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舒敏

摘要：2000年，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是藏族作者首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在小说中。阿来摆脱了双语写作背景下的“影响的焦虑”，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文化的简单身份认同，代之以普遍的眼光来看待族别与地域文化，表现出普遍的人性指向的思考与追问，揭示出作为人类历史感的普遍性，而这就具体体现为作品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欲望以及权力背后的复杂人性。从作家的族群身份来讲，这种超越具体民族身份立场的普遍历史感和人性追问的权力展示意味着阿来对自己少数民族的族籍身份的淡化和“跨族别写作”理想的实现，体现出阿来的大世界观。

关键词：阿来 《尘埃落定》；跨族别写作；普遍性；大世界观

2000年，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是藏族作者首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阿来在其小说创作中一直强调“跨族别写作”，他说：“我借用异族、异域题材所要追求和表现的，无非就是一种历史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认同，即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和人性指向。”[1]可见，阿来的创作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民族身份认同，而上升到跨族别的历史追问和复杂人性内涵的探讨，而这普遍的历史感和人性欲望具体就体现在小说中各色人物对于权力的复杂人性追求中。

有批评者指出，“《尘埃落定》是藏族封建吐司制度走向溃败毁灭的独特而又凄美美丽的挽歌。”[2]阿来对此也予以默认。在谈到小说的写作动机时，阿来首先强调的就是权力，并说自己原来的计划是推出长篇三部曲，主题分别是权力、宗教和经济。权力是主体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支配和控制他人的能力，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权力是政治生活的中心，历史上所有政治运动的实质都在于权力之间的转移和更替，而人性中的权力欲望早就超越具体的民族身份而普遍的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使得阿来的小说成了跨别写作的经典代表。

在小说中，“权力之争”可以说构成了整个故事情节的主线，小说中几乎所有的矛盾冲突的背后都受到权力的支配和影响。比如在麦其土司内部的继承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作为现任土司，麦其土司从头到尾都不曾想过要放弃自己的权力，而大少爷和二少爷为了争夺土司的位置，一度不惜骨肉相残，最终以大少爷的悲惨被杀作为结束。而面对二少爷这个唯一的继承人，麦其土司也随时担心二少爷会夺走他的名望和土地，随时对之充满各种试探和戒心。又如小说中的土司与土司之间的权力斗争。麦其土司的权力不仅面对着来自逐渐成长起来的内部年轻继承人的威胁，同时也面临着外部其他土司势力的窥视和挑衅。小说描写了麦其土司和其他土司的如收复叛变寨子之战、罂粟花之战、麦子之战等几次战争，最终在一次次的掠夺和争抢中，麦其土司成功的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权力范围。又如小说中红白汉人之间的权力战争。小说里面，不仅描写了土司世界的权力斗争，同时也描写了土司之外的世界的权力战争。红色汉人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麦其土司领地，而麦其土司由于受到白色汉人也即是国民党军队的挑唆而负隅顽抗，最终土司制度在国家民族政党的权力较量之下轰然瓦解。这是更大范围的权力战争。除此之外，小说里还写道了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之间的宗教内部各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在小说中，随着翁波意西到来，格鲁巴与宁玛巴之间的矛盾激化，他们之间就教义问题展开的辩论中，翁波意西主张不要土司，否定土司统治权。最终却在权力较量中被割去舌头。由以上可以看出，阿来在小说中，表面看起来写的是西藏土司制度的腐朽和衰亡，实际上却是已经跨越了简单的汉族或者藏族等民族身份，追问民族差异背后的普遍复杂的人性中的权力欲望。

在小说中，阿来按照以上几种不同类型的权力斗争方式，将其笔下的人物按照权力关系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权力的拥有者，他们可以任意地享用权力，并且按照自己的意志实施权力并且争夺权力。比如小说中的麦其土司及其两个儿子就是典型代表。麦其土司终其一生最大的特征就是权力中心，为了土司的权力而殚精竭虑，用尽手段。麦其土司紧握着自己的权力而不愿被哪怕自己的儿子分走一点点的权力。但是后来，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大儿子旦真贡布却越感觉顺利继承土司之位无望而铤而走险，决定以战争的方式与父亲一决胜负，面对儿子的悍然夺位，麦其土司不得不口头宣布逊位，却实际拖延着不交出实际权力。当旦真贡布被仇家杀死之后，本来因为面临失去权力的危险而将要奄奄一息的麦其土司，身体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原因无他，只因为大儿子的死可以让他继续享受权力带来的各种荣光。在面临二儿子“傻子”将要成为他唯一的土司继承人时，表面上麦其土司忧虑地表示他将为自己死后的事情操心，因为傻子不是一个好的继承人。当傻子的妻子塔娜抗议麦其土司的武断，认为他并无实际证据说傻子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继承人，这时候的麦其土司马上变了脸，举重若轻的表示傻子只有先去将塔娜母亲的土司职位继承了之后才能证明他是不是配当麦其土司。而塔娜说：“那要看你和我母亲哪个死在前头。”父亲对我说：“傻子，看看吧，不要说治理众多的百姓，就是一个老婆，你也管不了她。”我想了想，说，“请土司允许我离开你。我要边界上去了。”父亲说：“但要说好，边界上的地方是我借给你的，等女土司一死，你就把那地方还给我。”土司太太笑了，说：“听见没有，麦其土司是不死的，他要在这个世界上，跟着仓库里的银子活一万年。”土司说：“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壮实了。”……我问书记官：“父亲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不会死去呢？ ”他用眼睛说：权力。可见，只要拥有权力，已经步入老迈之年麦其土司却感觉“自己越来越壮实了”，因此继续执政不成问题，而正当壮年的儿子，却不是“一个好的继承人”，因为他是“傻子”，所以他的接班成问题。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麦其土司的一生是始于权力并终于权力，不到生命的尽头，他绝对不会放弃对权力的掌控，权力对于他而言，就如同他的生命一般珍贵，以致于他不死就不交权，甚至一度幻想自己不会死去。可见麦其土司在权力的疯狂追逐面前所体现的普遍的复杂人性。此外，小说里面还有两个土司权力的追逐者，一个是自认为自己聪明实际上却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大少爷旦真贡布，另一个则是被所有人成为傻子实际上处处显得大智若愚的二少爷傻子。大少爷旦真贡布为了获得权力不惜与父亲发动战争，临时前的遗憾也是埋怨自己父亲没有提前退位让他当几天麦其土司，傻子二少爷则在似癫似狂中处处隐含着心机和算计：比如在麦其土司家的罂粟大获丰收导致其他领土眼红而大肆跟风改种罂粟之后，面对着麦其土司的询问，傻子二少爷眼光独到的表示应改种粮食，而自诩为聪明人的哥哥却只具有和佣人一般的眼光认为应该种罂粟，最终麦其土司听了傻子意见全部种了粮食，让他们当年大赚，也因而奠定了他们家族进一步强盛的基础。而在后边的土司之间的权力战争中，聪明人哥哥选取了最为简单粗暴的方式，将粮仓当堡垒，自己亲自冲锋陷阵杀敌，最终却败于汪波土司之手；而傻子却充分利用了灵活的商业手段来解决问题，用麦子交易的方式打响土司们之间的权力战争。一方面抬高粮食的定价让周围缺粮的土司望而却步，另外一方面却故意用计谋挑动他们之间的战争：拉雪巴土司想利用亲戚关系威逼利诱傻子卖粮，傻子不仅坚决拒绝，而且提出十倍于粮食的天价；茸贡带着自己漂亮的女儿来色诱傻子却被傻子识破计谋，即使在被茸贡女土司劫持之后依然坚持立场拒绝谈粮食。反而转而利用拉雪巴和茸贡两土司之间的矛盾成功的挑动了他们之间的战争，最终不仅高价卖粮，而且拉雪巴土司臣服，茸贡土司被迫嫁女。可见，在显赫的权力面前，无论是聪明人还是傻子，他们都是无一例外的参与了争夺之战。而这，正是真实的人性的赤裸展示。

第二种就是没有权力的人。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被有权者所压迫和奴役。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他们要不反抗报复，要不屈从忍耐。查理的儿子多吉罗布属就是权力的反抗者，最终成功的将麦其土司的大儿子旦真贡布刺杀，为自己的父亲报仇雪恨。而更多的是，则是权力的服从者。比如小家奴小尔依和索郎泽郎以及贴身侍女桑吉卓玛，对傻子少爷的忠心耿耿就是如此。索郎泽郎为了少爷，孤身闯入敌营，失去了一只手，后来更是为了追回私奔逃跑的塔娜，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马车夫女儿塔娜不仅做了少爷的性启蒙老师，而且发誓永远做少爷一个人的女人。他们这些人是在权力的长期压榨之下，已经丧失了主体意识，对权力个体产生了极度的依赖性，最终甚至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权力等级中的一部分。

此外，小说里也写到了一部分在某种意义超越了权力的制约却又不得不在现实的生存关系上依附权力的中间人物，也即是僧侣阶层。僧侣们通晓戏剧、诗歌、占卜、巫术，并且还具有通天之能，但是他们本身却没有特权，只能依附于权贵阶层而生活，所以他们就是权力阶层的依附者。小说中的济嘎活佛、门巴喇嘛和新派僧人翁波意西都属于这样的中间阶层。

综上所述，在小说《尘埃落定》中，阿来逐渐摆脱了汉藏双语写作背景下的“影响的焦虑”，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文化的简单身份认同，代之以普遍的眼光来看待族别与地域文化，表现出普遍的人性指向的思考与追问，揭示了作品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欲望以及权力背后的复杂人性。从作家的族群身份来讲，这种超越具体民族身份立场的普遍历史感和人性追问的权力展示意味着阿来对自己少数民族的族籍身份的淡化和“跨族别写作”理想的实现，体现出阿来的大世界观。

参考文献：

[1]阿来.历史深处的人性表达[J].中国文化报，1998：3-31.

[2]《長篇小说〈尘埃落定〉编者按》[J].当代，1998-2.

（作者单位：重庆人文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