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癌症，生命垂危。作家刘庆邦从京城回到老家，日日夜夜陪护母亲，听母亲讲述此生眼中的沧桑世事、人间百态、世道人心和社会变迁。作家以真挚的情感、沉重的心境和冷峻的笔调，写出了这段特殊生命历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视角独特，观察细致，内容丰富，思想敏锐，是作家心路历程和生命历程的一段真实袒露，值得一读。

母亲2000年春天生病，被弟弟接到开封住院，动手术，化疗，前前后后将近五十天。母亲住院时，遍地的麦苗刚刚起身。等母亲出院时，当年的小麦已收割完毕。在母亲住院期间，作为长子，我放下工作，从北京来到开封，日夜守护在母亲身边。母亲的病治好后，我北上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母亲往南走，回到了我们老家。母亲毕竟上了岁数，又动了大手术，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术后造瘘给日常生活添了不少麻烦，对生活质量造成了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母亲需要有人陪伴，更需要有人照顾。不然的话，母亲喝水还得自己烧，吃饭还得自己做，显然很不合适。还有，母亲的病这次治好了，不等于万事大吉，我们还得经常观察母亲身体的变化情况。上次母亲突然生病时，我们兄弟姐妹都不在母亲跟前，已经让我们深感愧疚。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让母亲一个人待在家里了。

我有一个愿望，衷心希望母亲至少活到八十岁。我的先后去世的几个亲人，奶奶六十多岁去世，父亲五十多岁去世，爷爷七十多岁去世，都没有活到八十岁。我祝愿母亲在岁数上能为我们家人创造一个新的纪录。在母亲生病前，我曾向母亲承诺，等她八十岁那年，我们要给她祝寿，在村里唱大戏，放电影。母亲把我的话悄悄对村里一些叔叔婶子们说了，他们互相转告，好像对听大戏、看电影也很期待。然而，人对自己的生日都是已知，对自己下世的日期却是未知。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可以知道哪天生，却不知道哪天死。说心里话，之所以提前说下为母亲祝寿的话，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担心，担心母亲能不能活到八十岁。后来我想，那样的话也许不该提前说，说了虽然能让母亲高兴，起到能给母亲鼓劲的作用，是不是也暴露了自己的担心呢！母亲突发重病，证明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人上了岁数，生命就走上了下坡路，生命力就开始衰落，对于自然的铁律，谁都无可奈何。如果说八十岁是一个预定目标的话，母亲七十多岁生病，似乎为这个目标敲响了警钟，也是提出了挑战。尽管我们把母亲的命抢了回来，尽管有医生和朋友告诉我，直肠上长肿瘤问题不是很大，只要把病灶切除，癌细胞不太容易转移，人再活个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是有可能的，可我的担心还是不能消除。我是个不大信神的人，从不愿意在神像面前磕头。为了让母亲能多活几年，为了请神灵保佑母亲，有一次进神庙，我竟然烧了香，磕了头。

我跟大姐、二姐和妹妹商量，母亲回老家后，让母亲轮流到她们三家去住，每家住一个月，三个月轮换一遍。三姐妹孝心都很重，她们都表示一定要好好伺候母亲。母亲生病之前，极少在三个闺女家里住。母亲有一个观点，认为自己是有儿子儿媳的人，干吗要在闺女家里住呢！我提前做了母亲的工作，说人走到哪一步，说哪一步，母亲由闺女伺候，做儿子的才最放心。母亲虽然同意了到闺女家吃住，但到了闺女家，总觉得像走亲戚，总不能踏踏实实一连住上一个月，中间还要回自己的家看看。母亲在三个闺女面前当家当惯了，母亲一提出什么要求，闺女们都得顺着她。而母亲只要一回家，闺女就得跟着她，到家里伺候她。三个闺女各有一家人，上上下下，家里地里，都有不少活儿，都离不开她们。可为了伺候母亲，她们只好把家里的一切暂时丢给家里其他人照管。母亲是个有个性、有脾气的人，并不是那么好伺候的。有时因哪顿饭做稀了，或做稠了，不合她的口味，她就对闺女撂脸子，发脾气。在清理瘘口和便袋时，她舍不得使用卫生纸，那么白那么软的纸，擦一次就扔掉，她觉得太可惜了，也太浪费了。她找来一些干豆叶，放在床头的塑料袋子里，需要時就用干豆叶代替卫生纸。闺女说干豆叶上又是土又是虫的，不卫生，劝她别用干豆叶了。她不听闺女的劝说，照样我行我素。有一次妹妹去邻居家跟人说话，说话说得时间长了些，没能及时回家，母亲就对妹妹发了脾气，说妹妹不在家守着她，就是嫌弃她，让妹妹想走就走吧！妹妹痛哭了一场，母亲才罢休。

这年刚入冬，北京刚来暖气，我就赶回老家，把母亲接到了北京。我为母亲准备了一个小盆子和一块白毛巾，每天一早一晚，都用热毛巾为母亲清洗和热敷。手术后的母亲，对解手不能自控，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解手，须随时帮母亲清理。我到母亲身边，一闻到有异味，就提醒母亲，赶快替母亲清理一下。母亲总是跟我配合得很好，从不拒绝我为她老人家服务。母亲不习惯喝牛奶和豆浆，我就每天早上给她熬红薯粥、土豆粥，或小米粥。过年时，我和妻子、女儿、儿子一起向母亲敬酒，祝愿母亲健康长寿。母亲不爱看春节联欢晚会，早早就睡了。这年冬天，母亲稍稍吃胖了一些，身体没有再出现什么异常。

手术后的第二个冬天，也就是2001年的冬天，母亲也是在北京度过的。这年过罢春节，母亲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想看看大海。母亲说她只听说过大海，只在电视上看见过大海，从没有到海边看过大海。母亲很少对我提什么要求，想看大海的愿望一定在心里埋藏已久，是鼓足勇气才提出来的。母亲的这个要求，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来说，农村的老人临老的时候会要求吃点什么，穿点什么，提的多是物质性的要求。而母亲的要求与物质无关，是一种旅游性的、精神性的需求。北京离海边不太远，母亲想看海不难，我当即答应了母亲的要求。有一座大型煤矿的工会主席，是我的作家朋友，他们单位在南戴河建有煤矿工人疗养院。我随即跟那位朋友打电话，把我母亲想看大海的想法对他讲了。那位朋友满口答应，说没有任何问题，他一定会安排好。可不知为什么，母亲却打了退堂鼓，说，算了，不去了。我说，我把火车票都买好了，还是去吧。遗憾的是，那年冬天天气奇冷，连海面都结了冰。春节都过去了，冰层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我带母亲到大海边走了走，只看到了冰封的大海，没有看到大海的波涛。更让人猝不及防的是，母亲在疗养院的食堂吃了一点海鲜，拉肚拉得一塌糊涂，弄得我手忙脚乱都收拾不住，以致母亲的秋裤都湿了。母亲一个劲叹气，好像觉得太让自己的儿子为难了。没办法，我只得赶快跑到附近的商店，临时为母亲买了两条秋裤替换着穿。

2001年，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值得略记几笔。这一年，可以说是我的人生命运发生转折的一年。当年，我的短篇小说《鞋》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秋天到绍兴领了奖。回到北京后，我从中国煤炭报社调到北京作家协会，从新闻岗位换到文学岗位，当上了专业作家。随着年龄逐年增大，我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再做新闻工作，很想坐下来写一点比较长的文学作品。恰在这个时候，北京作协开始吸收专业作家，刘恒和我就成了北京作协新吸收的第一批作家。人们形容一个人的幸运，说他刚想睡觉，就有人递给他一个枕头。我不是想睡觉，北京作协递给我的也不是枕头，在我想专心写作的时候，北京作协给予我的是比枕头宝贵千倍万倍的东西，那就是时间和自由。我的幸运还在于，北京作协吸收专业作家规定的年龄上限是50周岁，我当时的年龄是49周岁多，再过两三个月，我的年龄就超过了规定，也许就当不成专业作家了。从年龄上讲，我等于搭上了专业作家的末班车。而一旦搭上了车，就不再分首班还是末班，便一路乘坐下来。刚调到北京作协，作协党组的领导就希望我写入党申请书，准备把我发展成党员。在此之前，我多次写过入党申请书，一直渴望能成为一名党员。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一直未能入党。在农村老家时，因为我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军官，被说成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我在政治上受到牵连，要求入党被否。在矿务局宣传部，那段时间只吸收造反派入党，我在“文革”时是保守派，不是造反派，当然入党无望。调到煤炭工业部之后，我很快成为党员发展对象，眼看就要入党了。可因为我违犯了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生了第二个孩子，入党的事再次搁浅。到了北京作协，入党应该没问题了吧？我交上入党申请书不久，领导通知我，暂时还是不要入。原因是赶上北京市政协换届，作协拟推荐我当政协委员，当政协委员有一个条件，必须是党外人士。领导的意思，还是让我当政协委员好一些。就这样，我刚成为专业作家，就以作家的身份当上了第十届北京市政协委员。要是我还在煤炭报社当编辑，当政协委员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看来人该干什么最好就去干什么，只有干了自己应该干的事情，才能名正，后面的事情才能顺理成章。

当上专业作家以后，不必天天到單位坐班，在家里写东西就可以了。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说我真成了“坐家”。我体会，当专业作家最大的好处，是我的时间我作主，时间可以由自己支配。其实人的一生，就是一定的时间长度，过一段掐去一段，把时间一段一段掐完了，人的生命就终结了。或者说人的生命就是一个时间的容器，我们每天都要从容器里把时间掏出来花，时间不会越花越多，只会越花越少。等把时间掏空了，容器的使命完成，会随即破碎。这么说吧，我在报社上班时候，我的时间几乎都是别人掏出来的，自己想捂都捂不住。而当了专业作家呢，时间一下子成了我自己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花在哪里，就花在哪里。2002年的劳动节和国庆节，我都是回老家陪母亲度过的。过劳动节时，母亲住在二姐家。我去淮南煤矿参加了一个活动，接着就去了二姐家，陪母亲在二姐家住了一个星期。国庆节我在家里住的时间更长些，住了十多天。在家期间，我哪儿都不去，天天和母亲聊天，或坐在院子里，陪母亲晒太阳。我准备写一部反映“三年困难时期”的长篇小说，正在搜集素材。在和母亲聊天时，我有意请母亲讲一些“三年困难时期”的事情。村里的乡亲们去找我聊天，我也注意引导他们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的经历。有这样的用心，我回老家一方面是陪伴母亲，另一方面也是深入生活。有人评价说，这样的深入生活真是深入“到家”了。我同意这样的评价。

到了冬天，又该接母亲到北京过冬和过年了。妻子主动提出，她回老家去接母亲。妻子一回到老家就给我打电话，说母亲有一条腿疼得厉害，需要拄上拐棍才能走路。妻子把母亲的腿看了看，把两条腿比较了一下，发现母亲说疼的那条腿有点浮肿，用手指一按会塌下去一个坑，塌坑迟迟不能复原。这是怎么回事，是母亲添了新病，还是老病复发，肿瘤转移到腿上了呢？妻子和大姐、二姐商量，决定先到医院检查一下。二姐在安徽临泉县医院有熟人，她们就带母亲去那里检查。检查很快就有了结果，是癌细胞转移到母亲腿盘里去了，在腿盘里长了一个不小的肿瘤。而且，癌细胞的转移不止一个点，是多点转移。医生给出的建议是，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延缓肿瘤的快速生长，并缓解疼痛，但不宜再做手术。担心什么就有什么，这样的检查结果实在让人痛心。母亲做完手术还不到三年，癌细胞怎么这么快就转移了呢！我痛恨癌，连对这个汉字我都觉得面目狰狞，可憎！可是，癌细胞躲在暗处，在一点一点蚕食我们母亲的身体，我们没办法彻底消灭它们。

妻子没有把检查结果告诉母亲，母亲也没有问。母亲是个有心的人、敏感的人，母亲定是通过妻子和大姐、二姐的沉重失望表情，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凶多吉少，越来越糟，情绪也变得焦躁起来。母亲焦躁的表现是拒绝再到北京过冬和过年，无论妻子怎么劝都不行。母亲的态度很坚决，说去开封还可以考虑， 北京是不去了。妻子跟我打电话一说情况，我就理解了母亲的心思。母亲是害怕到北京后病情加重，在北京去世，路途遥远，无法回老家。而开封离老家近一些，弟弟又有车，随时可以回老家。母亲上次在开封的医院做了手术，保住了活命，生命又维持了两三年。她希望能和上次一样，再到开封治病。我让妻子尊重母亲的意见，就把母亲接到开封弟弟家吧。

妻子把母亲接到开封弟弟家，她一个人回到了北京。这时候我应该到开封去照顾母亲。可是，北京的政协会议再过几天就要开幕，我想开完政协会再去开封。上次参加第十届北京市政协第一次会议，我因照顾母亲，只参加了一天会议就请了假。第二次会议我如果连开幕式不参加就请假，有些说不过去。妻子历来为我着想，也认为不去参加会议不合适。弟弟和弟妹每天都要上班，不可能天天在家里照顾母亲的起居和饮食。怎么办？妻子只好重返河南开封，替我先照顾母亲一段时间。在弟弟家，妻子和母亲同居一室，为母亲洗脸洗脚，端吃端喝，应该说把母亲伺候得不错。大概母亲的传统观念比较强，预感也不是很好，她还是希望我能守在她身边。母亲夜里不躺下睡觉，就那么披着棉袄，垂着头，在床上坐着。妻子劝她睡吧，她让妻子只管睡，别管她。妻子睡了一觉醒来，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妻子问起来，母亲才说了她的担心，她担心一躺下闭上眼睡觉，就再也不会醒来。两个儿子都不在跟前，她要是半夜里睡死了怎么办呢？母亲认为，她只要坚持坐着，不躺下，就不会死，就可以等到儿子到她跟前。妻子让医生给母亲开了一点促使母亲睡觉的药，说人不睡觉可不行，对人的身体消耗很大。母亲不听妻子的劝说，不愿意吃药，还是大半夜坐着不睡觉。妻子打电话跟我说了这些，我觉得事情有些紧急，只参加了政协会的开幕式，当晚就乘火车往开封赶。

2003年1月14日（农历腊月十二）星期二，晴

我坐了一夜火车到郑州，弟弟派车把我接到开封，我又开始了陪护母亲的历程。

娘，我来了！

娘说，来了好。

我看母亲精神还可以，气色比我想象的要好。我对母亲说：看来我们今年要在开封过年了。

母亲说，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过年，估计自己过不去这个年。

我说，哪能呢，您不但能过年，过了年还要过元宵节，还要过二月二。为了宽慰母亲，我把从小听来的一个歌谣念了一遍：肯吃嘴老婆儿巴年下，巴了年下巴十五，巴了十五没啥巴。呼通想起了二月二，慌了个仰八叉。

母亲笑了一下，说：能像你说的那样就好了。

妻子在开封伺候母亲已十来天，当晚我把她送到开封火车站乘车回京。

2003年1月15日（农历腊月十三）星期三，阴

母亲睡大床，我睡小床。母亲头朝北，我头朝南。躺在床上，一抬头我就能看到母亲。母亲稍有动静，我都会抬头看一看。我对母亲说，我就是专门来伺候你的，有啥事随时喊我。我到开封后，母亲夜里没有再坐着，早早就躺下睡了。半夜里，母亲大概饿了，坐起来吃炸虾条。听见母亲吃炸虾条，我起来给母亲倒了半杯温开水。母亲喝了水，躺下接着睡，睡得很踏实，到早上七点还没醒。我知道，母亲对我非常信任，信任到几乎是依赖的程度。有我在她身边，她好像重新燃起了对生命的希望，不再担心和害怕。但我心里明白，母亲的病情不可逆转，只能一天比一天加重，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离我们而去，这让我觉得十分悲哀。我所能做的，就是极力维持母亲的生命，能多维持一天就多维持一天。

弟弟家所住的小区是一个新的社区，社区里开有一家诊所，诊所的女大夫姓刁。在妻子陪护母亲期间，刁大夫天天到家里为母亲打针、输液，打的是消炎和镇痛针，输的是氨基酸、脂肪乳、维生素等营养液。在治疗方案上，刁大夫的意见，也认为母亲不宜再动手术，只能是保守治疗，就是把母亲送到大医院，也只能是这样治疗。

早上，我下楼去给母亲买了豆浆和包子。小区大门外是一条南北向的马路，路边有不少卖小吃的。小吃店多是用帘子布搭成的棚子，里面煤火燃得呼呼作响，街道充盈着一股浓浓的硫黄味儿。卖豆浆的是一个小男孩儿，脸冻得红红的。大人嫌他笨，老是吵他。

母亲吃了早饭，问我最近又写啥东西没有？我说，没写啥东西，也就是记点日记。说着把日记本给母亲看了一下。

母亲说，该写还得写，时间长了不写，手就生了。母亲又开始给我讲老家的事。

张庄有一个人，他娘死在新疆，新疆远在边疆，咋把他娘的尸体运回家呢？他想了一个办法，把他娘打进包袱里，背到车上。他把包袱打得很紧，到家解开一看，把娘的腿都折断了。

我们村一个年轻人叫银河，在队里干活儿不愿下力，干部老是吵他。“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当了造反派，斗村里的干部。那段时间他兴奋得很，脚底板打锣，做梦都在喊口号。谁知好梦不长，“文化大革命”一过去，他的日子像是一下子掉到粪窑子里，更不好过。眼看在村里待不下去，他就跑到新疆去了。一到新疆就生病发高烧，烧得看啥不是啥，红被子在他眼里成了绿被子。

银河的老婆一个人在家里待不住，公爹送她去新疆找银河。路上走了好多天，半路上，公爹跟儿媳妇睡到了一起。这样的事情传到老家，银河的爹再也没脸回去。

花河是村里的一个寡汉条子，得了半身不遂，收麦时躺在床上活活饿死了。临死前他老喊一个女人的名字，让那个女人可怜可怜他。据说他在一个小煤窑当工人时，有一个女人图他的钱，跟他过了一段日子，并怀上了他的孩子。他一提出跟那个女人结婚，那个女人就离他而去，不知去向。

新宽在北京拾废品，搭小屋住在郊区。他跟一个同是捡废品的女人好上了，两个人都煤气中毒，光着身子被人抬了出来。风一吹，二人又活了。经过了死去活来，两个人接着好，新宽把拾废品挣的钱都给了那个女人。新宽的老婆知道了，赶到北京，把那个女人打了一顿，并把新宽拉回了家。新宽的两个儿子，都瘦垮垮的，没找到对象。

杏林在镇里文化站上班，家里的责任田没时间种，就种上了桐树条子。有人在夜间摸到地里，把桐树条子都锯断了。杏林向镇上的派出所报了案，民警到我们村办案，把市民和骆驼抓走了。抓到派出所，用汗褂子蒙上头，一顿暴打。两个人都不承认锯了杏林家的桐树条子，之后都和杏林结了仇。

吃过午饭，我到附近的澡堂洗了一个热水澡。洗澡票是妻子留下来的，一块钱一张。这么便宜的澡票，能洗什么澡，我对澡堂持怀疑态度。没想到，澡堂内有池浴，还有淋浴，用的水竟然是从地下抽出来的温泉，水质相当光滑。花一块钱洗一个温泉澡，我估计在全中国只有开封这一家了。

但人们都不知道节水，没人淋浴的喷头下面，水仍在哗哗流。

兩块钱买一把锁，锁自己的衣箱。洗完澡后，锁退还，两块钱还给洗澡者。

搓一个澡两块钱，如果需要搓澡，把钱直接付给搓澡的就行了。

澡堂的卫生条件是差一些。硬板床上包的是棕色塑料革，枕头是用革布包的木块，铺在床上的浴巾是廉价的化纤制品，灰毛皂眼，一点儿都不干净。墙上斑斑驳驳，像各种鬼脸。更衣室的衣箱用红漆写着潦草的字。郊区的农民和一些小孩子也去那里洗澡，满屋的臭鞋和臭脚丫子味能把人熏一跟头。透过窗子，能看见澡堂后面的竹园。安在后墙高处的排风扇一直在呼呼转动，往外抽放澡堂子里面的水蒸气。

以前过开封时，弟弟带我去一个设施豪华的洗澡中心洗过澡，那里有热带绿植，艺术雕塑，地上铺的是地毯，简直像皇宫一样。服务生一再向我们推荐，说楼上有年轻漂亮的小姐，可以上去做个按摩。我问做个按摩多少钱？服务生说不贵，也就三百来块钱吧。三百块钱还不贵，那就免了吧。

两相比较，说天壤之别一点儿都不为过。我不会拒绝在一块钱一张澡票的澡堂里洗澡，正如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写作者须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对什么样的生活都不失好奇心，都可以尝试体验一下。

2003年1月16日（农历腊月十四）星期四，雾

早上给母亲用滚开水冲的鸡蛋茶，我到外边喝了一碗羊肉汤。卖羊肉汤的是一家清真餐馆，大锅的羊肉汤，煮得白浓浓的，一直沸腾着。羊肉汤五块钱一碗，切成牙儿的锅盔五毛钱一块。碗是大瓦碗，将切成薄片的羊肉放在碗底，舀出滚汤往碗里一浇就成了。汤是白汤，不放任何东西，盐、味精、香菜、辣椒油等，都是自己放，根据口味，各取所需。汤没喝够可以再添，想喝几碗就喝几碗。餐馆里的两个小伙计，都是男孩子，穿得皱皱巴巴，油渍麻花。矮个儿的男孩儿留着长发，面皮红润，像个女孩儿。瘦长个儿的男孩儿，长相不太机灵，口袋里却放了一台小录放机，他干活儿走到哪儿，录放机就响到哪儿。矮个儿的男孩儿跟着录放机里放出的歌声唱。他们生活得很快乐。看着他们的快乐，去喝羊肉汤的人受到他们的感染，也觉得快乐。

刁大夫上楼来为母亲挂好了吊针，我坐在床邊看书，或写日记。雾散了，有阳光照进来，非常安静，有充裕的时间看书和思索。弟弟上大学读的是中文系，他家里藏有不少中外名著。我计划先把《复活》读完，再读《罪与罚》《悲惨世界》等，每天读书不少于一百页，多了更好。把陪护母亲的时间变成集中读书的时间，恐怕这是最好的安排了。

母亲一跟我说话，我就停止看书，听母亲说话。听母亲说话，比看书更重要。不仅母亲的话里有书里没有的东西，还在于我得让母亲知道，我在倾听她的话，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刘本吉的童养媳叫民，当童养媳时才九岁。民冬天只睡一块木板，盖自己的棉袄。夏天光着脊梁，在院子里桐树底下纺线，每天必须纺一个线穗子。如果纺不成一个线穗子，婆婆就不让她吃饭。民饿得受不了，就拿一块生红薯，到外面偷偷地吃。有些活儿民不会干，婆婆就打她，用鞋底子打她的头，把她打得头拱地，还在打。刘本吉不喜欢他的童养媳，老是欺负人家，趁人家盛饭时拧人家的腿，把人家的腿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男孩子讨厌童养媳是普遍现象，因为没长大的男孩子都是愣头青，还不知道爱惜女孩子。

不是富人家才有童养媳，不少穷人家也有童养媳。你不想要，人家硬给你送过来，一是为了得口饭吃，挣个活命；二是害怕被土匪杀死。

那时候土匪猖狂得很，只要把寨门打开，见一个杀一个，杀得鸡犬不留。打开了郜庄寨，把寨里的一百多口子都杀光了。打开了蒋桥寨，也是杀人如麻。有一个叫张英俊的，是我们村四奶奶的娘家侄子。张英俊的娘带着张英俊去走亲戚，才躲过这一劫，没被土匪打死。张英俊后来当上了漯河市的副市长。张英俊家解放前是地主，土地改革时，张的爹被枪毙了。张英俊的爹是四奶奶的娘家哥，四奶奶去监里看他哥，带了几个馍。怕馍半路上凉，把一些棉籽蒸热，放在笆斗子里，偎住馍，保温。突然听到枪响，人家已经把她哥枪毙了。

母亲说到过去裹小脚的事。过去谁家娶了新媳妇，村里人去看，都是本末倒置，重脚不重头。看新媳妇的第一个项目，是掀起新媳妇的腿，用张开的指头拃量新媳妇的脚底，如果脚足够小，人长得不好看也没关系，一小可以遮百丑。如果脚大，就算是一个没受过管束的、野性的人，脸长得再好看也不能得高分。

母亲小时候裹脚，是她二姐帮她裹。三尺长的生白布能用一年，烂了，缝缝，接接，再用。她的二姐把她的脚趾头弯下去，裹得很紧。怕她把裹脚布解开，她的二姐就用针给她缝上。她疼得走不成路，坐在碓窑子那里哭。姥爷从外边回来，给她把裹脚布解放开，扯着她回家。姥娘看见她把裹脚布拿在手里，就打她。她跑。姥娘的脚小，她的脚大，姥娘追不上她。

老虎家娘在娘家当闺女时，听说街上有唱戏的，想去听戏。想去听戏可以呀，她娘给她一双小鞋，说只要能穿上，就让她去。她使劲裹脚，再使劲把脚往小鞋里塞，疼得咬着牙，总算把脚塞了进去。好不容易走到戏场，她站都站不稳，前走走，后退退，疼得光出汗，戏也没看成。

母亲的二姐，也就是我的二姨，也给人家当过童养媳。二姨知道当童养媳都得挨打受气，不愿去，哭得拉不起来。姥娘劝她说：去吧，省下一块馍，给你弟弟吃。你弟弟饿不死，你回来才能找到娘家人。

2003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五）星期五，晴

气温下降，早上起来见玻璃窗都是白蒙蒙的水汽。

大概是喝了人参泡酒的缘故，夜里觉得喉咙疼，可能是上火了，需要吃药祛火。一定要注意身体，避免生病。只有自己身体好了，才能伺候母亲。伺候母亲不需要多少体力，主要需要的是耐心。有好身体，才会有耐心。

给母亲买了一碗豆沫汤，还买了两根油条。伺候母亲吃了早饭，接着就得让母亲吃药。药有好几粒，母亲一下子把几粒药都吃了下去。母亲说了一个词语，叫恨病吃药。这个词语挺有意思，我得记下来。所有吃药的人都是痛恨自己的病，没有对病的恨，谁都不愿意吃药。天下没有好吃的药，也没有不恨病的人。

刘本一是村里的干部，家里的成分是贫农。刘本奇、刘本德弟兄俩，家里是地主成分。一天，刘本一见地主家的弟兄俩在门口站着，飞跑过去，一脚一个把人家踹倒，到人家屋里，就把人家的一坛子豆腐乳端走了。

刘本灿家的成分是富农，因他上过私塾，识字，曾在外村当过小学老师。“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就当不成老师了。有段时间，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天天躲在苇子棵里背毛主席语录，老婆拉他他都不回家。家里的富农帽子摘掉之后，为了挣钱供孩子上学，他着一只笆斗子，走村串户卖麻糖。麻糖是从做糖稀的外村人那里贩来的，卖一根麻糖能赚二分钱。他自己舍不得吃麻糖，也不让孩子吃。孩子实在馋得不行了，他允许孩子用舌头在麻糖上舔一舔，还不许舔掉芝麻。只有掉落在笆斗子底部的芝麻，他才给孩子吃。

下午，王燕的大姐、大姐夫来看母亲，跟母亲说了一会儿话。

2003年1月18日（农历腊月十六）星期六，多云

昨晚，弟弟庆喜从郑州回家过周末，我们一块儿去百合酒家和弟弟的一帮朋友喝酒。酒家是其中一个朋友的妹妹开的。弟弟的这些朋友大都是当官的，也有私企老板。他们长期在一块儿喝酒，这是一种少见的文化现象。他们的趣味相投，都喜欢喝酒，喝酒是一种精神释放；开封传统文化中的哥们儿义气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形成一种力量；不排除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或是利益期待关系。人在江湖，都是社会人，谁能没有朋友呢！

早上给母亲买了豆腐脑，母亲喝了有些呕吐。

我去请刁大夫为母亲打针，在诊所里与刁大夫聊了几句，重申了我的两个意愿，一是尽量为母亲减少痛苦；二是尽量延长母亲的寿命。刁大夫判断，母亲活到过年问题不大。

因杏林家桐树条子被锯的事，骆驼挨了打，一气之下，得了重病。临死前，他老是咧着嘴哭，觉得自己死得冤，没有人能为他申冤。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害怕自己死了，家里今后的日子没法过。他的老婆劝他别难过了，又说，你别慌着走，等我把你的衣服给你穿板正，你再走。

和平是我的一个远门子堂弟，在四个兄弟中排行老三。和平去相親，女孩子嫌和平个头低，没同意。过了一段时间，媒人说再给那个女孩子介绍一个。二人在河坡里一见面，还是和平。女孩子有些惊讶：还是你呀，算了，就是你吧！女孩子遂成了和平的老婆。

和平老婆的个子也不高，但脸面头长得漂亮，很有姿色。和平有个四弟叫永远，永远喜欢跟三嫂闹着玩，她的办法是揪三嫂的奶头子。夏天穿薄衣服，三嫂的奶头子翘得高高的，永远瞅准三嫂的奶头子，揪一下就跑。三嫂的奶头子被揪得老长，是很疼的。但弟弟跟嫂子闹着玩，嫂子都不许着恼，只得让弟弟揪。

我有一个近门的堂弟，他老婆爱看电视。自己家里没电视，就到别人家去看，以致家务活儿都忘了做。有一回，堂弟找到她，二话不说，抓住老婆的胳膊往后背一拧，在老婆脊梁上一通猛揍。从那以后，他老婆就不去别人家看电视了。

接到《当代》编辑部谢欣打来电话，说我给《当代》的短篇小说《离婚申请》拟发2003年第2期的突出位置，同时发几句作者简介。他把简介跟我核对了一下，我说，对的，没问题。

晚上，楼下的小饭店里有人喝酒，划拳，三星照哇，四季梅呀，嚷得声音很大，把饭店后面安有警报装置的汽车震得一片哇哇响。

我问母亲，外面的车响得这么厉害，影响不影响她睡觉？母亲说不碍事，人想睡觉的时候，天打炸雷都不耽误睡觉。母亲拿起一只挖耳勺，往耳朵里掏。她掏不出什么，每天吃药打针之后，她老是觉得耳朵眼里痒痒，她是用挖耳勺挠痒痒。母亲说，亏得我给他买了一个挖耳勺，不然的话，耳朵痒痒还真没办法呢！

母亲枕头旁边还放有一把梳子，她晚上从不梳头，都是早上梳头。她说：早上梳头光溜溜，晌午梳头毛擞擞，晚上梳头鬼来揪。我问母亲：现在头发里还长虱子吗？

母亲说：不长了，好几年身上头发棵子里都不生虱了。过去可不得了，用竹篦子从头发棵里往下一刮，大虱小虱落得啪啪嗒嗒的，在地上乱爬。这样的虱还不算太烦人，最烦人的是臭虱和虼蚤。臭虱个头大，吸血吸得多，一只臭虱能顶十只虱子能吃。臭虱不在人身上，都是藏在床边的墙缝子里，或是躲在席片子底下。拿锥子往墙缝里一捅，血滋滋直冒。掀开席片子一瞅，下面像撒了一层扁豆。虼蚤腿长，会弹跳，难逮。你看见一个虼蚤，刚要去逮它，它腾地就跳走了，像孙悟空会翻筋斗云一样。逮虼蚤的办法，是用指头在嘴里沾点唾沫，上去用唾沫把虼蚤沾住，然后放在自己嘴里。虼蚤在人的舌尖上腿还乱蹬，把人的舌尖弄得麻麻的。

母亲说到婶子，说婶子身上生的虱最多，手往裤腰里一摸就是一只。婶子把虱说成是老母猪，她摸出的“老母猪”，肚子总是吃得圆滚滚的。冬天太阳出来时，婶子总是就着太阳，翻着棉裤腰逮虱。除了活虱，还有虮子，白亮的虮子在针脚缝里多得一行一行的，揪都揪不掉。这难不倒婶子，婶子低下头，用牙挨着咬那些虮子，咬得像放了一挂小鞭炮，把虮子的蛋壳都咬破了，破得流了水。

婶子活到八十多岁，临死前，头发里还有不少虱。不过婶子一死，她头上的虱就纷纷下落，不一会儿，她头下方的一块塑料布上就落了一层。可能因为人一死，失去体温，血一凝固，虱子无法继续寄生，只得逃离。

婶子当过好几年童养媳，受了很多苦。她冬天睡在锅灶门口的茅根草窝里，低着头，把嘴对着领口，往身上哈点热气，别让热气跑到外头。大奶奶动不动就打她，叔叔也打她。有一年夏天，婶子回娘家，晒了一荆条筐芝麻叶。回来后，叔叔嫌她不及时回家，夺过荆条筐，把芝麻叶都倒进粪窑子里，把婶子打得钻到了案板底下。

2003年1月19日（农历腊月十七）星期日，雾

早上给母亲做的是红薯、红萝卜稀饭，母亲喝了一大碗，里面还泡了蛋糕。

二姐打来电话，说家里新翻盖的房子已打好了梁，今天就上楼板，准备封顶。

母亲曾要求，她死后就把她埋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她担心她死后家里房子没人住，没人管，很快就会塌掉。妻子回老家接母亲时，看到我们家的房子地基下沉，有的地方裂了缝，就建议我把房子重新翻盖一下，盖成结实的平顶房，那样母亲就放心了。我和弟弟听从了妻子的建议，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把房子翻盖一下。我们的目的，是让母亲生前能看到新房。我把盖房的事托给二姐和大姐夫，我和弟弟出钱，二姐和大姐夫出力。盖房是一个不小的工程，从扒房到打地基，从进料到施工，二姐和大姐夫付出了很多辛苦。入冬以后，随着天气变冷，河水结冰，二姐曾给我打电话，问盖房的事是不是暂停，等过罢年开了春再继续施工。二姐怕用水泥浇注房顶时会结冰，那样房子的质量就没了保证。我断然否定了二姐的意见，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停工，因为房子是为母亲盖的，如果母亲生前看不到新房，我们盖房子就失去了意义。我告诉二姐，母亲的情况不是很好，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盖房的事很紧迫。我的声音有些发哽，二姐一听，心情顿时沉重起来，她说，那好吧，就是天塌下来，房子也要接着盖。

母亲听见我和二姐说的是盖房的事，也想听一听。弟弟家的电话座机在客厅与餐厅之间的一个多宝格上放着，母亲要过来听电话，就得从卧室里出来，走过整个客厅。我一看母亲拄着拐棍摇搖晃晃走过来，赶紧对母亲说：别急别急，我去扶您！说话不及，母亲的腿一软，身子一歪，倒在地上。我放下电话，赶紧跑过去把母亲扶起来，让母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问母亲：您没事吧？母亲神情悲观，又像是有些生气，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了，该死咋还不死哩！母亲操心操惯了，还是放心不下房子，问二姐跟我说些什么。我对母亲说：二姐说房子快盖好了，不耽误您回家住新房子。母亲说：不要花那么多钱，能省就省。母亲把那条越来越沉重的左腿伸了伸，说，天天打针吃药，病为啥不见减轻呢？我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母亲，问母亲看不看电视？母亲说不看。

弟弟给我讲了他们单位的一件事。单位跟人家打官司，让办公室主任给审判长送去一万块钱打点。办公室主任雁过拔毛，扣下一千，只送给审判长九千。一般来说，受贿的人都是哑巴逮驴——闷逮。不料审判长跟弟弟通电话时说，要么五千，要么一万，九千是怎么回事？弟弟一听，就知道了怎么回事，办公室主任就露了马脚。

2003年1月20日（农历腊月十八）星期一，雾

早起到外面转了一圈，大雾在地面平铺，人像是在雾中漂浮。有汽车开着大灯走过来，把雾气冲开了一点。汽车一开过去，白雾很快合拢。平流雾使一片干枯的蒿草若隐若现，蒿草似乎变成了水中的水草。

把《复活》看完了，这本书是王安忆推荐给我看的。觉得用力太过，有强扭和制造的感觉。我看主要意思是说，享乐对人的诱惑很大，人人都愿意享乐，但人生的意义不全是享乐，还有比享乐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自我救赎、自我完善。

看翻译作品，感觉总是不太好，语言的味道出不来。语言是一个作家独特的呼吸，好比人与人之间的呼吸不可能互相代替，翻译者也不可能代替作家的呼吸，不可能与作家同呼吸。

也就是说，我们读翻译小说，主要是读意思，读不出什么味道。也许人家的原文味道不错，但一翻译过来就变味了。这好比吃维生素和吃美食。我们读翻译小说，多数情况下如吃维生素，营养不能说没有，就是不好吃。只有读我们自己的小说如《红楼梦》，才会拍案叫绝，大呼过瘾。

下午三点，开封电视台派记者到弟弟家里来，为母亲和我拍电视片。我历来不爱上电视，一上电视，一把自己对象化，总觉得有一些分裂和陌生的感觉。可弟弟的朋友，也是开封市文联的头头高树田，一再动员我，说还是拍一个吧。树田有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可以通过拍电视片，给老母亲留一点音像资料，作一个纪念。是的，老母亲还从来没上过电视，那就拍吧。女记者叫陈月欣，她拿着话筒，问我母亲和我一些话，还让我念了一段我的短篇小说《鞋》。摄像记者给母亲和我拍了不少镜头。记者问母亲：您想过您的儿子会当作家吗？母亲说：没想过，我想着他能长大成人就中了，我做梦都没想过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采访结束，陈月欣借走了我送给弟弟和弟妹的几本书，有《梅妞放羊》《神木》《高高的河堤》《遍地白花》等。

晚上，弟弟请电视台的两个记者到腾飞酒店喝酒，高树田、吴广浩、刘新福，还有市教育局的副局长乔立春等，喝了三瓶白酒。

2003年1月21日（农历腊月十九）星期二，雾

早上起来给母亲冲了一碗蜂蜜水，还给母亲洗了袜子。

脱下袜子说袜子。母亲说，大姐在队里当干部时，买了一双洋线袜子，穿了好几年。平常日子舍不得穿，赶集、开会时穿一下，回家就脱下，叠叠放起来。

大姐、二姐成天在生产队干活儿，累得很少来例假，一年就来一两次。来例假从来不用卫生纸，用一块破布。破布硬得跟柿树叶子一样，洗洗再用。

我们的村子叫刘楼，姓刘的是大姓，还有一些杂姓，如范、张、高、梁、普等。把所有的杂姓人口加起来，还不到全村人口的五分之一。姓刘的仗着人多势大，老是欺负人家小姓小户。

姓张的人家有一个闺女叫大椒，大椒刚长得有个闺女样儿，一些姓刘的半大橛子就打人家的主意，趴窗户外面看人家脱衣服睡觉，爬在茅房墙头上看人家解手。夏天大椒在坑边的桐树下睡觉，大白天的，一个半大橛子都敢把大椒拉起来，往旁边的麻棵子里拉。大椒喊了救命，大椒的娘从屋里出来，半大橛子才撒手。大椒的娘把事情告给半大橛子的爹，当爹的说：这没啥，谁让你闺女不愿意嫁给俺儿呢！

姓范的娶了一个老婆，老婆的眼睛长得像画眉的眼一样，特别漂亮，人称十里香。村里姓刘的给她编了一个顺口溜：十里香，八里闻，一会儿不闻急死人。姓范的和老婆在床上睡觉时，一个叫刘四品的人趴在人家房子后面的穿眼里往里看，连头都伸了进去。人家吹了灯，他什么都看不见，急得往屋里吐唾沫。后来他做了一只水姥娘，把水姥娘从穿眼里探进去，往人家床上滋水，把人家的被子滋湿。

姓梁的人家有一个闺女叫高提，村里有好几个姓刘的男孩子，都想占高提的便宜。他们趁去别人家闹洞房的机会，浑水摸鱼，摸的是高提的奶子。他们知道高提系不起裤腰带，裤子是缅裆裤，把高提的裤腿猛地往下一拽，裤子就拽了下来。高提吓得尖叫着，赶紧提上裤子，再也不敢参与闹洞房了。

明堂姓范，是我的小学同学。他的学习成绩挺好的，因家里是地主成分，他被说成是地主羔子，高小和初中都不让他上。村里人手痒了，就打明堂，把明堂打得在地上乱滚。这个踢一脚，那个踢一脚，谁不踢好像吃了亏。明堂吃亏吃在，人家骂他，他还嘴。他一还嘴，人家等于找到了打他的理由，打他打得更厉害。他开始练武，把一根木棍耍得呼呼生风，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他的练武行为被人上纲上线，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其结果，他被拉到社员大会上进行批判，打他也成了政治性的集体行动。

明堂的叔叔范很，外号猪八戒，猪八戒比明堂聪明许多。人家叫他猪八戒，他就跟猪学习，说话哼哼的。人家骂他，他哼哼两声就过去了。哪怕是小孩子骂他，他都不还嘴，人家没法儿打他。他会垒锅灶，谁让他垒，他就乖乖地去。

农村把男孩子说成是自家人，把女孩子说成是人家的人，重男轻女由来已久。婶子觉出自己怀的是个女孩子，回到娘家，偷偷请先生扎她的肚子，在肚子里就把孩子扎死了。不能在娘家生孩子，她得赶快回到婆家。走到一座小桥上，憋不住，把死了的孩子生了下来，一看，果然是个女孩。她把孩子往水里一扔，用手巾把下身一兜，回家去了。大奶奶说孩子没生在家里，不让她进屋。婶子睡在一个用秫秆捆子搭起的空隙里，用扫来的树叶子堆在秫秆架子周围，挡点风。风一刮，树叶子乱飞。赶上下雨天，雨水顺着秫秆往下滴，把婶子的衣服都滴湿了。婶子在门外住了一个月，大奶奶才许她进屋。

来堂在麦秸垛头捡到一个小闺女，都会放羊了。有人给来堂的弟弟介绍对象，来堂一看那女的，说，弟弟不会要她，给我吧。他把女的领回家去了。女的不会说话，胳膊有点拐，腿也有点瘸。来堂晚上跟她睡觉，她疼得嗷嗷叫。来堂想让她生个孩子，将来好伺候她。别人劝来堂，别要她了，要她没啥用。来堂就把她送走了。过了几天，那女的娘家娘把她闺女送了回来，指着来堂对闺女说：他把你那个了，你就跟着他。

听母亲说，现在妇女怀了孕，都是去医院做“B超”，超出是男孩子，就要；超出是女孩子，就不要了。超来超去，弄得男孩子多，女孩子少，男孩子找老婆难得很。

傍晚下了一阵小雨。我下楼去买牛奶，才知道下雨了。晚上，我外出走了走。雨已停了，往远处看，一片片灯盏水蒙蒙的。眼下的路都是黑的，楼道里也很黑。

2003年1月22日（农历腊月二十）星期三，晴

早起，我到户外活动，一下楼，有些早春般的感觉。天气不冷，空气湿润，是春天的气息。麻雀在叫，西天挂着大半个月亮。

这里离郊区不远，老是能听见简单机械发出的声音，像是抽水机在抽水，抑或是拖拉机在耕地。汽车也不多，有成群结队骑着自行车去上学的孩子。有的自行车后座上还带着同学。

接《长江文艺》杂志社何子英来电话，告知我的短篇小说《守身》获奖，希望我能去武汉参加颁奖会。我说我在开封伺候生病的母亲，颁奖会去不成了。我向何子英表示了感谢，答应再给她写小说。

《中国煤炭报》原总编李士翘给我打电话，告知煤炭报创刊20周年的纪念活动已举办过了。我是煤炭报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我对煤炭报的贡献功不可没。

外面开始有零星的放炮声，离春节越来越近了。

中午，我扶母親到餐厅，让母亲坐在餐桌前吃饭。母亲提起，我一共为她镶过三次满口牙，第一次是在郑州镶的，后两次是在北京镶的。说亏得镶了牙，要不是镶了牙，人早就不在了。

我告诉母亲，我写的小说在湖北得了奖。

母亲说，写小说不容易，太费脑子。我们村刘本恩的二闺女，上高中正上得好好的，听说写小说能挣钱，还能出名，不写作业了，开始偷偷写小说。她听说我是写小说的，就到我们家去，向母亲借我的书。心不在读书上，她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老师找到刘本恩，要刘本恩管一管他的二闺女，要二闺女赶快打消写小说的念头。二闺女早点回心转意，考大学还有希望。刘本恩管教二闺女的办法，是关起门来，让他儿子用皮带使劲抽二闺女，一边抽，一边问，改不改写小说的毛病？二闺女受疼不过，表示改过，不再写小说。不料她写小说已入了迷，到学校老是犯愣、走神，以致精神出了问题，只得休学回家。过了一段时间，二闺女到南方打工去了。

下楼去买牛奶，看见有趣的一幕。一个爷爷带孙子在小区门口玩，孙子三四岁的样子。一个年轻妈妈带着女儿，也是在小区门口玩，女儿大约两三岁。小男孩儿双手捧住小女孩儿的脸，把小女孩儿的脸蛋捧得往前鼓着，自己的嘴凑上去，在小女孩儿嘴上亲了一下。爷爷说，这小子，干啥哩！妈妈对小女孩儿说，小哥哥亲你哩！小男孩儿像是受到了鼓励，又捧起小女孩儿的脸蛋，在小女孩儿被捧起的张开的小嘴上又亲了一下。小女孩儿似不大情愿，但也没有反对。爷爷可能看不过去了，对孙子说，走，走，咱到那边玩去。妈妈对小男孩儿再次亲自己的女儿似乎也有了看法，说，羞羞，羞他！说着，教女儿用一根手指头在脸蛋一侧一抹，表示羞的意思。小女孩儿很快学会了，用小手指抹着一侧的脸蛋，说，羞羞！小男孩儿不高兴了，气哼哼地说，你个小不点儿，还敢羞我！

我们村的瞎子天生没眼珠，也没泪珠。他娘死的时候，他哭得很厉害，只能是干哭，一珠子眼泪都流不出来。人家跟他开玩笑，问他的眼泪呢？他说他的眼泪都让龙王爷借走了，龙王爷用他的眼泪调胭脂，搽在了龙王爷闺女的脸上。瞎子很会说瞎话，编起瞎话来一套一套的，想象力很丰富。他本来孤身一人，什么都没有。在想象中，他有很出色、对他很体贴的老婆，还有两个儿子、两个闺女。别人一再问他，他每次都咬定自己有二男二女，儿子干啥的，闺女干啥的，说得真鼻子真眼，很有意思。我看这是小说的材料。每个人都需要想象，在想象中欺骗一下自己，以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别人呢，也愿意听无中生有的瞎说，从中得到快乐。这与写小说和读小说的意思差不多。

2003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一）星期四，晴

一大早到户外活动，见西天半个月亮还很亮，和地上的白霜交相辉映。

有人喊口令，我以为有一队人马，走近一看，只有一个人。他是为自己喊的。

眼镜上有一层雾气，摘下眼镜，雾气很快缩小，消失。难道眼睛也会呼吸不成！

母亲说我小时候老尿床。睡到半夜，觉出我在被窝里撒尿，她舍不得叫醒我，制止我，怕撒尿突然中断，会憋出毛病来，任我在睡梦里把一泡尿撒完。母亲说，尿撒在她身上热乎乎的，一点儿都不凉。母亲说，我妹妹尿在她身上就是凉的。我对母亲的话持怀疑态度，怀疑母亲也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弟弟小时候身体不好，老生病。他生病了也没人看管，只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收红薯时，他把红薯秧子接起来，接得很长，当电线扯在树上，扯得七连八道的，用红薯秧子打电话。他到这里喂喂，到那边喂喂，打电话打得还挺忙。母亲回家送红薯，听见弟弟嘴里直磕牙，一看他发烧烧得满脸通红，正发抖呢。他发了一秋天疟疾，老也不想吃饭，吃点东西就哭。有一个破旧的绿茶缸，他要用来吃饭。给他盛半碗糊涂，他喝几口，睡着了。醒来再接着喝。

刘本彥和老婆打架，打得不可开交。狗头奶奶过去拉架，架没拉开，自己被打架的人一撞，蹲坐在地上，把胯骨蹲断了，只好拄着双拐走路。

淮海战役期间，狗头出官差，到战场上给解放军运送粮食。回来时，他捡了一件沉甸甸的东西，是没有爆炸的炮弹的引信。小孩子把引信当成了玩具，在门口的一块捶布石头上磕着玩，磕得丁丁作响的，像是锻磨发出的声音。不料磕着磕着，引信突然爆炸，当场炸死两个小孩，一个叫小闺，一个是小闺的弟。引信是小闺磕响的，小闺的脸炸得都没了。小闺的弟弟炸得肚子开了花。狗头的儿子叫刘志，炮弹皮钻到他肚子里去了，他当场没死。夜里肚子开始发撑，不久也死了。刘孩被炸着了蛋皮，捂着蛋哭叫：我不能活了！征背着她的弟弟三友，刚转过一个墙角，炮弹引信就响了。三友被崩破了棉袄，后腰那里崩破了一块皮。母亲领着大姐从村外往家里走，听见一声巨响，以为有人用枪打老鸹呢。听见狗头家齐哭乱叫，过去一看，才知道炮弹引信爆炸了。三死两伤，这是刘楼历史上的一个事件，引信爆炸事件。它说明人们的无知，也说明武器的可怕。

刘楼形容一个人赖，说赖得跟张心田的箩头筐一样。怎么回事呢？张的老婆去别人家看新媳妇，闹洞房，把自己肚子里怀的孩子挤掉了。张心田用箩头筐着，连筐带胎儿扔到村西的地里去了。太阳把胎儿晒化了，露着肋巴骨。箩头筐是半新的，并不赖。但就是没人捡，就算赖了。

2003年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二）星期五，晴

早上出去活動，见月亮越来越小了。月亮的存在已经很久远了，不知她阅尽了多少人间悲欢，不知她寄托了多少人的感情。月亮是无语的，她的永恒、伟大、神圣，就在于她的无语。

刁大夫天天为母亲输葡萄糖水，还有黄芪和维生素，维持着母亲的生命。母亲问我，还去医院吗？我对母亲说，去医院也是这样治，在家和去医院是一样的。

母亲给我讲杨桂荣的故事。杨桂荣也当过童养媳，有一天，她在磨粮食，公爹喊她小妮儿，让她过去看蚕吃桑叶。公爹用双手拉住她的双手，把她往床上拉。她看见公爹裤裆里支着，几推几挣把公爹推开了。

土地改革时，已当了干部的刘本一，让杨桂荣当妇女干部。一块儿去李楼开会，半路上刘本一老是吓唬杨桂荣，说，有鬼呀，快跑！他爬到杨桂荣后背上，让杨桂荣背着他，他在后面顶杨的屁股。杨桂荣从此不当干部了。

杨桂荣的丈夫对杨很冷淡，两个人成了礼，圆了房，丈夫还不跟她睡一个床。杨桂荣跟我母亲哭诉，母亲找她丈夫劝了劝，两口子才睡到一个床上。

刘本山的爹被土匪打死了，刘本山还小，不会种地。他娘找了一个长工，帮他们家种地。他娘跟长工好上了，怀了孕。孩子生下来，他娘把孩子弄死了。下着大雪，他娘带上他，说是去走亲戚，篮子里盛的是死孩子，孩子身上盖的是毛巾。走到西地，他娘把死孩子扔了，用脚踢点雪，把死孩子埋上。长工要走，他娘追上去，把给长工做的一件白汗褂子脱了下来。

今天开始读雨果的《悲惨世界》，计划在春节前读完。

2003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星期六，阴

早上出去活动，天气不是很冷。预报有小雪，还没下。

母亲提醒我，今天是小年，是祭灶爷和灶奶奶的日子。在老家过祭灶时，要给灶神烧香、烧纸、放炮，举行一系列仪式。最主要的仪式，是把贴在锅灶门口旁边的灶爷灶奶奶像请下来，点燃，送他们上天，到玉皇那里汇报一年的工作。请下神像之前，要往灶王爷灶王奶奶嘴上抹点灶糖，把他们的嘴粘一下，让他们说甜话，少说话。所谓“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就是各家各户对他们的祈求。在城里，这些仪式就没有了。

上午，先是在开封某中学当老师的外甥王东伟和他的夫人张芳来看望母亲。接着，是外甥女孙艳梅和她的丈夫刘俊超带着他们的儿子贝贝来看望母亲。他们都带来了祭灶糖。母亲很欢迎他们的到来，夸他们懂事。

十点多，天空飘起了雪花。隔着窗玻璃望去，雪下得还不小。我看着看着走了神，感觉雪不是向下落，而是向上飞。待回过神儿来，见外面已是一片白。

据史料记载，北宋时，一批犹太移民经印度迁徙到当时的繁华宋都东京，皇帝御旨：“归我仲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开封犹太人同汉、回民族保持着和睦的关系，按照本民族习俗繁衍生息、安居乐业，绵延700余年。由于历史、文化和自然等因素，开封犹太人逐渐与当地民族通婚、融合。渐渐地，犹太人被当地民族吸收了、同化了，很难再找到纯粹的犹太人血统和后裔。犹太人是白种人，当地人是黄种人，白种人都染上了黄色，变成了黄种人。白色是无色，而其他有色人种是有色，如同一块白布很容易染上其他颜色，无色极易染成有色。比如白种人和黑种人杂交，生下的孩子统统都染上了黑色。犹太人的高鼻梁、深眼窝等也都没有了。这说明中华民族的同化力是很强的。

2003年1月26日（农历腊月二十四）星期日，雪天

一大早，我下楼到雪地里走。我踏着深及鞋面的积雪，一直走到不远处的金明广场。我只拣没人踩过的雪地走，回头看，雪地里留下的只有我的一行脚印。雪已经停了，空气凉凉的，都是新雪的气息。我很想喊两嗓子，看看天还不亮，就没喊。我还想在雪地上写几个字，比如“下雪了”之类，因找不到合适的家伙代笔，就没写。我只能以脚代笔，在偌大的广场上走了好几圈，留下不少足迹。

听弟弟说，他的朋友吴广浩搞了一个情人，情人不是省油的灯，老是和吴广浩捣蛋，闹得影响很不好。市政府开展机关干部下乡扶贫活动，就让吴广浩下乡去了。有一次下雪喝酒，刘新福打电话让吴广浩去，吴已经喝多，正躺在地上大哭。还有一次下大雪，他们一块儿到黄河岸边喝酒，喝了酒就在河坡里的雪地上打滚，一边打滚，一边打雪仗，玩得很是狂放、尽兴。

母亲是深眼窝，眉骨和眼眶比较高，眼珠陷得比较深。从远处看母亲，只见母亲黑黑的眼窝，几乎看不见母亲的眼睛。有一个堂嫂对母亲不是很尊重，背地里把我母亲叫成眍眼子。母亲生病以后，眼窝显得更深，越来越深。听母亲说，她父亲的眼窝比她的眼窝还要深，照相的都不愿意给他照相，说怕照不到眼珠子。我看姥娘时看见过大舅，大舅的眼窝也很深，深得有些吓人。母亲家族有共同的深眼窝，肯定与遗传基因有关系。我无条件对母亲家族的历史进行深究，我只知道母亲姓张，被同化的犹太人很大一部分也姓张，不知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母亲说她有一个叔叔，是大个子，深眼窝，高鼻子，辫子又粗又长。叔叔是个木匠，手艺很好，在当地有名气。她叔叔到邻县买木料，赶上那里修庙，被人家抓了胎。什么叫抓胎呢？母亲对我作了解释。神像里边的木头麦草骨架扎好了，泥也和好了，只需要挑一个模特，或者说找一个活人的灵魂，神像才能开始塑造。抓胎的过程，是眼高的人士到大街上挑选，看中一个男的，或一个女的，身材匀称，相貌端正，有着金童玉女般的形象，方可成为抓胎对象。抓胎人在抓胎对象走过的脚印处抓起一点土，掺到和好的泥里，往扎好的骨架上糊。神像全部塑造好了，被抓胎的人心魂就没有了，就得死。母亲的叔叔被人抓了胎，还有鬼半夜里站在碾盘上喊他的名字，他一答应，不长时间就死了。临死时，母亲的奶奶抓住叔叔的粗头发辫子，哭得死去活来。

她们那里经常盖庙，不断有人被抓胎。母亲的叔叔死后，有一天，婶子说是去赶鸡叫集，把两个孩子锁在屋里，两个孩子光着屁股在床上哭，她一去不回，改嫁到另一家去了。另一家已有五个儿子，日子也很艰难。没想到，婶子新嫁的男人也被抓了胎，婶子走投无路，投井死了。

一个长相出众的闺女被抓了胎，全家人大哭，姐姐也哭，把刚糊上的泥哭得直往下掉，也没能把人的命救回。

还有一个闺女被抓了胎，其父听到消息，盛怒之下，竟手持木棒，跑到庙里，把刚塑画好的神像打碎了。其結果，他的闺女没有死。

母亲说，有一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大姐和二姐去卞老家看人家放焰火。卞老家几乎家家做炮，每年都赚不少钱。他们赚了钱，就在元宵节放焰火，有拉火鞭、天鹅下蛋、海底捞月，很多名堂。大姐和二姐是一块儿去的，到那里人多一挤，两个人就分散了。半夜回到家，大姐捡回一只棉手套，二姐也捡回一只棉手套。母亲一看，两只手套正好是一对。母亲把棉手套改成棉袜子，穿在弟弟脚上了。

2003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五）星期一，晴

雪过天晴，太阳一照，地上的雪化得水啦啦的。

我有两个姑姑，大姑嫁到蔡洼，二姑嫁到洼张庄，都嫁到了洼地里。母亲跟我讲了大姑家的事。大姑父被拉了壮丁去当兵，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姑到坑边砍柴时，财主说砍到了他家的树根，把大姑打了一顿。大姑不甘受气，上吊自杀了。大姑撇下两个小孩子，也就是我的两个表哥，大表哥叫知事，二表哥叫如事，两个孩子只好跟着他们的奶奶过日子。后来奶奶生病了，肚子里存不住尿。弟兄俩天天到别人家借草木灰，给奶奶垫身子。

谁家有尿床的小孩子，都是缝一个灰布袋，装一布袋从锅灶里掏出的草木灰，垫在小孩子的屁股下面。自家的灰不够用，就去借别人家的。我小时候也睡过灰布袋，刚睡上去热乎乎的，挺舒服的。半夜里把灰布袋尿湿，屁股浸得湿乎乎的，就不舒服了。长大后我才知道，尿湿的灰布袋子里泛出来的有碱有硝，碱和硝对皮肤都有刺激性，能把人的屁股渍红。

弟弟单位的门卫，是一位老职工。他想让女儿顶替他到办事处参加工作，给弟弟送了四千块钱。弟弟急忙穿上棉衣，追上老职工，把钱还给他。老职工情绪非常低落。

今天破天荒地开起了弟弟单位的汽车。我做梦开过汽车，能把汽车开得飞起来。真的开汽车时，我一点儿都不紧张，开起来就走了，开得稳稳当当。我当年学骑自行车，有同学帮我扶着后座，我还摔倒好几次。我觉得开汽车比骑自行车好学多了。有一条至关重要，开动汽车时精力须高度集中，不能有半点儿走神。开得多了，就自如了。第一次开车我就开了好几圈。

接《小说选刊》副主编秦万里电话，说选刊要开一个新的专栏，叫原创，嘱我给他写一篇小说，中篇、短篇都可以。我说暂时顾不上，等回到北京再说。

妻子打来电话，转告《小说界》的主编魏心宏往家里打的电话，说我给他们的中篇小说《走姥娘家》已发表。

费孝通认为，扬己和克己是东西方文化差别的一个关键。西方是“天人对立”的宇宙观，而东方文化强调“天人合一”。

吃过晚饭到外面走，见天上的云没有了，地上的雪也没有存住。星星很大，残月晶亮。

2003年1月28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星期二，晴

昨天晚间起床十多次，伺候母亲，没有睡好。加上外面天气较冷，没能早起到户外活动。

《汴梁晚报》的记者小卢来电话，说要来跟我聊聊，意思是要写一个专访。我情绪不高，不想聊。小卢说，这是报社领导交给她的任务，要是完不成任务，领导会批评她。我只好配合她的工作。

压力是身心对生活作出的反应。压力与变化有关，变化越大，压力也就越大。

技术与物质主义的结合，增加了我们生活各方面的压力。我们感到自己是被强迫去做更多的事，去拥有更多的物，为了抓住一切而拼命奔跑。我们个人幸福的感觉成为这种环境的牺牲品。

技术解决不了人类的问题，上网越多的人，家庭情况或许越糟。

我们对演艺明星的婚姻情况知之甚多，却不一定清楚自己的伴侣在隔壁做什么。

市场经济的其中一个特点是无情。

城市生活具有非人性影响。

晚上，我伺候母亲吃了药，睡了觉，到外面转了转。春节日渐临近，彩灯都打开了，开始装点和烘托节日气氛。有一组彩灯是放射性的礼花状态，不断循环放射，甚是绚丽。可惜无人欣赏。我在广场花园转了好一会儿，只见一位母亲领着患偏瘫症的女儿，推着一辆铁架子童车，在路边走。女儿走得很费劲，脚一跺一跺的。我听了解情况的人说过，女儿二十来岁时得病，母亲已带她练了十多年。女儿三十多岁了，不显老，母亲为女儿付出了巨大辛劳。

还看见了一个傻子模样的人，在干枯的草地里低头寻觅，捡起一个旧塑料袋。我跟他搭话，问他捡到什么了？他不搭理我，赶紧溜走了。

正常的人很难理解傻子的行为，每个傻子也应该有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无法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在他们心目中，我们是否都是傻子呢？

2003年1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星期三，晴

早上出去走走，见月亮细得只剩下一条线，一条细细的弯线。

我给母亲递饭碗，母亲伸着脑袋往我脸上看，发现我的嘴角烂了，说我上火了，让我去抹点香油。我说，没事儿，过几天就好了。又说，这是因为吃菜少，缺乏维生素。

母亲问我啥是维生素，一下把我问住了，我说我也说不清楚。

母亲说我们姐弟跟她一样，身上都是毒气重。二姐小时候头上长秃疮，起白泡儿，流黄水，把头发粘在一起，头顶像垒了一个黄鹭子窝。爷爷用矾配成药膏子，糊在二姐头上，把二姐疼得乱蹦乱跳。后来二姐头上的秃疮好了，只掉了一小块头发，没有变成秃子。

妹妹头上也是长秃疮，抓不得，挠不得，痒得想摔头。母亲从腌鸭蛋的坛子里挖出一把极咸的草木灰，一下子糊在妹妹头上。妹妹觉得像是有一万只蝎子蜇了她的头皮，疼得她哇哇大叫。糊上咸草木灰之后，妹妹头上漉漉流白水，排出了毒气，好了。

我们每个人都得过烂耳朵病，耳朵上流黄水，结黄痂，其痒难忍。我们对烂耳朵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忍着，等它慢慢好。

那时小孩子们鼻涕也多，粗粉条一样的鼻涕流得老长也不断，眼看要搭在嘴唇上，使劲一吸鼻子，鼻涕又缩进鼻孔里去了。

更让人不解的是，我们小时候眼上老是长眵目糊。听见鸡叫了，知道天明了，该起床了，就是睁不开眼。双眼都被眵目糊糊上了，眵目糊一干，把上下眼皮和眼睫毛都粘住了，粘得像用铁锔子锔的一样，掰都掰不开。母亲教我们打开眼皮的办法是，男孩子趁自己挤着眼撒尿时用手接点儿尿，拍在眼睛上；女孩子用唾沫湿眼睛，把干在眼皮上和眼睫毛上的眵目糊化开，才能睁开眼。我睁开眼时，仍能听见眼睫毛被拔掉的声音。

那时候农村卫生条件差，没有条件讲什么卫生，人都是一冬天不洗澡，也不洗衣服。人身上的灰结了一层又一层，好像在原有的皮上又结了一层皮。不洗衣服是因为冬天穿棉衣，棉衣不能洗，也没法儿洗。别说冬天了，有的人夏天也不洗衣服。一件粗布半截袖汗褂子穿上身，白色变成黄色，黄色变成黑色，直到穿烂，都不洗一回。

有的女人爱干净，才会时不时地洗洗衣服。没有肥皂，也没有洗衣粉，她们弄点草木灰，浸湿，放在密排的黄蒿棵子上，往下淋水。淋出的水里有碱，一摸滑溜溜的，用来洗衣服。这是比较讲究的人家。一般人家的家庭妇女都是到坑边洗衣服，把衣服湿水，窝在一起，放在石头上，用棒槌捶，捶衣服的声音能贴着水面传很远。衣服洗完，用白面汤浆一下，浆得硬硬的，有一股甜甜的面味。

2003年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星期四，阴

那天电视台为母亲和我拍的电视片，昨晚8点10分在开封电视台首播，片长10分钟。接到通知，母亲就一直守在电视机前等着看。电视片播出来时，母亲戴着老花镜，身子坐得直直的，看得十分专注。看完电视，母亲说：夜里该睡不着觉了。我问为什么？母亲说：高兴的。

二姐打来电话，说房子打住顶了。老天爷可怜我们的孝心，前几天没有上冻、结冰，打顶打得很顺利。我让二姐好好过年吧。

除了我们家盖房，村里不少人家都在盖房。目前的农村流行两大，一是大进城，二是大盖房。盖房的目的有所不同，我们是为母亲盖房，别的人家大都是为孩子找对象结婚盖房。他们在城里苦挣苦攒，省吃省用，就是为了回家盖房子。他们一般不在老宅盖新房，都是另选新址，到村外的可耕地里圈地，盖新房。刘本强到村外盖了新房，老房子就不住人了，院子里长满了荒草。刘本令家住在我们家对面，他儿子外出打工丧命，老房子閑置下来，老宅成了阴宅。张廷玉家本来住在我们家后园的坑边，他不翻盖老房子，也到村南的好天好地里盖新房。他有三个闺女在城里打工，很能挣钱，往家里一寄就是几千块。他家是外姓，以前贫穷，被人看不起。现在靠闺女在外挣钱，家里的经济状况打了翻身仗。张廷玉在人前骄傲起来，老是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人问他眼下是河东还是河西？他向下拉着嘴角，不说。

金钱法则已渗入农村生活，谁家有钱，谁家盖的楼漂亮，谁家就算有本事，被人高看一眼；谁家穷，盖不起房子，就被人看不起，孩子就找不到老婆。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起来，谁都不到谁家去，走动越来越少。国家越开放，各家各户反倒建起围墙，装上铁门，养起狼狗，变得壁垒森严。

以前，我们村只有四五个在外面工作的人，两个在县城当老师，一个在南京当干部退休，一个在煤矿的建筑工程处当工人，还有一个就是我。那时从外面回去一个人，全村的男人和小孩子都会到他家去，去吸一根烟，或吃一块糖。吸烟和吃糖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他们是想听听从外面回来的人说说外面的消息。现在情况变了，村里的青壮男人大都 在外边跑，北京、上海、深圳、大连、乌鲁木齐等，哪儿都去。人人都见多识广，个个都装了一肚子的故事，谁都不再去看别人，谁都不必再从别人嘴里听消息。

2003年1月31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星期五，飞雪

今天是除夕，飞雪迎春。

迎着漫天飞雪，我到金明广场跑了一圈。遍地都是新雪，一步一个脚印。弟弟用他的购物卡，给我买了一双皮棉靴，棉靴腰深，脚下也不打滑，适合在雪地里跑步。觉得新雪有些沾脚，脚下一沾一沾的。

过大年，下大雪，这种情况还不多见。俗话说瑞雪兆丰年，这样的俗话大家都爱说。

除夕夜，难免想妻子，想孩子。我与妻子结婚近三十年，每年的除夕，我都是和妻子一起过，今年不能和妻子一块儿除旧岁了。

爆竹声声除旧岁。开封人放炮，都是在自家门口的楼道里放，住五楼的人在五楼放，住四楼的人在四楼放，放得惊天动地，震耳欲聋，仿佛整座楼都在发抖。这大概是住平房时留下的传统，认为在自家门口放炮能驱邪。我觉得这个习惯不太好，一是容易发生火灾；二是楼道里硝烟充斥，影响呼吸；三是声音太大，容易震坏人的耳朵；四是楼道里都是炮皮，不易清扫，污染环境。

北京人都不在楼道里放炮，连在阳台上放炮的都没有，都是在楼下的空地上放。

想起小时候拾炮，那是一个很大的乐趣。听见哪里有炮响，欢呼着往哪家跑。那时鞭炮都不长，一般是50头到100头，300头的鞭炮都很少。炮响不等人，等拾炮的小孩子们跑到了炮已经响完了。过年无月亮，都是摸黑跑，跑得高一脚，低一脚。也有人在猪蹄甲子里塞点猪油，点猪油灯。可猪油灯的灯头太小了，经不起一点风，一跑，一带风，就灭了。姓普的来品来印二兄弟拾炮最积极，跑得也最快。有一次，他们跑到了一家人的粪窑子里，粪窑子里有水，两个人的棉鞋里都灌了水。大冬天，他们穿着水湿的棉鞋，兴趣一点儿也不减，照样满村跑。拾炮是一种热闹，一种希望，也是一种习俗。等天亮了，孩子们的口袋里都装有拾来的炮，大小不一，有带捻儿的，有不带捻儿的，拾到的带捻儿的炮舍不得放，比一比谁拾到的炮最多。

每年过除夕，很多人盼着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春晚仿佛成了过年的一道大菜，不吃这道大菜，就不算过年。节目多是娱乐的、搞笑的。人们准备好了要笑一笑，可看了却笑不出来。这年的节目，我和母亲都看不下去，刚九点钟，我们就回屋睡了。

为避免半夜炮声惊扰母亲，我用衛生纸团了两个小纸团，让母亲塞住耳朵。我自己也用纸团把耳朵塞上。弟弟、弟妹、侄女，一直在客厅里守夜，看电视。等新年的钟声敲响时，他们还要在门口放鞭炮。

这个笔记本记满了，从2003年的正月初一起，换一个新的日记本，接着记。

2003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一）星期六，雾

大年初一，农历新的一年开始了。今年是羊年。

因用纸团塞住了耳朵，昨夜睡得还可以。半夜做梦听见枪声不断，像是起了战争。稍微清醒一下，才知道不是枪声，是炮声。

早起给母亲拜年，女儿、儿子也给奶奶拜年。接着拜年的电话不断，大姐、二姐、妹妹等，纷纷给母亲拜年。凡是拜年的电话，我都让母亲接听一下。母亲情绪不错，谁拜年她都笑着说，好，好！母亲说，她还以为活不到过年呢，没想到还真活到过年了。

母亲提起1960年过春节，那时大食堂还没解散，但已经快断顿了。冰天雪地的，村里没有炮声，没有炊烟，跟坟地差不多。过年别说穿新衣、吃白馍了，连黑馍都没有。大年初一，各家各户只能去食堂领一点蒸红薯充饥。住在我们家东边的一个地主婆，她丈夫死了，一个人领着五个孩子过日子，就在大年初一那天，她让五个孩子都到食堂去，自己在家里上吊自尽了。

母亲提到的这件事我记得，听说有人上吊，我跑去看过。死者躺在地上，她的五个孩子哭成一团。她最小的孩子是个女孩儿，名字叫忙。忙还不到一岁，平日还要吃奶。忙爬在她娘身上，在掀娘的衣服，似乎在找奶吃。

有人说鹅会唤气，可以把死者的一口气唤回来。于是，有人把别人家的一只看家的白鹅抱来了，把鹅的嘴对在死者的嘴上，让鹅为死者唤气。可鹅使劲往后缩着脖子，根本不听人们的使唤。也有人说，鹅是鹅先生，鹅先生已经看出死者早就没气了，再怎么唤也是白搭，所以它拒绝人们对它的要求。

我要写一部反映三年大饥荒生活的长篇小说。

政治有一项功能是让人遗忘，而作家的责任是为民族保留记忆。

中国的文化是报喜不报忧，历来有隐瞒灾情的传统。

据说清廷总理大臣李鸿章曾访问沙俄，访俄期间，俄国出了一个事故，死亡二百多人。下属赶快把情况报告给沙皇。李鸿章对此颇不以为然。人家问他，若遇此事，你怎么办，报不报皇上？他说，不报，只报国泰民安。人家问为什么？他说，皇上日理万机，事情那么多，怎么能为这点事让皇上不安呢！

1942年，也就是民国三十一年，河南大旱，死人无数，人相食。美国记者到河南采访，拍了不少尸横遍野的照片。在重庆的蒋介石不但不相信，还说记者造谣。记者要求见蒋，蒋不见。后在宋庆龄的引见下，记者才见到了蒋介石，并把拍的照片给蒋看。迫于国际舆论压力，蒋介石才从外地调了一些粮食，赈济河南灾民。

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寄希望的也是最高权力阶层。他们说，一定是风把电话线刮断了，毛主席接不到电话，不知道下面饿死人的情况。等电话一接通，毛主席知道了，人就有救了。

2003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二）星期日，雾

早起外出跑了一圈，出了微汗。以后每天的锻炼都争取跑出一点儿汗来，这样才能起到锻炼和避免增加体重的目的。跑步不择场地，不受条件限制，腿上有脚，脚下有路，是最简单易行的锻炼方式。

白天，有人把几千头的长鞭炮拉开，拉成长龙，在地上放。我听见炮响，从三楼隔窗往下看，见炽白的光一闪一闪的，闪得相当缭乱。炮的响声不是来自炮本身，是空气的声音。炮猛烈爆炸，把完整的空气系统炸开无数个洞，就发出了响声。炮响是空气破裂的声音。还有大风吹树的声音，赶牲口打鞭子的声音，人打喷嚏的声音，以及所有的声音，都是空气剧烈变形发出的声音。

弟弟带我去练车，练了一个多小时。往前开没问题，倒车还不太熟练。

练车回来，母亲跟我讲了我四爷的故事。我爷弟兄四人，我爷是老二，叫刘敦义，四爷名叫刘敦信。四爷爱交朋友，以有朋友为骄傲。他有个朋友叫张文祥，是外乡人。张文祥当兵时，勾引人家刚娶不久的新娘子，带着新娘子钻庄稼地，蹚河，跑到我们村投奔四爷。四爷给他们找了一间放太平车的小车屋，门口堵了一领箔，让他们在小车屋吃住。当时是秋天，地里的庄稼已经成熟。张文祥在夜里四处去偷人家的红薯、玉米、豆子等，用四爷给他们找的小锅煮着吃。有一回，他竟然偷回了一头牛，宰掉，吃肉。肉吃不完，都臭了，只好扔掉。张文祥又去偷人家的东西，被人家逮住，当土匪杀掉了。他吃了牛的肉，人家吃了他的肉。张文祥带到我们村的新娘子遂成了寡妇。寡妇还住在车屋里，村里不少人去跟她好。三爷三奶奶让四爷收下她，留着当老婆。四爷仗义，说，朋友妻，不可欺。不同意。三爷三奶奶指使村里人把寡妇推着、搡着，硬关到四爷屋里去了，并从外面把门锁上了。四爷有些无奈，只得把寡妇变成了四奶奶。有大苍蝇绕着四奶奶飞，四奶奶认为，这是张文祥的鬼魂变的苍蝇，在纠缠她。她把苍蝇捉住，用针把苍蝇钉在树上，说，钉死你，看你还缠人不缠人？算卦先生给四奶奶算过卦，说她这一辈子要吃七个井里的水，意思是说她要嫁七个男人才到头。四奶奶为四爷生了一个闺女、一个儿子，四爷就死了。四爷是肚子里长疙瘩死的，疙瘩长得很硬，像石头一样，被人说成是肚里长石。

四爷死后，四奶奶跟从外边当兵回来的小秋鸡好上了。四奶奶的闺女叫继荣，继荣说，秋鸡带着长枪去他们家，把枪往床里边一放，就睡到他们家床上了。继荣都会拾柴火了，有一天掉到一座小桥下面的苇子棵里淹死了。四奶奶喊遍全村找不到继荣，等继荣在水里泡得漂起来，才在苇子棵里把继荣找到了。继荣临死时，手里还攥着一把镰刀。

2003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三）星期一，雾

妻子打电话来，问年过得如何？我说，挺好的，我学会了开车。妻子有些惊奇，问，真的？我说，当然真的。妻子说，那不错。

我妻子活得自然，她心里总是充满快乐，始终保持着常态。她不考虑人际关系，从来不算计别人，心地比较单纯。单纯的人是快乐的。

下午，庆喜开车，我们一块儿去了兰考。兰考是开封下面的一个县，归开封市管辖。庆喜提前给县长打了电话，由县长出面接待我们。我们瞻仰了焦裕禄的墓，在墓碑前照了相，还参观了焦裕禄事迹纪念馆。焦裕禄1962年冬天到兰考工作，1964年就病死了，在兰考工作了不到两年。焦裕禄是树立起来的典型，国家需要这样的典型。焦裕禄被推举宣传出来，应该说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很大程度上说，焦裕禄事迹的发掘，是记者的愿望和感情表达，是知识分子通过焦裕禄的事迹发声。因发声发得适时、恰当，既符合大众的愿望，又符合上级的要求，这个典型一下子就轰动了全国。写这篇通讯的主要记者穆青，他的老家是离兰考不远的杞县。这证实了我的判断，穆青要反映家乡人民的疾苦，没有别的什么有效途径，就托了焦裕禄的事迹，把自己对家乡人民的感情表达出来了。其实好多事情都是这样，背后隐藏的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心声和情怀。无论怎么说，焦裕禄的确是一个善良人，他对老百姓很好，事迹确实感人。加上焦裕禄已经去世，是盖棺定论，怎么赞扬他都可以。这是穆青做的一件很有功德的事，在学习焦裕禄的时候，不应该忘记穆青。开封还有一个被称为包青天的久唱不衰的典型，这个典型肯定也是有担当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推出来的。至于是哪位知识分子最早把包拯铁面无私的故事写入剧本，并搬上舞台，恐怕极少能有人说得出来。你要是问我，很抱歉，我也只能摇头。

晚间，我到金明广场看人家放烟花。一辆面包车开过来，下来十几口子，像是一大家子。他们从车上搬下一大纸箱烟花，一样一样摆到广场中央开放。旁边还有一些等候捡烟花筒子的人，捡走当废品卖钱。一桶被称为“火树银花”的烟花，还没放完，一个小男孩儿就凑了过去。另外一个拾废品的中年男子，对男孩儿抢他的生意有意见，说男孩儿太胆大，炸死你就不能了。男孩儿用脚把烟花筒子踢倒，捡起来就走了。他说，哼，我不怕！

广场边上有卖烟花爆竹的，我花了二十元钱，买了一挂三千头的鞭炮，在地上放了，过一下放炮的瘾。

往回走时，见一个胖胖的、穿皮衣的半大男孩儿，一路走，一路从口袋里掏出小烟花来，用打火机在眼前点燃，随即扔在地上。小烟花冒着蓝幽幽、绿荧荧的光，在地上打了一个旋，最后响了一下。我看男孩儿像是智力有所欠缺，问他放的是什么烟花？他说，是转老鼠。问谁给他钱买烟花？他说爷爷给，爸爸也给。这时一个老头儿过来了，看样子是他爷爷。我说男孩儿玩得很快乐，爷爷说差不多吧。

2003年2月4日（农历正月初四）星期二，雾

今日立春，立了春，就進入春天的门槛了。人说一年之际在于春，意思是提醒人们抓住时间的开头部分。今年春天的开头用来伺候母亲，别的什么都说不上了。

伺候母亲的过程，也是消耗悲痛的过程。我想每一个伺候危重病人的亲人都是这样，如同把悲痛分成段，或拉长，或拉细，一段一段消耗。时间长了，悲痛就消耗得差不多了。当悲痛最终到来，我怀疑自己还有多少悲痛的能量。

开封是古城，春来时还保留着放风筝的传统。我到金明广场锻炼身体，见那里有不少摆摊卖风筝的。放风筝的倒不是很多。卖风筝的半夜就起来占地方，在路边扎堆聊天。他们聊天的声音很大，像吵架一样。占地方的工具是一根竹竿，把竹竿顺长着往地上一放，就算占到地方了。小市民做点生意不容易呀！等天亮之后，他们才把风筝拿来。风筝的种类很多，有大鲨鱼、蜈蚣、燕子、老鹰、蝴蝶、蜻蜓、猪八戒等。“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200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五）星期三，晴

今天是正月初五，也叫破五。过了破五，人们就可以干活儿了。而在破五这一天，是不许干活儿的。传说破五这天是懒婆娘的生日，所有妇女都可以当一天懒婆娘。她们穿上干净的衣服，这儿站站，那儿坐坐，就是不动手干活儿。当然了，饭还是由她们做。欠债的人家，这天要擀一张大面片子，像锅口那么大，一下子下进锅里，说是补窟窿。年前蒸好的枣山，也是在破五这天吃。山尖子由当家的男人吃，吃了山尖子，犁地时才不打犁铧。这些习俗都是母亲对我讲的。

人要得到快乐不是很容易，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很少快乐。这与天性有关，也与人的自我调节能力有关。快乐大概分几个阶段。童年时期的快乐，是自然的快乐。长大进入社会后，要承担很多工作和生活压力，就不怎么快乐了，更多的时候是烦恼。过了烦恼阶段，把人生看得透彻一些、超脱一些，快乐还会回来，这时候的快乐就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不快乐有多种因素，身体状况不佳也是一种因素。经常闷闷不乐，肯定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并形成恶性循环，那是最糟糕的事。人有两种健康，一种是心理健康，一种是生理健康，两种健康互为影响，相辅相成。

下午，花一块钱门票洗了一个温泉澡，花两块钱请人搓澡，一共才花了三块钱。如果到洗浴中心去洗，洗澡二十元，搓澡十元，共三十元，正好是我去洗温泉澡的三倍价钱。洗澡的效果是一样的，何必要花那么多钱呢！再者，到便宜的地方洗澡，还可以体验一下平民的生活。

妻子打电话告诉我，《小说月报》今年第2期选了我发在《北京文学》的短篇小说《灯》；《新华文摘》第1期选了我发在《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尾巴》；《小说选刊》第1期选了我发在《阳光》的短篇小说《城市生活》。刚开年就有三篇小说被选载，应该说2003年开局不错，让人高兴！有这些小说垫底，不要着急，耐下心来，好好伺候母亲，切记久病床前无孝子的告诫。

过年期间，看了方方发在《当代》2003年第1期的中篇小说《水随天去》，挺不错的。我以前很少看方方的小说，听王安忆说过，方方的小说品质挺好的。看来真的挺好，确有让人动情和动心的细节。

听母亲说，大奶奶是长疮长死的。疮长在腿上，发炎、发烧。临死前，刘本成叔一再问大奶奶，想吃点什么？大奶奶剩下一口气时才说，想吃点儿红糖。本成叔赶紧想办法借来一点儿红糖，捏了一撮子放在大奶奶嘴里，问：娘，娘，糖甜不甜？大奶奶说甜，腿一伸，就死了。

2003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六）星期四，晴

早起外出跑步，有风，是南风。虽是春风，颇有凉意。

上午，煤矿的朱文章和新密市的刘海发来访。刘海发出了两本书，想加入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他们知道我是煤矿作家协会的主席，就专程到开封来找我。

朱文章自称和王长水很熟悉，向我讲了王长水的情况。王长水在矿务局政工组当宣传组组长时，把我从水泥支架厂调到了宣传组，可以说，王长水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对他的情况一直比较关注。他先后当过王庄矿的矿长、安阳矿务局的局长、新峰矿务局的局长，还到深圳干过一段时间。不管他到哪个单位任职，我都以煤炭报记者的身份去看望过他，从新闻报道上支持他。听朱文章讲，王长水夫妇从深圳退休回到郑州后，存款有一百多万，生活挺优裕的。可他们闲不住，觉得存的钱还不够多，发财的愿望未得到满足，就把自家的存款拿出来，又向一位副省长的儿子借了五十万，在荥阳开了一个小煤窑。赶上那几年煤炭供大于求，全国煤矿都在走下坡路，开小煤窑赚钱挺难的。雪上加霜的是，王长水办的煤窑发生了事故，一下子死了好几个人。这一来，王长水全家倾家荡产不说，儿子被追上门来讨债的人炸瞎了眼睛。王长水本人也中了风，瘫痪在床。王长水真是一个可怜的人，他的不幸遭遇让人唏嘘。

下午和弟弟、侄女一块儿到金明广场放风筝。弟弟交给我的是一只绢做的鸿雁风筝，让我放。我小时候只在春天的麦田里放过用高粱篾子扎的地滚子风筝，从没有放过在天空飞起的风筝。“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年过半百，我是第一次放这样的风筝。我以为风筝不好放，谁知挺好放的，一举起来，鸿雁的翅膀颤动着，像挣着一样往空中飞，很快就飞高了。风筝的线轴拉着沉沉的，不断颤动，一直传达到全身，有一种钓到大鱼的感觉。

天上的风筝很多，各种各样的风筝都有。一个父亲模样的人，带着两个女儿放一只黄雁风筝。一条长长的带花纹的眼镜蛇风筝在黄雁后面绕来绕去。一个女儿似有些害怕，说快躲开，它光咬咱的屁股。一只鸽子很快飞了过去，它像是有些惊慌，又像是要和风筝比赛一下，看谁飞得更快、更自由。

回头看见一个少妇牵着一只小狗，我下意识地把小狗看成了狗形风筝，对少妇说：把你的小狗放起来吧！少妇笑了，说恐怕放不成。我看见有的大人扯着小孩子，觉得小孩子好像也是可以放飞的。放风筝是一种奇特的感觉，有许多象征意义在里面。

一个当爸爸的，领着一个大约十来岁的女儿，来到我身边，一齐仰着脸看我放飞的鸿雁。女儿手里拿着一个线轴。因鸿雁飞得很高，在空中看不到牵鸿雁的线，当爸爸的问：那只鸿雁是你的吗？我说，是呀。他说，我们放的也是一只鸿雁，因线跟人家的线纠缠在一起，断了，鸿雁就找不到了。既然断了线，风筝会升高，飘远，或者落在地上，不会像有线牵着的风筝一样，哪里还会停在空中。看那女儿手拿空线轴，痴痴地向空中望着，一副失望的样子，倒也怪可怜的。

2003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七）星期五，半阴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们老家时兴在立春那天打春牛。春牛是用红纸扎成的，牛头上贴着用绿纸、黄纸剪成的花儿。春牛的肚子大大的，里边装有核桃、红枣，还有一些红纸条子。春牛后面有一张犁，县长出来扶犁。一切都准备好了，有人放了一个特制的烟花，烟花冒出一股烟，并发出哞的一声牛叫，人们蜂拥而上，打春牛就开始了。把春牛的大肚皮打破，抢里面的东西吃。现在到了立春，没有打春牛的了。犁地也不用牛了，都是拖拉机，拖拉机不用打。

母亲转述大姐那村的一件事。一个男孩儿在睡午觉，听见床下有响动，以为下面有鸡，在叼吃床箔子上的小虫子，趴床边往下一看，竟是一条枣花子长虫。不知长虫往床箔子上叼什么，也许在叼飞蛾。男孩儿有些害怕，不敢再睡觉，跑去喊来他二叔。他二叔探头往床下一看，把长虫吓跑了，长虫往一个墙洞子钻。当长虫钻进半个身子时，二叔上去揪住了长虫的尾巴，想把长虫拽出来。不料长虫奓开它身上的鳞片，巴住了洞壁，怎么也拽不出，拽得长虫的骨节咯吱咯吱直响，就是拽不出来。二叔喊男孩儿拿钉子，拿锤子，用钉子把长虫的尾巴穿透，横着往旁边一拉，钉在了墙上。男孩儿看看，长虫的半截身子在洞里，半截身子在洞外，不敢在床上睡，到别的地方睡去了。

第二天，二叔过去一看，见长虫还在那里固定着。长虫进退两难，和铁钉子较着劲，僵持着。在床下的暗影中，红枣花子长虫一动不动，像挂在墙上的半截红腰带。

两天过去，到了第三天，长虫还在那里。人们听到了消息，去看长虫的人越来越多。长虫或许知道人们去看它，它不为所动。

二叔想把长虫弄死，他想了一个办法，往长虫尾巴上抹剧毒农药，用草棍往药瓶子里蘸一下，抹在钉钉子的伤口处，过一会儿抹一点。为方便给长虫抹毒药，二叔他们把床挪开了，把长虫暴露出来。

长虫没有被毒死，但它大概感受到了毒药的刺激性，上半截身子从墙洞子里退了出来。倘若人身上抹了這种农药，药会透过汗毛眼子，渗入到人的皮肤，使人中毒死亡。人们在棉花地里打药，虽说打的是掺了水的稀释的药，如果稍不小心，皮肤接触到药液，人也会中毒。长虫没有明显的中毒症状，它的身体构造大概和人类不一样，身上至少没有毛孔。长虫虽然退出来了，但并不能逃脱，因为它的尾巴仍被钉在墙上。它的身子一拘挛一拘挛，企图用嘴去够它的尾巴，但它的身子弯不上去。

二叔的意思把长虫打死算了。有人说长虫是记仇的，最好还是放掉它。二叔用铁锨把长虫端到东地里，挖了一个坑，把长虫埋了进去。二叔把坑挖得挺深的，他不想让长虫再爬出来。

第二天，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长虫不但从坑里爬了出来，还爬回村里，爬到男孩儿家，卧成一盘，盘踞到床下的老地方。长虫不像通常那样，把头藏在身子中间，而是把头举起来，眼睛瞪着，不断地吐着芯子。

坏了，长虫果然回来报仇来了！村里人都这么说。别看长虫不说话，它厉害就厉害在不说话。神从来都不说话。大家都说，这个房子不能住了，得扒掉。扒房子时，长虫还不走。人们扒到房子一角长虫盘踞的地方，都不敢扒了，把那个房角子留下了。

直到冬天，长虫才不见了。

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说不定日后可以写成一篇小说。

母亲说，不光是长虫，好多动物人都惹不起。有一只大蛤蟆，大得跟碗一样，天天晚上卧到一家的锅台上。这家人头天把蛤蟆送走，第二天早上一看，大蛤蟆又爬到了锅台上，在锅台上静静地卧着。

铁锤他娘到地里割豆子，逮回一串子癞蛤蟆，放在锅底下的火里，烧给铁锤吃。癞蛤蟆烧得黄黄的，铁锤撕着吃，吃得很香。他娘见铁锤喜欢吃，以后每天都给铁锤逮回几只烧着吃。谁知癞蛤蟆身上是有毒的，铁锤把癞蛤蟆吃多了，中了毒，人肿得明熠熠的，像人家吹得糖人儿一样，时间不长就死了。

2003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八）星期六，雾

早上雾越下越大，能见度极低。春节长假今日结束，人们该上班了。

我的职业跟自由职业差不多，不必到作家协会去坐班，外出不用请假，也不会扣工资。从这个意义上讲，命该我们母子在一起，命运安排我来伺候母亲。

今天母亲给我讲了一件事，听得我心里有些沉重，老也放不下。我想，母亲之所以得了这个病，是不是与吃了被污染的食品有关呢。母亲说，老家一些炸油条用的油是牲口油，还有从熬骨头的水里撇出来的油。那些油都是用了再用，发黑，黏稠。有一次，一位表嫂去看母亲，给母亲买了油条。母亲当天没吃，过了两天才馏馏吃了。这一吃不当紧，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反胃、呕吐，吐得眼泡都肿了，像是中毒。我想，母亲所说的炸油条的油，很可能是人们所说的地沟油。地沟油在城里不敢使用，就流向农村去了。炸油条的图便宜，用地沟油炸油条，把油条变成了有毒食品。过去人穷，吃不起油条，现在吃得起油条了，油条却变成了毒油条，真是没办法呀！

2003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九）星期日，阴雨

下雨了，这是今年春天的第一场春雨。

我下楼时，雨刚开始下。我往外跑步时，雨越下越大。我没有退缩，继续往前跑。跑到金明广场那里，雨已经湿了地皮。朝汽车的灯泡望去，只见雨点很大，也很密。我自己也觉出来了，雨点打在我的羽绒服风帽上啪啪响。

雨中跑步让人兴奋，我大喊一声后，连着喊了好几声。啊，舒服，舒服，老天爷，你就下吧，使劲下吧，我要发芽，我要开花儿，我要长大……羽绒服外面湿湿的，我身上却出了汗。

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发泄吧！

弟弟告诉我，开封有斗鸡，也有斗狗。有一年，弟弟带母亲和我去看过斗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种公鸡经过特殊喂养，精心训练，是专门用来搏斗的。每一场搏斗持续一两个小时，最终必须见分晓，分胜负。斗鸡的场面，也异常残酷，我亲眼所见，两只公鸡的鸡头都被斗得鲜血淋漓，血水糊住了鸡的眼睛，它们仍在斗。其中一只公鸡的脑袋眼看着肿了起来，并趴在了地上，另一只公鸡还不罢休，继续往失去了战斗能力的鸡头上啄，直到把对方啄得浑身瘫软，闭上眼睛。斗鸡尚且如此，而狗的个头、力量、凶狠度比公鸡大得多，想必更加好看，更加震撼。母亲听说我要去看斗狗，不想让我去，说太吓人了。从母亲的话里听出来，她是看过斗狗的，我没有问她什么时候看的，也许是年轻的时候父亲带她看过。我说，没事儿，看一会儿就回来。

吃过早饭，由我驾车，弟弟带我冒雨去斗狗场看斗狗。因雨下得太大，斗狗未能如期进行。一是观众太少，不够热闹；二是狗的主人怕雨水把狗淋感冒。我到狗的宿舍看了看，见斗狗被装在铁笼子里，因没有斗事急得嗷嗷直叫。这种狗是美国种，叫皮克。皮克毛不长，头颅很大，牙齿尖利。有人伸进笼子一根白蜡棍子，它竟像咬甘蔗一样，一下就把棍子咬碎了。屋子里放着三个铁笼子，里面各有一只斗志旺盛、凶煞般的皮克。笼子之间用铁板挡着，不让它们打照面。一照面它们就眼红，就愤怒，急于投入搏杀。

弟弟介绍说，狗一旦开斗，就互相咬住对方不松嘴，头乱拧，企图把对方的肉咬掉一块。人作为斗狗的裁判，为了让斗狗的场面好看一些，需要把狗分开，再让它们进入下一个回合。那意思像人类进行拳击比赛一样，要分成若干个回合进行比赛。裁判手持一种像是令箭一样的撬板，届时把撕咬在一起的狗嘴撬开。我看见了，准备斗狗的裁判各拿着一块撬板，撬板像是用胶木做成的。

没能看到斗狗，稍稍有点遗憾。

2003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十）星期一，阴

一夜北风紧，气温骤降，又下起了雪。

早起出去跑步，见雪下得还不小，一出门积雪到脚脖。往别处一看，有的地面是裸露的。雪旋到了背风的地方，哪里风大，哪里无雪；哪里背风，就聚积了很多雪。看来雪也是怕风的。

母亲听姥爷说的，在饥荒年，一到下大雪，城里有钱人就会熬些稀饭给穷人吃，那种饭叫舍饭。乡下人听说哪里有舍饭，就到哪里去吃。因天寒地冻，人出去愿意背被子，不愿意带碗。被子可以取暖，碗大冰人。有时大雪到大腿根深，人走不成，只好在雪地里爬，雪粉把人的眼都糊上了。姥爷是厨师，也帮着做舍饭。姥爷用擀面杖把饭棚外面的积雪捅一个洞眼，往外看，见有人在外面等着吃舍饭。有的人舍饭没吃到，就冻死了，饿死了。

我们村的刘本兴小时候挨过饿，愿意藏粮食，好几年的陈麦都舍不得卖，用水泥打成粮仓，把小麦放在粮仓里，有一两万斤。他小时候挨饿饿怕了，害怕再遇到饥荒年。有小麦在家里放着，他才觉得踏实。有一个顺口溜他背得烂熟：家里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他儿子在外地给人家开小车，娶了一个回民媳妇。他秋天到集上贩梨，被汽车剐着了梨筐，人摔倒在地，差点被碾死。他跟刘本秋打架，刘本秋用锄头锄在他头上，一下子把他的脑袋削掉小半个。人虽然没死，脑袋塌下去一个坑，少了一块。

刘本耀小时候穿开裆裤，被冻烂过小鸡。小鸡肿得像胡萝卜一样，一撒尿就疼，一疼就咧着嘴哭。他是三爷的小儿子，三爷说哭啥哭，再哭用刀子把他的小鸡割掉，他才不哭了。

母亲养过蚕，我向母亲请教养蚕的知识。得知蚕从小到大，要眠三回。蚕眠时头肿着，头一歪就睡着了，像生了病一样。等它眠过，蜕下一层皮，接着吃东西。俗话说，麦熟一晌，蚕老一时，蚕一老，肚子里都是丝，变得透明。当蚕肚子里最后一粒蚕砂拉出来后，蚕就老了，开始吐丝、结茧。蚕一定要拉完最后一粒蚕砂，才干干净净地开始结茧。它提前两天就不再进食。

蚕结茧时，折来柳枝柳叶，弄来一些麦秸莛子，搭一个架子，然后用布单从下面一裙，让蚕安安静静在里面盖小房子。蚕刚结出茧时，通过薄薄的透明的茧壳，能看见缩成一团的蚕，不断吐丝，头和嘴动来动去，在内部编织它的茧。蚕结茧结够七天，把单子一揭开，哎呀我的娘吔，面前出现的像是雪树银山，喜人死了。凑上去仔细看，茧不光是白色的，还有黄色的、粉红色的。茧的形状也不一样，有的一头尖一头圆，有的像掐腰葫芦。蚕和人一样，有的蚕聪明，有的蚕笨，笨蚕结的茧是一个直拉片子。结成直拉片子，它也躺在上面，等着蜕变，变成蛾子。最神奇的是，有的茧个头特别大，叫葫芦茧。这种茧是两个蚕在一块儿合作结成的。用桑叶喂蚕时，嘴里要念蚕经：蚕姑娘，心里叹，三年不吃阳家饭。吃桑叶，住桑园，临老结个葫芦茧。结个茧赛斗大，出个蛾，赛大雁，东京飞，西京串，繁华世界都看遍。

蚕茧两三天就破壳，出蛾子。母蛾子肚子大，饱满；公蛾子肚子小，身子瘦长。都是母蛾子找公蛾子，母蛾子一出来，就急着找公蛾子交配。公蛾母蛾交成一对一对，翅膀扇着来回转磨，就是飞不起来。蛾子交过尾后，母蛾子就开始产子儿。母蛾子对产子儿的地方很挑剔，在干净的生白布上才愿意产子儿。母蛾子产子儿时，拿一个酒盅把母蛾子盖上，这样产出的子儿就密排成圆圆的一小片，很好看。

蚕蛹一变成蛾子就要拉屎，为了保持茧的干净，人们不等蚕蛹变成蛾子，就用剪刀把一部分茧剪开，把蚕蛹子取出来，炒炒吃。母蛹子肚子里有子儿，一吃咯咯响，很香。公蛹 子没有子儿，吃起来不响。

蚕子儿只能放一年，头年的子儿，第二年用来养新蚕。发绿的里面有蚕子儿，一掐一兜黄水，叭一声响。一发白，就表明没子儿。第二年春暖花开，桑树冒码，就可以暖蚕了。把密布着蚕子儿的布片在怀里或棉裤腰里暖，六七天就能暖出小蚕。小蚕刚出壳时极小，比蚂蚁还小。用鸡毛把小蚕扫下来，扫进蚕笸箩里，就可以喂了。一个猫蹄，能喂一席。意思是说，像猫蹄子那么小的一片蚕子儿，就能养一席蚕。

母亲把养蚕的过程讲得有条有理，具体生动，不能不让人佩服。我敢说母亲是有文学天赋的，她要是识字的话，说不定也能写文学作品。母亲不识字，只能由我来代替母亲写。我应该多写一些，把母亲的那一份也写出来。

我们的母亲，地里的活儿她样样能干，种庄稼不比一个男人差；家里的活儿她更是样样精通，一般妇女都比不上她。如果说我母亲是一位农桑专家，一点儿都不为过。

下午，陪母亲看了三碟豫剧光盘《秦雪梅》，由豫剧五大名旦之一的阎立品主演。在以常香玉、马金凤、阎立品、崔兰田、陈素真为代表的五大艺术流派中，我对阎派艺术有所偏爱。我觉得阎派豫剧艺术好比京剧中的程派艺术，的确有着回肠荡气的独特艺术魅力。名家自有名家的道理，任何戏剧名家都是唱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阎立品确实名不虚传。名家须有拿手戏，也就是剧目。阎立品的拿手好戏就是《秦雪梅》。不论是哪个门类的艺术家，名家的特点，一是自然，二是轻松，三是源自生命本质，四是情感饱满。

母亲看得也很感动，一再说好。记得有一年在北京，母亲爱看电视剧《杨三姐告状》。因怕耽误儿子写作业，有一次没等母亲看完，我就把电视机关了，母亲很不高兴。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以后母亲想看什么，可以优先选择。

看完了《春雪梅》，我又独自到雪地里走了两圈。

2003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一）星期二，晴

早上醒来，还是涌起阵阵写作的欲望。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写点东西，就觉得干了事情，光阴没有虚度。不写东西呢，心里就发空。目前小说是没心写了，每天只有记点日记，动动笔，安慰一下自己。

以后每天跑步，要当成一件事情干。别的事情干不成，早起跑步还是办得到的。每天都要跑出汗来，起到减肥和锻炼身体的目的。这也算是一种必修课。

又去一元资温泉澡堂泡澡，见一位浑身伤疤的人也在池里泡。我看一眼就不敢看了，可禁不住又看。我身上有些发麻，那人在池子里，我几乎不敢在池子里了。给我的感觉，那人不是在洗澡，像是在洗自己的内部器官，真可怕！

平时洗澡，我对别人不是很注意，因为大家都差不多，身上都裹着一层人皮。突然来了一个烂皮和没皮的人，让人觉得很不适应，心理反应甚是不良。看来人的皮还是很重要，有一层皮包着，就不难看了。坏了这层皮，整个人就完了，不太像人，像鬼。这有可能会影响我今后再到那里洗澡。那人像是大面积烧伤之后，没有植皮，身上布满疤痕。

中国的文字，日为日形，月为月形，都是象形文字，都是从自然中来的。我们使用时，也要顺其自然，使它们回归自然。如果反自然，文字会不舒服。

2003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十二）星期三，晴

早上，卖早点的又开始出摊了。过节期间，他们都回了老家，年过去了，他们都回来了。小鼓风机把煤火吹得旺旺的，空气里弥漫着阵阵煤香。一个中年男人还放了一挂长长的鞭炮，以告诉小区居民，他们的小吃摊又开张了。卖饭的还有一个孩子，大约十来岁的样子，他肯定不再上学了。

妻子来电话，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中青年藝术家表彰大会将于2月13日召开，活动组委会很希望我能去参会，接受表彰，并领取奖状和奖牌。这个评选活动我事先知道一点消息，得知在众多北京作家中，被评为首届德艺双馨者只有三个人，为史铁生、刘恒和我。铁生和刘恒都是我的好朋友，不论为人为文，我都很敬重他们。能和他们二位一起同登荣誉榜，让我确实感到了光荣。可是，老母亲生病在床，老母亲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老母亲，表彰会是参加不成了。

作家的德是什么？我认为，善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最高道德。表现在所创造的文学作品上，也是劝善的，改善人心和人性的。双馨就是双善。

三爷病重时，母亲见他指甲很长，要为他剪一下指甲。他不让剪，说还留着挠痒痒呢。他的二儿子刘本堂拉出他的手，使劲拽住他，母亲才用剪刀把他的指甲剪了下来。他的指甲硬得像骨头一样，很难剪，三爷又不好好配合，为三爷剪完指甲，母亲出了一头汗。

三爷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充满自信，都接近九十岁了，还不相信自己会死。见家里人在为他准备后事，他说：慌啥慌，我死不死还不一定哩！三爷死时，母亲因在为三爷送葬时哭得太厉害了，喝了寒风，感冒发烧好几天。

三爷有一个孙子小名叫新式，新式的老婆四耗，是人贩子从湖北贩来的。四耗已经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一个儿子都会走了，掉进粪窑子里淹死了。她被人贩子骗走那天，下着小雨。她五岁多的女儿要跟她一块儿走，她一脚把女儿踢回屋里，关上门就走了。她的小儿子还在吃奶，她把小儿子抱了出来。人贩子把四耗带到我们那里，好几个人想买。新式的爹刘本耀不知给了人贩子多少钱，人贩子答应新式可以把四耗领走。四耗见新式是个生人，不愿意跟新式走。新式讨老婆心切，想出了一个主意，趁四耗不备，他抱起四耗的儿子就走了。四耗怕人家把她的孩子弄走，跟着新式回家了。好比四耗是一只羊，四耗的孩子是一根拴羊的绳子，新式通过“绳子”牵四耗，就把四耗牵回了家。

四耗发现自己受了骗，抱着孩子逃跑了。刘本耀发现后，赶快找到人贩子，他和人贩子一起追到漯河火车站，才把四耗追回。

新式我这个堂弟太不像话，有一年趁我母亲在北京过春节，他竟翻墙摘门到我家去了，挖走不少小麦不说，还拿走了母亲的被子和床单。后来母亲回家，见四耗用床单在路上晒粮食，一眼就把床单认了出来。母亲缝过那条床单，床单上留下的针脚如同留下的字迹，母亲不会认错。不过，母亲给新式留了面子，没有把这件事说出去。母亲跟我说时，我劝母亲不要生气，那点儿东西权当咱扶贫了。

2003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十三）星期四，晴

母亲昨晚拉肚子，我夜里起来好几次，帮母亲收拾。母亲情绪低落、悲观，提出想回家。

天快明时母亲觉得饿了，摸索着找吃的。我给她拿了一块蛋黄派先吃着，又马上去厨房给她做了一碗面汤，里面泡了两块蛋糕，她都吃了。知道饿，想吃东西，说明母亲的胃消化能力还可以。吃完饭，母亲就睡着了。

今天终于看到了斗狗。先是两个母狗咬，一只狗毛发黄，叫黄虎。另一只狗毛微红，叫红魔。红魔比较厉害，几个回合，就把黄虎咬倒了。

换了一条叫猛男的狗，向红魔发起挑战。两条狗势均力敌，咬了一阵，就不好好咬了。

只好牵出一条快刀，让快刀攻击猛男，说是让快刀把猛男掐飞。快刀果然凶猛，咬住猛男就不松口，一会儿就把猛男的腿咬破了，鲜血直滴。两个裁判上去撬快刀的嘴，硬是把快刀的嘴撬开了。

斗狗场有四个男人，两个人各持一条狗，唆使两只狗互咬，他们不断喊：好，咬住，不要撒嘴，甩，咬死它！许多观众也在喊：加油，咬死它！另外两个人是裁判。

狗交锋时如同人交手，都是立起身来，猛地向对方扑咬。狗咬狗与人类的拳击运动有些相似，不同的是，人用拳头互相击打，狗是用嘴咬。人类就是这样，让同类互相击打犹嫌不够，还唆使狗类互相撕咬。这说明人性深处还潜藏着一些恶的东西，平时发泄不出来，就用其他动物替他们发泄。斗狗场的地上铺有灰色化纤地毯，不一会儿，地上就洒了好多狗血。

另一块场地，两只身高马大的狼狗在交配。交配前，地上铺了一块红地毯，让母狗站在地毯中央，像是在举行一个什么仪式。交配开始后，地毯就撤下了。两只狗也不再向着同一个方向，而是屁股对着屁股。它们显得很平静，好像一切都身不由己，只能听凭自然的安排。

2003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四）星期五，阴

妻子打来电话，说她看见报纸上的报道，由我的中篇小说《神木》改成的电影《盲井》，拿到德国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参加比赛去了。同时参赛的还有张艺谋的《英雄》。《英雄》我看过了，太重形式，过于铺张。主题是颂扬皇权的，也不好！报道说，《盲井》和《英雄》有一拼。我当然希望《盲井》能获奖。

《盲井》是李扬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作品，他没有经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等于拍的是地下电影。为拍这部电影，李扬克服了重重困难，付出了许多辛劳。我利用职务之便，为他拍摄影片联系了好几个煤矿。也可以说，如果不是我从中帮忙，这部电影李扬很难拍成。电影拍摄期间，李扬曾邀我去现场看看，我没去。电影全部完成之后，我还没有看过。《神木》曾获得过第二届老舍文学奖，还得过《十月》文学奖，在文学界有一些影响。我想象不出，李扬会把小说中的故事拍成什么样子。

母亲现在每天都要吃长效镇痛药奇曼丁，每次吃一片，一天吃两次，一片管12个小时。前段时间，母亲吃这个药效果不错，吃了药就不疼了。今天早上，母亲说药不管用了，疼得她半夜没睡好觉。我和弟弟商量，只好托关系，找朋友，买来一些镇痛的针剂为母亲注射。

我有一个远门的婶子叫陈美荣，她得的是食道癌，不能进食，干瘦干瘦，没有了人形，皮贴在骨头上，像骷髅。儿子打工回来，问娘哩？娘在里间屋。儿子进去一看，娘像鬼一样，吓得儿子叫了一声，就躲了出去。

200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五）星期六，晴

今天是元宵节。节前，我和弟弟、侄女去了一趟鲜花市场，我买了两朵硕大的、盛开的菊花。开封的菊花全国闻名，每年秋天，开封都会举办菊花展会。这两朵菊花是為母亲买的，母亲拿着菊花，侄女为母亲照了相。

母亲的病在迅速恶化，喊疼啊疼啊！打一针镇痛剂都不起作用了，一次打两针才能把疼痛镇住。

节日再度掀起高潮，外面的鞭炮响成一片，烟花的斑斓色彩透过玻璃映进屋里。别人家都在庆贺节日，母亲却备受病魔折磨。我把煮好的元宵端到母亲床前，母亲勉强吃了一个，就不想再吃了。我劝母亲再吃一个吧，母亲才又吃了一个。

母亲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咱不去医院住院了吗？母亲提这样的问题，说明还保持着求生的欲望，希望能像上次住院一样动手术。母亲不止一次说过，她知道人人都得死，她死了也没啥，只是她的孩子一个比一个好，她怎么舍得下她的孩子哩！我只得再次跟母亲说，在家里请大夫治，跟去医院治疗是一样的。

母亲又提了一个问题，说，天天吃药打针，病不见好，为啥还越来越厉害呢？

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想才说：可能因为您老了吧。

听了我的回答，母亲长出了一口气，好像终于明白了，说，噢，我是老了，不沾弦了！

2003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六）星期日，阴

夜里三点，母亲喊我，说她疼得解不出小便，让我喊王燕起来帮她看看。我知道，那不是表面疼，而是隐藏在盆腔里面的肿瘤在作怪。肿瘤不是一个，是一群。它们都很活跃，在不断抢地盘，疯狂进行扩张，侵蚀母亲的肌体。母亲说她不光大腿根子疼，腿肚子和脚后跟也疼。我扶母亲在便盆上解了小手，让她服了止疼药和两片安定，又倒热水给她洗了脚，停了一会儿，母亲才睡着了。

给母亲买的两朵菊花虽养在水里，还是枯萎下来，条状的花瓣掉落在茶几的面上。

女儿刘畅打来电话，说在德国参赛的《盲井》获得了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是导演李扬从柏林打电话打到我家，我儿子刘家芳接了电话，把消息告诉女儿，女儿又打电话告诉我。我问女儿，《英雄》获奖没有？女儿说，没听说，好像没有，要是获了奖，早就炒开了。

这对李扬来说，是一个大好事儿。他第一次执导电影，就一炮打响，捧得银熊，值得祝贺！

我也很高兴，电影毕竟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当时李揚找我谈购买小说的改编权时，我俩在一家小酒馆喝了一点儿小酒。李扬说他在德国学导演，还是学生，手里没多少钱。我对李扬不是很看好，只象征性地收了他一万元的改编权转让费，心说就让他拍着玩吧。没想到他还真拍成了，并获得了国际奖项。

我打电话把消息告诉妻子。妻子买了一辆小轿车，正开着车带着两个朋友往郊区密云去。妻子不能接电话，是别人替她接的。我说《盲井》得了银熊奖。接电话的人把银熊奖听成了英雄奖，向妻子转告。一句话说不清，我说，算了，回头再说吧。

2003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十七）星期一，多云

元宵节后，学校开学了。一大早我出去跑步，见小学生排着队也在金明广场跑步。他们喊口令是轮流喊，这个小学生喊几声，换一个小学生再喊几声。他们不是用普通话喊，是用开封话喊，加上是童声，听起来挺逗乐的。

公园的草地在浇返青水，挺粗的水管子在突突往外冒水，草地里浇得水汪汪的，连便道上都溢了水。开封紧靠黄河，据说黄河的底部比开封的城门楼子还要高，黄河在这里被称为悬河，开封的水资源是充足的。

弟弟的朋友曾建议我写写开封，我一直找不到切入点，不知从哪里写起。以后有机会，可以写写开封的水。

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睡觉前她问我：咋办哩？我觉得我过不去这一夜。

我说不会的，多少大江大河您都过了，没有您过不去的坎儿。我问母亲：您现在睡着后还做梦吗？

母亲说做，她做过好几次梦，都梦见自己死了，死得透透的。听见我们一哭，她又醒了过来，原来还没死。母亲安排说，等她死了，要我们都别哭了，听见我们哭，她该心疼了。

我的鼻子酸了一下，没敢再说话。

2003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八）星期二，浓雾

浓雾笼罩，能见度大约只有两三米。雾浓得仿佛有了硬度，阻挡了我跑步，限制了跑步的速度。浓雾好像有一种纠缠的力量，你跑到哪里，它就纠缠到哪里。它不光是跟在你身后，而是布置了很多伙伴，在前面一路拦着你，不管你走哪条路，都有浓雾在那里等你。雾里水汽很重，若在天上，应该是云。一时间我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学会了驾云。

吃早饭时，母亲突然喘起来，还咳嗽，摆着手不想吃饭。母亲坐也不是，躺也不是，说不能活了，回家吧，要死死在家里。

2003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九）星期三，晴

不想记日记了，面对病重的母亲，写日记似乎有些无聊。

原计划2月22日送母亲回去，看来等不及了。刁娟霞大夫看过母亲的病情，建议我们今天下午就送母亲回去。

我给二姐打电话，说母亲情况不太好，下午就送母亲回去。我哽咽得说不成话，眼泪啦啦地流在脸上。

我以为自己的悲痛消耗得差不多了，看来悲痛都积攒起来了，光想痛哭。

下午，由弟弟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朱志强驾车，我和弟弟护送母亲回刘楼。从开封到我们家有三百里路，开车要走三四个小时。我和弟弟把母亲扶下楼，扶上汽车，母亲的身体在颤抖。母亲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下楼时，她从床里侧拿出一只丝袜的袜筒子交给我，让我收起来吧。我知道，那个带有伸缩性的袜筒子里盛的是钱，袜筒子是母亲的钱包。平时我给母亲寄钱，母亲舍不得花，让大姐夫帮她存起来。她留下一些零钱，就装进袜筒子里。袜筒子里大约有几百块钱，母亲把钱交给我，意思是这些钱她用不着了。

一路上，母亲脸色发黄，十分痛苦。母亲一再问我，还没到家吗？我说，快了，您闭上眼睡一会儿吧，等快到家的时候，我再叫醒您。我和母亲坐在轿车的后排座上，我让母亲躺下，头枕在我腿上。弟弟为母亲带了一罐子氧气，我打开氧气罐的开关，让母亲吸了一会儿氧气，母亲平静下来，闭上了眼睛。

汽车在飞驰，豫东大地的麦苗已开始青。我意识到，母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我的亲人当中，我已经先后送走了父亲、祖父，还有我的小弟弟，现在该送母亲了。我还意识到，我自己也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存在多久。生是偶然，死是必然，人最终都是一场悲剧，人的一生都是为悲剧准备的。

坐了几个钟头的车，到家时太阳西沉，母亲的神志已不太清醒。因我们家住的那条村街过窄，两边又堆放了不少杂物，汽车开不到我家门口，只能在街口停下来。母亲不能行走，只能由身强力壮的弟弟从车上抱下母亲，托抱着母亲往家里走。

让我想不到的是，当弟弟从车上把母亲抱下来时，母亲竟喊叫起来。母亲像是拼尽最后的力气，喊得声音很大，几乎把我吓了一跳。我很快理解了母亲，她不是因身体的疼痛而喊，而是通过呼喊告诉村里人，她回来了，希望村里人都来看望她。

2003年2月20日（农历正月二十）星期四，晴

昨天傍晚回到家，见家里的房子仍在施工过程中，门还没有做好，窗子还没有安装玻璃，门前用钢管子搭的脚手架也没有拆除。屋子里的墙粉刷过了，外墙尚未粉刷，施工的民工正站在脚手架上粉刷外墙。水泥地板湿漉漉的，墙上挂着水珠，屋里湿气很大。

大姐、二姐和妹妹都在家里等母亲，可母亲好像已认不出她们。她们满眼泪水，但都压抑着自己，还不敢在母亲面前哭。她们到屋子外面，才让眼泪流出来。

我的眼泪无声涌流。

乡亲们陆续来看母亲，东间屋里站满了人。他们喊母亲，问母亲还认识不认识他们。母亲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几个堂弟和弟妹们也都过来了，我让他们弄来一个煤火炉子，在屋里升起煤火，驱赶一下屋子里的湿气和寒气。

2003年2月21日（农历正月二十一）星期五，阴

下起了小雨，有斑鸠在雨中叫，听来像远古的声音。

村里的干部和几个堂叔、堂婶子再次来到我们家，帮助安排母亲的后事。有一个堂叔叫刘本孝，他识字，是我读小学的第一个老师。他曾一再对母亲承诺，等母亲百年之后，后事由他操办。然而，几年前他就因为浇水遭到电击，先我母亲离去。

被母亲称为“大堂屋”的棺材，几年前就做好了，一直在西间屋里放着，所用木材是母亲自己挑选的红松。母亲说，她喜欢闻红松的香味。母亲还说过，她不用柏木做棺材，因为柏木太沉了，免得到时候压着抬棺材的人。

我们请邻村张庄寨诊所的医生给母亲打止疼针，输营养液。母亲呕吐，吐得都是绿汤子。医生说，母亲的身体不再接受营养液，建议不要输了。

母亲不愿躺在床上，愿意坐着。坐着她又没有坐的力气，她的三个闺女轮流坐在床上抱着母亲，在母亲后面用自己的身体支撑着母亲的身体，体贴着母亲的身体，温暖着母亲的身体。

2003年2月22日（农历正月二十二）星期六，雾

母亲事先有安排，她的寿衣由三个闺女负责。大姐告诉我，寿衣都做好了，有单有棉好几层，都是新布新棉花。

今天在西间屋为母亲做送终的被褥，褥子是黄色，被子是白色，说是铺金盖银。还在村里找了一个小姑娘，为母亲做送终的绣花鞋。对小姑娘要求的三个条件是：必须是未满十六岁的童女；父母必须双全；还要有哥哥或弟弟，为儿女双全。这样的小姑娘找来了一个，因小姑娘没做过针线活，更没有做过送老鞋，显得十分紧张，拿针的手乱抖。一些有经验的婶子手把手地教她，她用了整整一天，才把一双鞋做好了。

大姐把做好的鞋拿给母亲看。鞋是紫布面，金团花，鞋一侧绣了花朵和蜜蜂。母亲对鞋表示满意，说中，怪好看。

都说母亲记性好，把每一个孩子的生日都记得清清楚楚。而村里别的妇女，大都记不住自己孩子的生日。有一个堂哥问他娘，我是哪一天生日？他娘哈哈一笑，说，你问我这个，我可记不住，我只记得，生下你没几天就开始割麦。有一个堂弟问他娘，我的生日是哪一天？他娘说不出是哪一天，说的是下雨打芝麻叶那天。下雨打芝麻叶，这算什么生日，难道他是一片芝麻叶吗？堂弟很不满意。后来办身份证，必须填写具体生日，他只好胡编了一个。

好多农村妇女都是这样，因为不识字，那时生孩子又多，没法儿记住孩子的生日。她们没有时间和数字概念，只有自然现象的概念。或者说她们只有具象的概念，没有抽象的概念。

还有的当娘的，是从别人家找参照。孩子向娘问生日，娘说，谁谁和你是同一天生的，你去问问他就知道了。

有一个堂婶子，丈夫还是村里的干部，她就记不住自己儿子的生日。因她儿子和我弟弟的生日接近，她就去问我母亲，是我母亲帮她说出了她儿子的生日。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的母亲是一位聪明的母亲。

2003年2月23日（农历正月二十三）星期日，晴

劉庄店的党委书记王德模，镇长刘昌良等人来家里看望母亲。说起来，他们都在《小说月报》上读过我的小说。

今天，妻子姚卫平带着我们的一双儿女刘畅和刘家芳，从北京回来看望母亲。弟妹王燕带着侄女刘佳佳，从开封回来看望母亲。母亲的两个孙女和一个孙子，他们小时候，母亲都帮着照看过。我们弟兄两个，母亲却只有一个孙子。由于传统观念的作用，母亲对她的孙子格外重视，在开封治病时，母亲曾对我说过，她老的时候能不能让她看看她的孙子。我说没有一点儿问题。

我让母亲的三个孙女、孙子站在母亲床前头，一替一个上前喊奶奶，跟奶奶说话。母亲一看见他们，眼睛发亮，精神好了许多，一一叫出了他们的名字。孙子一叫奶奶，就带了哭腔，流出了眼泪。奶奶又看到了孙子，好像达到了最终目的，也流了眼泪。

2003年2月24日（农历正月二十四）星期一，晴

这几天家里人来人往，听来的故事太多、太杂，都来不及记了。

有一件事情的经过比较强烈，让人难忘。耿庄的支书叫耿玉欣，扬言要把村里能睡的女人都睡一遍。他经常喝酒，喝了酒，就去找女人。有的女人的丈夫外出打工，耿玉欣叫门，人家不开，耿玉欣能把人家的门踢烂。有的女人不同意就范，他说：你敢，不同意我捅死你！他向人家收钱，人家答应得有一点不痛快，他一铁锨劈过去，把人家的头皮劈掉一块。庄里有一个人，对耿玉欣的行为很看不惯，他有两个儿子在上海开大货车，跑运输，挣有一些钱。他悄悄动员村里的一些人，联合起来告耿玉欣，结果告赢了，法院把耿玉欣判了一年半徒刑。

耿玉欣刑满释放回村后，一心想报复杀人。这天他喝了酒，准备实施他的杀人计划。他的二儿媳阻拦他，劝他不要杀人，他扫脸一巴掌，就把二儿媳的脸打肿了。耿玉欣弟兄三个，一人怀揣一把杀猪刀，去找那个起头告状的人。那人正在地里放羊，耿玉欣弟兄之一走过去，给那人递上去一根烟。那人把烟接下了，见耿玉欣往怀里掏，那人以为耿玉欣掏点烟的火，一看，耿玉欣掏出的是一把刀。那人见大事不好，欲跑，耿的两兄弟分别拽住他的一只胳膊，拽得死死的，为耿玉欣捅刀子创造条件。不料事到临头，杀人者耿玉欣竟胆怯了，手抖刀也抖，刀子捅不进去。他跺了一下脚，骂了一句人，才把刀子捅了进去。没把刀子拔出来，他们就撒丫子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