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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民间歌曲和民间器乐的传承与创新

2018-01-23磊,

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4期
关键词:秧歌山西民间

张 磊, 邓 佳 丽

(山西省音乐舞蹈曲艺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1)

山西的民间歌曲和民间器乐曲是山西音乐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了山西音乐创作和应用的主要源泉。山西的民间歌曲和民间器乐曲都是源自普通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思、念、想、愿,体现着劳动人民的情、知、意。在历史的长河中,体现着山西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体现着山西的民间百态,为山西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山西的音乐经历了原生态的挖掘、创作因子的提取、后期配器制作等,使得一部部有着山西地方独有特色的作品登上了国际、国家、各省市的舞台,在获得了奖项和巨大影响力的同时,涌现了一大批致力于山西音乐发展的作曲、指挥、配器、创作、表演、评论、教育等方面的专家。

一、改革开放后的山西民间歌曲

山西有着“民歌的海洋”之美称,此称谓形象地说明了山西民间歌曲的繁盛。山西的民间歌曲在尧舜时期就有流传,诗歌总集《诗经》之《唐风》和《魏风》篇所记录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山西民歌的原形,例如《击壤歌》《南风歌》等,在这些民歌当中,生动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及人们的生存状况。山西一百一十九个县(市、区),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民歌,在《中国民族民间歌曲集成·山西卷》中收录有山西各地区多种体裁、题材、风格的民歌1374首,该集成原始资料收录有民歌15000余首之多。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脚步,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生产劳动工具机械化、电子化,通讯工具便捷化、同步化,需要协同合作劳作而产生的号子失去了其生存的环境,传情达意的山歌小调也逐渐失去了它存在的部分功能,这是事物兴衰更替的必然,也是音乐人研究新时代山西音乐现状的新课题。

(一)山歌

山歌是山西人在山间地头或院场崖畔等户外场所演唱的一种短歌,具有形式短小、格律自由、即兴创作的特点。此特点的形成,与山歌产生的条件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正因为此,山西的山歌具有“做甚唱甚,想甚唱甚,见甚唱甚”的说法。山歌一般为上下句结构,歌唱者直抒情怀,一般多为即兴发挥,最原始状态没有伴奏,亦无固定调高。由于受地理位置、方言、习俗等方面的影响,山歌的音调和演唱方法也有很大的区别,“山曲”“开花调”“卷席片”(又称烂席片)是其主要的三种形式,主要分布在河曲、保德、偏关、五寨、神池、宁武、静乐、兴县、临县、离石等地。

河曲的山曲无论从曲目数量、所属范围,还是演唱者的表演,在山歌中都尤为突出,2006年“河曲山曲”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录。在这些地区,今天已经很少能看到或听到从事劳作的人们在旷野引吭高歌,高亢明亮、悠长洒脱的地域风味“山曲”一般只出现在艺术舞台上,只是这种舞台化了的“山曲”,感到的是“粗粮细作”般的精致与繁复,少了真正意义上的“山曲”味道。2009年在由山西省戏剧职业学院排演的《唱享山西——经典民歌汇》中,“山曲”是本台节目的主要组成部分。“开花调”是属于太行山区的一种山歌类型,主要流布于左权、武乡、襄垣、和顺等地,因其唱词的上句中常以某某开花为起兴接着下句的点题,所以人们就把这种形式的山歌统称“开花调”,其中尤以“左权开花调”最为著名,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录。“左权开花调”的风格与“河曲山曲”迥然不同,河曲“山曲”音调高亢、节奏较为自由,而左权的“开花调”则委婉清丽,节奏较为规整。在2012年11月由左权县委县政府推出的大型左权花戏歌舞剧《太行奶娘》中,左权“开花调”成为该剧的主要特色。“卷席片”又名“烂席片”,是原平、忻县、定襄、五台等地对山歌的一种称谓。其名称源自于演唱形式的自由,其风格特点与山曲相似,只是在节奏上更为紧凑,歌词更接近口语。“卷席片”的风格特点,与河曲一带“山曲”基本相似,只是在曲调上不似“河曲山曲”那样多的平行式结构,节奏也较为紧凑,其歌词也更近于口语化。

(二)小调

小调是指在室内或近郊从事较为轻松的活计时可以随时哼唱的一种小曲,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都非常受欢迎,体裁极为丰富,有委婉缠绵的抒情歌,也有风趣活泼表现家长里短的俚俗小曲,还有脸谱化的人物描写,也有情绪热烈的节日欢歌,更有幽默、诙谐的生活场景描写,还有部分揭露丑恶现象的讽刺性歌曲,可以这样说,通过山西的小调可以完整地看出山西人的性格。小调结构较为规整,常见二句式和四句式乐段的结构,七字句为基本格式,另外还有十字句、五字句等,也有三种的混合结构。在山西的民间歌曲中,小调类作品是数量最多的,也是流布最广的,同时也是大型音乐类作品中使用最多的。

(三)号子

号子,是人们从事繁重的、需要协作劳动时便于统一动作鼓劲而唱的一种近似口号的歌曲,号子强调更多的是节奏,对音高曲调则没有特别的要求。山西的号子采取一领众和的形式,唱词为领号人即兴见景而编。有着音调单纯、节奏鲜明、乐观向上的特点。号子类作品近四十年来呈逐年递减趋势,时至今日,这个类型的作品只是原作的留存,已经失去了其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几近消亡。

(四)秧歌

山西的秧歌种类繁多,分布很广,不管是汾阳孝义秧歌、沁源秧歌、原平凤秧歌、临县伞头秧歌等属于民歌体的秧歌,还是祁太秧歌、襄垣武乡秧歌、朔县秧歌、代县秧歌等戏曲类的秧歌,包括河曲的“二人台”、左权的“小花戏”、和顺县的“凤台小戏”等这些载歌载舞的小戏,以及诸如“汾阳地秧歌”“曲沃地秧歌” 的“地秧歌”类形式的秧歌,都经历了由胜而衰的过程。2006年,山西的朔州、繁峙分别以“秧歌戏(朔州秧歌戏)”“秧歌戏(繁峙秧歌戏)”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录;2008年,山西祁县、太谷、襄垣、武乡、壶关、泽州分别以“秧歌戏(祁太秧歌)”“秧歌戏(襄武秧歌)”“秧歌戏(壶关秧歌)”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录;山西临县、原平、汾阳分别以“秧歌(临县伞头秧歌)”“秧歌(原平凤秧歌)”“秧歌(汾阳地秧歌)”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录;2011年,山西泽州以“秧歌戏(泽州秧歌)”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录。通过成功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行动,山西的秧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总结性的研究,出版了各种形式的视频与相关书籍,只是,其演出现状并不乐观,人员编制问题、活动经费问题正在成为山西秧歌的症结所在。

在秧歌类别中,祁太秧歌为人们所熟悉,它主要分布在以祁县、太谷为轴心进而辐射周边十多个县市的乡土小戏,是属于民间自编自演自导的本土综合体艺术,涵盖有小曲、杂说、歌舞、戏曲的成分。1978年文革结束后,太谷县率先成立了“太谷秧歌剧社”,在当代著名演员王效端的带领下,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员,演出节目有《逼婚记》《西厢记》《王老虎抢亲》等作品。此后,祁太秧歌开始逐步恢复,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开始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祁太秧歌艺人在这一背景下自己组建了十余个业余班社。尤其是在传承方面,采取自办培训班、延续传统师傅口传心授带徒弟的办法,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年轻演员,既增加了自己的收入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进入到本世纪以来,祁太秧歌和所有的传统艺术形式一样,面临着受众群缩小、演出场次锐减的窘境。

(五)套曲

套曲是属于山西民歌中一些叙事性很强、形式较大的民间声乐套曲,其内容主要以历史人物、传说故事居多,结构比较严密,组合方式有一定的规律。主要包括左权“大腔”、兴县“昆曲”和离石的“弹唱”。新世纪以来,套曲形式的作品逐步减少,虽有理论性的收集整理,但原汁原味的演出却并不多见。

(六)创作(改编)歌曲

改革开放后山西的创作(改编)歌曲,应该就是以上几种民间歌曲类型在新时代的集中展现。在改革开放初期,主管单位为山西省文化艺术界联合会的创刊于1958年的《黄河之声》(原名《山西歌声》),成为新创歌曲的主要阵地,年均新作百首左右,占据了刊物的主要版面,自九十年代后期,逐步开始偏重于艺术理论研究,这与职称评定要求公开发表文章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2007年改版后面向全国发行并广征稿源,成为山西及其他省市艺术界发表音乐类论文的主要平台。山西省音乐舞蹈曲艺研究所创刊于1985年的《音乐舞蹈》,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影响较大的音乐舞蹈类刊物,是国内资深理论家进行音乐研究与我省高校及研究单位音乐人理论交流的平台。由山西省文化厅主办的《山西文化》刊物,则另外从音乐的文化背景、政策研究、最新热点和前沿动态等予以关注。

山西的创作(改编)歌曲多体现于山西近年展演的大型音乐类舞台剧目中,从诞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黄河儿女情》开始,直到近几年内活跃于国内外的说唱剧《解放》,这四十年间的剧目中包含了大量山西各地的民歌,这些作品或唱词更新、或曲调变奏,随着这些剧目在国际、国家、各省市的展演,山西的民间歌曲得到了充分的挖掘整理和借鉴利用,使得民间歌曲焕发出了生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省内组织的各种声乐比赛也推出了一些新的作品,但这些获奖作品仅仅限于个人演唱,甚少有广为传播的新作,参赛者们更愿意选择歌唱家们的成名作或最新作品,而山西大型歌舞剧目中编创的歌曲影响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

诞生于1987年的《黄河儿女情》,1989年的《黄河一方土》,还有1995年的《黄河水长流》,以及2008年由大量山西民歌编创组成的《唱享山西——民歌汇》和诞生于2009年的说唱剧《解放》等,民间歌曲的编创成为这些剧目中主要的创作手段,无论是山曲还是小调,在这些剧目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会哥哥》《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桃花红杏花白》《正月正》《打酸枣》《亲圪蛋下河洗衣裳》《割莜麦》《那是个谁》《樱桃好吃树难栽》这些风格不同改编曲目,经由新的配器和新的表演形式立于舞台,使得山西的民间歌曲传遍各地。

二、改革开放后的山西民间器乐曲

山西的民间器乐丰富多彩,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既有与说唱艺术结合在一起的“潞安鼓书”“襄垣鼓书”“晋北道情”“永济道情”“翼城琴书”“武乡琴书”等伴奏,也有纯粹或鼓乐、或吹打、或丝弦的主奏。山西的民间器乐主要分为民间器乐曲和宗教器乐曲两大类,在民间器乐曲中主要分鼓吹乐、吹打乐、锣鼓乐和丝竹乐,宗教器乐曲分为佛教乐与道教乐。在山西的民间器乐曲中,山西的鼓吹乐遍及全省各地,且风格各有不同。在各地区群众演奏的器乐曲中,长治的“八音会”、洪洞的“威风锣鼓” 和晋北的“八大套”影响较大,五台山的庙堂音乐也是颇具特色。

(一)民间器乐曲

山西的民间器乐曲或独奏表演,或用于合奏助兴、或伴奏烘托,它们紧密地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不管是婚丧嫁娶还是节日庆祝,还是歌舞、说唱、戏曲表演,民间器乐均起着重要的作用。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民间器乐曾一度因为人们生存境况的变化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随着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展,使得被列入名录的项目得到了相应的保护和关注,尤其是在山西各地农村“白事”的现场,民间器乐依然留有一席之地。

在2008年“唢呐艺术(晋北鼓吹)(阳高县杨家堡村滑家鼓乐班)”“唢呐艺术(上党乐户班社)”“唢呐艺术(上党八音会)” 入选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2014年,“唢呐艺术(临县大唢呐)” 入选国家级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山西的绛州鼓乐、岳村呱子、太原锣鼓等均名声在外屡获殊荣,尤其是2006年成功入选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得到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与活动空间。山西的民间器乐,除录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民间团体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外,更多的基层组织,基本属于自力更生状态,核心人物坚守和传承人培养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在国内影响较大的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他们是一支全部由农民组成的业余演出团体。1987年,在首任鼓乐团团长王秦安和艺术指导王宝灿的带领下,新绛县民间的优秀鼓手们,对本地传统民间的鼓乐进行挖掘、整理和排练,将原用于婚丧嫁娶、赛社火、搞庆典的广场鼓乐,改编成为可户外广场可室内舞台的民间鼓乐艺术,使得有着五千年历史的绛州鼓乐生机无限,在随后的十多年间,屡次获得了群星大奖。他们先后推出了《秦王点兵》《老鼠娶亲》《厦坡上滚核桃》《牛斗虎》等代表性作品,并培养出了一大批本土的优秀演员。本世纪初在上海由王秦安组织的绛州鼓乐团当时成为了上海各种庆典、开幕式的主要参演节目,同时有意识地委托山西省艺术职业学院和山西省戏剧职业学院培养本地的鼓乐学生。随着王秦安2014年的突然离世,该团失去了领军人物而呈群龙无首状态,该队伍目前分散经营。

(二)宗教器乐曲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宗教音乐随着宗教在各个时期的受重视程度和社会的变迁而经历着兴衰更替。山西的宗教音乐主要包括佛教音乐和道教音乐,山西省音乐舞蹈曲艺研究所在近几年间建设有佛教音乐和道教音乐的专题性实验室,为山西的宗教音乐研究积累了各个时期的影像、图片等资料,并培养有此方面专门性理论研究人才。佛教音乐是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佛教的各种日常仪式和系列法会中,成为了赞佛、礼佛、诵经等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五台山佛乐”成功入选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2011年佛教音乐“楞严寺寺庙音乐”成功入选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对山西佛教音乐进行研究,经历了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发现”期到“收集”期,再到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的“停顿”期,而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复苏”期和九十年代后的“发展”期。从八十年代开始,对于佛教音乐的系列研究开始复苏,山西省的音乐工作者,推出了《山西民间器乐集·五台山寺庙音乐》书籍,后来随着《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西卷》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西卷》编辑工作的展开,在收集民歌和民间器乐曲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宗教音乐,许多地区编辑、整理和出版了本地区宗教音乐的专集,为进行深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道教在山西历史悠久,道教音乐是在法事仪式进行时候使用的音乐,故又称法事音乐或者道场音乐,2008年道教音乐(恒山道乐)成功入选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道教音乐主要是本教进行斋醮仪式时侯,为神仙祝寿、祈求上天赐福或降妖驱魔以及超度亡灵等各种法事活动中所使用的音乐。道教音乐服务民间一般用于白事仪式中,但在晋北地区,红事也有请道班进行演奏的人家。

(三)创作(改编)器乐曲

自1979年以来,山西创作或改编的器乐曲,基本集中于较大型的演出团体和有一定编创能力的院校,如山西省歌舞剧院、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山西省艺术职业学院、山西大学等单位,在近十年间,随着一部部精品剧目的获奖,贯穿作品其中的乐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作专门性的乐曲创作与改编,山西省歌舞剧院的交响乐团所占份额较多,无论是创作队伍还是演出场次,均居首位。

歌舞剧《走西口》是刘铁铸1993年应台湾省立交响乐团之约而创作的大型剧目。该作品的音乐创作是以晋西北、内蒙民歌和二人台音乐为素材,以交响化的写法,充分发挥了管弦乐队音色丰富、音域宽广的特点,并利用合唱、齐唱、重唱、独唱等声乐表现手段,在以爱情为主线的设计中,展现出晋西北和内蒙西部地区一带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民族交响乐作品《华夏之根》完成于2004年,这部作品由国内享有盛名的赵季平、程大兆、张坚、韩兰魁和景建树五位作曲家共同创作而成。赵季平等作曲家们创作之前,在山西全境进行了实地采风,在汲取山西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曲、地方戏曲基本曲调的基础上,创作、变奏、配器、和乐,在民乐合奏作品中还出现了晋商的算盘、民间的拨浪鼓器具、说唱艺术中的特色乐器四块瓦等。《黄河的记忆》(2008年)、《山西随想》(2011年)、《关公》(2011年)、《追梦红楼》(2012年5月)、《黄河壁画》(2013年)等各个时期的器乐作品,都有着山西民间器乐的特点,它们都是民间传统器乐经过创作、改编利用后的再生之作。

三、山西音乐在发展过程中的得失

改革开放40年来,山西经济发展的同时,山西的音乐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面对成果面对赞誉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山西的音乐尚有不少可以提升的空间,作品创作、人才培养、理论研究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和合理化应用,将会助力山西音乐的立体建构。

(一)作品创作

地方性音乐作品的创作,最需要体现的是地方特色的独有性,任何模仿的、抄袭的内容、都不能使作品走长远,也就是说,所有的手段或手法是为了作品的内容、作品的特色服务的,创作手法的学习与运用是可以学习、需要学习的,而手法使用的独到却对作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山西的器乐作品的创作中,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华夏之根》《黄河的记忆》都请到了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先生,听赵季平先生创作的山西器乐曲,扑面而来浓浓的山西风味,似曾相识却又有别样不同,也就是感觉有一种亲和后的新意,这样的作品,本省人喜欢,外省人也认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难道每次必须要请名导演吗?是否可以就赵季平创作的山西作品做专门深入的研究,是否可以就其创作手法试验性地创作器乐小品?大师级创作者的手法研究和借鉴是需要大力倡导与实践的东西。

对于创作地方性音乐作品而言,创作因子的选择和利用,是考量创作者个人能力和作品驾驭能力的体现,任何舍弃因子的定位而依靠哗众取宠的手段都会有诟病之嫌,所谓创新手法的运用,不管手法多么新颖,如果找不准地方特色因子,作品也难以被人认可,这也是不少搞创作的人每部作品都在创新却总也难以有佳作问世的原因,也是地方性作品越创新越没有地方韵味的原因。特色因子找准后,在创作作品中所利用的份额又是一个关注点,用多了有抄袭味道,用少了又不足以体现其特色,这一点应该是创作者需要注意的又一个问题,艺术家和匠人的区别或许就体现在其中。

(二)人才培养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山西享誉全国的音乐作品不少,尤其是在“三黄”时代,随着作品的成功推出,该剧的所有编创人员都成了大家关注的重点,他们成了其他省域引进专门人才的目标,一些专家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大的发展平台,这对于个人的发展、或对于引进方而言意义非凡,但对于山西本地的艺术发展而言,却应该是一种看得见的损失。那么,怎样才能留住人才呢?仅仅是个人待遇吗?研究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的问题,当引起足够的关注。目前就国内各城市间越来越热的人才争夺战,体现了人才对于一个城市的重要性,山西的音乐同样如此,音乐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引进与储备,建立健全音乐人才的引进机制、管理办法和激励机制,有计划地引进专业人才,并为其提供广泛交流学习的平台,为后续的发展储备能量。

目前音乐人才的培养问题,国家艺术基金有专门人才培养方向的项目,从我省获得艺术基金开展的民歌、戏曲类培训项目来看,虽然集中培训时间有限、人员有限,但还是有一定的效果。无论培受训人员的热情,还是个人能力,短期之内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三)理论研究

山西音乐的理论研究,相对于各自所从事的专业来讲,重视度远远不够,缺少专门的理论性人才,缺少音乐界现象性的专题研究。音乐类院校、艺术类科研单位虽有此方面的涉猎,但还没有形成一种浓郁的学术氛围。近些年来一些音乐类作品在推出后,扑面而来的多是作品推出方雇请记者的消息性报道,多用一些类似于“引起轰动”“万人空巷”类的夸张语言来描述作品的成功,追求的是一种作品推出后迅捷的社会影响力,炒作意味明显,而对作品本身的深层次分析研究并不多见,对于真正优秀的作品,这应该是不可忽视的损失。山西省戏剧职业学院在本世纪初推出的《唱享山西》,为山西培养出了一批原生态的歌手,他们在全国的比赛中,屡屡获奖,他们将山西的民间歌曲带出国门走向了世界。那么,这批演员成长的共同点是什么?个别人的成功有天赋和偶然成分所在,而一批人的成功却更应该是归功于一种或管理、或经营、或模式等不一而足的原因,像这种现象早就应引起专题性的理论研究,而不是个人小作品的零星点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山西音乐,通过音乐界前辈同仁的不断的努力,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为山西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当总结其成功经验,找寻发展过程中尚需要改进的地方,研究、探讨、剖析问题所在,使得山西的音乐走向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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