、重思想情感的随性抒发，正是这些特质奠定了蜀学的基本精神内涵。蜀学的开拓者和推导者当属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他们不仅承延着巴蜀文化传统，同时又糅杂了纵横家、道家、法家和兵家的思想，具有杂学特点，其中受纵横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最为显著。蜀学当时推出的“尚性”、“尚情”、“尚意”、“尚真”等文化思想，在儒家大一统思想倡行的北宋，深受那些崇尚独立精神和自由品格的文士们追捧。

苏轼生性豁达，不拘礼仪，潇洒倜傥。他在推导蜀学发展的进程中，把“尚真”提到了一个新的文化高度。他吸收了道家学说中的人性哲学观，认为人性就是人的本能性质，“真”是它的具体表现，而仁义礼乐是对人性的背离，并指出人性本身是不分善恶的自然属性，即“真”。蜀学对人性的尊崇，强调性情为本，人的性情互不相同，文学艺术自然就讲究差别，正是这种差别才彰显出独立的个性和生气。这是蜀学极力推崇的文道观。

蜀学文道观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重“道”。苏轼认为“道”是事物内在固有的本质，“道”在文艺上的运用是指作品的伦理属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思想性。“道”（内在思想）与“文”（外在形式）是互补的。因此，蜀学在文艺创作上主张思想和文辞并重，既注重文艺的伦理价值，又注重文艺的审美价值。苏轼对“道”和“文”在艺术创作上的关系又作了进一步要求，提倡“文理自然”和“自然为文”。“文理自然”亦即文艺创作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和文辞语汇要符合创作者的本性，不要附庸勉强为之；“自然为文”则指在审美表达和艺术风格选择上要顺应自己的天然性情，同时又尊重客观事物的本来属性，追求一种既不屈于流俗，又不违背常理的独立品格。如李白的诗文，思想、文采本色毕现，风格奔放肆意，就是最好的写照。

蜀学之文道观还强调艺术创造者要有丰沛的内在修养。苏辙认为“文者，气之所形”，“气”是指艺术家的思想修养、生活阅历综合而成的气质。要想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应该从根本上去“养气”，“气”是“道”的具体体现，“养气”就相当于“修道”，通过养气而得道，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就是“显意”。“意”是一种文化精神境界，一种意趣和韵味，是一种非常高超化的审美诉求。所以，蜀学中的“尚意”文道观，促进了宋代文艺创作意境的发展，把“写意性”作为文人绘画的根本美学追求。

二、蜀学映照下的文人画审美特征

文人画尚“淡”的审美特征。从六朝到唐宋，文艺创作的审美倾向开始从浓转淡。宋初期一些文士们在蜀学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对“淡”极为推崇，在二十四诗品里将“淡”排列于第二位。北宋这种尚“淡”的审美观，与蜀学重“道”的精神是分不开的，“道”反映在文化精神上，其本质就是宁静淡泊、自然无为。北宋的诗人最早谈论“淡”之美，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大力倡导诗画简远平淡的艺术风格，他们提出艺术创造无论古今，营造平淡天然的氛围为最高境界。

文同、李公麟、米芾等宋著名文人书画家群起呼应，都以追求平淡天真的审美意趣为至高。在这些文人书画家看来，萧瑟淡泊的意境之美最难营造，平淡的作品才能“如食橄榄，真味愈久在”。能表达出意趣淡远的作品是远远超过那些纯粹描摹客观物象的院体画的。这些文士艺术家们对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理想极为钦佩和向往，崇拜陶渊明的真性情，这是一种不为世俗所累，不愿心为物役的生命态度。因此，反映在他们的艺术创作实践上，追求平淡美，追求一种身心合一，神与物游的生命状态。他们的这种集体追求带动了文人画尚“淡”的审美风潮。我们不难看出，宋代文人画滥觞期，整体审美风貌呈现出宁静淡泊、情趣高雅，一反院体画矫揉造作、浓艳媚俗的画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种新的绘画样式和审美风尚。

文人画具有尚“韵”的审美特征。文人艺术家们对尚“淡”的推崇，必然会引起尚“韵”的倾向，“淡”、“韵”之美本就相通，越平淡也就越有韵味。文人画抛弃了对客观物象的纯粹描摹之法，倡导“心象”，心象中意境的深远让人回味无穷。他们将“境中之韵”作为艺术创作的最高目标，很显然，追求“韵致”是和蜀学文道观崇尚“性情”，讲究“养气”和“表意”有着密切的关联。把“气韵”当成一个美学范畴由来已久，其最高法则就是“气韵生动”。“韵”是指艺术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审美韵致，是由创作者的身心和谐赋予作品清雅、幽远的境界美。荆浩在书画品评中明确表示出了对“韵”的极度重视。他认为“韵”是一种让创作者性灵相连接而产生的独特趣味，象征着精神的超越，是一种形质之外的才情，承载着艺术家的品格和情感。他的“书画以韵为主”观点受到了文士们一致的赞誉，在艺术实践中文士们不约而同地追求“气韵”和“神韵”，寻求表达真我的精神境界。艺术创造上显现出形简神具、笔精墨妙，令人耳目一新的“意象”造型法则和“气”、“神”兼备的韵致，开创了文人绘画审美风范的又一新篇章。

文人画“逸品”观的开启。蜀学是兼有杂学特质的学派，它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促成了文人画逸品观的确立。宋代文艺创作中逸品观的开启与发展，可以说和古巴蜀文化崇尚人性的自由自在、情感的随性而发有着脱不开的干系，也与蜀学重道精神相关联。这两方面的影响一直贯穿于文人画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最后完成了以“逸格”为上品的超越式审美定位。所谓“逸品”是在前人艺术品评标准能、妙、神基础之上由李嗣真创造性提出来的，主要是指艺术家在作品中彰显出来的超凡脱俗、人格清高、性情肆意的审美品质。这种品质凝结了艺术家天然性情、才学、思想和人格等独特的生命形式。文人画逸品观“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详尽表明了绘画艺术中逸格的美学特点。具有逸品风范的艺术作品，是融合主观和客观为一体，重视自然性和创造性相互统一的艺术，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至高艺术境界。“逸品”的确立和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宋代文人画走向写意性艺术之方向，并完成了中国绘画史上从工笔到意笔，审美风尚和艺术形态的超越性转向。

诚然，导致中国绘画艺术审美诉求和绘画形态转换的因素是多重的，但纵观文人绘画里所凸显出的闲适淡雅、恬静幽远、虚濛空明的审美气质，以及创作理念上“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唯写“胸中之逸气”的文化精神追求，无不透显着蜀学的思想印痕和文化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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