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瑞彤　闫续瑞

摘要：《长恨歌》和《源氏物语》最深的羁绊就是爱情和爱而不得的感伤，笔者就两部作品中的哀感文化进行分析，并发现其中联系。从整体看，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是在借鉴白氏《长恨歌》基础上进行的日本化改造。两部作品中的“哀”不仅仅表示哀伤，“哀”的主体也不局限于人，表达的“哀”中往往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当然由于民族审美传统的不同，哀感文化之间也存在差异。

关键词：长恨歌；源氏物语；白居易；紫式部；哀感文化

《源氏物语》成书于公元11世纪初（日本平安时期），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中国文学和文化对平安朝的影响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其中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又首推白居易，以《源氏物语》为例，根据日本学者丸山清子的研究，“《源氏物语》中引用中国文学185处，其中白诗达106处，《长恨歌》为18次，《长恨歌传》6次”[1]。近年来，《长恨歌》中“长恨”的主题与《源氏物语》中的哀与美的异曲同工之妙，引发部分学者关注。

日本古典文学研究将对《源氏物语》的研究称之为“源学”，其中关于《源氏物语》与白居易及《长恨歌》的研究亦是由来已久。1934年，远藤实夫的《<长恨歌>研究》就白氏《长恨歌》对《源氏物语》的影响进行了详细解读。2001年，中西进出版《源氏物语与白乐天》，对书中引用过的白氏诗文做了详尽考证。国内方面，20世纪30年代，谢六逸先生将《源氏物介绍到中国，1957年《译文》发表了钱稻孙先生翻译的《源氏物语》第一章。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多建立在两个中译本基础上，即林文月女士和丰子恺先生的译本，两位先生在翻译过程中都对白居易诗歌在《源氏物语》中的分布情况做了大量考证，这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陶力《贵族阶级的精神没落史》（1994），叶渭渠、唐月梅《中国文学与<源氏物语>》（1997），姚继中的《<源氏物语>悲剧意识论—兼论<桐壶>卷的悲剧意识导向》（2001）等。

总体来看，日本对于《源氏物语》与白居易诗歌的研究开始较早，研究成果也比较深入，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国内学界由于语言的限制，直到全译本的出现，大范围的研究才得以展开，目前有不少学者进行《长恨歌》与《源氏物语》的比较研究，两部作品中贯穿的“哀感”情绪开始得到部分学者的重视，出现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其中不乏浅层且重复的研究，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数量不足，可以说，国内相关方面研究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一、《长恨歌》对《源氏物语》的影响

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扎根于日本文化的土壤，又汲取中国文化和思想。著名学者叶渭渠在《日本小说史》中指出：“《源氏物語》与中国文化、文学的关系，一方面接受了中国的佛教文化思想的渗透，并以日本本土神道的文化思想作为根基加以吸收、消化与融合，借用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尤其是白居易的诗文精神，并把它们结合在故事情节之中，还有继承日本汉文学的遗产；另一方面以日本文化、文学的传统为根基吸收消化”[2]。从这个角度讲，《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学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尤以白居易的《长恨歌》最具代表性。

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其明白晓畅的语言、真挚充沛的感情和唯美典雅的诗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借助唐王朝文化传播漂洋过海，作家紫式部就有着深厚的汉文化根基，阅读《源氏物语》，熟悉的“唐风”、“唐物”、“唐文化”纷至沓来，书中多处引用唐诗、中国典故，贵族皆以使用中国的纸张、布料、笔、琴为风尚，还有字里行间渗透的中国情调。笔者统计仅《长恨歌》一例，在《源氏物语》中被引用了20次，现将丰译本《源氏物语》 中引用的语句汇总成表格。

通过表1，不难发现，《源氏物语》中多处化用《长恨歌》，既有直接引用，也有借用，更多的是以神似的方式进行本土改造。英国东方文化学者劳伦斯·比尼恩在《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一书中认为：“日本的艺术史是这样的一部艺术史，它从中国取得了最初的灵感，逐步发展成自己的性格，并且接受了新的题材”[3]。比如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其中多处借鉴《长恨歌》的地方都进行了日本化的改造。

二、哀感文化的具体表现

《源氏物语》是平安朝借鉴中国文化的典范，是在吸收《长恨歌》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基础上进行的日本化改造，笔者通过分析发现《源氏物语》与《长恨歌》之间，无论从文学思想、作品主题、故事结构还是作者态度，最割舍不断的羁绊就是爱情以及爱不得的哀伤。

（一）《长恨歌》中的风情与感伤

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年）被贬江州司马，大约用了3个月时间，将自己的作品编辑成册《诗集十五卷》，诗集刚编完白居易又写下一篇《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十二》，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编完诗集后的满足和喜悦与朋友们分享：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

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其中“一篇长恨有风情”格外引人注目，什么是“风情”？为什么说《长恨歌》有风情？要弄清楚“风情”的含义，不妨列举一下《白氏文集》中含有“风情”的诗句：

1.一篇长恨有风情

2.倘有风情或可来

3.浔阳少有风情客

4.壮岁风情已暗销

5.诚知老去风情少

6.客中谁最有风情

7.风情事事兼

8.岂是风情少

9.风情旧有且将来

10风情子在不

11.纵有风情应淡薄

12.年长风情少

13.闻说风情筋力在

14.兼拟减风情

15.风情虽老未全销

16.可惜风情与心力

笔者认为，白居易笔下的“风情”强调的是一种“生命力”，是“一种蓬勃的激情与鲜活的感受力”。比如“壮岁风情已暗销”、“诚知老去风情少”、“年长风情少”、“风情虽老未全销”等句中，“风情”与“壮岁”相伴，随着“老去”、“年长”而逐渐消失殆尽。回到《长恨歌》，根据陈鸿《长恨歌传》记载：“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诗人有感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通过艺术的加工润色，将逐渐消逝的爱情故事升华为不朽的传奇佳话，这其中，有诗人的情感共鸣、深刻体会、以及爱情逝去的痛苦和青春不再的感伤，正因为其真实感人，作品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源氏物语》中的“物哀”

日本传统审美中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思考历史，从而发现美，并创造出美的世界，使读者借此体会世界的美，回归自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中赋予草木以情感，春夏秋冬、花草风物都与人物内心感应交融，日本文学将这种对自然的审美体验称为“物哀”。日本学者片冈良一认为：“主人公源氏等不堪苦恼的重负，面对人生中矛盾无法用现实主义来加以知性的解决，就企图摒弃现实，忘却苦恼，这样就出现对“物哀”的追求。在追求“物哀”的过程中消解人生的诸苦恼”。

《源氏物语》从头至尾都是诗意的，弥漫着朦胧而又浪漫的情调，同时又渗透着淡淡的哀伤，或者说，哀而不伤。作者紫式部用女性特有的视角，将自己的所见所感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出来，表现出作者对人世衰颓的担忧和女性悲剧命运的同情。紫式部丰富的个人经历和多年的宫廷生活，使她看惯人世百态，熟知人情冷暖，小说虽以平安时代为背景，但敏锐的作者看到了贵族社会繁盛背后末世的前兆。她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深感不满，却无法彻底否定这个社会，她感慨这个恶浊可叹的末世总是越来越壞，可又未能认识贵族阶级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往往把主要原因归结为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和内部倾轧。从桐壶帝到源氏公子，再到薰君，作者一方面对他们淫乱无度的行为表示谴责，但同时又将这些人塑造为理想男性，毫无顾忌地对他们表达爱慕之情。相较于男主人公们，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不过无一例外，她们的爱情都不美满，比如作者着墨最多的紫姬，得到了源氏最多的爱，可是作为一个女子，渴望的不是丈夫分给自己更多的爱，而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丈夫，可源氏猎艳成性，紫姬只能选择隐忍，强颜欢笑，最终含恨辞世。

三、哀感文化之联系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不论是《长恨歌》的风情、感伤情调，还是《源氏物语》的物哀，两部作品在哀感文化方面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突出体现为以下两点：

其一，“哀”所表达的情感都不仅仅局限于哀伤，主体也不局限于个人。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之间的感应。《长恨歌》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爱而不得的人生难题，是“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终极思考，所表达的也不仅仅是哀伤，而是无奈、遗憾，以及数不清的情愫的胶合；《源氏物语》中横亘的哀情，有面对季节更替引发的哀感、恋侣分别时的怅惘、年华不再的哀怨，即便是贺茂祭、五节舞会这样的欢庆时刻也总是令人忧伤，比如《赛画》一卷，众人兴致勃勃地赛画，源氏内大臣仍然痛感人世之无常，“想到凡年华鼎盛、官位尊荣、出人头地之人，大都不能长享富贵。”总是逃不掉这淡淡的伤感。

其二，都具有哀中见美的审美体验。阅读《长恨歌》和《源氏物语》时不难从中获得美的愉悦，这对作者的文学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这一点是白居易和紫式部都具备的，他们对社会人生、世间百态、自然风物都有着细致观察和深刻领悟，经过作者内心调和后形成一种优雅且富有情趣的感受，再加上文人的敏感，易于倾向淡淡的忧愁，换言之，这种情绪“起源于对自然美的感悟，具体地说就是对森林植物的生命姿态和日月星辰风花雪雾等自然物的同情和欣赏。这些自然物生命形态、色彩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对季节变化的深切感受和生命本质的理解”。

同时在比较过程中，不难发现中日两国因为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使得其哀感文化也显现出一些不同之处，突出表现为以下两点：

其一，中国文学气势宏伟，追求大团圆结局；日本文学雅致精美，倾向悲剧收尾。体现在哀感文化方面就是，中国的悲剧虽不似西方那样强调突转和发现，但仍然是荡气回肠，比如关汉卿《窦娥冤》中呼天抢地，血溅三尺白绫，就是典型的中国式悲剧，同时中国是一个崇尚大团圆结局的民族，即使是悲剧也往往带上一个团圆美满的结局。日本则不同，日本人偏爱精致小巧的东西，就像樱花，淡雅、素静、容易凋零，日文文学也多是淡淡的哀伤，比如川端康成的《雪国》，简单的爱情，散不开的是虚无和悲哀，讲述的不是国仇家恨，干的也不是毁天灭地或是开天辟地的事业，只是相遇、纠葛与分离。

其二，中国文学以儒为宗，儒释道互补；日本文学更多受到禅宗影响。中国文学之中不少作家作品也有佛教思想的痕迹，比如白居易晚年诗作，王维的山居歌咏，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以儒家入世为大宗。日本文学则不同，公元六世纪中叶，佛经传入日本，其追求的空寂、幽玄、寂灭与日本文化传统一拍即合。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基本教义是人生无常、在无常与幻灭中保持心境的平和，在短暂而嘈杂的世事中守护宁静的心灵家园。这种素雅、淡泊、哀伤弥漫在日本茶道、花道和书道中，是基于现世的无奈与痛苦，抒发出感受到的哀愁，从而使人静下心来，回归自我，去体悟人生的变幻无常。

注释：

①本文引用的《源氏物语》译文均出自[日]紫式部：《源氏物语》，丰子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本文所引用白居易诗歌如无特殊注明，均来自《白氏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参考文献：

[1]丸山清子.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M].申非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2]叶渭渠.日本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L·比尼恩.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M].孙乃修译.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