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欣

摘 要： 建筑是石黑一雄小说创作的重要元素，以《长日留痕》《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三部小说为例，聚焦于三座建筑中的“场所精神”，可从“场所精神”的存在与消逝中透视小说主人公的身份追寻过程。

关键词： 石黑一雄 建筑场所精神 身份

一、引言

石黑一雄在当代英国文坛享有盛誉，《泰晤士报》将他评为1945年以来最伟大的50位不列颠作家之一。石黑氏的作品不拘泥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受到各国读者的喜爱。2017年，石黑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建筑是石黑一雄花大量笔墨描述的对象，然而，国内外学者对这些建筑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其象征意义，很少探讨建筑与人物身份的关系。以《长日留痕》《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三部小说为例，在符用学的框架内探讨小说中的建筑，可从“场所精神”的存在与消逝中透视小说主人公从“遮蔽”到“解蔽”的身份追寻过程。

二、场所精神及其作用

建筑“不是一种孤立的单个存在物，相反，它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它处于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之网中”[1]。简而言之，建筑是一个符号系统，该系统包含建筑实体、空间、器具、人、周边环境等元素。建筑符号系统的符用价值包含两个方面：①为居住者提供住宿与日常生活的保障；②为居住者带来心灵慰藉。后者是一种精神力量，以更微妙的方式作用于居住者，是建筑符号系统符用价值的最高体现。挪威建筑理论家舒茨用“场所精神”这个术语概括建筑符号系统的精神内涵，“根据古罗马人的信仰，每一种‘独立的本体都有自己的灵魂（genius），守护神灵这种灵魂赋予人和场所生命，自生至死伴随人和场所，同时决定他们的特性和本质”[2]。场所精神是建筑符号系统内各要素在漫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它赋予居住者认同感和归属感。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看，场所精神对居住者的意义既可能是积极的，又可能是消极的。当场所精神的所指为真理时，它在居住者的身份认同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当场所精神的所指为谬误时，会导致居住者沉沦于非本真的生活状态，丧失主体性，执着于谬误的身份。此时，居住者唯有摆脱场所精神的束缚，才能“解蔽”，在自我怀疑中反思曾经认同的身份。

三、场所精神对人物的束缚

《长日留痕》《远山淡影》《浮世画家》三部小说中的主人公虽有文化背景与社会阶层的差异，却有着共同点，即深受场所精神的束缚，在人生大部分的時光里充分认同自己的身份，陷于迷误，却不自知。

《长日留痕》的主人公史蒂文斯居住于达林顿府，达府是达林顿家族长达两个世纪的房产，府内的人、物和府外的环境在漫长的时间中完成“功能适应”，形成以“大英帝国的荣耀”为核心的场所精神。达林顿勋爵入主府邸的时候，整栋建筑的场所精神已相当稳固，且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史蒂文斯是受聘于达府的管家，他虽不属于特权阶层，却在场所精神的感染下高度认同自己的身份，以“杰出”的男管家为毕生追求。他认为，杰出的男管家“应该隶属于某一显赫之门庭”[3]（107），并“热切希望去为那一类可以算得上促进人类进步的绅士效劳”[3]（108）。史蒂文斯竭尽全力履行管家的职责，保证达府的各项事务正常运转，甚至在父亲病危时仍坚守岗位，证明自己与那些“杰出的”男管家齐名，声称“无论何时回忆起那个夜晚，我都会油然产生极大的成就感”[3]（103）。史蒂文斯与女管家肯顿小姐曾互生好感，然而前者始终没有让这段感情有所发展，看见肯顿小姐在房间里哭泣，史蒂文斯决然离开，他必须尽快赶回楼上为那几位国内最显赫的绅士服务。史蒂文斯将盛年时光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达林顿府，从未质疑自己的选择。

《远山淡影》的主人公悦子居住于英国萨里郡的乡间大宅，房屋四周是一整片原野。悦子的房子是战后英国中产阶级的典型住房，其场所精神是大英帝国的传统精神和新时代的创新精神的融合，即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精神，对经历过二战的年轻一代有极强的吸引力。悦子与英国丈夫初次来到这座乡间大宅时，感叹这正是她想象中英国的样子。宅子的场所精神强化了她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认同感，坚信当年抛弃日本丈夫，带着女儿景子与情人来到英国是正确的选择。悦子让景子在英国享受优越的生活和良好的教育，却忽视她的心理问题。文化身份的困惑和家人的冷漠迫使景子将内心封闭起来，悦子却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有利于女儿身心健康发展。悦子的执迷不悟最终导致女儿的离家出走，在遥远的曼城结束年轻的生命。

《浮世画家》的主人公小野增二居住于传统日式豪宅，豪宅的原主人杉村明是一名富商，二战前，其商业版图非常宏大。杉村明去世后，小野从其女儿手中低价购得这座豪宅。杉村明的女儿强调小野是杉村家族依据品行和成就挑选出的最有资格购买此房产的人选，声明“父亲建造的房产必须传给一个他认可和赞赏的人”[4]（3）。在杉村家族居住期间，豪宅便形成独特的场所精神，其核心是效忠天皇。小野通过杉村家族的“信誉拍卖”获得这座豪宅，因此，豪宅的场所精神对他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入住豪宅后，小野在场所精神的作用下，充分认同自己的军国主义画家身份，以效忠天皇为名义，用极端激进的画作煽动日本年轻一代走上掠夺之路。

四、场所精神的消逝与身份重构

人物是建筑空间符用功能的作用对象，因而是建筑符号系统的灵魂元素，该元素的变化导致场所精神的改变。在三部小说中，随着建筑符号系统内重要人物的变化，原有的场所精神逐渐消逝，主人公随之失去归属感，走上“解蔽”之路，反思并重构身份。

在《长日留痕》中，达府的主人达林顿勋爵是凝聚场所精神的核心人物，以大英帝国的荣耀为所指的场所精神对史蒂文斯的影响长达数十年。战争期间，由于对德的绥靖政策，达林顿勋爵成为英国民众公开指责的叛徒，最终在郁郁寡欢中离开人世。伴随着达林顿勋爵的名誉崩塌和离世，达府的场所精神逐渐瓦解。新主人法拉戴先生是与英国贵族阶层截然不同的美国人，具有幽默随意的天性，喜欢以逗乐的语气与史蒂文斯交谈。法拉戴先生对达府建筑空间内的符号元素做了大幅调整——精简府内的雇员，只保留一楼的主要房间及客房，不再轻易举办大型社交盛会。达府的符用范围缩小，美国实用主义逐渐渗入建筑符号系统。旧的场所精神不复存在，新的场所精神尚未完全形成，史蒂文斯虽日复一日地管理达府的事务，却失去归属感，对曾经强烈认同的“杰出男管家”身份感到困惑。法拉戴先生发现史蒂文斯的不适，劝道：“你们这些人啊，总把自己关在这些宽敞的房子里，忙这忙那的，为何不四处走走，去看看你们美丽的国土呢？”[3]（4）史蒂文斯听从安排，踏上英格兰之旅。走出达府，史蒂文斯才彻底摆脱束缚，整个旅途是他审视曾引以为傲的管家身份、追悔失去的亲情和爱情的过程，他最终认识到自己为虚假的荣誉感奉献了大半生，从未选择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幡然醒悟后，建构新的身份，决定以积极的态度享受余生。

在《远山淡影》中，主人公悦子在乡间大宅内曾深受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场所精神的影响，执着于中产阶级生活目标，对大女儿景子的心理问题视而不见。随着丈夫、大女儿、小女儿的相继离开，建筑空间内的场所精神逐渐消逝，其中，大女儿景子是瓦解场所精神最重要的符号元素。跟随母亲来到英国后，景子难以融入新文化，也得不到母亲、继父和同母异父的妹妹的关爱，最终在曼城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景子的离去让建筑符号系统多了一份令人紧张压抑的符号意义，她的空卧室总是让悦子感到不安，“即使在她已经离开了六年后的今天，那里仍然笼罩着一股神秘的空气”[5]（63），使悦子不由自主地联想景子在曼彻斯特的公寓上吊的可怕画面。此外，随着英国丈夫离世、小女儿妮基离家，偌大的房子变为空房，房屋的“空”对应悦子内心的空虚无助，曾经的场所精神不复存在，悦子失去归属感，开始反思坚持了数十年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悦子在回忆中渐渐醒悟，意识到景子悲剧的根源是自己对个人理想的盲目追求。在小女儿妮基面前，悦子忏悔道：“我一开始就知道她在这里不会幸福的。可我还是决定把她带来。”[5]（228）通过回忆和忏悔，悦子建构全新的母亲身份，不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孩子，充分尊重小女儿妮基的自由意志。

在《浮世画家》中，小野从杉村家族手中购买的豪宅延续了杉村家族居住时期的场所精神，即以效忠天皇为终极目标的思想，这一场所精神强化了小野对军国主义绘画事业的追求。战争期间，小野的家庭遭受重创，儿子死于战场，妻子死于轰炸中。同時，豪宅的符形结构也不再完整，美丽的长廊、东厢房和阳台在战火中受损。战后，小野不再是受人尊敬的画家，而是日本民众痛恨的历史罪人，他的身份甚至连累小女儿仙子的婚事。豪宅外观的变化和小野家庭内部的变故使建筑空间内原有的场所精神难以维系，小野失去曾经的荣耀感和归属感。很长一段时间内，小野的内心极度矛盾，一方面他意识到自己的绘画事业给国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当年成为军国主义画家，是为了恢复天皇的地位，不应受到指责。小野对身份的困惑导致他在回忆中寻找安慰，少言寡语，总是漫无目的地在屋里闲逛。为了躲避世人的谩骂和憎恶的目光，小野不敢轻易走出豪宅。最终促使小野走上“解蔽”之路的是小女儿仙子，由于父亲的特殊身份，仙子的婚事一直没有着落，对女儿的关爱促使小野鼓起勇气迈出豪宅，为女儿的婚事积极奔走，主动拜访曾经伤害过的人，直面残酷的现实。在女儿的相亲宴上，他忏悔道：“我承认我做的许多事情对我们的民族极其有害，我承认在那种最后给我们人民带来数不清的痛苦的影响当中，也有我的一份。”[4]（156）小野的忏悔促成女儿的婚事，帮助自己重建积极的身份。

五、结语

场所精神是建筑符号系统内各元素在一定时间内相互作用的产物，居住者从中获得归属感，因而对自我的身份保持强烈的认同感。场所精神对居住者具有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取决于它的实质，当场所精神以束缚人的主体性为精神实质时，会使居住者沉沦于非本真的生活状态，失去对身份进行审视和重构的能力。《长日留痕》《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三部小说中的场所精神都隐藏着某种制约关系，达林顿府的大英帝国精神、悦子宅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小野宅中的效忠天皇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使他们在虚假的自我认同感中迷失自我。当符号系统中的元素发生变化，导致场所精神消逝后，他们在身份焦虑中重获主体性，建构积极的自我身份。

参考文献：

[1]薛富兴.艾伦·卡尔松论建筑美学的生态学方法[J].南开学报，2012（1）：123-131.

[2]诺伯舒茨，著.施植明，译.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18.

[3]石黑一雄，著.陈小慰，译.长日留痕[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石黑一雄，著.朱去疾，译.别让我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5]石黑一雄，著.张晓意，译.远山淡影[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符号学视域下的石黑一雄小说研究”（AHSKQ2015D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