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荆轲刺秦王》一文绝大部分篇幅描述荆轲的刺前准备，刺前准备的描写又侧重表现荆轲的智勇、谋略，极少篇幅真正描写刺杀过程，原因在于荆轲武艺不精而有谋士风度，他的真实身份是“文士”而并非刺客。只因荆轲一诺千金做了这么一件本应由刺客来做的事而载入史册，这种身份角色的倒错使得行刺失败的荆轲位居《史记·刺客列传》之首。

关键词：荆轲 文士 刺客

《荆轲刺秦王》选自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一册第二单元第二课，这篇课文的题目“荆轲刺秦王”与其前一篇课文的文题“烛之武退秦师”都是主谓宾齐全的句法结构。相比较来看，《烛之武退秦师》一文的核心在“退”字上，课文围绕“退”字可分为烛之武“为什么退”、“怎么退”、“退秦之后”这三个层次。《荆轲刺秦王》一文中，荆轲无疑是核心人物，其核心任务必然是“刺”，那么这篇课文围绕“刺”一字可以划分为“刺秦之前”、“刺秦中”、“刺秦后”这三个阶段。比较两篇课文的篇幅及结构可发现，《烛之武退秦师》的中心内容是文章的第二层次，即烛之武“怎么退秦”上。按常理推之，《荆轲刺秦王》的中心内容应该在荆轲“如何刺秦”，也就是“刺秦中”。然而，课文并非如此，《荆轲刺秦王》的绝大部分篇幅（1至11段）在叙述荆轲行刺之前的准备，真正着墨描写刺秦过程的只有12至16自然段，17至18自然段自然是交代刺秦事败后的各方状态。也就是说，《荆轲刺秦王》的核心内容在荆轲“刺秦之前”，为什么同样的文题结构下的课文侧重点迥异？为什么以“荆轲刺秦王”命名却重写刺前准备？笔者认为，这与荆轲的真实身份以及作者对他的价值评判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刺前准备——尽显荆轲谋士风度

必须明确的是，《荆轲刺秦王》是一篇节选课文，所选取的是《战国策·燕策》原文的后高潮部分，咱们暂且将注意力放在课文上，顺着作者的意图，看看荆轲在行刺之前做了哪些准备。

课文第一段交代了形势之危急，紧接着，太子丹慌忙请来荆轲催促其上路。此处太子丹与荆轲间的对话实在耐人寻味。太子丹说：“秦兵旦暮渡易水，虽欲常侍足下，岂可得哉？”[1]三言两语，合情合理，但其言外之意就是暗示荆轲要有所行动。因为荆轲与太子丹在节选之外的前文中早已达成协议，荆轲知道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然而，面见秦王并完成行刺并非易事，荆轲提出将樊将军的首级及燕督亢之地图献给秦王以求得一个行刺的机会。“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一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1]太子丹的这句话也颇有深意，仔细推敲可知，太子丹这几句话的语义重心在“不忍”二字上，言外之意是你这个计划确实不错，只是我有点不忍心，“愿足下更虑之”。太子丹实际上已经默许，国之存亡大计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小角色而受阻，没有什么比谋之多年行刺更为重要，假意不忍，只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仁义形象，为的是不让此事寒其他宾客士子之心，后文的“伏尸而哭”也很有逢场作戏的成分，

所谓听话听音，荆轲知道太子丹实际上已经默许自己的提议，接下来，只是怎么让樊乌期献上人头的问题。如果说烛之武靠一张嘴使秦军退兵算是厉害，那么荆轲凭借几句话让樊将军主动献上项上人头也是相当了得。那么，荆轲使用了什么策略达到目的呢？“秦至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1]荆轲从秦王的阴险刻毒说起，激起樊乌期对秦王的仇恨，进行初步试探，继而诱之以计，引而不发，进一步观察樊将军的反应，待确认樊将军的情绪、疑惑全然被激起后才将行刺计划和盘托出，征求樊将军的意见。我们站在樊将军的立场上想一想，自己的父母亲人全然被杀，自己逃出秦国幸而被太子丹收留暂留一命。家之大仇、他国之大恩怎能不报？因此在荆轲的层层激发下，樊乌期将自己的首级托付给了荆轲。

人头已得，太子丹又为荆轲寻来了天下之利匕首，并将勇士秦舞阳赠与荆轲为副手。按理说准备工作已经做得相当完备，是时候出发秦国了，可此时的荆轲的却有所待，他要等待一位远居的朋友一同前往。这插进的一笔让我们有些不解，荆轲为什么想要等待远居的朋友？是对秦舞阳的武力有所怀疑？还是对刺杀准备的不自信？太子丹对荆轲的表现颇为不满，阴阳怪气地激怒荆轲，“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舞阳”，士可杀不可辱，荆轲一怒之下踏上刺杀秦王的征程。这一点我们暂且搁置，看看荆轲到达秦国后又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初到秦国，想见到秦国的一国之君并非易事，荆轲选择了贿赂的路子——“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让蒙嘉先在秦王面前说明来意及所带好处，卸下秦王的戒备之心，继而也为自己谋取了面见秦王的机会。

不得不说，在大篇幅的刺前准备阶段，荆轲的智谋得到了很好地刻画。面见太子丹，他洞悉太子丹的言外深意并提出要求完善了行刺计划；替太子丹扮演狠角，动之以情，层层逼近，拿来了樊乌期的人头；初到秦国，贿赂权要，获得行刺机会。而到目前为止，他的智勇谋略尽显而武力却丝毫没有描述。若荆轲真为刺客，那么他的武力应当了得，然事实并非如此。

二.刺秦失败——荆轲终非刺客

荆轲与秦舞阳终于现身咸阳宫，可以说行刺计划已经到了现场实施的高潮阶段。可是，作者却并不急于进入行刺图景，而在此前补充了一个细节描写。荆轲与秦舞阳“以次进”，“至陛下，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秦舞阳，前为谢曰：‘北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震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毕使于前”[1]。秦宫大殿上荆轲机智、沉勇的辨说才能再次得到彰显，秦舞阳“色变振恐”可想当时的情境是十分严肃的，而荆轲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境下不慌不忙，镇静自如，“顾笑秦舞阳”一方面缓解秦舞阳的巨大紧张感，另一方面消除众人的怀疑、“北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恐”是正式向秦王作出解释，进一步消除秦王及众臣的疑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毕使于前”达到了将众人的注意力转移到獻图的正事上而使自己的行刺计划能够顺利进行下去的效果。

课文的第14至16自然段描写荆轲出手刺秦王并最终失败的全过程。“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1]根据描述可知，事情确如原计划进行，但是，荆轲作为刺客身份手持天下之利匕却未能当场制服秦王。不但如此，在“荆轲逐秦王，秦王还珠而走”的阶段，秦宫大殿上除秦王背负着象征权力的长剑以外，别无他人持兵器与荆轲抗衡，荆轲依旧未能禽住秦王，反而被一介侍医的药囊所击中，给了秦王喘息并拔剑反击的机会。读到此处我们不禁对荆轲的刺客身份心生怀疑，荆轲身为刺客为何武力与剑术如此不堪？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课文并未节选的《战国策》与《史记·刺客列传》中寻找答案，因为《战国策·燕策》原文与《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几乎雷同，我们看看课文之外的荆轲是怎样一个形象。

《史记·刺客列传》中有关于荆轲过往经历的论述。

“荆轲尝游过榆次，與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2]

“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2]

可见，荆轲并不喜好与人以剑术争高低，缺乏一位刺客的勇猛与霸气。

“……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2]

结合上段节选来看，荆轲并不热衷于武艺与剑术，反而更像一位潇洒风流的文人学士。课文节选了荆轲刺前准备的全过程，我们不妨回到《战国策》与《史记》看看荆轲为什么应允刺秦计划。

据《战国策·燕策》记载，燕国形势危急，太子丹求计与太傅鞠武，鞠武向太子丹推荐了田光先生。田光先生因年老推辞，同时向太子丹推荐了荆轲，荆轲就如此这般地进入了燕太子丹的视野。田光以死激发荆轲面见太子丹，荆轲前去见太子得知行刺计划后的第一反应是“久之”，接着荆轲说：“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2]。这说明荆轲对行刺计划是抱有顾忌和疑虑的，荆轲说的是有自知之明的实话，而太子丹“前顿首”，荆轲只好接下任务。从田光的自刎激发到太子丹的叩首请求，这其中是存有很大逼迫成分的。如果说这些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接下来太子丹的所作所为就是赤裸裸的逼迫了。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访，供太牢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久之，荆轲未有行意”[2]。可见，荆轲接受着太子丹的恩惠却迟迟不肯行动，于是，就出现了课文节选的部分。荆轲完完全全是为了国家大义而主动请缨吗？未必如此。当然，荆轲作为一位有见识的文化人，不可能对所居之国的安危无动于衷，有所作为是每一位仁人志士的愿望。但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情势危急，太子等人的逼迫，最后没有退路，只得下定决心。

读到这里我们不难解答前文中存留的疑问，在各种准备工作完备的情况下，荆轲为什么要等待他居远未来的朋友？荆轲自知武艺、剑术不精，对刺杀秦王这件国家大事，他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或许荆轲这位远居的朋友能够弥补荆轲在武艺上的不足。但是，太子丹的逼迫使得荆轲未能如愿，一怒之下，匆匆上路，为刺杀计划的失败埋下祸根。“易水送别”也能进一步佐证这一点，谈到“易水送别”，人们总以“悲壮”二字一概之，我们还原历史情境，读出的是荆轲的伤感与的无奈。此刻的荆轲并没有做好赴死的准备，饱有对生的留恋，真实而富有人性。每个人都存有对死的畏惧，荆轲亦是如此，因此，面对此情此景，荆轲不禁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他为自己歌唱的葬歌，这也更能体现荆轲的文士的感伤。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荆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刺客，我们甚至可以说，将荆轲界定为刺客是对其身份的认定的一种倒错。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王学泰先生认为荆轲其实是一个“士”，“士”本为低级贵族，具有统御平民的权利。春秋中期以后，士阶层虽然逐渐分为文士、武士（武士流落民间者则为侠），但世世代代所养成的行为规范尚未完全沦丧。不仅荆轲，田光、樊乌期、高渐离等人先后赴死的献身精神主要出于对那长期存在而又即将消失的武士精神。[3]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比较合理的，这也很好地揭示了为什么作者将笔墨重心放在刺前准备而花极少的笔墨描述行刺过程，并在刺前准备及秦宫献图的描写过程中着重强调荆轲的胆略与智谋。荆轲就是一位“士”，而且更偏向于“文士”，他虽略懂剑术，但他的所谓的剑术更偏向于欣赏性的舞剑，并非真正能杀人的剑术。不是刺客的荆轲只因做了这么一件本该刺客去做的事而被列于《史记·刺客列传》之中，与荆轲并列的另几位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都有江湖“侠”气，都因行刺成功被后人视为英雄，但若论后世影响，其余四人都难以超越行刺失败的荆轲，为何？因为这种角色的倒错更能体现出荆轲的悲剧与伟大。另外，作者重写刺前准备而略写刺秦过程，重写荆轲的智谋而淡化荆轲的武艺也能看出作者对荆轲价值上的判断与认同。在国家情势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在太子丹及众人的层层逼迫下，荆轲没有一味地徘徊而是最终作了选择，他选择了知其不可而为之，选择一诺千金重，选择以身赴死报效燕太子丹。本为“士”身份的荆轲虽然剑术不精，但他言行一致走上了秦王的大殿。正如司马迁评价所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义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参考文献

[1]荆轲刺秦王.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人教版必修一）[M].2007年3月第2版：17、18、19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王学泰.一诺从来许杀身——读《荆轲刺秦王》[J].语文建设.1995（10）：27

（作者介绍：王玲慧，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