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战辉

摘要：产业扶贫是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项目资源。村庄调研发现，村庄精英主动侵占扶贫资源和被动承接扶贫项目是精英俘获的两种路径，精英俘获造成了扶贫项目内卷化，成为影响农户脱贫的重要原因。在乡村变迁背景下，阶层分化的村庄社会结构、精英垄断的村庄权力结构以及悬浮型的村庄治理结构，是精英俘获扶贫资源的社会基础。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需要更多地关注扶贫工作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把村庄社会结构变迁的客观事实纳入扶贫和研究工作中。

关键词：扶贫项目；精英俘获；内卷化；村庄结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7）05-0055-08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农村减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依然庞大，农村反贫困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在长期的反贫困实践中，形成了生存型反贫政策、支持型反贫政策和开发型反贫政策的政策体系[1]。20世纪国家的反贫困政策侧重于生存型反贫困和支持型反贫困，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发扶贫成为国家反贫困政策的重点。2011年审议通过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强调把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以下简称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发展产业脱贫一批”成为各地扶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产业扶贫在目前开发扶贫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成为新时期精准扶贫的重要议题。

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战略，产业扶贫是学界讨论的重点。产业扶贫的宏观制度结构、产业扶贫模式及政策执行机制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在扶贫的制度结构方面，产业扶贫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要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扶持农村经济组织、建立产业风险基金等方面完善产业扶贫的一系列政策[2]。在产业扶贫模式方面，黄承伟等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提出以农民创业园区为平台、以扶贫责任书为纽带的贫困农民自我发展的扶贫机制[3]。在产业扶贫政策执行中，地方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4]，扶贫项目进村以行政路径依赖为运作机制[5]。但是，在扶贫资源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扶贫系统内部愈发精细化和复杂化，却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减贫目标，反而陷入难有实质性发展的刚性结构之中，当前扶贫工作已呈现出“内卷化”的总体性困局[6]。相关研究者已经证实，精英俘获是导致项目无效的最主要原因[7]。李祖佩等强调了精英结构内部形成的精英联盟在俘获村庄公共资源中的垄断性作用[8]；刘升认为扶贫资源的资本化经营是精英俘获扶贫资源的重要方式[9]。农村精英俘获扶贫资源使自身獲得发展，强化了农村治理内卷化[10]，产业扶贫的参与式理念面临发展的瓶颈[11]。

已有研究从多个层面呈现了产业扶贫模式、扶贫制度结构、扶贫政策执行逻辑及后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但是既有研究也存在明显不足，对扶贫项目“内卷化”原因及后果的解释多体现为宏观层次，忽视了村庄视角下微观机制分析。农村反贫困不只是一个自上而下经济层面资源输入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系统内的乡村治理问题，因此必须将乡村治理纳入扶贫研究的视野[12]。在贵州省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调研扶贫问题时，我们发现扶贫资源的渗漏问题，很大一部分扶贫资源并没有真正惠及贫困群体，而是被非贫困群体尤其是乡村精英所截流，扶贫资源的“精英俘获”导致了扶贫项目“内卷化”的结果。除宏观层次的扶贫制度结构和政策执行外，转型期村庄结构变迁是导致扶贫项目精英俘获的内在深层原因，因此立足于村庄微观层次的分析同样重要。本文立足村庄本身，分析村庄结构变迁背景下精英俘获扶贫项目资源的内在机制。

二、田野素描与N村的产业扶贫介绍

N村所在的W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地处贵州和广西交界处，属于连片特困地区的滇黔桂石漠化区。全县共有人口33万，其中布依族和苗族占80%以上，2016年未脱贫人口6.44万人，贫困发生率21%。作为国家级贫困县，2016年，一批下达的扶贫专项资金4200万元，W县按照3∶3∶1∶1∶2的比例对扶贫专项资金进行定向分配使用，其中30%用于发展产业扶贫。N村是布依族村寨，距离县城42公里，全村共有人口246户1196人，建档立卡贫困户67户280人，共有县、乡两级挂帮干部10人。村庄面积22.7平方公里，以山地丘陵为主，全村现有耕地面积7700亩，林地面积8550亩，传统以种植玉米、芭蕉为主，现已种植芒果830亩、香蕉2000多亩、油茶1500亩、澳洲坚果20亩。

N村是省委组织部的帮扶村，2016年才实现整村出列，摘掉贫困村的帽子。作为扶贫重点村，近几年N村承接了大量项目资源，其中涉及产业发展的占据较大比例。2013年到2015年，N村承接的产业项目资金达到近六百万元，产业项目的实施，改变了村庄传统的种植结构，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表1N村产业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及内容年份涉及资

金（万元）支持

单位芒果种植项目250亩201313.75林业局芒果种植项目550亩201430.25林业局油茶种植项目1000亩2014120.00林业局香蕉种植项目1200亩201460.00移民局香蕉种植项目1200亩201596.00移民局孵化养殖合作社201420.00省民宗局布艺纺织合作社厂房设备2015200.00移民局退耕还林项目201550.16林业局注：其他一些直接针对贫困户的种植养殖项目未统计入此表。

但是项目资金的输入并没有显著改善村庄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反而增加了他们对项目资源及地方政府的不满。贫困群体的不满情绪，主要是因为很大一部分扶贫资源在村庄分配中并没有让他们得到好处，反而是村庄精英得到的益处比他们还多，这就增加了他们的不公平感，甚至转化为怨恨情绪。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笔者及其所在研究团队2016年10月至11月在N村开展的为期20天的驻村田野调查，调查以驻村调研为主，期间到县乡相关部门对部门负责人进行了深入访谈。从村庄的视角出发，对产业扶贫项目运作机制及精英俘获现象进行考察。endprint

三、精英俘获：产业扶贫项目的

目标偏离与“内卷化”（一）N村产业扶贫项目的推广模式及实践困境

各级政府部门的扶贫项目资源进村，必然要和农户打交道，为更好地推动项目资源的落地，村庄和地方政府配合，采取了多种项目推广模式。主要包括项目资源直接对接散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推广模式、村庄能人带动合作发展模式等。多元化推广模式的应用，促进了项目资源的落地，但多数扶贫项目也遭遇了实践困境。

1.散户承接产业扶贫项目：动力不足与组织困境。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扶贫资源需要对接到具体的贫困户，通过外部资源“输血”的形式，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实现自身的“造血”能力，最终实现脱贫致富。但在扶贫项目资源进村后，并不是所有农户都愿意接受项目资源，尤其是一部分贫困群体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贫困户动力不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进村的产业项目类型与贫困户的需求并不契合，很多农户不愿意接受。其次，贫困户对发展产业缺乏稳定的预期，这主要由于对种养殖项目的风险存在担忧，大多数贫困户承担不起风险，因此不愿轻易尝试。再次，发展种植养殖的产业项目只补助种苗或者圈舍建设，后续的管理成本要贫困户自己投资，而且发展种植养殖产业周期长，贫困户难以承担长期的成本投入。基于上述原因，贫困户对于产业项目的承接积极性并不高，即便愿意做出尝试，因为种种原因也很可能无法持续下去，下面的N村养殖户例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014年，N村三户贫困户依靠政府项目资源发展养鸡产业，政府补助鸡苗和圈舍建设，每户养了1000只鸡，共计3000只。发展养鸡产业虽然政府给予前期的启动资金的补助，但是后期的养殖成本还需要自己负担，每个农户也投入了一部分资金，有的还是借来的。由于初次养鸡，不太懂技术，鸡得病死了将近一半，只养大了不足二千只。鸡上市的时候，价格并不稳定，关键问题是没人来收，只能“赶场”（乡村集市）去卖，每次最多卖几十只，这些鸡将近卖了五个月才卖完。这次养鸡之后这几户表示“以后政府再让养鸡，说什么也不干了”。

由于农户具有不同的经济承担能力和多元化的需求，在地方政府看来，扶贫产业项目对接分散农户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同时也很难将农户组织起来进行统一管理和销售。如上面案例中政府并没有出面帮助农户销售，主要由于数量少且鸡的质量不好，很难联系收购商。政府产业扶贫项目对接散户面临着难以组织的困境，政府对于直接对接农户的积极性也不高，为了解决农户积极性和组织难的问题，进村项目大多采取村庄能人带动和合作社的推广模式。

2.公司带动村民参与：有资源无主体的发展困境。散户承接的产业发展，面临着获取市场信息和市场对接的困境，而公司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参与到扶贫产业发展中，可以有效解决对接市场的问题。同时得益于经营管理及规模优势，这种模式是政府比较青睐的。但在连片特困的黔西南地区，地方龙头企业很少，加上基础条件的限制以及人才缺乏，这种公司引领的发展模式也面临较大困难。

2015年，N村成立了纺织合作社，一方面弘扬布依族的传统布艺纺织文化，另一方面也为农户创造收入。合作社由移民局支持，移民局整合200万元资金建立了纺织厂房。纺织合作社采取公司加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市里的布谷鸟公司与合作社合作，由公司负责产品销售，并进行利润提成。但由于合作社缺乏人才，管理人才不足，有些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村民，也不愿意回村发展，合作社发展的事情很难办。布艺合作社主要是由女性组成，组织妇女在家创业。为了推动发展，合作社组织成员都是有能力且比较年轻的妇女，平均年龄三十多岁，积极性高带动性也强。由于合作社迟迟没有产生收益，那些年轻的组织者为了家庭生计不得不外出打工，建起的厂房也空置。

由于基础条件的限制，村庄里进行產业发展的效益并不好，很难吸引年轻人留下来，人才外流是产业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形成了恶性循环。虽然公司具有市场及资源优势，但他们本身也是追求利润的，利润来源主要是产品的利润分成以及政府项目支持和政策优惠，当产业项目无法组织起来没有利润空间时，公司的积极性也不会高。在当地，这种由公司带动的产业发展由于各种基础条件的限制并不是很成功。

3.能人带动合作发展模式：“扶富不扶贫”与扶贫资源“垒大户”。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于产生规模效益，并以此来带动农户收益，实现脱贫致富。由于散户承接产业项目具有较高的交易成本，公司带动既缺乏龙头企业也没有村庄组织主体，因此通过村庄能人带动以及依托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成为当地产业扶贫项目普遍采取的推广模式。村庄能人大多是村庄中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精英，他们具有承接项目资源的能力，同时在村庄中也具有一定的号召组织能力。政府项目通过对接村庄能人，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或者通过他们组织合作社，一方面可以形成产业发展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也可以带动贫困群体发展致富，减少政府直接与农户打交道的麻烦。但在N村的产业发展实践中，能人的带动效果并不理想，反而出现了严重的扶贫资源“垒大户”[13]的现象，通过下面例子可以反映出这种悖论。

2014年，N村由省民宗局支持成立了孵化养殖专业合作社，用于发展绿壳蛋鸡养殖产业，带动村民发展致富。民宗局支持两套孵化设备约二十万元，并且地方政府无偿提供种蛋。合作社管理成员有六人，其中五人是现任村组干部，一人是村庄致富带头人，真正入社的农户只有十来户，并且多数不是贫困户。前两批政府支持的种蛋孵化后主要由具有经济承担能力的富裕户来养殖，贫困群体并没有机会分享有限的资源。由于带动效果差，后续发展受到限制，孵化设备至今还闲置着。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村里的两批芒果项目，政府要求芒果种植只能提供给路边河边的农户种，这样限制了一部分贫困群体参加项目实施，并且由于需要前期投入，这也阻碍了一部分经济困难农户。真正获益的是村庄的能人群体，如现在的治保主任和人口主任是两兄弟，同时还有两个弟弟是村庄的致富带头人，治保主任和人口主任每人各自种了四五十亩芒果，而两个弟弟也种了三十亩左右，真正的贫困群体大多种植规模只有几亩，“想多种也没人给”。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