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建林，谢冬兴

(广东工业大学体育部，广东 广州 510006)

梅州足球发展流变的文化生态本质追溯*

龚建林，谢冬兴

(广东工业大学体育部，广东 广州 510006)

运用文献法与田野调查法，从文化认同、文化土壤、历史传承、社会组织、乡土情结、象征符号等六个层面，阐述了梅州足球崛起的文化生态本质。以梅州足球崛起与英国足球发展的文化生态对比，论述了梅州足球盛衰的文化生态归因。最后，分析了重振梅州足球的文化与生态环境挑战，认为：1)中国足球振兴，梅州足球应把握机遇，勇于担当；2)中国足球文化能量耗散，竞技能力式微，梅州足球不可能独善其身；3)责任缺失、球星缺乏，重振梅州足球，困难重重。梅州足球作为一种区域性的现象，应处理好人、资金与文化三者的关系，推动梅州足球文化生态系统进入一个新的生态周期。

梅州足球；客家文化；足球文化；足球文化生态；体育文化生态系统

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是指体育文化与体育环境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要素主要包括体育项目、象征符号、乡土情结、历史传承、文化认同、社会组织、体育环境。[1]“北有大连足球城，南有梅州足球乡”，成为我国足球史上的一大文化景观。梅州素有“足球之乡”的美誉，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作为南派足球的典型代表，曾是中国足坛最显耀的明星。早在1873年，梅州人便接纳了足球这项运动，成为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纵观梅州足球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条谱系：1873年现代足球运动传入中国内地→1907年创办松口体育会和体育学堂→1914年兴起足球教学和足球比赛→1929年组建以店员和工人为主“强民足球队”，足球运动从此由学校走向社会→1932年强民足球队首次与外籍球队比赛并获胜→1934年、1936年梅县足球队蝉联省运会足球联赛冠军，扬名海内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代球王李惠堂扬名世界足坛→1956年获得国家体委授予的“足球之乡”称号→1964年、1979年成为全国足球运动重点地区之一→1984年全国比赛中夺冠，梅州足球享誉全国。这条谱系清晰地表明，梅州足球能源源不断地发展，主要在于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足球文化生态系统。梅州足球发展的兴、盛、衰绝非偶然，必然有其深刻的文化生态渊源。梅州足球境况如何？如何发展与振兴？本文拟探寻梅州足球发展的文化生态变迁，以其对梅州足球的发展有所裨益。

1 梅州足球兴盛的文化生态本质

1.1 文化认同：救亡图存，民族诉求，梅州足球担当时代责任

体育运动本身虽然没有国界，但却与政治密切联系。体育竞赛激烈对抗后的胜负、名次事关民族与国家荣誉，牵动着民众自尊心和自豪感。竞赛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而突然夺得胜利会爆发性地激起民众自豪情绪与爱国热情，能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认同感，传递正能量，具有文化凝聚与激发功能。好比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拼搏精神”，作为中华体育精神典型代表，使社会各阶层从分散走向集中，从分化走向融合，逐步达成一种社会共识，以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梅州足球发迹于清末民初。当时，旧中国内忧外患，被迫门户开放，传教士可在中国沿海甚至内地进行传教。于是，足球便顺其自然地跟随传教士进入梅州。此时，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民不聊生，抵御外辱，追求民族解放与独立成为国人的历史使命。人们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到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同时越来越多的华侨，满怀爱国热情、捐资、捐物，大力支持。在当时国力衰弱的大背景下，体育救国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又是民族图存“家国”思想的外在表现与内在诉求[2]。例如，梅州足球的历史中，1926年在上海万国足球锦标赛上，中华足球队战胜葡萄牙、苏格兰两支强队，创造了华人足球队连续击败外国足球队的纪录；同年夏季的“史考托”杯赛，李惠堂发动在沪粤人组建的乐华足球队以4:1击败获得九届冠军的外国腊克斯队；1934年菲律宾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中国足球队以4:3战胜日本队再夺冠军，李惠堂亦荣获“亚洲球王”称号，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足球赛场已然成为客家人民抗击殖民主义与西方列强的没有硝烟的战场，足球成了客家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一个重要载体，为足球在梅州的普及、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高基调的政治基础和文化认同。

1.2 文化土壤 ：足球文化与客家文化的契合，形成梅州足球的根

文化的产生源于人类不同生态环境的创造，通过独特的历史发展与功能过程的积累、演变与传递而定型，具有独立的系统，也是社会构成的重要要素。客家先民经历了5次大迁徙(东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大迁徙；唐末至北宋时期，第二次大迁徙；南宋至明朝时期，第三次大迁徙；清朝前期，第四次大迁徙；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后，第五次大迁徙)，吸收了途径各地文化的精华，最终演变出独特的客家传统文化[3]。梅州客家民系的形成，正是这些伟大迁徙演化的结果，在这一进程中客家人完成了对客家文化与精神的构建。人们以宗祠为凝聚力，形成一个宗法管理下的宗亲社会。团结、纪律、规则，从此烙印在世代客家人的心灵深处。足球集力量、速度、耐力、对抗于一身，与梅州客家文化精神的坚强勇敢、顽强拼搏的种族性格有着天生的契合。因此，当足球这一西方运动登录梅州，便与传统的客家文化有机融合，继而形成了梅州足球区域文化。梅州足球文化是西方现代足球文化与梅州区域生态文化这两种文化的交汇，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梅州的客家文化精髓中，天生就蕴含了足球文化的因子：①梅州客家文化的凝聚力。文化标志性的围龙屋把客家人凝聚在一起，人们团结互助、遵守规则，形成持久的群体力量。契合足球队员之间个人技术与团队整体技战术，个人发挥与团队合作的两两辩证关系。②梅州客家文化的包容力。客家人自信，善于接纳新事物，是中国内地最早接受足球运动并使之发展的人群。100多年前，东西方文化产生激烈碰撞的背景下，奔放、规则、公平、竞争的舶来足球文化能够与梅州客家文化融合，进而发展壮大，靠的就是这种客家文化与精神的包容力。③梅州客家文化的向心力。在那个国贫民弱的年代，梅州足球已不单纯是体育竞技，梅州强民足球队、李惠堂等，每一次胜利，都会让海内外华人欢欣鼓舞。梅州足球所产生的向心力，在特殊时期展现出民族大义，就是梅州客家人爱国精神的演绎。④梅州客家文化的学习力。客家民系一直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兼容并蓄，形成独特的客家文化。梅州客家人把学习精神与学习能力运用到足球上，在吸收国外先进的足球理论和足球技战术的基础上，予以创新，最终形成 “小、灵、巧” 脚法细腻的南派足球风格。

1.3 历史传承：传教士将足球引入梅州，多种途径传承发展

大约是从1862年开始，陆续有西方传教士来到梅州，在元坑村、五华县樟村一带进行传教。1866年，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传教士毕安、边德志在元坑村建起了学校，并修建了运动操场和跑道。具有语言天赋的毕安与擅长足球的边德志很快教会元坑村的孩子足球运动的基本要领。而这些客家小孩，也成为旧中国内地的最早一批足球运动员。理论界对近代足球运动传入梅州的确切时间仍无统一定论。从梅州地方志了解到，早在1901年，五华县长布乡便已有西方传教士在元坑中书馆的运动操场上教授学生足球技能[4]。在1914年，瑞士传教士万保全在梅县乐育中学建立起梅州地区早期的足球队[5]。万保全曾是德国国家足球队的主力队员，在1914-1921年担任梅县乐育中学校长一职时，在乐育中学的校园里传授足球技能时，还引入了现代足球运动的竞赛规则，为足球竞赛在梅州地区的持续开展奠定基础。1917年，在万保全的发起和组织组织下，梅县第一届中学生足球比赛得以成功举行[6]。传教士把现代足球传入梅州的同时，大力推动其发展，尤其是在学校的校园足球启蒙阶段。足球在客家族群和梅州落地生根、蓬勃发展，特别是梅县、兴宁、五华等县，足球运动开展得非常普遍，从城镇到农村，从学校到厂矿企业、机关团体，不论青少年还是中老年人，男女都爱看爱玩，足球运动成为人们业余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为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足球逐渐融入到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代代延续，这种传承性对维系一个族群或地域的凝聚力和趋同意识具有很大的效应。足球文化是一种习得行为，通过传承逐渐发展成为梅州客家人的行为模式，依靠社团组织、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家庭和学校来传承。

1.4 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是发展梅州足球的根基

足球是一种大众文化，它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社会大众。随着西方传教士引入足球与竞赛规则，梅县地区各个中学相继成立了校园足球队。在1913年梅县东山中学成立之初，便组建了东山中学足球队。很快，梅县的其他三所中学也相继成立校园足球队。1917年，梅县四所中学举行了首届足球联赛，并以“中学足球联合会”的名义，约定每年冬季举行足球循环赛。从此，梅州校园足球开始走向规模化、规律化的持续发展道路。1929年，梅县县城的中产阶层(主要是店员与工人)张作晋、林立起、侯景超等自发组成了梅州第一个民间体育组织——梅县强民足球队(1934年升格为强民体育会)[7]。强民足球队出现改变了梅州足球运动竞赛的组织与开展以学校、宗族为中心的运营模式，给予民国时期梅州足球发展深远的影响[8]。1934年与1936年，梅县足球队蝉联广东省运会冠军，其主力队员均来自强民足球队。20世纪20年代，强民体育会是民国时期屈指可数的民间体育组织，号称梅州足球的“黄埔军校”[9]。更具现代意义的是强民体育会的训练方法、体育社团管理、培养后备人才路径、筹措会费形式等。自此，梅州地区的梅县、五华等地相继诞生了许多民间足球协会，对于普及推广足球运动，促进近南派足球技战术的形成，举办足球大型赛事，培养足球后备人才等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1.5 乡土情结：华侨华人是梅州足球崛起的关键

梅州是客家人奔向世界的始发地，是著名的“华侨之乡”。海外的客家人对梅州足球运动的崛起，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近代梅州籍华侨多分布在较早地出现了近代足球运动的英、法、荷殖民地的东南亚地区国家，例如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10]。华侨华人回到梅州后，修建体育场、组织体育会，把现代足球运动的精湛技术与先进理念带回到梅州实践并升华。例如，在1907年，华侨谢逸桥等人创办梅县松口体育传习所，足球就是被列为学员基本训练项目[11]。同时，在归国华侨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梅县中学建立了早期的联赛体制。而华侨华人作为较早接触近代足球运动的群体，无论是在眼界，还是在足球技术上自然比本地人先进。因此，华侨华人在提升梅州足球实力，促进梅州足球内部以及对外交流，营造足球氛围上贡献突出，成为梅州足球实力发展壮大的关键性力量。1929年成立梅县的强民足球队就是由于归侨杨友森、曾光锡、温集祥等人的直接加入，实力大为增强，迅速成为梅县众多足球队中最强的一支[12]。民国时期，强民体育会会长温集祥于1946年到访东南亚地区，倡议成立基金筹募委员会发展梅州体育事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惠堂多次率领香港南华足球队、上海乐华足球队击败菲律宾、英格兰等足球队，先后代表国家3次征战远东运动会均获冠军，并获得“亚洲球王”的称号[13]。除了直接加入足球队，华侨华人分别在不同时期大力资助了梅州足球事业，为梅州足球运动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有力物质保障。正是有了华侨华人的大力支持，1915年到1934年，当时的中国足球获得了远东运动会的九连冠，且于1936、1948年两次入围奥运会[14]。无疑，充足的活动经费、灵活多元的机制以及良好的足球氛围都是梅州足球崛起的重要因素。在梅州足球传入、普及、发展及繁荣的整个过程中，华侨华人成为梅州足球长期保持在全国领先的有力保障。

1.6 象征符号：球星是梅州足球登峰的偶像

球王——李惠堂，在五华县锡坑镇老楼村，度过了他的快乐童年。民间传言，童年的李惠堂常常摘树上的柚子当球踢，把门前的狗洞当球门。17岁，李惠堂便已经成为香港南华队的一名队员，而且20岁到上海，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中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南华队、上海乐华队在李惠堂的率领下参加了万国足球赛，创造了华人足球连续击败外国足球队的纪录。他代表国家队参加了远东运动会，也获冠军。1941年，李惠堂辗转回到老家，组织“锡江足球队”巡回表演，在梅州形成了一段足球运动高潮。李惠堂在其职业生涯中共打了2000多个进球，并4次代表国家参加远东运动会获得足球冠军。在1976年联邦德国一家权威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李惠堂与贝利(巴西)、马修斯(英格兰)、斯蒂法诺(西班牙)、普斯卡什(匈牙利)一起被评为“世界球王”[15]。李惠堂对于梅州足球的发展起到了直接与间接的复合推动作用。首先是直接推动。抗战时期在家乡五华县锡坑老楼村教授指导青少年踢球，在梅州各地组织足球比赛；其次是作为偶像符号的文化认同的推动。李惠堂高超的球技、传奇式的足球生涯，使得他不仅仅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更是一种获得社会认同的足球文化象征符号，使梅州人对足球运动狂热支持。而在解放后，众多球员入选国家队，不少队员成为国家队的顶梁柱，如曾雪麟、谢育新、王惠良、池明华、郭亿军等在内的多名足球队员，让梅州足球声誉经久不衰，给梅州人民扬眉吐气，带来了极大的自豪感和喜悦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足球的价值认同。

综上所述，梅州足球的发展，与其文化生态环境有着深刻关联，形成了一个良性的足球文化生态系统。在足球文化生态系统的不断吐故纳新和“自我净化”过程中，积淀起深厚的梅州足球文化，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也使梅州足球成为“南派足球”的代表。

2 梅州足球盛衰的文化生态归因

当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结构和要素完整，各要素功能能够有效发挥，“生态因子”之间联系紧密，运行机制顺畅时，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处于良好的平衡发展状态。对照梅州足球崛起与英国足球发展的文化生态(表1)，不难发现，在社会组织、基础设施、精英人物、文化符号、文化土壤等英国足球发展的几个关键因素上，两者有着高度的相似。在这里特别需要追述的是，足球文化不是孤立的文化形态，与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有密切联系。足球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很好地融入梅州客家文化与梅州民众的生活，并呈现出梅州足球文化的个性、民族性与文化性。于是，梅州足球崛起的过程中，群众的足球热情爆发，出现了众多的足球社会团体如强民足球会，足球在学校得以普遍开展，大家在一起喜欢聊足球，侃足球，切磋足球技术，谈自己对足球或者比赛的看法，形成了独属于梅州的足球文化。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足球文化与客家传统文化部分精神的一致性是外来西方足球事物得以在梅州客家地区迅速扎根、普及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表1 梅州足球崛起与英国足球发展的文化生态对比

当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结构或要素不完整，各要素功能弱化或失去，“生态因子”之间联系切断，运行机制不顺畅时，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存在的条件或联系被割裂，那么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就受到破坏。梅州足球的衰落就是足球文化生态系统式微的表现。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全国上下，全力追逐GDP的增长，人们收入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梅州足球的发展环境、梅州人的足球文化都在发生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职业足球改革至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对足球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导致足球文化急剧滑落，行业风气与竞赛秩序混乱，足球人口缺乏，使足球发展的根基不稳，中国足球的水平也一落千丈。作为中国足球文化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梅州足球自然也受到波及。1990年中国足球市场化改革以后，特别近十年，在国家队比赛中，再也没有梅州人的身影。梅州“足球之乡”呈现：面临无人会踢球，学校领导不重视校园足球，学校足球队基本解散，课余足球训练没人指导，没有建制完善的校园球队等足球开展的颓势。梅州足球的没落，足球民间组织、基础设施、精英人物的缺失，以及足球文化的耗散，也直接导致了足球后面人才培养的断层，这是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缩影[18]。由于梅州地处山区，经济欠发达，政府对足球的投入是杯水车薪[19]；体育部门掌控的足球场地不足、设施简陋，很难举办高水平足球赛事；经费不足也导致训练工作难以持续开展；梅州足球文化氛围以及梅州人对足球的热情在逐渐减弱，足球在梅州的影响力不断弱化，足球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开始坍塌。纵观梅州足球的盛衰历程，主要是因为梅州足球文化生态系统的要素不断缺失或弱化，缺乏足球明星偶像，足球人口不断下降，使得梅州足球的衰落也成为一种必然。梅州足球的衰落也是社会发展变迁和生产生活方式变化在足球发展上的 一个缩影。

3 重振梅州足球的文化生态挑战

为了促进梅州足球的发展，梅州市制订《梅州市振兴“足球之乡”十年规划》，期望通过多种途径和措施，再塑梅州足球的辉煌。振兴梅州足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形成合力，更需要冷思考。而如何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培育振兴足球的良好文化生态，构建新时期“梅州足球文化生态系统”，是核心问题所在。

3.1 中国足球振兴，梅州足球应把握机遇，勇于担当

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社会处在何种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历时时期，社会对体育的认知程度、对体育的需求强弱会有不少差异，这些差异影响着国家对体育目标的预期设置。实现由“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转变，是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发展的战略总目标。大国崛起时常伴随体育的崛起，成为大国崛起的信号与象征，大国竞技体育崛起是历史的必然[20]。例如，体育在美国、日本、德国等战略崛起过程中就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大国经济崛起伴随着竞技体育崛起的众多原因中，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国家生命周期的“迅速成长期”，国民的社会心态与政治诉求明显支持竞技体育快速发展[21]。中国现阶段正处于这样的历史时期。2015年3月，备受瞩目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正式对外公布，使足球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6年4月下发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重点任务分工》的通知更是涉及到21个国家部委，中国足球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期。对于有着雄厚足球文化积淀的梅州足球应审时度势、迎难而上、抓住机遇、重振雄风。2009年6月，梅州市被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列为首批全国“校园足球”布点城市之一；2010年8月，梅州市人民政府制定了《梅州市振兴足球十年规划》。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崛起既包含着平等需要，也包含着承认的需要，代表着一个更高级的需要[22]。在中国的崛起，中国梦的缔造与实现，中国足球的振兴历程中，梅州足球应继往开来、勇于担当、义无反顾。

3.2 中国足球文化能量耗散，竞技能力式微，梅州足球不可能独善其身

中国足球职业化过程，功利化倾向非常明显。急功近利与“政治足球”是中国足球近20年来发展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对本土足球文化氛围的培育与打造多持漠不关心态度。而中国的足球俱乐部在营造与培育足球文化时，也普遍存在“急功近利”性，过于计较眼前自身利益，忽视俱乐部机制建设与文化积淀。在这里仅以英超为例，简述足球商业的规范性操作。在英超中，职业联盟经营联赛，绝大部分收益由职业联盟按各队战绩，以一定比例分配，其中收益最大电视转播费全归俱乐部所有；英格兰足总只是在技术上管理，利益和主权全归俱乐部所有[23]。反观中国足球实体的各个俱乐部就没有这样的良好的文化土壤与发展条件，表现出的核心竞技能力也相当薄弱。同时，摆在我们面前现实的问题是，中国足球要大力加强足球队员的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敬业精神，要有铁腕教练严格管理与训练，提高球员的文化和心理素质。足球与文化密不可分。中国足球应培养适合自身发展的足球文化，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塑造现代中国足球模式，才会走出困境，走向世界[24]。在当前中国足球生态大背景下，梅州足球的发展不可能独善其身，如何重拾梅州足球当年的雄风，重新唤起梅州足球文化的精神精髓，任重而道远。

3.3 责任缺失，球星缺乏，重振梅州足球，困难重重

梅州足球发展的过程涉及人的问题很多，在此我们重点只论及社会责任与足球球星。社会责任是全方位的，最重要的是梅州足球界的社会责任感。近年来，中国足球改革了旧体制，爱国主义却被冷落，一些球员成了金钱的奴隶。中国足球的振兴，梅州足球的发展，不要认为政府成立几个机构，下几道命令与条文就能立竿见影，也不是靠高薪聘请几个外国教练就能创造奇迹的，更不是靠引进几个国外球星就能提高自己的水平，这些做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而梅州足球的振兴，则更要靠自己的努力，政府和全社会的支持，以及足球界的社会责任感，无论当局，还是教练、运动员都要有一种献身精神，热爱足球事业，一心一意为振兴足球奉献，做到“振兴足球，人人有责”[25]。球星，世界级球星，类似李惠堂这样的球王，对梅州的曾经崛起至关重要。球星身体符号被语言、非语言以及综合符号系统所传达[26]。球星身体符号隐喻着运动文化的象征。成功球星是球队技战术核心，是在比赛中带头将技术能力发挥出来，带领全队争取更多的胜利；又是球队的精神领袖，只要身在赛场，就能起到凝聚全队思想与意志，树立取胜信心的作用。在足球职业联赛中，球星对决定竞赛水平起到关键作用，而竞赛水平又是体育俱乐部生存的基础。足球职业俱乐部的竞赛水平与社会关注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是水平越高，被关注越多，社会影响就越大[27]。如此，将进一步提升足球职业体育俱乐部开拓市场的可能性，如增加广告赞助，提升俱乐部无形资产等环节收益。分析梅州足球的发展现状，重振梅州足球，在足球界社会责任与球星打造两个层面均是困难重重。

4 小结

梅州足球作为一种区域性的现象，要处理好足球发展过程中人、资金、文化三者的关系，坚持可持续性、长久的发展。梅州足球发展应坚持人口是根本、赛事是动力、人才是基础、文化是灵魂以及场馆经费是保障的基本思路。要扩大梅州足球人口，普及校园足球运动，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建立学生主体的班际、校园足球赛，农民主体的“百镇千村”足球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主体的职工联赛竞赛机制，通过竞赛促进足球发展，打造足球文化；要不断引进、挖掘与提升运动员、教练、裁判、科研、营销等足球人才质量；再现以客家文化为精神的梅州足球文化灵魂。当下，梅州各级体育管理部门应与教育管理部门一起，借校园足球开展有利局面，合理布局足球传统项目学校，并通过对足球传统项目学校的评估，加快和促进省市两级足球传统项目学校的建设，提升竞争力，逐步构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和输送渠道。进一步细化《梅州市振兴“足球之乡”十年规划》的配套文件和措施，制定和完善发展“各级足联赛”，打造更多老百姓身边的赛事，让学校、社区的足球工作得到全社会关注与重视，让足球重新回到梅州人的日常生活，让梅州足球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和要素逐步完整，各要素之间的关联逐渐紧密，运行机制趋于顺畅，进入一个新的生态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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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andEcologicalNatureoftheDevelopmentofFootballinMeizhou

GONG Jian-lin，XIE Dong-xing

(Department of P. 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Using the literature method and field survey method, from six aspects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cultural soil, symbols, social structures, local complex and historical inheritance, the paper expounds the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nature of the rise of Meizhou football. In contrast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izhou football and the rise of English football, it discusses the contingency and necessity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Meizhou football.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culture and reviving of the Meizhou Football Challeng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at: 1) China football revitalization, Meizhou football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he courage to play football; 2) China cultural energy dissipation, competitive ability decline, Meizhou football could not be spared; 3) lack of responsibility, lack of star revive, Meizhou football, difficult. Meizhou football as a regional phenomenon, shoul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od people, money and culture, and should adher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Meizhou football; Hakka culture; football culture; cultural ecology of football; sports cultural eco-system

G80

A

1007-323X(2017)06-0010-05

2017-07-18

龚建林(1973-)，博士，教授

研究方向：体育文化、学校体育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TY056)；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12WYXM_0022)；广东工业大学团队平台重大成果培育基金项目(12ZS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