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在《公投：走下神坛的“西式民主”》一文中，我引用了皮尤研究中心的一组数据。该数据显示，对于公投这样的直接民主，大众（68%）的认可度要远高于精英（37%）。毫无疑问，这种现象体现了在国家治理问题上精英与大众的分裂，但仅以民粹主义对此进行解释是不够的。

没人会否认从直接民主过渡到代议制民主是民主形式的进化。城邦国家规模小，大小事务通过公民举手表决就能实现国家治理。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多元、复杂，运作节奏也更快，通过选出代表代为表决就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这就是代议制民主的基本逻辑。

从代议制民主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天然带有精英与大众分离的“二元”特性。至于这种二元性是和谐存在还是走向对立，很大程度上起主要作用就不再是民主，而是治理。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提到民粹主义对精英制度不信任现象中的一个悖论。美国民众把某些政府部门缺乏监督作为不信任的主要理由，但是那些日常中最缺乏监督的部门，比如武装力量、航空航天局、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反而获得的信任度最高。“它们获得推崇的一个原因是，的确能完成任务。”最能体现民主的美国国会，多年来信任度却一直垫底。

在这本长达600多页的大部头著作中，福山对治理问题好坏的分析，要远多于对民主优劣的比较。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0月公布的一项在38个国家所做的调查显示，经济形势越乐观的国家，对民主的满意度越高。很難否认，这与其说是对民主满意，还不如说是对经济满意。

著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形象地把竞争性民主比作商业运作。候选人向选民兜售政策、立场这样的商品，选民用选票购买这些商品的多寡决定了谁能当选。依这个逻辑，大众变得倾向于直接民主，说明代议制民主下选票的购买力在下降，用直接民主来弥补购买力赤字就成为一种选择。

选票的购买力为何会下降？简单地说是因为精英们兜售的政策、立场的效果打折扣了。但精英们也有难言的苦衷，欧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难民危机、债务危机来临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精英（议员）能动用的政治资源，与解决危机的难度之间并不匹配。因为很多政治资源以部分让渡主权的形式交给了布鲁塞尔，精英们在打造可售商品—解决问题的政策— 上可操作空间变小了。

欧盟案例只是全球范围内“精英苦衷”的浓缩。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声张“国家主权”，看似另类，但绝不能当作一个笑话。全球化时代，在很多治理问题上，国家都难以拥有绝对的自主权，精英们制造商品的难度变大了。但选民在投下选票时，只会考虑所购商品是否物有所值。至于这些商品是如何制造，如何难以制造，不是他们的主要考虑。

治理出了问题，在如何决策上就会出现分歧。但如果把如何决策局限在民主形式下来解决，人类社会或许永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德国学者克劳斯·奥佛指出了其中隐含的可能导致这个问题永远无解的“回旋式逻辑”。

根据他的观点，要解决如何决策的问题，首先要找到一个具有效力和约束力的方法，即解决如何以及由谁来决策的问题。但如果能在理论和实践中找到这样的“正确”方法，那么就不存在所谓如何决策的问题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确保权力来源与政治合法性的前提下，琢磨“如何决策”还不如考虑“如何治理”。代议制民主下，精英与大众的分裂本属常态，是否会酿成危机主要取决于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