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成 丽

(山西省音乐舞蹈曲艺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1)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社会深刻变革的四十年，也是文化生态变化加剧的四十年。包括山西曲艺艺术在内的山西文化艺术，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四十年，对于万物之灵的人类而言，是从呱呱坠地、懵懂小儿渐入不惑之睿智壮年，而对于山西民间的曲艺艺术而言，则有逐渐走向繁荣发展的趋势，有荣膺“中国曲艺之乡”(2013年)、“中国曲艺名城”(2015年)、“曲艺标兵”(2017年)的殊荣，也有获得国家级“牡丹奖”“群星奖”的鼓舞，只是，此繁荣景象未能覆盖于山西全境，这是山西曲艺的一种主要现象存在。

一、改革开放后山西的曲艺种类及分布区域

曲艺是我国民间传统艺术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物与传播媒介。以区域性民间说唱为本体的山西曲艺，由于受到地域、方言、习俗、审美等方面的影响，有着丰富多姿的表现形式、表现内容、表现手段，也充分反映着社会时事、表达着民众意识、弘扬着传统的中华美德，成为了基层最有声有色、最方便快捷、最接近普通民众的一种艺术形式，构建出了一个多形式、多层次、多类别的曲艺生态系统。

以音乐主要伴奏乐器和曲调的差异而生成的山西曲艺，主要包括鼓书类(潞安鼓书、襄垣鼓书、长子鼓书、武乡鼓书、左权鼓书、高平鼓书、阳城鼓书、陵川钢板书、沁水鼓儿词、黎城鼓儿词、禹都调、广灵大鼓、喜乐鼓书)、弦书类(沁州三弦书、武乡三弦书、霍州三弦书、汾州三弦书、交文书调、临县三弦书、忻州三弦书、汾西弦子书、洪洞书调、临汾书调、新绛说书、临猗说书、芮城书调、平陆高调、河津说书、泽州四弦书)、琴书类(翼城琴书、曲沃琴书、襄陵琴书、稷山琴书、汾城琴书)、道情类(河东道情、晋北道情、太原道情、阳城道情、屯长道情、祁县道情)、牌子曲类(曲子、弹唱、二人台)；另外还有以语言风格不同而生成的山西地方曲艺种类，如太原莲花落、大同数来宝、阳泉评说，在一些区域还有迭杂子、快板等。目前在一些定点演出的书场，如太原市的“好悦来曲艺说唱剧场”(成立于2017年)、大同市的“云海曲艺社”(成立于2015年)、长治市的“烨飞轩喜乐会馆”(成立于2014年)等演出地，还包括有相声、小品等节目。山西当代民间曲艺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晋东南地区的晋城市辖区和长治市辖区，其中晋城市辖区的陵川县和长治市辖区的长子县最具有代表性，陵川县的曲艺类年演出场次逐年上升，至目前达五百余场，长子县民间曲艺演出队伍目前多达百余个，两个区域内的其他县市演出情况也较好。另外在晋中地区的平遥县、介休市，吕梁地区的孝义市、临县、柳林县也有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成立的原曲艺宣传组织人员的自然留存，大同市有柴京云和柴京海二兄弟担纲的说唱组织。

二、改革开放后山西曲艺存在的主要形式与内容

“文化大革命”时期，山西的曲艺演出团体被取消或被整改为地方的“宣传队”，民间传统曲艺被规定为禁演对象，尤其是传统的书目、书段都在禁止行列。1977年，太原和大同文工团曲艺队恢复；1979年8月15日，山西省艺术馆召开了全省的曲艺工作座谈会；1980年4月8日，中国曲艺家协会山西分会宣告成立(1991年起更现名为山西省曲艺家协会)，协会创办曲艺的专门刊物《说唱》(后更名为《山西曲艺》)，接着太原、阳泉、大同、晋城等地市纷纷成立了曲艺工作者的协会组织，至此，山西的曲艺恢复工作逐渐全面展开。1980年由山西省文化局(即现山西省文化厅)和中国曲艺家协会山西分会共同主办“山西省曲艺汇演大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长治市举办的“全国鼓曲大赛”等活动，使得山西的曲艺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一批如《农夫与公子》(阳泉评说)、《群英会上挑女婿》(阳城道情)、《儿子迷》(太原莲花落)等主题鲜明、时代感突出的作品开始广为传播。但在一些区域，民间说唱艺人则需要在办理好演出工作证后，准许开始行艺，并对说唱内容做了相关的规定，如临县盲说唱艺人刘云海提供的1978年12月办理的工作证上，标明只有《牛保明抢权记》《深揭猛批“四人帮”》《红色饲养员》《智取威虎山》等六个书目(见图2)可以传播，其他书目仍然在禁止行列。进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说唱的内容和范围逐渐不再有具体的规定，作品内容在保证积极健康向上、传播正能量的基础上，可以自由选择，并提倡创编新作品，这也成为曲艺艺术繁荣发展的关键，产生出了大批量的佳作，如中篇鼓书《吕梁英雄传》、评说《太行英烈》、鼓词《斗匪记》、数来宝《该怨谁》、鼓书《矿山情》《黄小旦大闹理发馆》等书目。

新世纪以来，山西省文化厅和山西省文联等单位，多次举办了曲艺的主题活动，有2004年举办的“德艺双馨山西省曲艺艺术大赛”，有2005年侯马举办的“全国曲艺精品展演”，2006年举办的“全国少儿曲艺大赛山西分赛”，2008年举办的“中国曲艺快板艺术精品邀请展演”，同年中国曲艺界的最高奖“牡丹奖”落户长治市，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通过“牡丹奖”“群星奖”等奖项的评选，山西的曲艺书目在国内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山西的一些曲艺作品获得了“牡丹奖”，如武乡琴书作品《爱哼哼喜唱心连心》(作者马小平)、西河大鼓作品《三借钱儿》(作者刘殿春)、小品《罪证》(作者王勇慧、王永刚、王兆麟)，长子鼓书作品《山西面食》(刘引红表演)，理论研究作品《原生态曲艺文化资源是当代曲艺创作的主根》(作者温江鸿)等；一些作品获得了群星奖，如长子鼓书《常回家看看》、钢板鼓书 《退钱》、河东道情《借亲妈》、潞安鼓书《好婆婆》等作品。

目前山西的曲艺演出团体，随着院团改革的推进，原事业编制的演出团队(如“山西省曲艺团”等)划归企业，一些县市的民间个体演出团体依然充满活力，他们或继续沿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成立之初的名称，即本县名加盲人宣传队或曲艺队，如“陵川县盲人曲艺队”“介休市盲人宣传队”“平遥县盲人宣传队”“沁源县盲人宣传队”等；或以某一民间名艺人挑头来成立演出队伍，如“刘引红说唱团”“长治县东和智燕说唱团”“山西襄垣王涛艺术团”“张俊华说唱艺术团”等。他们的演出场次或各机关厂矿，或个人庆典行艺，依靠当地政府部门、机关企业提供的文化惠民、政策宣传等专题进行宣传，内容主要包括政策宣传时政和传统书目小段，由这些民间艺人所组织的民间说唱艺术团体，竞相展示着山西的曲艺艺术。

改革开放后的山西曲艺虽然在初期曾呈现出了遍地开花的繁荣景象，但随着时代的进程，随着曲艺生态的变化，随着人们审美对象的丰富，随着多媒体的介入和艺术接受途径的多样化，山西的曲艺逐渐呈现出了一种晋东南发展势头良好，晋中吕梁基本停滞其他区域逐渐凋零的总体走向，且这个走向有程度不断加深之势，也即，发展好的，借助好的政策支持变得更好，停滞消亡，则随着传承人的老化无新的受传者接任而逐渐消亡。目前，山西的曲艺艺术仍然是以晋城市辖区和长治市辖区的文化行为为主角。长子县一个县百余家民间说唱组织红红火火，但在其他区域却正在凋零或已经消亡，如灵石县曲艺宣传队、汾阳市盲人宣传队、祁县说唱宣传队等曲艺团体，就是目前尚存有说唱活动的团队，民间艺人也只是有最后的几位遗存，如柳林的张三儿、冯六星等，稷山琴书的王文渡、张胜子等，类似这样境况的曲艺团队，在山西除晋城和长治辖区外，几乎包括了其他所有的地区，他们几乎都存在有缺乏传承人，或者没有真正掌握本曲种的传承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民间曲艺都将会逐渐消亡。

新世纪以来，我国一些省市的曲艺生态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如北京、天津、西安、辽宁、山东等北方曲艺重镇，大量曲艺社团在城市的茶社、会馆、小剧场中出现，传统中的“城市曲艺”正在回归，生存空间进一步丰富，且拥有了一定规模的受众群体。在山西的太原、长治、大同等地也有曲艺小剧场出现，内容涉及相声、小品、数来宝、传统鼓书三弦书等表演形式，但从演出场次、入座率来看，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传播内容尚需精心打造。或许，研究提升不同于旅游快餐文化的曲艺内容，应该成为提高入座率的关键。主题性政策宣传是目前民间团体行艺场次的主要内容，在山西民间的书场现场，政策性宣传几乎遍及全省，或应该归结为“惠及”更为合适，受众免费接受节目，传承者有偿获得演出场次。可就演出现场来看，开篇主题性的段子受众几乎没有多大的兴趣，人们对主题后或风趣幽默的小段，或传统书目的节选更有热情，这与曲艺接受群体的固定的欣赏习惯有关系，也与政策性宣传的书段编创水平有一定的关系。在城市定点的曲艺小剧场，形式和内容有了一定的新意，在太原市中正天街的“好悦来曲艺说唱剧场”，演出内容包括太原莲花落、河曲二人台、相声、戏曲等，大同市的“云海曲艺社”主要以大同数来宝为主，另有相声、快板、歌曲、戏剧等节目，长治市的“烨飞轩喜乐会馆”主要以相声为主，偶有快板或其他形式的曲艺，这与出生于1985年的会馆负责人王若飞的学相声学方言的个人经历有关。

山西曲艺理论性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由中国ISBN中心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之《中国曲艺音乐·山西卷》和《中国曲艺志·山西卷》，两部巨著对山西的曲艺作了深入广泛的搜集与整理，对山西的曲艺事业影响深远。《中国曲艺音乐·山西卷》1984年正式启动，2004年正式出版，收集有地方曲种39个，基本唱腔共185首，器乐曲牌129首，选段72首。《中国曲艺志·山西卷》1985年正式启动，2011年正式出版，历时26年，收集曲种46个，曲(书)目321个，并包括有山西曲艺音乐、表演、舞台美术、机构、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轶闻传说、个人传记等内容。这两部书搜集材料下限时间为1985年，全部由山西省音乐舞蹈曲艺研究所完成。山西省音乐舞蹈曲艺研究所在近年来，持续进行山西的民间说唱艺人、班社、生存环境、曲(书)目、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分别有省属科研院所技术开发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山西民间说唱音乐综合实验室》；社会科学艺术研究课题《山西盲人说唱班社在当代的生存发展研究》《山西说唱艺术中清廉形象的审美构建研究》《基层民间艺术组织现状》等项目，继续出版了《山西盲人说唱班社在当代的生存发展研究》《山西传统说唱书目辑评》等曲艺类著作，积累了山西各市县及辖区内300多位说唱艺人、组织者、管理者、经典名段的相关资料。近几年来，山西的一些艺术院校对民间曲艺也有所涉猎，如2009年刘婷婷 、柴广育、郭威发表的《山西襄垣鼓书曲艺团体现状考察》；2011年刘婷婷、李大鹏发表的《沁州三弦书盲人曲艺宣传队的现状调查》；2013年朱景山发表的《山西高平鼓书调查与研究》；2016年曹鑫发表的《山西翼城县琴书的调查与研究》等，这些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最基层的文化队伍，使得被人们习惯性视为下里巴人的民间艺术得以进入高校师生、专业文化工作者的视野并引发了一些相关人士的关注。

三、山西曲艺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可行性策略分析

目前，山西的曲艺现状存在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传统书目遗忘缺失问题，新创书目繁杂且优秀作品少的问题，受众群急剧缩减的问题，新时代传播路径的拓展问题等等。我们注意到, 当下曲艺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的改变，如传播途径、表演空间、消费需求、快餐文化现象等，直接地体现在了曲艺的内容创作、表现形式、传承模式上，显现出了与社会发展、群众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或偏离曲艺本体，如曲艺表演“小品化”“歌舞化”，失去了传统曲艺形式的审美特质，或各类社团遍地开花，良莠不齐，许多都没有经过曲艺所必要的学习训练就上场，造成曲艺文化市场的混乱，或内容“品味低俗”，迎合取媚于部分人群的低级趣味，对传统曲艺所承载的道德精神形成冲击，同时，一些地方的特别是偏远乡村的曲艺班社团体难以维继而正在被合并或解散。

(一)山西曲艺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

长治市获得作为我国第一个“中国曲艺名城”殊荣，这是对山西曲艺事业的认可和褒奖。但山西的曲艺又存在着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现状，长治县、沁县两地“中国曲艺之乡”的称谓集中于长治市辖区，晋城地区也只有陵川县、泽州县等地的曲艺有一定的影响了，山西的其他区域目前尚无有规模有影响的曲艺团体。晋中的左权盲人宣传队，虽经某些名人推崇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尚不足以代表某区域曲艺本身的发展现象。山西其他行政区域的曲艺正在慢慢走向衰落，民间曲艺团体正面临着或停滞或消亡的窘境。山西曲艺目前所呈现的晋东南繁荣其他区域停滞或消亡的发展不平衡现象，是四十年间曲艺艺术在历史进程的一个基本走向。

任何一种事物的发展，必须要有其适合生发的大环境，山西的曲艺同样如此，产生自有其产生的条件，发展也有其发展的道理，当然，消亡也有其消亡的因由。在同一省会的曲艺，为什么现状会有如此的不同？晋城和长治市辖区曲艺艺术的发展，因为其有着接受民间曲艺艺术的广阔市场，老百姓习惯性地对曲艺有着接受的需要，市场需求大收入就多，收入多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学习，就会有相互间的竞争，你以优秀作品取胜，他以名角站台吸引观众，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健康的生态环境，接受者越来越多，演出的作品越来越好，说唱者的技艺越来越高，说到底，人们接受的是曲艺作品本身。

我省曲艺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现状，与其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什么样子的土壤就会长什么样子的植物，盐碱地是不利于植物生长的，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对整个生态环境的综合研究及优质生态营造，而不是只盯着其中一项，比如仅仅研究书目、传承者而忽略了受众的培养，那么再好的作品也没有接受者，面临的也只能是逐步消亡。在一个事物所处的历史时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生态好的，要努力保持，对生态差的要寻求其主要原因，力争改观，而对于仅留个别人的民间曲艺，培养新的传承人是一方面，进行抢救性记录同样重要，即使没有形成新的接受群体，对民间艺术本身也是一种保护，但更应该提出的是活态保护。简单的全范围统一扶持或许并不能真正起到曲艺艺术发展的目的，研究其落脚处的选择才应该是关键。

(二)传承人与受众群培养问题

曲艺的早期形态，说到底，是一种主要以谋生糊口为目的的民间艺人的说唱，无论是莲花落还是快板等，都曾经是乞食者需要掌握的看家本领，不管是早期民间盲说唱艺人还是今天的以健全人为主的民间说唱组织，维持基本生存是要务，对民间曲艺的研究不能撇开其逐利特征而空谈其艺术性，曲艺的传承和发展应该是建立在艺人温饱后的艺术追求。以目前大部分的民间曲艺团体来看，维持团体的基本收入成为其实际追求的需要，高水平技艺的追求或谈传承技艺的重要性是需要文化管理机构人员引导、帮助、培养完成的任务。或许，研究文化管理部门人员的职责与民间艺人技艺的传承对接，应该是新时代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说唱艺人自己的子女而言，能够继承其技艺衣钵的甚少，或者根本不愿意去接触，问及缘由多为学习时间漫长、收入低且没有保障，传承人的培养真成了一个大问题。就连自己的子女尚且如此，旁人更是难以真正走入其行业。在进行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三市十九县调研的时候，在与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交流时他们纷纷表示，没有编制的吸引，是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人，学习技艺的大量付出，却不如外出打工对生活更有保障，没有人会潜心学习包括曲艺在内的民间技艺。

农业有一个现象，哪怕风调雨顺获得大丰收，也不见得能获得好收益，甚至烂到地头都不会有人收拾，因为雇人收拾的成本比烂在地里的成本还高。这是种地农民的悲哀，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说明一个问题，产品的落脚处如果没有好的规划，哪怕产品再好再有特色，那也一定会出现问题。目前山西的说唱艺术主要受众群，仍然是各地基层的民众，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大量出走，村镇偶有演出，观众几乎都为没有能力打工的老人或个别懵懂孩童，或许在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幼童应该就是以后的观众，或许，是仅存记忆中抹不去乡音乡曲儿。当然如沁县、左权等地走入校园、走入高校的行为，也会对受众群的扩大有所影响，但这种行为的频率尚未达到传承或喜爱一门说唱艺术足够的保障，因而难以形成部分深层次的影响。

(三)说唱书目的继承与创作问题

在曲艺书目的内容方面，对社会发展反应及时灵活，并能很快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整体表现出新的发展气象。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市场经济、多元文化以及信息传播等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心态、审美取向等,都发生了很大改变，曲艺的传承与发展正面临着复杂的机遇与挑战。山西当下的曲艺书目，在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的文化期望和审美需求上，还存在着一些距离。

首先是大量传统书目遗忘缺失的问题。这种情况是真实的存在，随着目前山西多地说唱演出场次的锐减，在书场甚少能听到有连续几天、十几天或更长时间的中长篇书目，有的只是一些小段的叠加，就是原来有能力说唱长篇的老者，却也因多年未传唱而多有遗忘，这应该是山西各地需要赶紧着手承办的一项主要任务，没有文字或视频记录的长篇民间说唱书目，随着老艺人们的离世，将会成为绝响。就如同华彦钧的《二泉映月》一样，如果没有艺术院校民间采风的行为，杨荫浏先生的发现命名，华彦钧离世后即再无《二泉映月》名曲。虽然我们研究所作为一个省级包括曲艺在内的研究单位，并申请有抢救性记录工程项目，但受人力物力等方面限制，很难短期内将山西说唱艺术所有经典书目整理，而掌握有长篇书目的民间艺人却几乎都在70岁左右，在此呼吁山西各地尽快开展此项工作，或许延期等待的结果就是经典书目之消失。

另外是新创书目繁杂且优秀作品少的问题。创新似乎是一个发展的前提，在艺术领域同样如此，不论是哪个层次的评奖，还是什么主体的项目，都在激励着创新，曲艺作品更是如此，尤其是在目前主要以宣传各种政策规划为主要场次的基层，新作品可谓是层出不穷。不少民间说唱艺人，自己本身就是新书目的创作者，其现挂能力则是现场表演、现场创作的一种特殊的技能。但从经典的、流行时间长久的作品与目前一些昙花一现式的作品比较来看，二者之间的差距甚远。无论是其立意还是其说唱艺术形式主要特征的表现，都在提醒作品所体现的量变是不会引起其质变的，质变需要的是悉心编创与后期的精心打磨。在这里还有一个感觉，包括曲艺在内的文化艺术，应该有适当的自我发挥空间，书目如果趋利性、说教意味太过直白强调，则不利于艺术本身的发展，尤其是这两方面同时不加修饰直白的显现现象，将直接影响着作品本身的水平。

(四)新时代山西曲艺传播问题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多元化、信息化时代已经到来，曲艺除了保持原状态的传播形式外，也凭借影视、网络等形式、途径传播到更广的范围、更多的人群，赢得了广泛观众。山西通过“沁州书会”“太行书会”等书会活动建立平台，使得山西的曲艺尤其是民间说唱在一定范围内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中国曲艺名城”“中国曲艺之乡”等殊荣的获得也有此相关活动的功劳。另外，网络传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曲艺的相关信息，还是偏远的民间老艺人，都会经网络即时展现的特征随心随时出现在接受者的面前，网络成为展示山西各地曲艺的有效平台和窗口，如快手直播使得接受者与表演者之间不再受时间、空间的制约，达到了及时、快速、形象传播内容的目的。因此，发展网络领域对山西曲艺的多元化传播应该是一个重点。

新世纪以来，在山西太原、长治、大同等地依托茶舍、会馆进行的小剧场表演，也是山西曲艺传播和交流的一个有效平台，各地的传播内容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曲艺小剧场却已经成为展示本土曲艺艺术的有效平台。就目前情况看来，山西民间曲艺个人或团体的民间现场行艺活动，依然是曲艺艺术的主要阵地。长子鼓书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曲种，却正在以绝对的优势向周边或更远的区域传播，并有逐渐侵占本土曲种之势，这对于长子鼓书自身的传播与发展而言是好事，但对于山西曲艺艺术的多样性保持而言，却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

四、山西当代曲艺的传承与发展

要做好山西当代曲艺的传承与发展工作，需要将坚守曲艺优秀艺术传统与构建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行有效对接，正确认识曲艺在走向都市和保持地域特色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好现代化传播表现手段与曲艺艺术呈现的特点，规范文化消费的市场行为，服务引导大众文化审美品味，始终保持曲艺与生活紧密联系的艺术优势，发挥曲艺类非遗项目保护传承研究的功能。如何在当下文化生态环境中传承发展并服务于社会，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对当下城市曲艺与乡村曲艺、曲艺社团与基层班社、传统师徒传承模式与高校社团及业余爱好者、曲艺项目非遗保护与民间传承等问题的深入调查与研究；对“太行书会”“沁州书会”“马街书会”“德云社”等典型“曲艺文化现象”进行对比分析，探索山西当下曲艺发展存在的优点与不足，依然是一个个需要开展研究的主题，对其展开理论性的研究、分析和总结，为山西曲艺在当代的传承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研究山西曲艺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应该客观分析山西当下的曲艺现状，从深刻影响曲艺艺术创演状况的内部生态结构和赖以生存发展的外部生态空间，对当下曲艺发展予以整体观照，注重联系的、动态的观点，从曲艺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全局角度去思索考量。把研究重点放于对曲艺的整个生态发展，将艺术的创演经营放到整个社会文化和审美思潮的大背景下去比照，从全面营造适宜曲艺艺术持续健康繁荣发展的文化生态建设的宏观高度去考虑，真正找到制约曲艺健康持续繁荣发展的深层原因，并提供解决妨碍曲艺发展深层次问题和真正富有价值的系统参考方案，此也即主要观点和研究重点。

在改革发展四十年的重要时代节点，对山西曲艺生态的嬗变进行观测与探析研究，主体意识与本体意识的理论觉醒与自觉阐述的重要体现，同样具有时代的实践意味。曲艺文化是山西文化生态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启发当代山西民间文化进行创意、创新、创作的重要因子，是对山西民间曲艺长期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和服务人民、服务生活的艺术实践与历史见证，是在理论方面的新认识与新依据，是山西主旋律文化与主流文化艺术生产力的助推者、参与者与执行者。山西曲艺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此基础上研究和探讨目前山西曲艺艺术的分布、走向，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与主要成果，找寻、分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使其作用于我省曲艺艺术的发展与应用，成为探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最接地气的有效手段，使其成为建设民众健康思想的载体，可以巩固其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媒介，将山西曲艺切实打造成为文化自信的体验者和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