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文学院，广州 510420)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面，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这一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使得旧有的艺术形式中的许多基本因素都获得了根本改造。他将这一艺术思维类型的创新称之为“复调型。”[1]

巴赫金认为，“复调型”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人物，在艺术家的创作构思之中，便的确不仅仅是作者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因此，主人公的议论，在这里绝不只局限于普通的刻画性格和展开情节的实际功能(即为描写实际生活所需要)；与此同时，主人公的议论在这里也不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立场的表现。主人公的意识，在这里被当作是另一个人的意识，即他人的意识；可同时它却并不对象化，不囿于自身，不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在这个意义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形象，不是传统小说中一般的那种客体性的人物形象”[1]4-5。

在对《穷人》与果戈里的《外套》的比较研究中，巴赫金认为陀氏笔下的杰符什金不再是果戈里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了；贫穷的官吏到了杰符什金那里，却变成了贫穷官吏的自我意识。一切造成作者和读者眼中的贫穷官吏形象的材料和因素形成的艺术视觉，转向了主人公，由主人公本人意识到“他人”对自己的描写、刻画和界定。这样一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是实现了一场小规模的哥白尼式变革。

让我们来看《穷人》，瓦莲卡把《外套》借给马卡尔·杰符什金，杰符什金对此却深感羞辱：

本月6 日您捎给我的那本书，现在赶紧还给您，同时在这封信里还要急于向您解释清楚……这一切您凭良心，应该知道，亲爱的，他也应该知道啊。既然要写作品，就应当什么都知道……当然，确实有的时候你给自己做了一样新东西，因此高兴得睡不着觉，比如说，你高兴地穿上一双新皮靴，心里别提多美啦；这是真的，我有过这样的感受，因为看到自己的脚上穿着精致漂亮的靴子，心里就高兴，这一点描绘得相当真实！……有的时候，你东躲西藏，躲到别人不知道的地方，没有过错也要掩饰自己，不会在任何地方露面，因为你怕流言蜚语，怕他们捕风捉影，制造谣言，把你的公务生活、家庭生活都写到书里去，印出来，让大家阅读、取笑、议论！……控诉。[2]63-65

杰符什金阅读《外套》时感到惶恐不安，也非常愤怒，因为他在阿卡基耶维奇身上认出了自己，仿佛人们窥视了他的贫困潦倒，展现了他的全部生活，将他的一切写了下来，却没给他半点申辩的机会。

杰符什金感到无可奈何，自己早就被人定了性，与此同时，他又觉着这样对待他极不公平。正是这一独特的“造逆”使得杰符什金的自我意识得到了不同寻常的描绘，主人公的语言也具有非同一般的特色：“前几天，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叶夫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发表高论，他说公民最重要的美德就是会赚钱。他这是开玩笑(我知道他是开玩笑的)，这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一个人不要成为别人的累赘：我就从不依赖别人。我有一块自己挣来的面包，的确，这只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面包，有时甚至又干又硬，但是，这块面包是我劳动所得，我可以问心无愧地享用它。有什么办法呢？我自己也知道，我做的不过是抄抄写写的工作，干得并不多；可我还是引以为豪；因为我在干活，我在流汗！是，说真的，我抄抄写写，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抄抄写写也是罪过吗？他们说：‘他就是抄写！’‘这个如同耗子般的小官吏在抄写！’难道抄抄写写就不体面了吗？我抄写得是么清晰，那么好，那么赏心悦目……升不上去。”[2]44

杰符什金极力揣测他人的语言，在他的自我表述中，贯穿着对他人对自己可能说出的话，他要考虑他人对这种自我表述会说什么，对这自白会有什么反应；杰符什金每说一句话都要回望不在场的谈话对方，并让对方话语进入谈话系统中，构成一个双声部。杰符什金的自我意识总是以别人对他的感知为背景。“‘我眼中的我’总是以‘别人眼中的我’为背景。”[1]276

不仅如此，仿佛现实中杰符什金真的在和谈话的另一方激烈地争辩，本来是说话双方你一句我一句，由不同的声音说出来；现在却重叠在一个人的口中，融合在一个人的话语里。原本谈话双方之间的争辩，在一个人的声音里变成了相互对立的声音的尖锐交锋和冲突。正是对于他人意识和语言的“不断回望”，“决定了杰符什金的自我意识的主体发展、他的沮丧、争辩、反抗；他的语言的语气断续、句法的破碎、种种的重复和解释，还有冗赘”[1]279。总要极力预测他人的语言风格，成为巴赫金称道的“微型对话”的先决条件。在《罪与罚》中，有这样的片段：

显然，这里不是别人，正是罗季翁·罗曼诺维奇·拉斯柯尔尼科夫最要紧，先得想到他。怎么能不这样呢。要走了运，可以上大学，可以成为交易所里的股东，他的整个前途可以得到保障；或许以后他会成一个有钱的人，受到人们尊敬，也许晚年还会名声赫赫！可母亲怎么想呢？要紧的当然是罗佳，宝贝的罗佳啊，长子，怎么还不能牺牲这么一个女儿呀！啊，她们的心地多善良，又多么可爱又多么偏心眼啊！可有什么办法，看起来咱们也逃脱不了索涅奇卡的命运！索涅奇卡！索涅奇卡·马尔梅拉多娃！只要世界存在，我的不朽的索涅奇卡！这个牺牲，你可好好掂过分量吗？这行吗？吃得消吗？有好处吗？明智吗？您知道吗，杜涅奇卡，索涅奇卡的命运决不比嫁给卢仁先生更糟糕？妈妈信上说：这里谈不上有爱情，可要是没有爱情，连尊重也办不到，那怎么办？相反，再产生厌恶、鄙视和怨恨，那时怎么办？到那时，不用说自然又得“保持纯洁”啰！不是这样吗？你们明白吗？卢仁的纯洁和索涅奇卡的纯洁是一路货。也许甚至更坏，更恶劣，更下流。因为，杜涅奇卡，您是希望生活舒服一些，可到那时干脆得饿死！“杜涅奇卡，这样的纯洁代价太高，太高啦！”如果往后受不住，您会后悔吗？会有多少痛苦、悲伤、诅咒，背着人悄悄的流多少眼泪呀！因为您究竟不是玛尔法·彼得洛夫娜呀！那时妈妈又怎么办！她现在就已经不得安生，苦恼得很；如果到那时她亲眼看出了一切呢？我又怎么办？你们到底是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呢？杜涅奇卡，我不要您的牺牲；妈妈，我不要！只要我还活着，这件婚事就不能办，不能办，不能办！我不同意！

接着的两段话是：

“要么干脆就不要活了！”他突然发狂似地喊叫起来，俯首贴耳地服从命运算了，一劳永逸，把行动、生活和爱人的权力全部放弃，把内心的一切都消灭掉！

“您明白吗？您明白吗，先生，走投无路是什么意思？”他突然想起昨天马尔梅拉多夫提的问题，“每个人总该还有条路可走呀……”[1]98-99

拉斯柯尔尼科夫几段对话式的内心独白，可以听到拉斯柯尔尼科夫与妹妹杜尼娅、母亲等人的对话，拉斯柯尔尼科夫分别复述了杜尼娅和母亲带有各自立场和目的的话，又加上了一层自己的语调——愤怒的、警告的、讽刺的语调。对白渗透到每个语词里，奏起了两种声音的交替和斗争。在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或内心独白中，囊括了他人的对话。在同一段话里，不同意向的声音和语言十分独特地组合起来。同一个意识中有两个不同意向的交替，这就是微型对话。

这样的微型对话在陀氏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形式也多种多样，举不胜举。 “用巴赫金的话来说，‘无论是一个人嘴上的话移到另一个人嘴上，而潜台词变了，还是一张嘴融合了两个人的话，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一句话具有双重指向——既针对言语的内容而发(同一般语言一致)，又针对另一个语言(他人话语)而发。’它的本质就是‘两种意识、两种观点、两种评价在一个意识和语言的每一个成分中的交锋和交错’。”[3]这一暗含叙述者和他人话语之间的交锋和交错具有不同的判断指向；赞成或反对、肯定或补充、问和答的关系。

微型对话确如巴赫金所言，可以在陀氏的小说中随处可见，这也是陀氏小说的独有特色。但巴赫金指出的陀氏小说的 “大型对话”，笔者却始终没有发现像微型对话那样的成型状态，甚至让人怀疑它的存在。巴赫金自己的表述是：”小说内部和外部的各部分各成分之间的一切关系，对他来说都带有对话性质；整个小说他是当作一个‘大型对话’来建构的。”[1]56但是，并没有鲜明的例子可以为“大型对话”提供物质或实体性支撑。后来的研究者要么对“大型对话”表示赞同，要么就是沿着巴赫金的叙述逻辑为“大型对话”找寻可以支撑的证据。如：“内部对话原则很特别，当它仅仅是处于双声语阶段，用双声形式表明思想矛盾的时候，属于微型对话，但是当内心矛盾已经发展分裂为两个人的时候，思想矛盾就变成了作品结构的形式，而且这种悬而未决的思想矛盾贯穿整个作品，这时，内部对话就不是微型对话，而变成了大型对话。”[4]32

有研究者认为，“大型对话”是结构上体现出来的主人公的对话，并非“表现在布局结构上的作者视野之内的客体性的人物对话”[1]95。换言之，这是一种广义的对话关系和对话的立场，是众多意识之间的对峙与交锋，这一对峙并不会随着小说的发展而消除，它们最终并不会形成带有作家意识形态的某种统一精神或观念。在这里，作家并不是小说的主宰者，而是作为对话的一方参与到整部小说的“大型对话”之中，作者与主人公并不是传统小说形式之中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一种对话关系。

但真如巴赫金所说的那样，那么，笔者不得不对小说《罪与罚》中“大型对话”的存在表示强烈的怀疑。

在小说中，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真理”和立场，这些真理和立场全已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意识中得到了反映，纳入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全面对话式的内心独白中；拉斯柯尔尼科夫从一开始就什么都考虑到了，他已经与周围的生活开始了全面的对话交往。依据巴赫金的理论，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娅、杜妮亚、马尔美拉多夫等人分属于众多各自独立而不相容的声音和意识，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统一的事件之中，互相间不发生融合，彼此之间相互对峙，形成一幅多元复调的世界，这看起来特别符合巴赫金“复调小说”的论述，众多人物彼此互相独立，不相融合，都以各自的意识以及自己的世界相互对峙而不融合，互相之间对立式对话，各自表达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

在他看来，拉斯柯尔尼科夫“超人”的哲学思想，挑逗着年轻人炽热的心，他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超人”还是一只虱子，因此，谋杀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但是谋杀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并没有成为拿破仑式的超人，良心的煎熬，恐惧的阴影，罪恶的折磨，使得他逐渐陷入到一种疯狂的病态中无法自拔，最后成为一头瑟瑟发抖的“畜生”。他在与其他几位主人公“声音” 的对峙与对话中，寻觅到了“我是什么人？找到了自己的声音”[1]322，拉斯柯尔尼夫放弃了先前的“超人哲学”，转向了索尼娅的“宗教哲学”。而这一思想一开始便被拉斯柯尔尼科夫纳入了内心对话之中。就像巴赫金所说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没有思想的形成过程，即使在个别的主人公的意识范围内也没有表现(只是极少数例外)。主人公的思想材料总是一下子全都给予他，而且不是单个的思想……问题在于选用哪一个……在新的事实、新的观点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某种思想——这种事几乎是不存在的。问题只在于选择……进入了他的内心对话。”[1]321-323但是，巴赫金只看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除了一开始就什么都考虑到了，其他人的意识和立场纳入了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全面对话式的内心独白中，却“忽视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并非总是与他人的意识处于紧张的对峙与对话状态，拉斯柯尔尼科夫与他人的“声音”(索尼娅)之间发生了不同于复调理论的“杂音”。

在《罪与罚》篇末，有这样一段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话：“难道她的信仰现在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5]504诚然，索尼娅的宗教思想在小说的开头就纳入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对话中了，但是经历“罪与罚”的挣扎和痛苦之后，“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在他的意识中产生了”[5]504。从过程上看，巴赫金说的没错，这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早已存在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对话之中了，似乎并非如作家所言的那样，这是一个全新的“思想”。拉斯柯尔尼科夫正如巴赫金所言，并不是一个“新人”的形象获得重生。但是，巴赫金并没有注意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并非仅仅是一个纯粹基于生活、思想立场和自我的完整个性的选择问题，也没有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娅之间发生的极为重要的“化学反应”，忽视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反应的过程。拉斯柯尔尼科夫由索尼娅的宗教博爱以及自我牺牲感受到了自我灵魂中“爱的萌生”。索尼娅的宗教牺牲精神给予拉斯柯尔尼科夫新的希望，他在索尼娅身上看到的不光是基督宗教精神和博爱，还看到了索尼娅身上“神和人的合体”，这一形象在生活层面给他带来了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的是他爱上索妮娅的这一过程，而巴赫金强调的是他选择生活立场的结果。

拉斯柯尔尼科夫铁的原则被“爱”(全新的思想进入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中)融化了，这不完全是思想斗争的结果——在不同的思想和立场中进行选择，还是人的自由意志和情感的体现。巴赫金没有注意到罗佳内心“爱”的生长过程，这一生长过程恰是主人公内在的自由、未完成性、独立性的体现。而这一“爱”以及过程，就是长篇小说《罪与罚》最终所要表达的终极主体和价值观。但是在巴赫金看来，“大型对话”中的意识之间的对峙，并不会随着小说的发展而消亡，其中也不会产生任何新的思想和代表作家的终极观念抑或是统一的价值立场。显然，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长篇小说《罪与罚》。因此，笔者认为，与“微型对话”相比，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大型对话”的论述并不符合小说的实际情况。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因为巴赫金不会错到创造一种导致自己错误分析的理论，上述明显的破绽，以及“微型对话”定义的清晰性和“大型对话”定义的模糊性，在显示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话中有“话”，颇有指桑说槐的味道。联系到巴赫金整个理论的广泛关怀，以及苏联时期的历史特殊性，巴赫金理论运用中的“破绽”以及它对复调理论的情有独钟，让人怀疑他是以文学言政治，是一种抵制苏式教条主义的新理论的文学包装。“大型对话”极有可能是巴赫金“对话型”社会的一个理论表达。而在巴赫金那里，“对话型”社会的真正根基，却是一种“对话型”主体精神，即一个人不仅只服膺、掌握一种真理，从而形成“独白型”主体；还应该在内部给对立的“真理”以适当位置，以形成“对话型”主体。这样解释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作者无从驾驭人物，人物有其独立的声音，才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

然而目前，这还仅仅停留在“猜想”阶段，一切留待于对巴赫金理论及其载体——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进一步探索的“小心求证”中。

[1]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C]//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选.臧仲伦.曾思艺,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

[3]黄继刚.巴赫金的“微型对话”和“大型对话”简评[J].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2).

[4]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5.

[5]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朱宪生.曾思艺，译.合肥：黄山书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