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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不为”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2018-01-12薛冰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7年5期
关键词:为官不为执行力

薛冰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不断深化,个别党员领导干部滋生了“官不聊生”与“为官不易”的负面思想,出现了“为官不为”的问题。“为官不为”问题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中渐渐扩散,这种危险思想的蔓延将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危害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已成为全党、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是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要治理“为官不为”问题,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用先进的政党精神重塑和武装中国共产党,保持党的先进性;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由外而内”“眼睛向内”四个向度重构动力机制;着力加强党的执行力建设。

关键词:为官不为;懒政;执行力

中图分类号:D26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7)05-0025-07

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为官不为”者拿着公家的俸禄,花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却不为民办实事——工作上得过且过的心态严重,事业上更是不思进取,缺乏为官者最基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1]。“为官不为”势必会招致群众的不满、不信和不服,使干群关系逐渐疏远,最终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对那些“为官不为”者,要下猛药、出重拳,以严的纪律惩治“为官不为”,以严的制度破除“为官不为”,要形成科学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形成“庸者下、平者让、能者上”的选人用人导向,让那些敷衍了事、得过且过、无所作为的干部混不下去,让不干事者让位置、让想干事者有舞台,让党员干部思想上始终绷紧“为官有为”的一根弦,自觉增强责任意识,自觉保持干事创业的激情。

一、当前时期“为官不为”的突出表现

党员干部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是最起码的从政准则和政治品格。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就对党内“为官不为”精神懈怠现象有着清醒的认识。从西柏坡进京后不久,他就提出因为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党内有可能产生居功自傲情绪,从而停滞不前、不思进取,甚至腐化堕落、贪图享受,就有可能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垮。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所强调的“为官不为”问题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骄傲自满情绪,以及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下的变质问题。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大相径庭,“为官不为”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有很大不同。

(一)精神懈怠,不想作为

在从严治党新形势下,有些干部觉得要求严了、责任大了、束缚多了,时常抱怨工作越来越不好干、官越来越不好当,导致工作中萌生“守摊子”和“混日子”的想法,工作热情降低,进取意识弱化。一是丧失动力而不为。有些干部自认为工作和任职时间长,感觉升迁无望,认为付出多、资格老,也该享享清福了,不想再干事创业、开拓进取。二是缺乏责任意识而不为。有些干部工作不是出于公心而是看重私利。特别是有的干部随着“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出台,虽然礼不收了、饭不吃了,但是该干的工作也不干了,该担的责任也不担了,彼此推诿、相互扯皮,有好处就争、有责任就躲,缺乏勇于担当的精神。三是缺乏进取精神而不为。有的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认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得越多往往出错越多,导致缺乏进取心和上进心,这种思想具有蔓延性和传染性,严重影响周围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负面作用非常大。

(二)缺乏担当,不愿作为

一些干部在工作中挑三拣四,对于简单的、责任小的和容易出成绩的工作就愿意承担、主动承揽,而面对难办的、责任大的和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就畏缩在后、计较得失。还有一些干部在工作上浮于表面,不愿深入钻研,特别是在发现工作难于深入开展或者遭遇阻力时往往知难而退、逃避责任,热衷于担任“二传手”,对于群众提出的困难和问题“打太极”“踢皮球”,将本该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推给上级或者其他部门,不敢直面矛盾和困难,缺乏勇于担当的精神。

(三)明哲保身,不敢作为

自从中央深入开展反腐工作以来,有的干部惧怕承担责任,该决定的不敢決定,该拍板的不敢拍板,明哲保身、不敢作为。一怕工作失误担责任。担心触及红线、违反规定,把别出事作为指引工作的前提,工作中畏首畏尾、缩手缩脚。二怕得罪别人被埋怨。工作中谨小慎微,既怕得罪上级影响自己的前途,又怕得罪同事陷于孤立局面,造成工作中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远离矛盾和冲突,“好人主义”大有市场。三怕舆论曝光成为焦点。在信息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和新兴媒体的监督无处不在,有的干部害怕工作中出问题被曝光而影响自己的前程,缺乏应对媒体监督的能力,不敢在舆论监督下开展工作,严重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大局意识不强,不会作为

一些干部不能妥善理解“缺位”和“补位”的关系,缺乏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往往奉行部门利益至上,对待工作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习惯按照“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方式开展工作,缺乏分工协作。还有一些干部忙于个人钻营和进步,对待责任范围内的工作能躲就躲、能拖就拖,缺乏沟通协调和相互合作,不敢面对和正视工作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思想狭隘、目光短浅,只考虑个人利益得失或者责任大小,缺乏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工作中缺乏规划和引领,执行力度不够强,难以取得工作实效。

(五)花拳绣腿,不真作为

一些党员干部存在表面看似忙碌实则华而不实的假象。一是光说不干。一些干部对待上级表态积极、大喊大号,对待下级纸上谈兵、夸夸其谈,实则阳奉阴违、缺乏实干。二是善做表面文章。在领导面前拍胸脯、表决心甚至立下军令状,但是背地里并不真抓实干,工作浮于表面而不深入调查研究,表里不一、做两面人。三是弄虚作假、敷衍塞责。面对上级指示和工作要求消极应对,向上级汇报时只报喜不报忧,往往过分夸大成绩而掩盖错误和问题,实际情况往往经不起历史的推敲。对待上级提出的整改要求往往敷衍塞责、消极应付,不求过硬、只求过关。endprint

二、“为官不为”问题的深层根源

(一)当前部分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缺失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以及革命时期的惯性,使得中国社会信仰层面呈现“一元化”的特点,加上毛泽东等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特别注重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党内外对马克思主义高度认同,马克思主义信仰十分坚定。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转型期,社会结构重新分化,利益格局重新整合,这造成信仰层面纷繁复杂,不再具有单一性而是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信仰层面出现混乱局面,出现不信甚至排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象。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缺失,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便不再坚定,自然滋生“为官不为”现象。

(二)长期执政形成的政治惰性和对现存秩序的路径依赖,使党自身改革的内部动力递减

党经历长期执政后,由原来旧秩序的破坏者变成新秩序的建设者,进而变为现有秩序的维护者。破坏者与建设者以及维护者相比,其革命内涵大相径庭,革命色彩截然不同。政治学上所谓的“执政陷阱”,是指一个政党长期执政容易使原有的革命形象、革命立场和革命坚定性变得模糊,精神渐渐放下了,惰性渐渐发作了,改革动力弱化了,不再像在野党那样敢于直面现实、揭露矛盾,而是有意无意地美化现实、回避矛盾,维护已经习以为常的秩序。大量事实证明,长期执政的环境,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丧失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习气;容易在党内形成不思改革、墨守成规的惰性,贻误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容易使党变成自我封闭的系统,成为凌驾于社会和人民群众之上的体系;容易在党内产生既得利益者,抵消改革的推动力量。

(三)现实高压态势刺激下的非正常心态

当前党员干部面对的工作环境与建国初期大为不同,其面临的压力也非新中国成立初期可比。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狠抓作风建设,“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措施与规定相继出台,对干部内设“高压线”、外念“紧箍咒”,党员干部一些旧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模式被打破。有的干部发出了“为官不易”“官不聊生”的感叹。在压力束缚之下,党员干部同样会失去积极向上的动力。因为压力大,干成事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人的心理就会产生趋利避害的想法,即使不成事也不能出事,因为逃避矛盾与困难远比破解矛盾承担的风险要小得多,这样一来“为官不为”也就成为非常自然的选择。这就是安于现状、趋利避害的心理因素,这种心理表现在工作中就变成了一种非正常的心态,这种心态恰恰促使了“为官不为”现象的滋生。

(四)干部考核体制机制不合理

众所周知,体制机制是工作顺利高效完成的保障,合理的体制机制会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人积极向上;而不科学、不公正和不合理的体制机制会使人悲观失望,打击人的积极性。当前在干部绩效考核机制、选人用人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打击了部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客观上也导致了整个党组织动力不足甚至丧失活力。特别是在激励方面还存在着平均主义现象,做与不做没有区别,做多做少也一样,甚至做不如不做、做得多不如做得少等不正常、不符合常理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也没有更好的平台和机会发挥其能力与才华,致使一些党员干部失去信心、滋生惰性。此外,追责机制尚不健全完善,既没动力也没压力,产生“为官不为”现象也实属自然。

三、“为官不为”问题的现实危害

“为官不为”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动摇执政根基的致命毒瘤,如不及时和彻底地根治,将弥漫和扩散于全党,严重阻碍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进步。

(一)“为官不为”会动摇党的理想信念,降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无论是党的自身建设还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都面临着一些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国际上,当今世界形势纷繁复杂,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国内,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带来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上的多样化,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诸多的不适应、无所适从和力量上的分散。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内外形势的复杂多变,一些党员干部被社会不良风气所感染,加之当今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影响,尤其是西方国家借助信息网络传播和灌输享乐主义和功利思想,导致一些党员干部“为官不为”懒政问题日益加剧,不思进取、贪图享乐,这不仅会严重影响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侵蚀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而且会阻碍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还会动摇党的坚强领导地位。此外,执政党特别是我们的党员干部“为官不为”,就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造成理想信念缺失、事业心和责任感逐渐降低、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将清正廉洁和党纪国法抛到脑后,滋生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行为,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地位,玷污了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弱化了党的先进性。

(二)“为官不为”易于导致视野狭隘和故步自封

朝气蓬勃、锐意进取以及浩然前行,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思想保证。“为官不为”容易导致我们党故步自封、视野狭窄,开展工作按部就班、一成不变,热衷和满足于上传下达,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逐渐丧失緊迫感和危机感,而且党员干部也逐渐养成既不学习理论也不查摆自身问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地平平淡淡混日子的毛病。习惯于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沉迷于旧思想、老观念和笨办法,安于现状、抱残守缺,疏于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将新思想和新观念拒之门外,从而导致思想僵化、停滞不前,对新情况、新问题缺乏应对和处置能力,导致决策脱离实际,将执政能力固定在以往较低水平,严重阻碍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助长歪风邪气在党内弥漫和扩散。与此同时,“为官不为”不仅会导致党组织的平庸和责任意识不强,而且会导致党组织缺乏应有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被明显削弱,自身指挥能力显著下降,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也难免丧失殆尽。endprint

(三)“为官不为”会破坏党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的血肉联系,腐蚀党的执政根基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时期,党所取得的任何胜利和成就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根基和力量源泉,是保证党的领导地位的坚实基础。但在现实社会中,如果放任“为官不为”现象在党内蔓延开来,会使得一些党员干部丧失进取之心和前进动力,降低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能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对人民群众的反映和诉求漠不关心,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甚至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为自己和亲属谋取私利的工具,会严重破坏党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的血肉联系。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将严重动摇和侵蚀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腐蚀党的执政根基,会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领导地位。

(四)“为官不为”易于造成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缺乏忧患意识和实干精神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个别党员干部往往只顾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热衷于面子工程和为官政绩,没有针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长远规划,目光往往只聚焦在能够快速地产生效益的领域,而对一些回报周期长、效益产生慢的领域关注不高、热情不足,特别是对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这样不易产生成绩实则非常重要的方面往往用一种主义反对另一种主义,文风、会风以及形式主义较为浓重,缺乏实干精神。与此同时,对于经济民生发展和社会管理可能出现或者潜在的隐患和风险缺乏深刻的认识与充分的了解,抑或疏于查找、漠不关心。忧患意识的缺失、只重表面的目光以及急于求成的功利心态必然会造成对未来发展方向和可能遇到的问题把握不牢、预见不足和准备不够,会降低抵御风险和化解矛盾的能力与水平。

四、精神重塑、机制重构与执行力再造:

治理“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现实路径(一)用先进的政党精神重塑和武装中国共产党,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精神是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党的性质与宗旨的最本质与最深刻的体现,是共产党人集体和个体在心理特征、思想情感、精神境界、信仰追求、意志品格和先进行为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具有整合组织、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动员群众、坚定信念、战胜困难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功能[2]。

1.融入民族精神,推动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坚持继承和发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精神的根基。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民族精神文化。只有以各自的民族精神文化作为纽带,每个民族才能具有生命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勤劳勇敢、团结统一、爱好和平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不论过去还是今后都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撑。我们要将这样充满民族认同感的民族精神与政党精神相结合,不断丰富政党精神,使其更加具有人民群众认同感,从而保证一个政党的先进性。

2.加强党员干部精神教育,夯实党的先进性根基。我们党奉行的人民利益至上的政党精神就是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先进的政党精神鼓舞人、塑造人,彻底转变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工作风貌和形象作风,以饱满的热情、诚恳的态度和正派的修养把人民群众紧紧凝聚到一起,让改革发展的成果和红利惠及广大人民群众[3]。完善党内制度建设,大力完善反腐倡廉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党员干部不敢腐、不愿腐、不能腐。在新时期,应当大力宣扬杨善洲、郭明义等先进人物事迹,在全社会范围内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一名党员干部从自身做起树立良好精神风貌,从而在全党范围内形成更加良好的政党精神。

(二)重构动力机制:治理“为官不为”的关键要素

构建治理“为官不为”的动力机制应当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由外而内”和“眼睛向内”四个向度展开和推进。

1.自上而下向度:建立权威推进机制。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步骤推进的,政治权威支持力量不足、地方执政不力往往是改革难以推行、陷入怪圈的一大原因。因此,在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权威推动机制。要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制定具有權威性和约束力的、能够统筹各方的改革思路和规划目标,明确各级党组织和各部门在改革中的责任,着力加强地方党组织执行力建设,确保将中央的改革意图贯彻到底,严格防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2.自下而上向度:构建社会动力转化机制。人民群众是社会改革的推动力量,同时党自身改革的终极目标也是为了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须建立社会动力转化机制,使来自民众的改革需求、改革智慧转化为党内改革的强大推动力量。一方面要扎实有效地推进党内民主,健全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另一方面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建立对人民群众改革需求的回应机制。同时,更为迫切的是建立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互动共进机制,切实解决党与人民群众、党与群众团体、党与经济组织、党与社会组织以及党与基层自治组织五个方面的关系,从制度、体制和机制上解决这些关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3.由外而内向度:建立政治组织间的异体驱动机制。作为国家政治体制内部各子系统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既是政治系统发展进步的结果,又是政治系统持续发展的动因。一方面,中国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当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体制内的这些政治组织对于执政党自身改革的推动、支持和监督,也构成党内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必须建立体制内部各政治主体间的异体驱动机制。加强执政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虚心接受民主党派对执政党改革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强化人大对党的执政行为的合宪性审查。正确处理党与政府的关系,在加强责任政府建设的同时,强化责任政党机制建设。改革党组制度,既要加强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同时也要加强借助外力推进自身改革的能力。endprint

4.眼睛向内向度:建立党内价值驱动、利益驱动和激励约束机制。眼睛向内,就是要充分挖掘党内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的潜力,形成改革的合力。一是建立政党文化推进机制。我国传统政治体制下形成和积淀下来的政党文化中的一些缺陷,如官本位、集权主义、特权思想、教条主义、等级文化、论资排辈、不计执政成本和效率、关系网等,犹如一种无形的强力粘附剂,从文化心理上制约着党员干部的改革认知、参与动机、改革态度和行为选择。因此,必須大力加强政党文化建设,着力推进创新型政党和学习型政党建设,为改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目标导向、理论和智力支持。二是建立利益驱动机制。政党作为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内部利益驱动有着很大区别,因为政党不仅要追求执政的经济绩效,还要追求社会公正,不但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有政党自身发展目标。因此,执政党内部的利益驱动机制建设不能简单地套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而应当把物质利益与政治利益、价值实现等结合起来。三是建立以改革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着力推进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和奖惩等制度改革,支持干部大胆实验、大胆探索、大胆突破,形成鼓励改革、褒奖创新、能上能下的用人导向[4]。

(三)治理“为官不为”应当着力加强党的执行力建设

防范和治理“为官不为”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应当着重加强党的执行力建设。党的执行力也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的贯彻落实能力。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执政体制决定了其贯彻落实能力的高效性。从理论上讲,这也是同三权分立的本质区别和最大优势。对于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当前时期的历史事实在实践上也给予了充分的证明。但是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统一的,随着形势条件的发展变化,其局限的一面也会显露出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执行力不强的现象存在于各项工作之中。例如,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善做表面文章的草率应付现象,迫于各种压力而不得不做的被动落实现象,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利己选择现象以及教条执行、歪曲执行甚至不去执行等现象。这些现象严重破坏了党的执行力,使本应高效运行的执政体制打了折扣。从实质上讲,这些现象既是“为官不为”的内在表现更是导致“为官不为”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有效防范和治理“为官不为”,治懒、治庸和治散的关键在于提高党的执行力。只有真正有效地提高党的执行力,才能切实解决不作为、迟作为、乱作为以及假作为的问题。

就执行客体而言,决策必须可行而且便于操作。决策作为执行的客体内容,是执行的前提条件,其正确与否、可行性如何直接影响到贯彻落实的力度。因此,决策制定过程应该实现科学化、民主化,也就是决策制定要真正地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同时,决策内容既要考虑全局又要照顾局部,把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统一起来。否则,忽视局部也会影响到执行层面,如果处理不够及时,一旦发生连锁反应引发大范围模仿效应就会伤及全局。

就执行主体而言,应当提高其认识和修养,强化执行意识。党员干部作为执行主体,其内在素质的提升是治理“为官不为”问题的关键环节。一是必须加强学习,使学习成为党员干部的精神追求,成为党员干部的内在品质。在具体实践中,可以通过开展各式各样的教育活动,把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要求和执政形势深深印刻在党员干部头脑之中,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党的方针政策的认同感,提高贯彻落实的自觉性。二是应当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加强信仰教育、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和法治观念教育。三是应当强化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特别是严守党的政治纪律,保证政令畅通。

就执行过程而言,应当充分发挥各个环节的整体合力。加强各种机制体制的配合作用。一是建立竞争淘汰机制。“为官不为”问题固然与个人素质联系紧密,但压力不够甚至没有压力也容易形成“为官不为”现象,而竞争与鞭策是增强党员干部执行力的有效途径。建立竞争淘汰机制,完善党员干部退出途径,及时清理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堕落分子以形成“鲶鱼效应”,提高党员干部的进取心。二是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监督制约是个系统工程,要发挥多方面的协调配合作用。除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已有的各项监督制度外,还应当继续加强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巡视制度,并把监督范围进一步拓展,使各个层级的党员干部均有压力感和紧迫感。同时,把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统一起来,注重发挥党内党外双向监督,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渠道的特殊作用。三是扩大激励机制的作用和影响。竞争淘汰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是制造压力,激励机制则是提供动力,动力不足也往往会出现“为官不为”现象。因此,增强动力同样需要激励,这种激励可以是物质激励,也可以是精神激励;可以是正面激励,也可以是从侧面变相激励;可以是直接关系到党员干部个人的内在激励,也可以是与党员干部相关的外在激励。四是配以科学合理的评价考核机制。对于落实好的通过激励机制加以鼓励,对于落实不到位的情况施以问责机制进行惩罚,特别是推进“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法治问责”转变,以强化党的执行力,从而达到有效防范和治理“为官不为”的效果。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高度重视“为官不为”对于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意志力、生机活力以及执行力产生的破坏和腐蚀,而且这种“为官不为”现象具有传染性和蔓延性,将严重动摇我们的执政根基和领导地位。因此,面对纷繁复杂和发展嬗变的国内外形势和执政环境,我们党应当增强忧患意识,抓住机遇而不能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能因循守旧,奋勇争先而不能无所作为。只有坚决有效防范“为官不为”的危险,才能有效防范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以及消极腐败的危险,才能经受住牢固执政、改革开放、反腐倡廉、经济转型以及外部环境的考验,才能坚定理想信念,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从而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牢固树立长期执政地位,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之梦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杨曼.“为官不为”的现象、成因及治理对策[J].前进,2016,(5).

[2]肖力.中国共产党精神建设研究[J].河北学刊,2006,(9).

[3]秦宁波.试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长效机制[J].实事求是,2013,(11).

[4]农生文.促进政府绩效管理与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有机融合[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6).[责任编辑:张英秀]第19卷第5期天津行政学院学报V0I.19,N0.52017年9月JOURNAL OF TIANJIN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Sep. 2017DOI:10.16326/j.cnki.10087168.2017.05.005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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