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珍

摘要：本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分析梳理了法国形象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变迁及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从而揭示了中国自我与法国他者的互动过程。

关键词：比较文学形象学；法国形象；自我与他者

中法两国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相隔万水千山。古时因地理阻隔、交通落后、两国几无交往。直到15世纪，中国历史中方有记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1611年抵达了澳门，是第一个来中国的法国人。清康熙时期，许多法籍耶稣会传教士在皇宫里任职，他们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同时也把中国文化科学知识传播到西方。所以在中国封建统治没落之前，中国和法国的文化交流是互相学习，互相补充的，法国是以友人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人的眼界里的。

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的五十多年是西方列强对中国步步进逼的阶段。期间法国追随英国，趁火打劫，洗劫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1883年至1885年发动中法战争，夺取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国权利……在对中国进行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同时，法国还加强了文化渗透。中法殖民地与殖民者的关系成为近代中国认识和塑造“法国形象”的基础。在中国内地群众看来，法国是和其他西方列强一样如狼似虎的强盗之国，带有野蛮与丑恶的特征。流传于广西一带的民谣《刘永福打番鬼歌》蔑称法国人为“番鬼”，“鬼子眼珠俱发兰……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肃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在形貌上，法国人也被丑化，“法兰西，居外夷，凹目高准形容奇。”法国的侵略行为更被视为禽兽行径加以痛斥，种种非人类的比喻比比皆是，例如“佛狼逞枭獍，烽逐烛天涯”，再如“蠢兹法夷，逞其强悍，恃其机械，辄敢肆焉蚕食，咨厥鲸吞。毒比长蛇，贪逾封豕。”很多言语大大超出了正史中描述西方人的套话，可见其怨毒之深。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法国等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客观上也给没落的中国带来了某种转机和新生的希望。在一些沿海通商口岸、尤其是殖民程度较深的外国租界内，面对涌入中国的西方物质文明和先进科技文化，务实的中国人不再盲目排斥，而是持一种较为包容的心态，因此这部分人心目中的法国形象逐渐部分摆脱了“野蛮”和“丑恶”，而成为“文明”和“时尚”的象征。当时在上海流行一时的“沪上竹枝词”可以令人一窥沪上洋场风光和生活在其中的国人的心态。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有意识地去认识西方世界，例如早期的知识分子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在他们的笔下，法国是一个物资丰裕、军事强大、教育发达、文化繁荣、世风开化的国度。在晚清欧美游记中，法国的这种形象得到了印证和加强：海市蜃楼般的繁华都市、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快速便捷的交通工具、目不暇接的名胜风景、华丽舒适的物质生活、欢娱奢华的精神生活、令人钦羡的民主法治和男女平等。这样，后者对殖民文化的态度基本是按照“诧异——认可——接受”的顺序发生演变的，与前述内地大众“鄙夷——痛恨——反抗”的演变过程恰成对比。与之相对应地，中国近代文学中的法国形象也形成了“文明”与“野蛮”鲜明对立的二元。两者的差距和矛盾显示了中国近代国内与国外、沿海与内地、知识层与民众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历史过渡期和文化转型期的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特质。

到了20世纪初，随着国内民主革命浪潮的兴起，法国的民权理论和革命思想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出现了大批與此相关的译作、诗文和戏剧作品。法国大革命成为革命的范式，孟德斯鸠以富于革命思想与启蒙作用的导师式的形象出现于中国政坛，唤起了中国人在劫难之后急欲进行政体预演的热望，卢梭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者顶礼膜拜的榜样，他的名字成为辛亥革命中的一面旗帜，他的民约论成为民主的经典。由此法国形象被涂抹上了厚厚的一层革命的色彩。而同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更是将法国的革命形象推至了顶峰。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彻底、民主形态比较完备的西方大国，法国是清末民初有志青年神往的麦加。在文艺界，法国作家作品被大量译介。其间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给这些文学作家们也涂上了革命的色彩。以法国著名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为例。自从1886年，陈季同首次在法文版的《中国人的戏剧》中赞扬了莫里哀的斗争精神，其后译介者在整个二十世纪一直承袭延续这种评价，突出强调莫里哀的社会性，将莫里哀塑造成了一个斗士的形象。同样地，对于法国文学大家雨果、都德、法郎士、罗兰等，中国译介者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他们的革命性、战斗性以及爱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他们的文学性。

不过，与此同时，这个时期中国文学作品塑造的法国形象也呈现出其他色彩。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林纾翻译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译著以茶花女和阿尔芒之间真挚纯洁、至死不渝的爱情为情节，以茶花女的无私奉献精神和悲惨命运为切入点，塑造了法国男女平等，诚挚爱情的浪漫形象。该作品一经问世，便轰动一时，给中国文学在翻译题材方面和言情小说创作方面带来了巨大影响。再如巴金塑造的法国形象透露出作者切身的体验、细致的观察和冷静的思考。他以自己留法经历为基础写作的“生活小说”《复仇集》讲叙法国小人物的悲剧故事，比较客观地揭示了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劫掠后法国人民的悲苦生活；他以法国大革命史实为依据写作的“历史小说”《沉默集》通过描绘三位领袖的高大形象赞颂了法国的革命斗争精神。30年代海派作家笔下的法国形象是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典型，它常常被认为带有了东方主义的色彩。海派作家在文本中构造出众多具有浓厚法国文化特色的消费场景，如咖啡馆、酒店、公园、夜总会等，通过对消费品、消费空间、消费行为的描述和渲染凸显了消费性意义上的法国情调，集中承载了自身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而且，人作为城市与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在海派作家的创作中也表现出优劣之别，法国人总是现代的、文明的、优雅的，而中国人总是传统的、落后的、猥琐的。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例外，例如张爱玲就以平实的口吻、客观的态度刻画出了一组活生生的西方人群像，他们既不像在晚清小说里那样怪异滑稽，也不像在新生代作家作品中那样生活得快意潇洒，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有喜怒哀乐，也有惆怅失意，有可爱之处，也有恶劣一面。形象塑造中更多的不是美化，乃是审视，为现代作家表述现代生活开拓出一个崭新的视野。

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格局发生改变，法国被德国占领，丧失了国家主权，由原先的殖民者变成了中国暂时的盟军战友。期间，中国的《新华日报》和《时与潮文艺》等报刊发表文章评介由阿拉贡组织的反法西斯文化阵营作家的作品，中国抗战文学家大量译介罗曼-罗兰的作品；法国沦陷时期出版的《海的沉默》等小说译入中国，受到评论界的重视等。由此“法国形象”逐渐从西方人的集体群像中独立出来，在中国文学的言说情感上发生了缓和甚至是逆转。中国抗战文学对“法国形象”的建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法国形象”的独立建构，大致包括三大类具象：一是文化法兰西形象，包括对浪漫法蘭西民族气质的赞美、对自由民主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向往；二是战时法兰西形象，主要是对当时中法政治关系的文学描述，三是对法国叛国者和法国英雄的观照。另一方面，法国经常和英国、美国被连并描述，以“国际友人”的形象集体出现，构成了抗战时期包括法国在内的外国人形象群像的另一种姿态。但是，总体而言，中国抗战文学中对法国形象的表达非常少。这主要是因为在二战中，法国被德国实际控制，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帮助很小，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际，国人都把目光暂时转向了给予国内抗战极大帮助的国家，如美国和苏联。所以，在中国抗战文学中，与美国形象和俄国形象比较，法国形象镜头少、角色小，与德国形象和日本形象比较，则显得色彩单调、画面平淡。

在当代，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地拨开笼罩在法国作家作品上的意识形态雾霭，使它回归文学，回归现实。从译介评论来看，研究者们不再以某种特定意识形态下的单一价值观评介和定位法国作家作品，转而开始以作品为蓝本、依据，尽量客观地呈现其原貌。例如中国文艺界从1978年后开始了对莫里哀的多元化认识，不再用社会学观点分析接受莫里哀，而是超越时空的跨度，寻找某些永恒性存在。1981年，吴岳添在《世界图书》上发表“被遗忘了的法朗士”一文，开启了法朗士在中国译介的新时期，使得法郎士逐渐从“斗士”形象的绑架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他内在的人道主义精神实质。在作品创作方面，台湾作家马森在《法国社会素描》中采用存在主义的方式再现了二战后法国人民的现实：农民勤劳朴实，善良本分，知足常乐，市民关心时事、热爱和平、助人为乐，年轻人不安现状、追逐梦想，……

小结

中国文学中的法国形象不是作家的个人创作，也不是某个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它是源于中法之间文化交流的历时的建构，是社会集体想象的过程。自近代以来，法国以入侵者的身份主动地介入“法国形象”建构的活动中。她以侵略者的面孔进驻中国，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文明和优秀的文学艺术，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普遍而深远的影响。法国元素由此长期地介入中国文学，逐渐建构起了丰富而独立的“法国形象”。总体而言，中国对法国的认知呈现出认同与赞美的姿态，中国文学作品通常以“浪漫”、“自由”、“文明”、“革命”表述法国形象。

参考文献：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陈振江，程歉.义和团文献辑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4]阿英编.中法战争文学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7.

（作者单位：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