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邵丽，女，汉族，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现任河南省文联主席、党组副书记，河南省作协主席。

创作小说散文诗歌两百多万字。

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作家》等全国大型刊物，

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选载，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

曾获《人民文学》年度中篇小说奖，

《小说选刊》双年奖，第十五、十六届百花奖中篇小说奖，

第十届“《十月》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等多项国家大型刊物奖。

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在生活的大河中，每个人都身不由己，被激流推着走，有的随波逐流，有的砥砺前行，但无论如何你都无法跳出河面，逃脱大河的淘洗，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人，是否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和感触呢？

一

我坐在客厅里，一边看着窗外，一边看着婆婆剥毛豆。婆婆一家人都爱喝粥，每天早晚两顿，一年四季如此。所以她在我们家，有一半时间都是耗费在煮粥吃粥上。

从窗口望出去，南边可以看见河堤，我家离它大约有百十米的距离。东边是一条大路，宽得足以并排走五六辆大卡车。因为是行政及家属区，很少有车辆经过。我家窗子下的一棵悬铃木上，坐着一个鸟窝，一种我喊不出名字的鸟在那里安家。有一次林鸽来串门，我指给她看。她也不认识这种鸟，只是说，记得好像在哪里看过，悬铃木上不能搭鸟窝。我问，你是没见过悬铃木上搭鸟窝，还是悬铃木上根本就不能搭鸟窝？她说，不争论，资料上就是这么说的！我说，按资料的说法，这窗口下面，要么不是鸟，要么不是悬铃木！

“咋不是鸟儿？那是犟筋儿，”婆婆在卧室门口大声说，把我们俩吓了一跳，没想到她会在门口听我们谈话，“咱老家到处都是！”她一口浓郁的豫东方言，到底说的是“犟筋儿”还是“叫筋儿”，我们也听不明白。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睡觉，她穿过我的卧室，走到阳台上，突然大叫了一声：“哈！一抹白！”我正在梦里，不知道她喊叫什么，吓得赶紧坐了起来。趴窗户上一看，原来是下大雪了，整个河堤上雪片纷飞，银装素裹，可不是一抹白？

我说，娘，我正在睡觉，你进来能不能先敲一下门？

她骇然道：“自己一家人也得敲门？”

我懊丧极了，知道这话说也是白说，她认定的事儿，谁也别想改变。我和老公结婚的时候，她要求我们必须在老家办喜事，说这大半辈子都是给人家孩子添箱，自己的孩子不在家办事，这亏就吃大了。当时我头都大了，我从来没在农村生活过，况且老家还没有通电，我简直无法想象如何在昏黄的油灯下度过我的新婚之夜。我让老公跟她商量一下，把他们接过来在市里办，既省钱又省事，更省心。老公说：“要商量你去商量！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谁能说动她！”我想想，不值得为这事儿较劲，就没再多说什么。在老家度蜜月那几天，她从来不管我们小两口在屋里干什么，掀开帘子就进来。有时候我们亲热一会儿都得提心吊胆，弄得跟偷情似的。

公公退休后，她招呼也不打一个，处理了家中的家什，毫不客气地进住我和她的大儿子家中。那时小叔子大学还未毕业，三个婆姐也先后聚拢到我们这座城市里，可她很少去她们那里。打从他们跟着我们，我的生活和生活态度有了彻底的改变。跟着她当媳妇，我整天得小心翼翼，恐怕有哪一点做不好，让人家笑话。我是个文化人，作家，大小还是个领导。她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老太，真弄出点不愉快来，且不说我情何以堪，就是我老公怕也饶不了我。

婆婆剥了半盆豆子。看她忙完了，我顺手接了过来。她拍了拍身上的碎屑，又把豆子从我手里要了回去。她不会让我洗，只要她在我们家，厨房里的东西我一样都不能动，那是她的领地。其实我做的饭比她好吃，也好看。但她总能找出我的毛病来，不是咸了，就是放多了味精，要么是油不够大，反正我不应该进我的厨房。她在哪一家出现，那个家就是她的。她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淘米水洗菜，洗菜水浇花，而且水管开得跟断流似的，说是害怕浪费。冰箱碗柜里到处是剩饭剩菜，赶我们去上班，她就自己慢慢吃掉。她是从苦日子里一步一步挪过来的，知道心疼东西。有一次，我在厨房里看见一根软塑料管从水管上接到下面的一个桶里，便问她这是干什么用的。她瞪了我一眼，小声地对着我的耳朵说，是隔壁刘家刚刚告诉她的一个秘密，这样流下来水表不走，用水就不用花钱买了。我哭笑不得，把这事说给老公，希望老公劝她把那东西弄掉。老公说：“我要是有本事劝她拿掉，就不用你提醒我了！”他曾经跟我说起过，母亲即使一生都在错，但是也一定要把错事办对。她从来不向任何东西屈服，既不向错误屈服，也不向正确屈服。

一会儿，公公把孩子从学校接了回来。学校就在我们楼下不远处，从北面的窗子就能看到，可他总是要到学校门口接。如果饭做好得早，婆婆也陪他去。俩人早早就来到学校门口，像两个哨兵似的，一人把住一边。公公是个退休的老中医，就知道守规矩，把接孩子的事儿弄得跟坐诊似的，雷打不动。

孩子看见我在家很不高兴。如果我不在家，她疯得不着边际。她噘着小嘴，站在爷爷身边，也不搭理我。等爷爷掂着垃圾袋出去了，她才坐在小桌边，把作业本一本一本地拍在桌子上，像大人似的长叹了一口气，埋头写起作业来。

我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婆婆在厨房里关着门忙活着，锅铲摩擦锅底的嗞啦声，溢出的豆米粥的香味儿，让我突然之间伤感起来。这伤感也不是没有来由，只是暂时还不想去认真打量它。外面已经起了一层薄雾，因为在河边居住，只要没有大风，每天到这个时候都会起雾。这也是我喜欢这栋房子的原因之一。

我走到阳台上向远处张望，雾中的风景更具有流动性。如果静下心来，能听到河水的响声。在那种响动里，我在害怕某种东西，那是什么又说不上来。是因为我很快就要独自离开这里吗？好像是，也好像不是。这问题穿过薄雾，具体而又清晰，好像可以随便折叠和伸展，但是，我把它叠了起来。我打开屋子里所有的灯，放眼望去，政府家属区几乎所有能看得到的房间都亮着灯。我看见公公在楼下快速地走着，花白的头发随着他的步伐在风中飘动，像一個年轻人。老公跟我说过，从来没见过父母年轻过，从他记事的时候起，父亲就像个老头，母亲就像个老太婆。可是，我从来不觉得婆婆有多老，而公公今天看起来也是如此年轻。那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一年后，他就化身为一抔尘土，沉沉坠入另一个世界。更不会想到，所有的幸福都那么易碎，轻轻一碰就伤痕累累。

二

我在车上等着婆婆。马上该换季了，再加之他们很快就要到海南去过冬，婆婆要求我给他们买几身换季的衣服。结婚已经十年多了，说实话，我一直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真没找到当媳妇的感觉——谈恋爱那时候，还是一场忐忑得无边无际的大事。有人劝我说，你可要准备好当媳妇。可是怎么准备呢？结婚之前，再怎么准备也是闺女，结婚之后，即使什么都不准备也是个媳妇，就这么简单。周围的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和我的婆婆从未闹过矛盾。纵观后来的二十几年，大面上我们可能是关系不错的婆媳，一派祥和，婆慈媳贤的样子。其实，内里的疙疙瘩瘩如同被窝里进了毛刺一样，常常会在某个深夜将我闹醒。年轻时，我觉得婆婆太过于强势，强势到霸道，她的儿子又惯于听信母亲，甚至我把夫妻失和也归咎于他娘时时处处掺和在我们的生活里。

每年冬季，两个老人都要到海南小儿子那里过冬，等冬尽了再飞回来，像两只候鸟一样。这样的日子对我公公来说不算什么，他这人表面看起来随遇而安，跟着哪个孩子生活都行，只要有酒作伴，什么都不挑剔。而且你几乎无法从性格上揣测他的过去，因为他没有性格。他的生活拆成一节一节的，跟时间绑在一块儿，好像他只从属于时间——几点吃饭喝酒，几点散步，几点接孩子。稍微错一点他就无所适从，似乎被跌出了时间之外。在我们家，他的生活一成不变，尤其是每天散步回来，他总是圈进客厅角落的那把扶手椅里，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电视，我们的所有谈话好像也与他无关。他的两只手交替撑着自己的下巴，如果孩子睡了，他会点一支烟虚握在自己手掌里，只露出一截过滤嘴，抽的时候就低下头去，一副很愧疚的样子。

而我婆婆看起来则是一个很有主张的人。听老公说，自从我公公退休后，她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中心——她以自己的顽强、忍耐和固执等来了这一天。她规矩甚多，不管哪个孩子请她去，都得费不少周章。她从来不在任何一个闺女家过夜，如果这一条不答应，她宁愿不去。她的理由是，闺女的家不是她的家，儿子的家才是。即使这一条满足她，那也要看哪个闺女请她。孩子们在她眼里一定是有三六九等的，首先是男孩女孩不一个阶级，家里有什么好东西，都是男孩的，女孩想都别想。其次，女孩里面也不平等，她喜欢大手大脚的孩子，对从小就俭省节约的嗤之以鼻。她说大手大脚花钱的人，才能大手大脚挣钱，没见过谁家的财产是筷子头上省出来的。话虽这么说，可是在生活中，我从来没见过她大手大脚，甚至比一般人都俭省。

不过，或许叫她说着了，三个姐姐就二姐大手大脚，现在的日子也数她最宽绰。大姐省吃俭用，一辈子都在为钱打急慌，住的房子都是弟弟妹妹们添钱买的，从来没买过新衣服穿。

小叔子在海南当律师。弟媳则与人合伙开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两个人事业有成，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婆婆在人面前说起两个儿子来，常常喜笑颜开。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跟我们一样，只生了一个女儿。按农村人的说法，这一家算是绝户了，兄弟两个一个男孩都没有，再过几十年，他们的姓氏也没人继承了。公公对这事儿甚是看不开，私下里跟她讲过几次，说是无后，死了也无法面对祖宗。婆婆说：“就咱们那几个祖宗，活着你面对过几次？再者说了，哪个人死了都无后，一把土埋了，有后无后，咱想管也管不着了！”公公再也不提这档子事儿了。有一次小叔子两口子回来探亲，我劝他们再要一个，说如果不想养就放我们家。婆婆当即打断我的话，说养个孩子太难，有一个闺女也就够了。“如果只让生一个孩子，一定得是个女孩。闺女才是贴心人。你没想想，”她掰着指头跟我说，丝毫也没顾及有些话不该当着媳妇的面说，“如果生一个闺女，还会赚人家个儿子。如果生个儿子，到时候还不得是给人家养的？”

我想跟她开个玩笑，问她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赔给别人了。看她一脸正经的样子，又忍住了。

婆婆穿着红衣黑裤下来了，打扮得跟快餐店的领班似的，小皮鞋擦得锃亮。只是她个子矮，又胖，看起来像个大头娃娃。我把她扶到车上，刚走出不到十米远，她又要下去，说自己的包忘拿了。我说你拿包干什么，又用不着你花钱。她也不答话，不待车子停稳，拉开车门下去，径直回到我们楼上，半天才拿着包下来。

我想起来了，她的手机在包里。

过七十岁生日那天，孩子们高高兴兴回来给她祝寿。小叔子两口子专门从海口赶了回来。她把大家给她买的东西翻来覆去地倒腾一遍，一脸的不高兴。她的情绪总是写在脸上，一点都不会掩饰。我捅了捅老公，让问她怎么了。她对儿子说：“我怎么了你看不出来？连你们的小孩子都会用手机了，你妈连个手机都没有！还反过来问我怎么了？”儿子说：“我刚好多个手机没用，给你吧！”她指着我新买的手机问：“跟这个一样吗？”小叔子赶紧站起来，跑出去买了一个新款的三星手机，才算作罷。

我带着婆婆进了全市最大的吉利购物中心，先给他们一人买了一双老年人穿的沙滩鞋，接着就去服装区买衣服。穿过家电区的时候，她被一个小姑娘的解说迷住了。那姑娘正在给一个顾客解释一款自动电饭煲的功用。

“……您看，头天晚上把米放进锅里，定好时间，第二天早上起来，饭就做好了，热腾腾的。”

“除了米饭，这款机器还能做什么？”顾客把电饭煲端起来问道。

“哎呀，那说起来可多了去了！除了不能自动煮饺子，没有它不能做的。米饭、煮粥、煲汤，还能做蛋糕呢！你看看说明书。”

婆婆一手提鞋，一手指着那款电饭煲问道：“它真能自动煮稀饭吗？不用管它，它自己就能煮好？”

“那当然！”售货员笑着看着她说，然后拿起一本画册哗啦哗啦翻到一页煮粥的照片递给她看，“您看这稀饭煮的！”

“嗯，是好！”她把鞋搁地上，包从胳膊肘上拉下来，准备掏钱。我赶紧上前阻拦她，说：“娘，咱家快成电饭锅仓库了，不能再买了，放的地方都没有！”

“你说得容易，”她一边挣脱我的手，一边继续掏钱，“我走了，毛妮他爸怎么喝稀饭？谁给他起来做？”她把粥、面糊、米汤，统称为稀饭。

“我做嘛！”

“你做？你马上就走了，他喝西北风啊？”

老天爷！这事她是怎么知道的？我赶紧按住她的手，说：“他在家吃过几顿饭？而且，就是我走了，咱们的保姆也快来了，您就放心吧，饿不着您儿子！”

“放心？你想想，在外面吃得再好，要是不喝个稀饭，那胃里是个啥味儿？”她挣脱我，从包里拿出一卷钱，那架势分明是要把人家的货架扫空，“多少钱？”

我赶紧让姑娘开票，去把款付了，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把电饭煲提在手上了。

我把电饭煲接过来，领着她在服装区转了半天，也没看中一样衣服。我想给他们买加棉的厚外套，冬天的海口早晚还有点凉。她想买毛衣外套，说，人老了，身体不想受拘束。可是看了半天，没有一件她相中的。不是颜色太暗，就是款型太瘦。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件，她穿在身上试，我看着挺合适的。谁知她在穿衣镜前扭了半天，脱下来扔在一边，说：“这种毛线穿不了几天就往下坠，套身上跟渔网一样，提提溜溜的烦死人！”

“不行就买小一号的，反正穿几个月就扔了。”我劝她道。

“唉——！”她转圈看着，眉头皱得跟牙痛似的，“去年在海南，你弟媳她嫂子给她妈织的毛衣，又好看又好穿。这机器织的东西啊，到底是不贴身。”

我哭笑不得地看着她，难不成这是逼着我给她织一件毛衣吗？说实话，这活儿过去我还算拿手，可是现在谁还干这个？哪还有工夫干这个？不过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她好像忘了买衣服这件事，一直到车上，还跟我絮絮叨叨地说起她们在海南吃的某顿饭。那顿饭她没吃好，所以一直记到现在。“小羊羔太小了，看着比一块红薯大不了多少，还都是煺毛的羊，黑黢黢的，那哪是人吃的东西？”她抚着搁在腿上的电饭煲，心里肯定想着一锅热腾腾的稀饭，“他们要是敢再让我去吃那东西，试试看！”

三

从我住的地方到单位走大路要半个小时路程，沿着河堤步行，差不多二十分钟就够了。天气好的日子，我几乎都是从河堤上走过去。这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夹带着从农村脱胎而来的痕迹，处处都能感受到它那新鲜而向上的力量，这生生不息常常让我喜不自禁。河堤外是从国外进口的草皮，绿茸茸的像铺了一张毡子。河堤以里则是农民种的庄稼。一条小路斜穿下去，有一个小小的渡口，常常会看到那个摆渡的人坐在自己的窝棚前打盹。一只狗、几只鸡子围着他，一派田野趣味。逢周末，公公婆婆常常带着孩子坐船到对岸，然后再坐回来。有时候我和老公也跟着过去。有一次我打河堤上经过，看见几只牛站在那里，像一群等公交车的旅客。我朝它们扬了扬手，它们只是摇了摇头，也不躲开。

我为此写了一篇散文，喜气洋洋地絮叨了大半天。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个宜居城市，不灰暗，也不拥挤——如果你觉得生活刚刚好的话。

也许，只是如果。

我刚在办公室坐下，林鸽过来了。今天她打扮得焕然一新，白色短袖衫外面套一件荷色小外套，宝蓝色长裙，脚上是一双软皮便鞋。她在我们单位是财务科长，上大学前我们俩就很要好，想不到现在又混到一起了。有意思的是，她是学中文的，做财务工作。我是学财会的，却当了职业作家。

我打量着她的穿着，笑着问她今天的麻将大会铺排好了没有。

“那当然！”她两只手卡在屁股上，像一只翩翩欲飞的鸟，“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晚上的麻将大会是每周末的盛事。林鸽吸烟、喝酒、摸麻，整天跟一群作家艺术家泡在一起，可是从来没人说过她的闲话。她是那种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高人。她老公更高，没单位，没工作，没固定收入，可手里从来没断过银子。一会儿去上海朵云轩春拍一个陶罐，一会儿又在北京荣宝斋淘了一幅康有为的字。更为奇特的是，他会用《易经》算命，几乎没怎么失过手。今年过了春节，我们几个去伏羲陵祭祖，正准备出发，他把我们叫住了，说，准备点路上吃的东西吧，中午之前到不了。大家哈哈大笑，总共不到一百公里的路程，就是骑自行车也能赶到。

林鸽二话没说，跑楼上拎了一大包吃的喝的下来。

谁知去谒祖的人太多，道路被塞得水泄不通。我们被堵在半路上动弹不得，只得吃干粮充饥，到地方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还有一次，他两口子来我们家串门，我们坐在客厅里喝茶。坐下不到十分钟，他看着我老公说：“你明年會有一场大事。”老公向来不跟他说那么多，道不同，话也不投机。不过闻听此言，老公便笑着问道：“多大的事儿？”他始终盯着我老公的脸，郑重地说：“恐怕，你得穿大孝！”老公的笑容僵住了，穿大孝的意思就是会失去父母。老公问：“依你看，是我的父亲还是母亲？”他说：“父亲。他明年七十三，刚好也是个坎儿。”老公问：“哪方面的问题？”他说：“肠胃方面，不是个小问题。”老公一下轻松下来，笑了笑，什么都没再说。我也暗自好笑，公公肠胃奇好，每天小酒小肉没断过，睡前还得再加一餐，按他自己的话说，吃铁都嫌太软。

林鸽在我对面坐下来，把我桌上的书收拾收拾，叠放在一起，扭头看了看，又放下来摆平。她就是个这样的人，常常毫无理由地把东西挪个地方，再挪回去，好像她不知道该怎么安置周围的东西才合适。可是，在对人事关系的处置上，她总是那么得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任何地方既不显得突兀也不显得多余。更重要的是，她有胆，不管什么事情既能拿得起又能放得下。有一次，我们两个下班，她在离单位不远的烟酒店里买了一箱红牛饮料，不知道听信了谁的，她两口子都爱喝这个。谁知到家打开来看，里面装的是金牛，而不是什么红牛。我到家已经吃过晚饭在看电视，她在楼下喊我，非要拉着我找人家算账。我说算了，明天上班带过去跟人家调换也不迟。她说：“那怎么行？让我受这一夜气我可不认！”我只好跟着她去那家店。人家已经打烊了，她擂着商店的门说：“再不开门我一把火给你们点了！”人家吓得赶紧开门，她把两箱饮料掼过去，砸得稀里哗啦乱响。不待人家说话，她拿起货架上的几条烟就走。我坐在车上没下来，羞得跟小偷似的躲在后面，害怕人家看见我。路上她跟我说，对这种黑心店你就不能客气。然后又说：“像你这么软蛋，这个社会上坏人会越来越多！”我说：“犯不着，人家也是小本生意，何必这样收拾人家？”她“切”了一声，没再搭理我。

我冲泡了两杯毛尖，递给她一杯。只有在我泡茶的时候她不插手，可能这也是我唯一比她强的地方。在其他方面，她都是我的导师，而且她也好为人师，经常毫不客气地指点我这，指点我那，好像我从来没有把事情做合适的能力。不过说实话，我之所以离不开林鸽，完全是因为习惯而不是因为需要。再者，我们自小就相互了解，省却了很多麻烦。寻找她之外的朋友，我也没那个心力。我喜欢孤独。

她接过茶，举起杯子看了看，也没说什么。我们埋头喝了一会儿，她好像忘记了刚才的话题，突然问我：“你怎么还不走？”

“你撵我走是不是急着抢我这个位置？”我玩笑道。

“那当然！看谁敢跟老娘争，我废了他！”她边嬉皮笑脸地说着，边把杯子握在自己手里。我知道她这是想聊下去了，便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扔在她面前。她看了看，没动。

“还是走了好，这是一个机会。”省里空缺一个职位，想让我调过去。我也一直在犹豫，如果过去，肯定对我的写作有好处，毕竟越往上走信息量越大，平台也更大。可是，我走了怎么办？老公天天忙得不着家，孩子才上小学，公公婆婆马上要去海南过冬。“你没想想，现在我怎么走得了？”

“走了，走了，一走了之！什么叫走得了？你没想想你不走怎么办？”

我惊骇地望着她。

“别这样看着我，我不习惯人家这样看我！”她半真半假地嗔怪道。

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唉！你啊，揣着明白装糊涂。跟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哪能会不出问题？”她脸上满是担忧的神情，“尤其是你婆婆，可不是个软茬儿！”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害怕的某种东西好像浮了出来，有了眉目和形状，“能出什么问题？而且我觉得婆婆心直口快，这样反而不用处处设防。”

“能出什么问题？能出‘问题的问题！”她笑着站起来往外走，“要是平常，心直口快倒不一定是坏事。如果在家里，事事处处都心直口快，那就是问题了！”

出了门口，她又转回来拿烟。她用烟盒敲着桌子说：“在我们家，我的江山就是打下来的。刚开始我也像你一样，谁说话都想骑在我头上。切！岂有此理！”

我坐在那里愣怔了半天。

林鸽原来也是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公公是南下的老干部，也曾经是这个市的市委书记。婆婆是当地人，这个媳妇是她钦点的。公公婆婆住的是两进院，他们住前面一进，婆婆住后面。开始倒也相安无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她刚刚生了孩子那阵子，大姑姐来看她。按她自己的说法，起风了，她给那姑姐翻找毛衣，随手把衣柜锁起来了。其实，钥匙就搁在柜顶上。姑姐走的时候，婆婆或许想给她带点东西，毕竟是市委书记家里添丁，送来的东西肯定不会少。结果婆婆发现柜子门打不开。这姑姐挑事，姑姐跟婆婆说，往后还让我怎么来？也没跟她告别，一声不吭地走了。婆婆本就不是受气的人，指着她质问道：“莫非你姐是贼吗？她过来，你恨不得把能锁的都锁起来！”林鸽赔笑道：“妈，我只是随手锁了，钥匙就在上面。你告诉我一声，就是把东西全部给她，能值几个钱？”“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婆婆更起劲了，唾沫星子乱飞，“我活着你就这样，我要是死了，你几个姐连这个门也进不来！”

林鸽让保姆把孩子抱出去，回头把门关上，跟婆婆有板有眼地讲起道理来：“要真论起来，我嫁给你儿子，这个家就是我的家，只要我在这里住一天，所有的东西我都有处置权。这算不算过分？如果你儿子跟我离婚，我保证一个纸片都不会带走，包括您这个小孙子我都给您留这儿。我说这是不是个理儿？”看见一向不吭声的媳妇忽然翻脸，婆婆惊得不知所措。林鸽继续道：“不过，虽然道理是这样，可您是老，我是小，如果您真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指使我把柜子打开不就得了，怎么能说那么生分的话呢？再一个，要想公道打个颠倒，要是这房子是我姐的，东西她锁得再严实，您会这样说她吗？或者说远点儿，如果我姐在她婆家，连锁个柜子的权利都没有，您心里会是什么味儿？”

婆婆也不搭理她，摔门就走了，一直到孙子满月都没再露面。

第二次生气是因为林鸽的老公。她老公是个除了正事不干，什么邪门歪道都会干的人。养鸟遛狗，打兔子钓鱼，样样精通。上學时，文化课三分之一不及格，可是《红楼梦》里的人物都跟他干亲似的熟络。从来没交过作业，初中时就办过个人书画展，现在兜里揣着国家级书法家和美术家协会金灿灿的会员证书。手无缚鸡之力，拿过全省羽毛球单打冠军。嘴里没一句正经话，单口相声上过中央电视台。拿《易经》算命，一掐一个准儿。总之一句话，是个歪才。

那天婆婆到他们家看孙子，一进门，就看见儿子坐在小板凳上，正给斜躺在贵妃椅上的林鸽修脚。他把指甲油小心地抹在老婆脚趾甲上，边抹还边拿嘴吹着。婆婆见状，气不打一处来，大吼一声，把儿子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她过去点着儿子的脑袋说：“你真是狗屎扶不上墙啊！从小到大，我没舍得让你给我拿过一次针头线脑，筷子掉地下我都不让你捡，怕累着你！现在你倒好，三十多岁了，还是一兜软泥。你这个畜生真是比阿斗还阿斗啊！”林鸽慢悠悠地站了起来，说：“妈，您老坐这儿慢慢数叨他。您想想，除了您说说他，平日里谁敢说他一句？我敢吭一声，他不把我吃了才怪！”她把老公拉起来，拍了拍他身上的土，“你啊，也不是妈吵你。你真不像个顶天立地的爷们儿，孩子在外面跟人打架，得我去帮他出气；家里便池坏了，我一个女人家抱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往楼上搬。就这，你还觉得娶我吃了多大亏，不知道的还想着我捡了多大个便宜！你知道我心里有多苦吗？今天妈来了，咱让她好好评评理！”

她婆婆气得病了一场，给儿子买了一套房子，让他们搬离了这个院子。

晚上下班，心里七上八下的，有点烦。走到我们家楼下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没有上楼，重新拐回到河堤上。我看到渡船正忙忙碌碌地运送着两岸的行人，雾霭层层叠叠地升了起来，河对岸的城市在我眼前慢慢地消逝。我铺了一张报纸坐下来。河堤上生长着茂密的茅草，我一根一根撕扯着它们。我喜欢听它们折断时的声音，很脆，很甜，也很伤感。

四

周五下午，闲坐无聊，想着孩子今天会提前放学，我早早地就回了家。刚打开家门，我就听见婆婆在厨房里和谁嘟嘟囔囔说话：“……孩子就是这样，要打，你就得打改他。要是打不改就别下手。给他吃，给他穿，不就对得起他了，还要咋样？你看看我……”

肯定是谁来串门，她又在痛说革命家史。自小到大，孩子们没有一个不怕她的。孩子小的时候，她从不在家里偷偷摸摸打他们，而是拉到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打，一定要让打孩子产生巨大的社会效果才会罢手，她因此得过恶名。后来五个子女陆续考上大学，她打孩子的古怪行为又传为美谈。不过，奇怪的是，孩子犯了小错她打，真正犯了大错她反而不管了。下河洗澡、逃课、撒谎，这都是开打的理由。但是不小心把水桶掉井里，热水瓶弄打了（这在那个时代都是大事），她只是一笑了之，从不责怪。有一次我老公把一只祖传的花瓶摔碎了，她拿把笤帚把碎片扫了出去，一句责怪话都没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后来老公上了大学，问她这些事。她说，犯了小错不打你们，长大了就会犯大错。你们犯了大错，自己都吓坏了，我再打你，你怎么活？

婆婆一连生了七个孩子，只活下来五个。在她家，实行的是一家三制：五个孩子中，有喊她娘的，有喊她婶子的，也有喊妈的。大姐、三姐和我老公喊娘，二姐喊婶子，小叔子喊妈。二姐之所以喊她婶子，是因为生活困难时期，她得了重病，眼看着奄奄一息，母亲就把她扔在外面的一张席子上，听天由命了。隔壁没闺女的大娘知道这事后，把二姐抱回屋里了，二姐在大娘家捡了条命，管大娘喊娘。大娘去世后，二姐又回到了家里，从此就喊母亲婶子了。

有小叔子的时候，公公已经调到了县城工作。可能婆婆觉得喊妈比较洋气，能配得上城里的生活，所以就让老儿子喊妈。仅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婆婆是一个害怕掉队的人。尤其是来到城市里，她像站在悬崖边上一样害怕掉下去，拼命模仿城里人的一切，除了语言——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她想改变自己的土话。儿子责怪她说，她土话里什么都带“子”，什么面条子、菜叶子、茶杯子，听了让人笑话。有一次她跟我说，要我帮她弄一张表子。我骇然道：“什么表子？”她说想办一个老年证，需要填一张表子。抽油烟机坏了，她给儿子打电话，“咱家那个机子坏了，你快让人修修。”儿子委婉地提醒她之后，她什么都不带“子”了，变成凳、裤、袜，每每还听见她带着孙女，“走，买个包（包子）吃。”听了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为了弄清楚路牌、广告等各种用文字标示的东西，她开始学识字，那时她已经快七十岁了。一年下来，竟写了十几本，字也学会了不少。儿子为了鼓励她，让她把家族的历史写下来，说我写小说用得着。她废寝忘食地写了半年，拿给我看。三个笔记本，写得满满当当的，就是没人看得懂。我让她念了一段，听着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估计女书就是这么发明的。

若是厨房热闹，一定是孩子的三姑来了，在厨房陪婆婆做饭。新来的保姆也在里面。看见我回来，三姐忙拍了拍手走出来。她最近老到我们家来，怕新来的保姆不适应，什么事她都手把手教。我说过她多少次，这家是我的家，不是她的家，不要什么事都管，让保姆无所适从。莫非你自己的家宁愿不管，也得把我们家管了？不说她还好，说说她好像把这事给挑明了，反而正大光明地管起事儿来。要不是碍着老太太，我真的会把她轰走。

“剛才我们在那儿说大姐的孩子哩！”她接过我的包，拿在自己手里，好像我是客人，她才是这里的主人，“这孩子也太不像话，他爸通过部队一个老首长，好不容易把他安排到北京一家国企上班，一年也不回来一趟，平时电话都很少打。谁知道自己不吭气找个湖南的女孩结婚了，等咱大姐知道，他又把婚离了……”她话匣子一打开，至少是一部中篇小说。“离就离了呗，谁知道还留下个孩子，让大姐管都没法管。”

我应付了几句，赶紧躲到卫生间去了。卫生间里乱糟糟的。房子小，多一个人就更乱，这老三又不检点。我这几个婆姐，唯老三像母亲，热心肠，就是嘴太碎。我在里面收拾了一下，洗了洗脸，想着这么半天时间，她肯定又回厨房了。谁知道我出来，她还在卫生间门口等着我。

“我头疼，还晕，我想躺一会儿。”说着我就往卧室走。最近心里烦得很，没一点说话的兴头。我还没躺下，她的手已经搭在我的额头上。她和大姐都是医生。

我闭上眼睛，竟真的天旋地转眩晕起来。

“这个保姆啊，得换，我听咱娘说了，发现她翻口袋，手脚不干净。”她的手从我头上转移到了手腕上，一本正经地给我号起脉来。

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气得恨不得坐起来跺她两脚，可这时刚好公公把孩子接回来了，她一阵风似的旋了出去。

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记得我刚有小孩那阵子，她休假在娘家。有一次，婆婆把孩子抱在怀里亲她。估计是老年人口气重，再加上她爱吃葱姜蒜之类的东西，孩子拼命躲着她，边哭边把头往两边扭。她越是这样，婆婆越是追着亲她。我说：“娘，你的脸别离孩子那么近。”

“咦！咋啦？”婆婆突然站起来，把孩子像一块砖头似的扔在床上，“就不兴我跟孙女亲亲啊？”

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拼命踢腾着，小嘴像鱼一样吐着泡泡。我既心疼又羞愧，满面通红，一时不知所措。我看着坐在一边的三姐，她是医生，知道卫生常识，原指望她帮我说几句。谁知三姐没事人一样抱起孩子，说：“孩子嘛，越泼皮就越健康，让她饿着点儿，冻着点儿，哪怕鼻涕稀里哈拉的，不碍事！你要是让她吃饱穿暖，天天捧在手心里，非生病不可！”

我不喜欢她，大约是从那时开始的。

月子里，婆婆说三姐有风湿，不能沾水，她没为我做过一顿饭。我老公回来陪我，给孩子洗尿布。我婆婆悄悄跟我说，可别让他再干这个了，男人干这不吉利。大月子里，我自己起来给孩子洗涮，后来提起都没人相信。

我婆婆却偏偏最喜欢这个女儿。二姐是那种走到哪儿都手脚不闲、干净利索的人，因为嘴笨，婆婆一辈子都不待见她。

三姐把孩子安置好写作业，又来到我床前。我已经坐起来了，那阵眩晕劲儿过去，感觉好像是虚脱一般。她跟我唠叨起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来，这也是我的烦心事。这孩子小小年纪就有逆反心理，我越强调什么，她越不做什么，说多了她还跟你急。

“我去见了几次她老师。人家很不高兴，说这孩子最近老是心不在焉，上课不注意听讲，作业粗枝大叶，跟同学也不是太合群……”

“管她呢，她爸交代她说，只要语文英语两门功课学好了，其他不用管。我看这两门课还行。”我皱着眉头打断她的话。这孩子虽然毛病不少，但也不是一无是处。

“老师说，她有时候还撒谎。”

“小孩子都这样，只要有是非观念就行。”

“她的穿着也太出格，有时候学校集体活动她也不穿校服。”

“孩子一点个性没有，也成问题。”

她还想说什么，孩子突然出现在门口，哭丧着脸朝她嘟囔道：“三姑，你能不能不在我爸我妈面前说我的坏话啊？”

“你这孩子，一点礼貌都不懂！”三姐拍着腿说。

五

我往省城搬家那天，我们都起了个大早，把该收拾的东西打开，又重新收拾一遍。本来也没这个必要，谁知婆婆五点多就起来开始翻腾。我告诉她，昨天东西已经收拾好了，别再折腾一遍了。她不放心，一件一件地打开看，边看还边问我。我也只好起来了，帮助她翻检。过了一会儿，三姐也到了。全部东西翻了一遍后，果然发现遗漏了一件重要的东西——她特意安排我买的自动豆浆机。“这个你一定得用，”她亲自把它放进包袱里，“你这早上不喝稀饭的毛病可不能再犯了。”

“好。”

“还有这个。”她又准备解包袱，被我制止了。我知道她在说她亲手给我缝制的一个小枕头，里面装的黑豆，据说可以治疗颈椎病。“这个您不说我也得天天枕，现在好多了。”我说。

我边说边剥着一个大石榴，把剥好的石榴籽放在一个透明的食品盒里。这是给老公准备的，他胃不好，我坚持让他每天晚上回来吃点石榴籽，据说很养胃。

“你看，”婆婆扭头看着三姐，用指头点着我，“她可比小媳妇知道疼人多了。”

这个老太太，怎么说呢，即使像林鸽说的那样很强势，可她的专制放在这个家庭里，特别有喜剧味道：她想让儿子对媳妇好，但是又怕太好，把她排斥在外。她想儿媳妇有出息，但是又不能出息太大，让她不好敲打。所以有时候她故意在儿媳面前“做”出来的那种态度，让人哭笑不得。听弟媳说，有一次他们去吃文昌鸡，婆婆先把两只鸡腿撕下来放在儿子盘子里。儿子拿起一只给弟媳，婆婆又把它拿回来给儿子，说，她不爱吃这个，你吃吧！

前年婆婆在海口，正赶上弟媳考注册会计师，天天忙得既顾不了孩子也顾不了家。有一天，她终于忍无可忍，把小儿媳从书房里喊出来，当着亲家的面，把她数落了一顿，质问她还有什么事儿比老公孩子还重要，“要是这么下去，这个家早晚得零散！”

晚上弟媳跟我通电话，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劝她说，婆婆刀子嘴豆腐心，说了就了了，不能跟她一般见识，而且她也是为了你们家庭好。后来婆婆回来，我趁她情绪好问她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说过，”她说，“咋了？”

我说：“娘，这话太伤人了，不能这么说。”

婆婆正色道：“她这是傻啊，啥事比丈夫孩子还重要？现在不散，不等于一直不散。”我知道她对弟媳的气还没有彻底释放出来，“反正我说了，随她便。他们散不散也不在于我说不说这话！”

我差点晕过去。

“不过话说过来，她还真没顶撞过我一次，”她看我尴尬的样子，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说下去，“我就是不喜欢她那样，不管我说什么，不管她同不同意，只会笑，好像我有多不讲理似的！”

我的眼泪都快笑出来了，说，谁要说您老人家不讲理，那她真是个不讲理的人！

那天去省城送我，是老公开车，婆婆非得跟着去。我们也没劝阻她，害怕哪句话说不妥当又惹她不高兴。在路上我一直嫌老公开车太快，让他慢点。婆婆故意闭着眼睛，故作轻松状，对我说，你管他干吗？他自己心里有数。坐什么车我都害怕，就坐他的车我能睡着！我看看她，什么都不再说了。结果到地方后，我在卫生间洗脸，听她在客厅数叨儿子：“我再也不坐你开的车了，撞不死也给吓死了！没有一辆车你不超，没有一辆车超咱的车！”

六

四月的礼拜天，我和老公都在家休息，每人抱一本书，半天都没说一句话，卧室就像阅览室一样安静。我俩都喜欢这样的氛围，看电影也是这样，各看各的，极个别时候才会交流一下各自的观感。

最近他一直在发胖，而且那种官僚主义的微笑替代了过去毫无顾忌的大笑。过去他的生活是快节奏的，现在好像开始减速。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对我们家的意义在于，他在家陪孩子的时间比过去多了。

孩子一直睡到十点多才醒，这是她每周一次的礼拜天“大餐”——肆无忌惮地睡一个好觉。过完年她才九岁，每天起来都心事重重的，一点小事不称心就发脾气。有一次我推门进她房间，她拿手随便往外面一指，不耐烦地说：“去！把我的红鞋给我拿来！”

“咦！你还成精了，跟谁这么说话呢？”

“去拿吧！”她更不耐烦了，噘着嘴拿眼睛斜我。

我气得恨不得抽她，不过想想一个礼拜没见她了，就忍住了。我在背后默默地观察她，看她对别人的态度。慢慢就看出问题来了，她对保姆也是这样。

我非常生气，这不是孩子的责任，是大人的问题。我很认真地跟老公谈了一次。他嬉皮笑臉地说：“我也是在慢慢学习当爹嘛！我不能让她既没娘又没爹吧？”

我无话可说。自从我离开家搬到省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生活好像是走到了一条岔道上，或者是，某个地方开始漏气。我开始怀疑我该不该走，或者为什么走。记得当时跟他说我要往省城去，他还很高兴，说，你也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了。

十点多，我们带着孩子到小码头去乘船。开始她百般不同意，左一个没意思右一个没意思。我不由分说，拉着她的手就走。到了河堤上，她站住了，看着落在后面的爸爸哭了起来。我蹲下来看着她。她拱进我的怀里说：“妈妈，你不是不要我了吗？”

“谁说的？”

“还要谁说啊？”她的哭声突然放大了。

我的泪水一下就出来了。从这里调到省城工作，我跟孩子一句都没有解释过。我根本没想过，在她童稚的世界里，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想告诉她，没有任何东西比你更重要，妈妈爱你，永远爱你。但我什么都没说，即便是在小说里，我也不是个懂得温情的母亲。我对待女儿，永远只差这一句话。

我女儿的生命里，父亲是个最好的父亲，她的愿望，他全部都帮她实现，并且百分之百满足她所有的物质要求。婆婆在家时，时时处处盯着自己的孙女，但她从不批评她，理由是怕得罪孙女，所有的矛盾都等着星期天我回来处理。我一直没想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似乎也不像是她的风格。

坐船到对岸后，我们刚进入城区，老公的电话响了。刚开始还走着接着，一会儿就站下了。“……结果确定吗？要不行就直接去北京301医院，再确诊一下……”

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放下电话，我问他怎么回事。他长叹一口气，说：“林鸽老公给父母算那一卦你还记得吗？”

我点了点头。

“刚才弟弟打电话说，父母离开海口之前，他给他们查了一下身体，父亲查出是直肠癌。”我想起林鸽老公说的穿大孝一事，心里也咯噔一下。估计老公看出我的紧张，说：“好在发现得早，还可以手术。”

孩子仰着脸看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小心翼翼地问道：“爸爸，我们不吃比萨了吗？”

“走！”老公揽过孩子，“咱们吃比萨去！”

公公婆婆又过了一个礼拜才回来。去接他们的路上，我一直跟老公说让他放轻松一点，不能影响老人的情绪。老公看着我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但是脸色凝重得很。我说：“你这个样子肯定会让他们看出来不对劲，不行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去接算了。”他说：“没事，到时候我就放开了。”果然，见到父母，他装得跟没事人一样。坐在回去的车上，公公婆婆都不怎么说话。我故意找点不咸不淡的问题问他们，天气啦，饮食啦。婆婆忽然拍一下我的肩膀问道：“您爹的病都知道了吧？”

我一下愣了。老公赶忙接过话头，轻松地说：“知道，不就是一个瘤子嘛，还是良性的！”

公公叹了一口气，插话道：“良性的也好恶性的也罢，反正病是长在我身上，我又是医生，到哪一步都要让我知道！”

老公说：“那当然。”

婆婆说：“不管啥良性恶性，咱不能不治。您姥娘活到一百零三岁，吃药吃到一百零三岁。咋啦？她就是脾气不好，爱吵人，还贪吃……”

我们都笑了起来，车里的气氛一下轻松了。我装出特别吃惊的样子，说：“娘，这个故事你从来没给我讲过。说来听听。”

“她厉害起人来，能把人吵得找地缝往里钻。吵完人，她能吃一大碗红烧肉，油越大肉越肥越好。”婆婆用手比画着说，“那一次，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她吵了你大舅吵你二舅，吵完后她人不见了。这可把我们急坏了，你大舅二舅，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大街小巷村里村外哭着找娘，闹腾得鸡犬不宁。”

“那她去哪儿了？”我问。

“哎呀，你听我说啊！”她不耐烦地拿手在眼前挥了挥，好像我的问题是一股烟雾，“到我一个又聋又瞎的老姨那里去了。把她找回来，可把你两个舅舅高兴坏了，俩人站在门口放了一挂鞭炮。那挂鞭炮啊……”

公公咳嗽了一声打断她的话，说：“我早看透了，人活得再排场，不过是份儿土馒头馅子。跟你姐商量商量，如果我这病确实还有治，你们就张罗张罗；如果没治了，千万千万别作孽，你们花钱让我受罪。你们面子上落个孝顺，让我死得也不痛快，这边断气儿那边还欠你们一身债，人财两空！”

我觉得这是忍耐了一辈子的公公，说得最荡气回肠的几句话。

七

我到省城工作之后，林鸽两口子来看过我一次。我感到非常意外，最近一个时期，一直有人沸沸扬扬地传说他们两个在闹离婚。中间我打电话问过林鸽真的假的。林鸽说：“你猜？”我说：“我希望是假的，不过你们这对儿神仙眷侣，谁能拿捏得那么准？”“那就对了，”林鸽依旧用惯常的赖皮口气跟我说，“你多琢磨点人间的事儿，这神仙的事儿，就交给上面管吧！”

吃饭的时候，林鸽的老公一直若有所思地发呆。想起他们闹离婚的事儿，我故意问他：“你又梦游到哪个桃花岛上了？”

他点了点头，“我在想，你的生活可能要发生重大变化。”

“可别说！”我赶紧打断他，我真不想再让他的乌鸦嘴胡扯八道，“我还蛮希望自己的生活不断有惊喜，现在还不需要你指点迷津。”

“当然，惊喜惊喜，有惊也有喜。有些东西早点知道未免不好。”

“实话告诉你，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已经知道了，第一，如果不是老公坚决不要我了，我不会跟他离婚。第二，如果不是上帝特别选中我，我绝对不会长生不老！”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没再说什么。

林鸽也没有那么多话了。

上水果的时候，我问他们：“我公公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吧？”

“当然，”林鸽的老公说，“在劫难逃，这话一直在那儿放着，无论是谁。”

“不过是个良性的瘤子，而且还是早期，应该没问题。”我轻描淡写地说。

“这事儿，好说，也不好说。要么你是对的，要么我是对的。”他抓起椅背上的风衣，看了看林鸽，然后对我们說，“我还要去见个人，一会儿再联系！”

林鸽把他送到门口，看着他走远。我问林鸽：“快交代，到底怎么回事？”

“没事，”她仰头往后捋一下头发，逆光里看见她眼角生了不少皱纹，“没事你就不要找事！”她用手点着我嗔怪道。

“在劫难逃？”我不无讥讽地看着她。

四月份，给公公做了肿瘤切除手术。从北京请的专家，在大姐所在的医院做的。我的意见是放在北京做，毕竟大医院各方面条件都好，有点意外也好处理，我父亲曾经在那里做过大手术。大姐说，这个手术不大，在她们医院做，大家都不用往北京跑，也有利于术后恢复。

术前我们请专家吃了一顿饭。饭后，专家说，这个病虽然不是很要命，但病人毕竟年龄大了，肠子切断后再接起来很难愈合，风险也大。为了安全起见，不如从腰部穿出去，接一个粪袋。他说做过几百个手术，从效果上看还是这样比较保险。

“那不行！”大姐的脸涨得通红，好像这个建议冒犯了她似的，“无论如何不能接一个粪袋，父亲一辈子爱干净，死也不会答应的！”

二姐和三姐对视一眼，都没说什么。老公不赞同大姐的意见，说还是尊重医生的意见，安全第一。

“坚决不行！”大姐斩钉截铁地说。

手术进行得挺顺利，这个主刀医生是国内有名气的肛肠科大夫，麻醉师也是省内一流的名家，做这样的手术简直是小菜一碟。哪知越怕鬼越是鬼打门，手术过程中犯了一个极为低级的错误——手术器械消毒不过关，基层医院毕竟各种设施水平有限。公公术后一直高烧不退，伤口不愈合。原来以为只是伤口感染，集中精力把外部伤口解决了，温度不但不退反而升到怕人的高度。这才拉开肚皮看，发现里面的肠子已经穿孔了。

那一段时间婆婆真是吃尽了苦头，她就据守在公公的病房里，只要有一点动静，立马就奔到病床前，小心翼翼地察看着。她亲自伺候公公大小便，为他擦洗身子，坚决不让孩子们插手。尤其是我去了，更是不让我动手，最多让我看看病人，站在公公病床前问候几句。有一次，我看她腰里鼓鼓囊囊地裹着个什么东西，问她这是什么。她朝我使了个眼色，把我拉出去说，公公裹腰部用的腹带，每天都会有脓血粘上去，所以必须随时清洗。但是又来不及晾干，她就只好裹在腰里暖干。

我說：“娘，这些腹带如果医院不够，你吩咐我们买几条也不是什么大事。如果再把你的腰冰坏了，就是不说你受罪，孩子们不得照顾你吗？”

“你们要真想花钱，就给你公公多请点好医生，多买点好药吃，让他快点好吧！”她比画着腰里的腹带，“这算什么呢？”说着说着，一大滴眼泪滚落下来。我能感到她心里的那种绝望和苦楚，“比起我年轻时候受过的罪，连屁都不是！六几年那时候，你公公饿得眼睛发绿，说看见生产队喂牲口的豆饼，真想吞一口。我一听这话，连口水都没喝，去给人家推了一天石磨，换回一小把牲口料……”

但是，尽管医院精心治疗，病情仍不见好转。刚好那几天我去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等我回来，公公已被转移到了重症监护室。我想进去看看。三姐说，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进去了，刚刚才抢救了一次，虽然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意识还没有恢复，即使进去他也认不得人。我站在窗户外面看着身上插满管子的公公，不禁百感交集。如果当时听我的，把他拉到北京去治，怎么会有这种结局？可是，毕竟我是媳妇，话也只能点到为止。再来一次，我仍是不能替他的儿女作主。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来到了医院。公公的神志清醒了许多，看见我们进来，他浮肿而苍白的脸动了一下，眼睛闭上了。老公拉起父亲骨节毕露的手贴在自己脸上。我也禁不住热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公公睁开眼，扭着头看着儿子说，儿啊，我不想死！你们一定要把我治好，用最好的药，找最好的医生。我还没活够啊！

这时医生护士过来看了看父亲的血压体温都还正常，劝我们暂时出去，不要打扰病人休息。婆婆让我们一定到门口先去喝点稀饭。老公一直拉着父亲的手，站着没动。婆婆过来扯着我的胳膊说：“他不去咱们去！”

我们刚刚在医院门口一家快餐店坐下，三姐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说父亲断气了。婆婆站了一下没能起来，又一屁股蹲儿下去，眼睛眨了眨，好像没听懂似的。

八

按照公公生前的遗愿，把他的遗体拉回了老家。回去那天走得很早，因为老公是长子，所以我们两个必须护灵，二姐三姐陪着我们坐灵车，大姐陪着婆婆坐后面的车上。小叔子一家还在从海南回来的路上。临开车前，婆婆安排三姐带条毯子。三姐问，这么大热的天，带那东西干什么？她指了指我，说别冻着我的腿。我这才想起来自己开会穿着裙子回来，忙得一直都没换，现在再回去也来不及了。我愧悔地看了婆婆一眼，也感激她真给我面子，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数落我穿这一身不合适。

车子开出城区不久，果真感觉车厢里冷得厉害。为了防止尸体腐坏，他们用冰块在车厢里砌了一个冰床。公公的身体裹在一条白布单子里，固定在冰块上，瘦小得像一小捆行李。事实上，折磨了这么多天，他也仅仅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车子走着，两个姐姐念叨着，爸，咱们回家，咱们回家啊爸！说完就哭一阵子，哭完了接着说，一桩桩述说着公公过去的很多旧事，不知道是说给我们听还是说给往生者。我第一次亲身经历亲人的死亡，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安置自己的情绪，心里一直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可就是哭不出来。这是一次奇怪的旅程，坐在车子里就好像乘坐着时光机，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空间，让你从头到尾打量死亡。也就是从这一次开始，我又经历了几次亲人的离世，镇静多了，再也没有体会过这种既拥挤又空落的心情。

老公默默地流着泪，他的手一直拉着我，手心里湿漉漉的都是凉汗。

婆婆先于我们到家，看来家里的出丧事务已经安排停当了。婆婆坐在堂屋里，指挥着一群妇女剪裁孝布。这是很有规矩的，什么样的人戴什么样的孝布，一点都不能错。像我们这些晚辈，不但要戴孝，还要披麻（不过是在腰里扎一根麻绳）。看见我们回来，站在婆婆身边的一个人对她说，让他们几个赶紧披挂上，到门口去跪着，马上吊孝的人都要过来了。婆婆瞪他一眼说：“跪啥跪？跪跪你哥还能活过来吗？”那人搓着手红着脸说：“这是规矩，怕人家说闲话。”

“说闲话叫他找你哥说去吧！我是不信这个！”她朝里边屋子里一指：“你们几个去里屋坐着，我不喊谁也不能出来！老三，”她用手指点着那个人，“你安排打墓穴的抓点紧，中午一过就把人埋了！”

“哎呀嫂子，”那人甩着两只手，看来真是急了，“咱不说停尸三天了，最起码要停一天吧？有些亲戚根本赶不过来。”

“赶过来了有人，赶不过来有坟，有啥区别吗？”

公公的葬礼就是按照婆婆的安排，在午饭后进行。当地的风俗，中午饭我们是不能吃的，要一直跪在灵前，等帮忙的人吃完饭再出殡。可是婆婆不管这些，强迫我们必须吃完饭再说。她指着我说：“你像她这一风吹的身体，不吃饭不是要命吗？”我说：“娘，不用管我，我能坚持。”她把一个馒头硬塞给我，逼着我把它吃下去。

公公葬在村西临河靠坡的一块土地上。那条河叫泥河，是淮河的一条支流。老公告诉我，公公一辈子喜水，经常自己到这里坐上半天，所以这个归宿也是他自己选定的。本来我们想着仪式结束后，停下来到河边坐一会儿。公公平时跟儿子说话不多，跟我说话更少，但我们对他的敬意是一样深。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把这一切都破坏了。

公公下葬之后，还要给他烧纸，扎一些车马、金童玉女，还有生活用品什么的烧掉。那天大姐扎了一大堆东西，连电视机冰箱什么的都有，祭品店拉了一大車过来。婆婆看见了，问道：“谁让扎的这些东西？”

大姐哭着说：“我让扎的。”

“这得多少钱？你哪来的钱？”

“娘，这时候还能讲钱吗？”

“啥时候不讲钱？除了你爹，他不讲钱了。活人哪个能不讲钱？”婆婆气得浑身哆嗦，“你白花冤枉钱扎这些东西，你爹用着了吗？”

“一点也不冤枉。用着用不着这是我的心意！”大姐顶撞道。

“不能用！拣一两样烧了，其他的都拉回去！”婆婆怒喝道。

“一样都不能拉走！”大姐说着就开始往下卸东西。

“我叫你扎！我叫你扎！”婆婆忽然拿起卸下来的东西往地上摔，边摔边用脚狠狠地踩着，“就你爹那个笨样子，你给他拿这么多东西，他能守住了啊？”

我们回去的时候已经傍晚了。大姐坐我们的车走，进入城里之后，她说自己不舒服，不陪我们一起吃饭了。我们把她送回家，直接去了饭店。吃饭的时候包了两桌，男人一桌，女人一桌。婆婆发现大姐没在，问我：“你大姐哪里去了？”

我说她回家了，不想吃。

“咦！她忙了一天，不吃饭能行？你们去接她！”

我说：“我劝她半天，她坚决不来。我估计她心里不舒服。”

“她心里有啥不舒服？”

她好像已经忘了，中午和她吵架的事。

我带点埋怨地说，“中午扎东西的事。她也几十岁的人了，给爹扎几样东西是她的心意，您不该那样。”

“天，我哪样了？我不是怕她花钱么，她最没钱，凭啥扎东西该她出钱？”她咄咄逼人地质问我。

我一时也有点激动，脱口而出：“爹治病和办丧事，花多少钱都是我们的，肯定不会让她们出。”

老公怕我惹她，出来打圆场说：“这次手术，是大姐坚持非要这样做，结果却出事了。估计她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心里难受。”

“那，你的意思是，你大姐把你爹害死了？你、你们当初不是都同意了吗？”她突然站起来，用手点着我老公，却朝我走来。二姐三姐赶紧拦她，可是她挣脱掉还是往我面前冲。我浑身紧张得汗毛都立起来了，想不出她会冲过来对我干什么。

“你们说的这是人话吗？”快走到我跟前时，她突然停住了，两只手朝自己脸上一左一右地打起来：“老天爷，我都作了什么孽啊！”

整个大厅吃饭的人都停住了，全部目光盯着我们这一桌。那一刻我的脸色肯定惨白得没一点血色。可是，没人管我，老公和两个姐姐都去安抚他们的母亲了，饭桌上就剩下我自己呆呆地坐在那里。在周围赤裸裸的目光下，我觉得自己简直是被出卖了。我想冲她喊叫，这话是你儿子说出来的，为什么要冲着我来？不止一次了，所有的好，都是她的儿女孝敬；所有的不好，都是媳妇的错。一股巨大的悲愤包围着我，我真想站起来把桌子掀翻，实在忍无可忍了！但我动都没动一下，心里却在哭泣，可是眼里没有一滴泪水。在这个时刻，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管怎么样我也不会为自己的委屈声张——在死亡面前，一切事情都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九

那天晚上，婆婆还是回了我们家。几个姐姐请她去住几天，她都不为所动，怎么劝都不行。第二天早上起来，她已经煮好了粥。对于昨天发生的事好像忘记了，一句都没再提。接连几天都是如此，每天早晚两次熬粥，雷打不动。

但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变了，也很少跟她单独待在一起。过去我们之间的某种默契被打破了，也可能那种默契是我想象出来的，或者是被我制造出来的。

晚上，我跟老公躺在床上，对他说起这件事情。他正趴在枕头上按摩自己的脖颈，听见我说这个，立马停住了，翻过身来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我还记得这件事让他非常难受似的。我不管不顾地发着牢骚，打定主意要把心里的苦闷一股脑地倒出来。他叹了口气，有时候也嘟囔几句，像是安慰，更像是反驳。后来我看他眼皮涩得睁不开，实在听不进去，便不想说了。谁知他突然问我：“她都到这把年龄了，你还想让她改变什么呢？”

我在他的口气里明显听出不满，不过我已经不想多说了：“我只是希望她更好，也更开心！”

“我觉得她刚刚好，她就适合那样的自己。”

这话说的！好像我是个多自私的人，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我想起过去我曾经在他面前抱怨过婆婆，说我不管怎么维护她、帮助她不断改变以适应城里的生活，她好像一点都不领情。谁知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我说：“你这样做不是为了她，只不过是为了你自己。其实你大可不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行了，不然大家都累，而且还容易出问题。”

我翻身朝床边挪去，心里一阵发冷，觉得自己热心过度了。但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吵，而且也都明白，那比吵一架所涉及的东西要深得多，也疏离得多。在某些方面，我觉得他外表越来越像我公公，从说话的口气到口音。有一次他们两个坐在客厅里说话，我远远地看着，不禁恍惚起来，一时间真分不清楚谁是谁。而他的内心，则越来越像我的婆婆——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不能触碰的底线，都不能解释和辩白——不过我还是安慰自己，老公是个有责任感，也是个有担当的人，这也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

婆婆还要按时去接孩子。我说她都这么大了，你不用去接了。可是到点儿她就往学校走，即使我去接，她也得在后面跟着。有一次我拦住她不让她去，说我们都不要去了，孩子也该学会自己回家了。她说：“就是不接她，我也想去瞧瞧热闹！”

有时我也想，毕竟失去丈夫的是她。我总以为她内心有着巨大的创痛，所以我更要逼迫自己忘记那些不快，时时处处都赔着小心顺着她，害怕再触怒她。有天夜里两点多我起来解手，从门缝里看见她屋子里还亮着灯。我轻轻推开门一看，她披着一条单子跪在床上，双手合十在念叨着什么。我从来没见过她的裸体，不知道一个人怎么可以老成那样，简直像是一座废墟。看见我站在门口，她头都没抬，好像我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看见窗户大开着，外面正下着小雨，浓雾遮天，河水的声音非常响亮。我悄悄走过去把窗户关了。她动都没动一下。我无声地拉上门走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起来，她还是依然忙碌着。我告诉她明天我就要走了，我的假期已经到了。她没吭气，晚上吃饭的时候，安排儿子把几个姐姐都喊过来。儿子问她，现在吗？

“现在！马上！”她把筷子拍在桌子上。

姐姐们挤坐在客厅的一只沙发上，瞪着母亲，不知道她又要出什么难题，她们已经习惯听她发号施令了。按照婆婆的安排，我把女儿关在小屋子里写作业。

“趁着大媳妇在家，我得说一件小事，”婆婆坐在孩子的小凳子上，围裙也没解掉，“我死后就埋在这里，坚决不回老家跟你爹埋在一起！”

我们都震惊了，互相探询地看着，没一个人说话。我老公看着她，脸涨得通红，但他什么也没说。

“你们要是不答应，”她解开围裙摔在地上，“今后每年的今天都是我的忌日！你们说吧，答应不答应？”

“答应！”三个姐姐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你们俩呢？”她指着我和老公。

我看看老公，又看看婆婆。老公说，你说咋办就咋办吧！

婆婆听完这话，就下去散步去了，她每天晚饭后要走一万步，据说是跟邓小平学的。大姐二姐住得比较远，我让老公开车送她们。客厅里只剩下我和三姐两个人。“你一定得理解母亲，”她又作出一副跟我聊天的架势，可这次我没再截断她，“母亲心里很苦，可是她对谁都不说，也没法说。她对父亲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她要恪尽一个妻子的职守，一丝一毫都不会马虎。另外一方面，她心里也非常明白，父亲没有一天看得起过她。”

眼前的一切开始模糊，我想起公公那淡然的脸色和一言不发的姿态，好像悟到了什么。

“父亲原来是大家族出身，可是他性格狷介，爷爷很不喜欢他，还没成家就把他分出去了，只给了三间破房子。几个姑姑给他凑了些钱，他拿着跟人学做生意，结果又被人在外地骗走了，差一点自杀身亡。走投无路，才去投靠母亲家。这门亲事是爷爷定下的，父亲本来不同意，后来只好将就着过了。母亲大字不识一个，长得也不好看。父亲原来是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倆人很不般配。可是，姥爷姥姥把父亲当儿子养着，供他读私塾，学医术。父亲跟母亲成一家，还债的成分多，感情因素少。”

我起身，给三姐泡了一杯茶摆她面前。

“解放后父亲之所以能在城里工作，完全得益于他过去所学。可是，家里不管多困难，他从来没问过。要说起来，父亲是一个好人，一辈子没跟谁红过脸。可是他从小被人伺候惯了，不懂得体谅别人。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几个，困难可想而知，可不管多难，一句都没跟父亲说起过。在生产队里，白天她跟男劳力一样干粗活重活，想多挣点工分，晚上还得收拾几个孩子的衣服鞋子。有时候母亲去挖河工地干活，累得半年都不来月经，父亲也不知道问一声。就这，父亲每次回来，母亲都把最好吃的给他留着。最让母亲伤心的是……”三姐忽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我坐近她，递给她一沓湿巾。

“姥爷去世的时候，正赶上下雨，没法骑自行车，只好走着过去。也只是十来里的路程，可是父亲受不了这个罪。回来的时候，父亲说，要知道这么累我就不来了！你想想，这话母亲听了心里是啥滋味？过去父亲在姥爷家读书的时候，全家人吃饭都等着他。他不回来，筷子都没人敢动一下。但是，那天母亲一句都没责怪父亲，自己偷偷地哭了好几天……”

河堤上有人在练唱京戏，咿咿呀呀的腔调听起来分外凄凉。我走到阳台上，向雾霭弥漫的河堤上张望着。

三姐没跟出来，她还在客厅等着我，估计还有话说。果然，我走回去她又开始说起来。她说，她心里一直过不去，那天母亲对我太过分了，后来她们几个都数叨过她。但母亲就是那个脾气，谁也没办法。

其实这事儿我自己已经化解得差不多了，跟婆婆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自然了解她的脾气。但是我始终不明白，婆婆那天为什么会发那么大脾气，所以就着这个话题跟三姐聊了几句。

“你不知道大姐的情况，”三姐长长地叹一口气，“说起来话就长了。大姐夫参加过中苏珍宝岛战役，在冰天雪地里卧守了好几天，落下肠胃病的病根，经常肠痉挛。战争结束后，他被送到部队野战医院住院。医院误诊，当成直肠癌给切了，吊了一个粪袋。”

我想起每次全家人聚会，很少见到大姐夫，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跟他见过几次面，印象不是很深。他少言寡语，从部队复员后，安排到地方手扶拖拉机厂工作，刚回来的时候还能领到工资。后来企业倒闭了，他也只好赋闲在家，靠养老保险生活。

“大姐的生活一直过得这么清苦，大家都不知道她心里的苦痛，她的苦处无处诉说。而且咱们家人都回避这个，谁都没说过，”三姐说着说着哽咽起来，“有些事情咱们想不出来，一个人吊个粪袋，说起来没什么，无非是一个医疗手段，可那是没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大姐夫自己住一间房子，冬天还好说，一到夏天，他屋子里再怎么处理都有一股臭味，孩子们进去都捏着鼻子。所以大姐拼命攒钱，想着无论如何把大姐夫的肠子改道，把粪袋去掉。这样的日子她过了几十年，怎么会再让父亲过下去？所以她坚持不让父亲用粪袋，是有刻骨之痛的。”

十

公公周年时，我跟着老公一起回去烧纸。只一年时间，公公的坟已经是芳草萋萋，还长出了一棵阔叶桑树。雨水把坟头冲得沟沟壑壑的，一只青蛙鼓着眼睛看着我们，丝毫没有躲避的意思。等我们点燃纸香，鞭炮开始炸响的时候，它一跃而起，从我们跪着的地方逃了出去。

想想一年前，黄土下面的人还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禁不住有点黯然。老公跪在我旁边，默默地流着泪。等仪式结束了，我拉起他的手，感觉冰凉冰凉的。我没松开手。他站了起来，我们一起朝泥河边走去。

今年老公以这条泥河为名，写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获得了一个国际征文大赛的金奖。几十年前，公公沿着这条河溯流而上，在河边第一次见到了婆婆，从此他们成为一家人，像一对陌生人一样的一家人，共同生活了一辈子。

今天婆婆也来了，她为自己的男人带来了烟、酒和从小商品市场上买的冥币。冥币数额都不大，她知道自己的男人很笨，给他烧的钱多了他也看不住。她絮絮叨叨地小声说着什么，松弛的赘肉像披挂在身上一样。她为他生了七个儿女，我始终不相信这七条生命也没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我们走了啊！走了，走了。”婆婆说着站了起来，一直站在那里。等我們从河边回来，她还在那里站着。

我过去搀住她。她头也不回地向车子走去。三个姐姐还在忙着收拾坟前摆的供品。烧过的纸灰在风中打着旋儿。记得小时候姥姥说过，纸灰旋转的圈儿越大，说明那边的人就越高兴。

坐在车上，我才觉得忙活了一天腰都快累断了。我躺在老公腿上，眯上眼睛，想睡一会儿。似睡非睡之间，我感觉到老公口袋里的手机振动了一下。我没动，他也没动。随后，又振动了好几次。我再也睡不着了，坐起来问他：“你手机有信息，怎么不看啊？”

“不管他！指不定谁又找什么麻烦，烦死了！”他看着车窗外说。

“那也得看看，”说着我就去掏他的口袋，“别是什么急事。”

他慌忙去捂自己的口袋，脸一下红到耳根。他是个不会撒谎的人。我心里一下起疑了，坚持让他拿出来看看。因为前面有司机，他也不敢再争执，把手机拿在手里，扭着头不让我看见。我侧了一下头，只看到“我想你……”几个字。他慌忙把手机关掉了。

我夺过手机，想重新打开，可是发现设定了密码。我用胳膊肘捣捣他，示意他打开。可是他不为所动。没办法，我只好把手机装到自己包里。我的头靠在车窗上，没有缘由的，胃开始剧烈地疼痛，一直疼到身体的最深处，可能是刚才紧张所致。这样的疼痛我第一次遇到，说不清楚是哪一种。

我开始默默地流泪。甚至有一刻我想把时间摧毁，让自己变成一个像公公那样躺在地底下的人。

快到家的时候，他把手插进我的后颈，把我揽进他的怀里。我只是犟了一下，就顺从了。

“相信你自己，就足够了。”他附在我耳边，轻轻地说。

刚好这时候车子已经到了楼下，我先跳下车，把手机还给他。我说：“要让我相信你，才会够！”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强势，这许多年的时间里，因为太在乎，我内心一直怕着他。

“你哭什么呢？”婆婆忽然推开门，正好看见我坐在梳妆台前流泪。我躲闪不及，本来有点不好意思，听见她这样问，泪水反而流得更汹涌了。毕竟，就这件事情而言，我无处诉说，更无法向唯一的闺蜜林鸽说。过去我说相信爱情，她总是嘲笑我说，连爱情都相信的人，除了当作家，什么事都干不成！

“不相信爱情你跟他结婚干吗？”我抢白道。

“切！”林鸽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不相信爱情我才嫁给他，如果相信爱情，我们俩早蹬了！”

婆婆把阳台上的被单收回来，她把被单一头递给我，一头用力地拽着，半天才问了一句，刚才哭啥？

“哭啥？”突然我哽咽起来，委屈得不行，“你儿子有外遇了。”

她听了，脸子沉了下来：“谁抓住他了？”

我把车上的事儿学给她听。她把被单叠好，拍整齐，半天才说：“男人嘛，哪能在意他们这些小事儿！”

“小事儿？这是小事儿？”我气得脸通红，耳朵发烫。

“你说这是多大的事儿？男人是外面人，咱们是屋里人，各自管好各自的事儿，这家就太平了。有些东西你要不问也不听，什么事儿都没有。你非要打听明白，什么肮七八脏的事儿都出来了！何必自找苦头吃！”

我无话可说，别着头望着河堤。看见那几只牛又站在那里，好像一直在看着我。我的愤怒变成了一腔悲凉。

“娘，你真想得开啊！”见她半天也不说话，我不无讥讽地说。

“不是我看得开，你没想想，从来都是人找事儿，哪有事儿找人的？”她停下手里的活儿，用手抚着床上的被子，“操持好一个家庭，跟缝好一条被子是一个道理。被面子弄不服帖，人家看见了笑话。被瓤子弄不平展，自己盖着受罪。所以遇到不顺展的地方，要想办法拍平它，还能故意挑起来吗？男人年轻时候糊涂点儿，也不是什么大毛病，老了就规矩了。你也别怕他们在外面瞎胡折腾，要是找个男人连折腾都不会，那才怕人哩！”

我哭笑不得，最后还是忍不住笑起来。问她：“你是遇到我公公这样的老实人了，才说这样的话吧？”

“唉——！”她长叹一声，坐了下来，“有些事儿，我从来没跟人说过。不是今天你说到这里，骨头沤烂我都不会说。你公公不是个坏人，平心而论，一辈子找到他，我也该知足了。不过，你知道吗？自从他进城之后，有了你小弟，我们就分床了，一辈子谁也没再碰过谁。你想想，他比我小，那时他正是壮年，身边怎么可能没有女人？有一次我去他那里，他床上没有打扫干净，我看见……算了，他已经躺地下了，我不该说这些。有些事不能装傻，有些事就得装傻，这才是明白人！”

十一

我给林鸽打了电话，她自己在办公室，非要让我上去。我说，你下来吧，我们找地方喝茶去。她迟疑了一下，说，你回这个单位谁会吃了你吗，怕什么呢？我知道她的意思，一直都是她指挥我，这次我指挥她，让她不习惯。

“不是怕什么，有些事我不想在单位说。我在楼下等你！”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

过了十多分钟她才下来。她今天穿得跟幼儿园阿姨似的，大红大绿的，配了个黑高跟鞋，看着十分扎眼。我开着车，一直向开发区驶去。那里有一个新开的酒店，下面的咖啡馆非常幽静，是个说话的好地方。我们找了一个包间，窗外是一大片绿地。靠右边是一个小小的喷泉，长着大片大片的阔叶植物，当地人把它叫作仙荷叶。坐在这里，感觉好像是到了南国。

我点了两杯毛尖和几个茶点心。茶上来的时候，林鸽把杯子动了动说：“天天就喝这一口儿，还不腻味？”

我苦笑一声，饮着杯子里的茶。苦苦的，有点涩，一直找不到回甘。我知道这不是茶叶的问题，跟我的心情有关。

“最近我可能遇到了情感方面的问题，”我尽量避免使用一些分量很重的词，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糟糕透了。我、我的家庭和我的婚姻，好像忽然被揭开了盖子，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没什么隐私可言。可能正如林鸽所言，我在经营家庭婚姻方面是个弱者。“但也不一定，我苦恼透了。”

“什么叫不一定？你别傻了，除了你自己不知道，还有谁不知道？”

“什么啊？”我吃惊地看着她，“你什么意思？”

“哎呀，什么意思，我的爱情原教旨主义者。你老公跟文化局那女博士的事儿，还有谁不知道啊？”

我简直如五雷轰顶，半天也没反应过来。难道我的老公，这么一个温文尔雅而且有担当的男人，真会干出那种事来？我不相信。

“你呀，”她直视着我，眼睛里满是怜悯，“不管做什么事儿，只知道一个劲地退让、退让。委曲不能求全，你看在你们家，能看到你的影子吗？婆婆不拿你当菜，小姑子不拿你当事儿，老公更不把你放在眼里。”

我的眼泪几乎要涌出来，突然觉得自己是那么孤单无助。在这个家庭，不管我如何努力，好像从来都是轻飘飘的。内心的恐惧让我的神经一直都绷紧着，表情生硬，纹路坠落，我无论多么急于表白我的爱情，爱情真的让我幸福过吗？

“这男人啊，就像一匹野马，开始就要给他戴上笼头，制服他，让他一辈子都去不掉。不然的话，”她把茶杯在桌上蹾了一下，茶水四溅，“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知道吧？”

我跟老公分居了。很多事情我不想追问，他也从来不解释。现在我也不是每周必回了，多少有个理由我就待在省城。我不想面对。

即使周末回去，我也是跟孩子睡一个房间。婆婆又去海南了，家里格外安静，有时候我自己在家，感觉到静得可怕。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感觉，在省城也是我一个人，可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堆碎片，但是这些碎片又不能彻底清扫出去。我要跟一堆碎片生活在一起，而且每天都会遇到，不是这一块，就是那一块。

有一天，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苍白、晦暗，好像增添了不少皱纹。扭头的时候，我还发现左边的鬓角生出了几根白发，关键是，它们看起来再也不是那么柔顺光滑了，好像刚被一场雨水淋过，蔫答答地贴在头皮上。我放了一浴缸热水，把头发散开。在水中我看它们漂浮着，好像不是从我的头上长出来的，像一蓬水草。我忽然哭了出来，我需要什么呢？需要找回我自己吗？需要自己坚强吗？当我真的拥有自己，真的坚强起来的时候，怎么感觉失去了那么多？不，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我忽然认识到这么一个问题：林鸽的生活只属于她自己，那不是我的生活，明天我会在电话里这样告诉她。我记得她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张口就问我事情怎么樣了。我哑口无言，不知道她这话什么意思。还有一次她来省城出差，到我办公室来。我还没站起来，她摆着手不让我站，好像我在她面前会倒下似的。她就站在我面前，有一种我从来没感觉到的压迫感。我看着她矗立在我身边的身体，感觉我们之间的关系忽然倾斜了，不在一个平面上。它在塌陷。我不需要过滥而又廉价的怜悯。

那天晚上我仍然跟孩子睡在一起，她瘦弱的身体紧紧地贴着我。也许她看出来了什么，最近一个时期特别听话，干什么事情都是看着我的脸，一副赔着小心的神情。还有一次她在睡前跟我说，最可怜的不是没爸没妈的孩子，而是只有爸爸或者妈妈的孩子。这话让我半夜没睡着。是啊，爸爸和妈妈，就像孩子的腿。只有一条腿，这个孩子怎么走路呢？要不要这个老公，也许我可以选择，而对于孩子来说，要不要这个爹妈，他一点选择的机会都没有。我可以对自己说，我三十几岁了，已经长大了。可是孩子没长大，她只有十二岁。

孩子睡着了，她的脸像一株饱满的花朵。我亲了亲她，到客厅泡了一杯红茶，拿了两个杯子，走向老公的房间。他还没睡，倚在床头看书。看见我过来，他朝里挪了挪，给我腾出了位置。我把杯子递给他，然后和他碰了杯子。我说：“干杯！”他笑了起来，“干杯！”他说，然后一饮而尽。

十二

公公去世不久，我父亲也去了。接着，我的姥姥、姥爷、小舅舅，先后去世。我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死亡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已经能够冷静面对这些问题了。

林鸽离婚了，这不稀奇，稀奇的是很快又复婚了。这一对儿活宝，怎么说他们呢？也许正是比别人高明，他们竟然可以拿自己的生活开涮吗？那天，我正在屋里洗澡，听到有人按门铃。我赶紧穿上睡衣，趴猫眼上一看，原来是他们两个在门外站着，打扮得跟新婚夫妇似的。我应了一声，让他们稍等，便回到洗手间里，不慌不忙地收拾自己。我把热水开得很大，水蒸气弥漫得满屋子都是，借着从窗口射进来的阳光，看起来云蒸霞蔚。我又在面盆里放满热水，把整个脸都埋进去。我出了一声透汗，镜子里面的脸出其不意地年轻饱满。前不久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写当年的那英，一脸的凄苦，还巴巴地坚持满世界宣誓她和高峰的爱情，最后被全世界看笑话。现在，过了五十岁的老那，有了自己的底气，比十几年前好看多了。她再也不谈婚姻，更不谈爱情，但她把自己过好了。

每个人，都应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那个自己。

第一次，我在林鸽面前这么自信、这么自由、这么自我。等她又按了一次门铃，我才过去把门打开。他们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像难民一样挤进来，东西都随手扔在门口的地毯上。我一一捡起来，靠着墙边把它们摆好。

他们坐在茶几边，自己洗茶、沏茶，讨论着刚才还没说完的话题，林鸽不时大笑几声。我过去坐在林鸽旁边。她一手拿茶杯，一手拢着自己的头发，侧着头问我：“亲爱的，最近生活得怎么样？”

“生活”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好像在某个地方放得太久了，有一股馊味儿，像一块变质食品。

“哪方面怎么样？”我的眼睛在茶海里游移着，“哪方面？”

“都说说，所有方面。”

“如果你连前世今生都问，那得找你老公。他无所不知。”

“哈哈哈哈！”她突然笑起来，嘴里的茶水喷我一脸，但她不是为我这句话而笑。“刚才老公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快笑死我了。”

“哦，”我起身续水，顺便擦了把脸。镜子里，我的脸像刚蒸出来的新鲜馒头。

“哎呀，真笑死我了！”她依然花枝乱颤，“他有一个牌友，是郊区的村主任。每次回家晚一点，老婆就絮叨他。有一次他烦了，说，你要是再嘟囔我就跳河去！老婆说，去啊，河又没有盖子，顺着咱家一直往东走，过了歪脖柳树可不就是河嘛！他站起来真的往门外走去，三个孩子……”她又笑起来。

他老公看着她微笑着。我没笑，还没到我的笑点。

“他的三个孩子在他身后喊，快来看啊，俺爹跳河哩！俺爹跳河哩！结果村里跟来了一群孩子，在后面追着他喊，跳河哩！跳河哩！他左看右看，没一个人出来劝他，只好扑通一声跳进了井里。后来我老公问他，你怎么那么傻逼呢，非要往河里跳？他说，人家都喊着跳河哩跳河哩，我如果不跳，这个村主任还有啥面子？”

我也跟着哈哈笑起来。笑完，林鸽拿眼瞪着我。这次我没嗔怪她不习惯人家这样看我。我把眼睛移开了。

我说：“有意思！”

“是啊，”林鸽突然收住了笑，表情认真起來，“难道我们不也一样，做什么事好像总是有人在后面逼着，身不由己。”

林鸽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有点意外。我看了看她，又看了一下表，动作有点夸张。我承认自己不是个厚道之人。

果然，林鸽的笑容一下僵住了。她也识趣地看了一下表，说，我们该走了。

“你们中午真不在这儿吃饭了？”我问。

“真的。不在。”

周末我开车回去，先去了孩子的学校。在校门口的人群里，我看见了婆婆。她站在最靠近大门的地方，穿着我给她织的一件灰色毛衣。现在才是初秋天气，还有年轻人穿着短袖衫。想起来我给她毛衣那天，她穿在身上，前前后后挑了多少毛病，随手扔在一边说，现在机器织的比这个还瓷实。就不再提了。

我不禁笑了。

现在，孙女比她高一头，也不怎么喜欢她。但她还是准时准点地来到这里。一个上了中学的孩子，奶奶站在学校是她最不能忍受的事情，她不会给她好脸色。每次她都被孙女甩在身后，慢慢地挪回家。她比我公公大好几岁，刚刚过了七十九岁生日。与自己的孙女比起来，她没有多少资本了，说不定哪一天她也会跟公公一样，脱在床头的鞋子就再也不用穿了。

但也不一定，她这一辈子就是喜欢跟别人较劲，也跟自己较劲。林鸽的老公说，她只能活到七十八岁。给她过七十九岁生日那天，我们都松了口气。

我把车停在路边，没过去喊她。我真害怕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她指不定又会说出什么话来。其实从内心来讲，我感谢公公葬礼那次她对我的爆发。我知道我们已经互相深深地嵌入对方的生活之中，这比客套更让我放松。我从来没指望过婆婆能反省，倒是我越来越多地反省自己。婆婆可没有我这般心机，她就是个透明人物。当然，这可不是玻璃样地透明，玻璃是脆弱的，不堪一击。婆婆充其量是河里的冰凌，九九八十一难的破碎，她依然成冰，也决然地透明。反倒是我，千万条地计较，纠缠不过就貌似忍让的漠然，视而不见。

等孩子出来，我才喊住她们上车。到了我们家楼下，婆婆说，过去你们买那什么饼，明天是星期天，咱们去买点吧？孩子撇撇嘴说，比萨，我都告诉你一百次了。不过坐船去真没劲，我不想走路！

我说，不，坐船，我也想坐船了！

我们家楼下这条河叫沙河，流过二百公里后，跟公公婆婆老家门前那条泥河合流。这两条河中间，还有石河、草河。这些朴素的河流，有着本色的名字，就像生活在河边的人民一样。我快八十岁的婆婆，曾经怀念过那条河流吗？六十多年前，像一棵水葱般清凌凌的她，蹲在那条河边洗衣服。那是一条蜿蜒数百里的大河，宽展、温和、清澈。河水在她的拨弄下一圈一圈地向外延展。当她扭头擦汗的当口，她看到有人领着一个身材颀长、面皮白净的年轻人正从远处向她的村庄走来。

从此她顺流而下。

（标题书法：韩彩莹）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