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欣

裂缝中指认流亡的倒影
——北岛散文中的主体建构学

王炳欣

北岛的散文创作一直伴随着北岛的流亡历程，由于散文文体本身带有“真实性”，因此，在散文中，我们可以具体剖析“流亡中的北岛”的生存状态，以及北岛应对流亡的具体方式。北岛面对流亡主要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主体向度，一是驻足城市空间，形成一种互动式的对话关系；二是走向他者，在记录诗人作家和描述海外华人群像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认同。不难发现，北岛是在有意识地建构一些关于“自我”的符号，将所指的“我”置于能指符号的环绕之中。这种带有封闭式、向内转的主体建构学有利于北岛在异域环境中缓解流亡所带来的无根感，但建立在“镜像自我”之上的主体仍然是不稳固的。

北岛散文；流亡；空间；他者；主体

谁在日子的裂缝上歌唱——北岛《二月》

萨义德将流亡者的生存状态称为 “中间状态”，他指出“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出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迷离的流浪人”。①［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2版，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5页。在萨义德的描述中，“悬置”可以看作是流亡者的一种生存状态，悬置于两种文化之间，悬置于两种话语之间，乃至悬置于两个“我”之间。因此，流亡者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让悬置的“自我”得到安放，即建构一个完整的主体。

对于北岛来说，其在早期诗歌中以“对抗”方式确立自己主体的话语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其流亡的生存状态，而散文由于其文体的特殊性，能够最大程度的接近作者的本真的生命经验，因此，流亡给北岛带来的“悬置感”，以及由这种生存状态所导致的自我主体的重新建构便能够通过散文写作展示出来。

一、流亡空间的个体安放

20世纪80年代，随着启蒙思潮的再度涌起，中国社会又重新进入了对“现代性”的探求之中。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现代性的追求本质上是一种对“现代时间”的期待，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实现，个人主体的高扬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质。然而随着对现代性的质疑，以及90年代以来的社会世俗化进程的加速，80年代所建构的那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体形象不复存在。与此同时，由此带来的物欲横流以及人的异化，那个曾经围绕现代性所建立起来的“时间的神话”破灭，以时间为主导的宏大叙事消亡，伴随着对“现代性”追求而产生的现代主体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后现代主体。齐格蒙特·鲍曼用“液化”这一过程来形容现代性，他认为“溶解液体中的固形物是现代性主要的消遣方式和首要的成就。简言之，现代性从萌芽时期起，就一直是一个流动性的过程”。②转引自吴玉军：《流动的现代性与无根基的人》，《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按照鲍曼的观点，现代社会中的人是处于一种时间的流程当中，处理的主要是过去、现代、将来三者之关系。随着现代性时间的解体，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碎片化的时代，时间的流动性被空间的碎片性所取代，主体在不同的空间中“游荡”，由此也形成了具有多重身份并处于“未完成”状态中的主体形象。

流亡者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游荡于空间当中，个体与空间的碰撞是其最鲜明的人生体验。结合北岛个人的经历来看，如果说那个作为“朦胧诗”鼓手高喊“我不相信”的北岛是在以个体对抗宏大的时间意志，那么去国之后的北岛则陷入了异域空间的包围之中，在失去具体的反抗对象之后，进入了某种程度上的“无物之阵”。

精神的流亡与地理上的流亡构成了北岛在海外的具体生存状态，在北岛的流亡中，首先使其产生切肤之痛的无疑是空间的迅速变化带来的个体的“无根感”。在《搬家记》中，北岛说“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五的六年的工夫，我搬了七国十五家。”①北岛：《蓝房子》，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61页。克制的语调的背后，是一种无奈感，在漂泊路上，一次次空间的转移加重了主体的碎片化程度，增加了获得自我认同的难度。

“一个城市对于一个人，往往就是中心”②北岛：《午夜之门》，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98页。，话虽如此，但对于北岛来说从来不存在一个实际意义上的“中心”，“我前脚走，柏林墙跟着轰然倒塌了”。③北岛：《蓝房子》，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52页。柏林这个城市的命运与北岛本人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柏林在当时是一个“断裂”的空间，而北岛则是时间断裂的产物，两者的相遇放大了北岛的流亡体验。“在挪威呆久了，迈平得了失语症。每天晚上，我俩一起做顿饭，对影成四人，无言……我孤魂野鬼般游荡”。④同上书，第152页。这是北岛流亡历程中的一个片段，如果说空间的位移肢解了那个完整的个体，那么由流亡而带来的语言焦虑更促使个体寻找认同的契机，这也就难怪北岛能够从挪威语中听出陕北口音了。

对于流亡者来说，空间会使其造成一种“荒原”式的末日感，“到纽约的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才凌晨四点，从十九层楼的窗户望去，纽约好像着了大火，高楼大厦燃烧，千百块玻璃呈血红色，黑乌盘旋，好一副末日景象”。⑤北岛：《午夜之门》，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5页。在这样的空间中，个体的无力感被放大，获得自我认同的方式变得更加艰难，《午夜之门》就可以看作北岛面对空间的一种失败。《午夜之门》记述了北岛等一行人的巴勒斯坦之旅，“白日孤悬，紧贴着我们脑后，像无声的枪口”。⑥同上书，第81页。人与空间的紧张关系在政治、军事的映衬下显得更具张力。文中北岛以回溯镜头的手法通过一些片段为读者展现出 “巴以冲突”的历史，与巴勒斯坦的这次相遇更被北岛看作是一种“介入性”的使命：“今夜，诗歌在突破仇恨话语的围困”，“这是人性的黑暗，冤冤相报的黑暗，让人沉溺其中的仇恨的黑暗。而作家正是穿过这黑暗的旅行者”。⑦同上书，第86页。北岛试图通过个体行为缓解地域间的冲突，从而也缓解流亡者与空间的对立。但在意识形态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散文结尾处当北岛等人见过阿拉法特之后24小时，以色列的军队便攻入了阿拉法特的官邸，极具反讽意义的结尾消解了北岛在文中建构的那个“介入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显然北岛试图通过一个强有力的主体介入空间从而获得自我认同的努力是失败的。北岛的这种介入式的主体行为与其在早期诗歌中建立的那个高呼“我不相信！”式的反抗者主体是一脉相承的。

诗歌的高蹈可以建构一个强有力的抒情主体，但也存在着加深主体与周围环境张力的危机，对此，散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主体与环境的裂缝。与诗歌中那个高高在上的英雄式主体不同，北岛在散文中以一种平视的视角展现出一种平缓、淡泊的个人心态，北岛将目光对准了他路过的一座座城市并为其“立传”，再现一个城市的兴衰史。

《他乡的天空》是记录北岛加州生活的一篇长文，北岛以戴维斯、萨克瑞门托和伯克利分校为中心，描写了自己少有的一段稳定生活。文中北岛一方面记录着自己的日常，另一方面北岛还在书写这三个空间的各自历史：铁路对萨克瑞门托的重要作用，戴维斯创建者的个人史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美国政治运动中的角色，散文中北岛的个人生活和空间的具体历史虽然相互穿插，但又泾渭分明。有论者指出“诗人散文写作虽然也要营造自己的世界，但它首先不是怀疑而是惊诧地相信，在此基础上，将事实世界引进到自己的世界之中，并在两个世界的交际处以近乎完美的写作呈现这一切”。①敬文东：《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北岛将一个个空间的“传记”引进了自己流水账式的生活世界中，将空间本身赋予时间的意义，从而在时间上与个体生活达到契合从而缓解了流亡者与空间环境的紧张状态。

北岛笔下的城市并不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地理学注脚，而是一个独立的主体，空间本身也作为一个话语主体而存在，个体与空间的互动造就了北岛散文独特的复调形式。北岛散文并不是个体意义上的独语，通过将“时间”注入“空间”，城市空间本身与作者同样具有“发声”的功能，并推动着散文的进程。

在《卡夫卡的布拉格》一文中，卡夫卡充当了城市传记的“代言人”并与北岛本人的日常状态形成一种声音意义上的“共鸣”。卡夫卡的声音与北岛面对布拉格的冥想交错出现，形成一种超越时空的对话模式，流亡中的悬置感被置换成精神意义上的契合，因此，北岛笔下的布拉格成为一种精神地理学而存在。文中北岛引用一位作家的话：“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像卡夫卡一生中那个全面而典型的布拉格……”②北岛：《午夜之门》，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76页。在卡夫卡那个时代，空间因个体而获得了意义，在北岛这里空间和个体形成了一种交往行为，以卡夫卡为纽带两者形成了一种和谐的主体间性。

某种意义上，北岛笔下的城市描写可以看作是流亡个体对自我进行重塑的过程，面对城市进行精神地理学的自我书写，缓解了流亡过程中“我”面对不同文化空间的悬置感，通过在城市中引入时间的维度，弥合了空间的碎片化带来的自我认同的焦虑。

二、失败中的“自我神话”

除了处理个体与空间的关系，北岛在散文中还记录了一系列与友人交往的故事，如果说面对空间北岛进行的主体选择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被迫性，那么走向他人则是流亡中北岛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认同的方式。

北岛笔下的“他者”大致可以分为两个谱系：其一是与北岛身份类似的国际诗人、作家，其二是国内的一些亲友故人，他们大多是一些人生的不得志者。北岛散文在大陆第一次结集出版时取名为《失败之书》，在一次访谈中北岛谈及了这个命名“失败，在我看来是个伟大的主题，它代表了人类的精神向度、漂泊的家园、悲哀的能量、无权的权力。我所谓的失败者是没有真正归属的人，他们可能是伟大的作家，也可能是小人物，他们与民族国家拉开距离，对所有话语系统保持警惕”。③北岛、王寅：《失败者是没有真正归属的人》，《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11月26日，第3版。由此看来，北岛笔下的“他者”都属于这一意义上的“失败者”，当然，北岛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因此，北岛散文所表现的并非是因失败而造成的悲剧性画面，而是由失败开始的弥漫于其中的沧桑感与超然意识，只有首先正视自己的“失败”本质，才能够缓解流亡所造成的更大的无根感，这才是失败的“伟大”之处。

北岛笔下的著名诗人们享誉文坛，但盛名之下，确是生活的手下败将，“垮掉的一代”著名诗人艾伦·金斯堡可谓是当时美国诗坛的中流砥柱，他承办诗歌节、赞助朗诵会、扶持青年诗人甚至潇洒地将自己的手稿低价卖给图书馆，但就是这样一个诗人却在一个胖老太太后面点头哈腰，只因她是诗歌节的赞助商，对艺术的坚持和现实生活中的滑稽形成鲜明对比。艾伦对朋友的无私支持，对诗歌近乎偏执的执着，以及自己与官方的坚决对立，都使北岛佩服，通过艾伦北岛为我们展示了诗人的现实处境，在一个诗歌衰微的时代，艾伦的坚守与执着透露着一丝悲壮和苍凉。“诗人之死，并没有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数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砂砾暗中影响着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①北岛：《蓝房子》，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7页。艾伦之死在北岛笔下被描述为一个静穆的场景，但其背后却响彻着艾伦在《嚎叫》中嘶吼的声音。

除了对社会充满敌意的艾伦之外，北岛笔下的诗人们还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气质，在北岛眼里盖瑞·施耐德就是这样的诗人：“艾伦疯狂、任性、好动，像火；盖瑞沉静、宽容、睿智，像水。”②同上书，第29页。施耐德以东方禅学和印第安神话为精神食粮，更像是一位匿于闹市的隐者，他反对主流文化，投身于对人类文明中亚文化的挖掘。正如北岛所言“失败者是没有真正归属的人”，③北岛、王寅：《失败者是没有真正归属的人》，《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11月26日，第3版。施耐德的超然更像是一种无家可归的诗意化体现，也许诗人是一种天生的 “失败者”，但诗人并不是在失败中随波逐流，而是握紧手中的桨，在失败中找准自己的方向。

对于诗人散文有论者指出，“先锋诗人的散文写作，就充满了对话和自我对话感”，④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 现代诗研究论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它遵从的说与听的范式是‘我’／‘我’关系”。⑤敬文东：《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北岛在散文中将“我与他”的关系置换成“我与我”的关系，在与众多诗人的对话中，来审视自我的漂泊处境。在某种程度上，艾伦的反叛也是北岛在流亡中应对自我认同危机的一种方式，北岛在一次演讲中借用里尔克的诗 “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这一姿态也是北岛延续朦胧诗时期话语方式的体现。但是流亡使北岛的身份更具不确定性，怀疑的姿态不能完全应对流亡对个体造成的生存危机，因此，斯耐德等人面对生活的超然态度，同样是北岛应对流亡的一种方式。海德格尔认为“无家可归”是诗人的本质命运，因此，“归家”成为诗人的穷其一生的使命。对于流亡的北岛来说，命运没有使其走上回家之路，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带领其走向虚无。面对“无家可归”的命运，北岛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姿态，返回自己的园地，面对日常生活本身。散文《后院》开头这样写道：“我站在窗前发愁，眼看后院四棵橘子树和从墙外探进身来的三棵野树的所有树叶，都要落进我家游泳池里了。那意味着绝望的劳动，刚捞起一拨又来一拨，要是鱼或者美元倒也罢了，与天奋斗的结果竟是一堆烂树叶。”⑥北岛：《午夜之门》，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89页。当一个人面对自己的后院时，虚无包围了北岛，面对虚无，北岛与鲁迅表现出两种心态。鲁迅写自己的后院是一副诡异冷峻的基调，而在北岛这里却是平淡与索然，鲁迅就像他笔下的那株枣树径直刺向虚无，在无物之阵中肉搏，而北岛则附身投入自己的园地，通过对细节的展现来填充自己无聊的日常生活，他不是与虚无对战的战士，而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者。在《后院》中，北岛记述了游泳池给自己带来的烦恼，抱怨了后院的蚂蚁王国，怀念着那对燕子……北岛将自己的生活描述得充满趣味，但在超然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略带窘迫的北岛，“脱光膀子，再拉，割草机终于咳嗽了一声，突突吐出黑烟。不过想必那姿势相当绝望，邻居们准躲在窗帘后边看热闹”。⑦同上书，第190页。很难想象，那个曾经在广场上应者云集的时代诗人，如今却被日常生活所羁绊。

海外华人的“众生相”是北岛笔下的另一类“他者” 形象，《彭刚》《波兰来客》《单线联络》《芥末》等散文中，北岛为读者展现出普通人在海外的生存状态。本是先锋派画家的彭刚，赴美后获得数学博士，却以自杀告终；曾经的先锋派“联络副官”老刘，在波兰开起了饭馆，他的奋斗目标就是挣够十万美金然后告老还乡……不难发现，北岛笔下的故人首先是其青年时期的志同道合之人，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却在世俗生活中撞得头破血流，他们的遭遇却表现出当个体被甩出时代的洪流之后的漂泊和艰辛，“在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正当搬运工人倒腾那个大纸箱子时，老刘缩在柱子后面，睡着了”。①北岛：《蓝房子》，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90页。外界的喧嚣和流亡者的孤独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实，在世俗意义上，北岛的经历和他们是一样的，流亡中的北岛无时无刻不在为“生计”奔波，在某种程度上物质生存的压力加速了北岛流亡的速度。通过对这些友人的回忆，流亡的北岛获得了一种难得的“个体时间感”，由于经历相似，通过对“他者”的追溯北岛也在回忆着自己的80年代，流亡的个体通过回到过去获得某种时间上的完整感。回忆友人再加上对客居他乡的熊秉明、胡金铨的书写，这些海外的漂泊者构成了一个群体，而“被国家辞退”是其共同特征，面对“回不去了”这样的处境，流亡者群像的塑造使得个体在群体中获得了认同。

走向他者是北岛在散文中实现自我认同的主要方式，苏珊桑塔格认为诗人的散文“需要一种关于自我的神话”②［美］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在北岛散文中，无论是走向诗人群的“他者”还是靠近流亡者这一群体，北岛的意图反映出一种主体的生成：在“被国家辞退”的前提下，北岛将自己流亡中相遇的众多作家和诗人想象为“自我”的楷模，从原来与意识形态话语对抗的诗歌英雄，走向促进世界文化交流，缓解地区矛盾，坚守诗歌立场的世界诗人形象，“写作主体在寻找他人同时得到对方的辨认、得到接受、得到安慰、得到心灵的扩展和延续。”③孟悦：《瞎子领瞎子，穿过光明》，北岛：《〈午夜之门〉序》，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北岛对“失败”的“经营”最终导致的是一个“诗人自我”的胜利。

三、主体的放逐与内省

早期北岛自我身份的确立是通过一种“对抗诗学”来完成的，他反抗“极左”话语，确立了一种先锋式的主体形象。刘小枫先生在《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中指出“流亡话语就是一种不在家的话语”，“流亡使个体性的，其对立面则是总体性的，流亡的话语方式是个体言说自己”。④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与爱》增订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68页。由此观之，自北岛进入文坛起，北岛就处于一种流亡的生存状态，只不过与去国后的流亡不同，80年代的北岛经历的是“内流亡”。虽然通常认为，去国后的北岛，地理学意义上的流亡加深了北岛的个人危机，但也为北岛这个“被国家辞退的人”提供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话语空间。正如流亡诗人杨炼所说：“过去，我们谈论漂泊，常常更多地谈及黑暗的一面，即‘失去了什么’，其实对于一位中国作家来说，也不应该忘记另一面：漂泊使我们获得了什么？”⑤杨炼、友友：《人景、鬼话 杨炼、友友海外漂泊手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0页。，在《失败之书》自序中，北岛毫无保留地表现出对漂泊的感激：“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⑥北岛：《失败之书·自序》，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海外流亡的状态消解了北岛与时代之间的张力，使得北岛能够潜下心来更多地关注自我，关注自我如何在漂泊的长河中控制住自己的方向。在笔者看来，北岛关于城市空间，关于“他者”的描写，创造了一系列与主体有关的“符号”，具体来讲，它们是指向主体本身的“能指”的链条，北岛正是将自我放逐其中，对镜自鉴，从而获得一种和谐与完整。

在《依萨卡庄园的主人》一文中，北岛这样描写杰曼与自己的关系：“英文中有句成语‘瞎子领瞎子’（A blind leads a blind）。 ”孟悦则将北岛所说的这种关系扩展至北岛与其笔下的所有诗人、边缘人之间的关系：“一种唯有在‘瞎子’、边缘人和流浪者身上才偶然见到、唯有在无路可走时才能体味的人性，那就是他们的相互收留、相互引领和相互造就。”⑦孟悦：《瞎子领瞎子，穿过光明》，北岛：《〈午夜之门〉序》，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透过这种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他者也好、城市空间也好本质上成为北岛个人的镜像，被放逐的那部分“自我”反过来成为北岛沉思、观看的对象。

“我在人群中寻找艾伦”。①北岛：《蓝房子》，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13页。在流亡的长河中，北岛一直专注于寻找自己的倒影，对流亡经验的书写过程类似于那个迷恋于自我倒影的 “纳蕤思”，通过视觉上的完整，获得内在的和谐。但北岛所表现出来的主体形象有所不同，在传统的“纳蕤思”神话中，纳蕤思是一个典型的“自恋”式主体，带有鲜明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色彩，而北岛在散文中确立的主体形象虽然也执着于寻找自己的“倒影”，但却更像是经过瓦雷里、纪德等人重新塑造之后的 “纳蕤思”，“是一个沉思性的纳蕤思，凝神静观，与万物冥合”，②吴晓东：《20世纪的诗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具体到北岛散文中，就是一个自省式的主体形象。

在《布莱顿·布莱顿巴赫》一文中，北岛将自己与布莱顿的交往和阅读布莱顿《自白》的过程相互穿插，前一个行动的主体是“我”，而阅读《自白》这一行动其实可以看做是布莱顿在发声。但在散文的行进过程中，北岛，这个更高意义上的写作主体经常参与到布莱顿的“自白”中，“我不再是所谓潜在的读者，性急地跳了出来，参与他的写作。我是一九七五年的布莱顿，被判了九年徒刑”。③北岛：《午夜之门》，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161页。有论者指出：“北岛在南非流亡诗人的《自白》中发现了‘我’的写作，找到了可以互换的主体。”④孟悦：《瞎子领瞎子，穿过光明》，北岛：《〈午夜之门〉序》，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在笔者看来，北岛强行介入布莱顿书写这一行为恰证明了布莱顿就是北岛本身的倒影。同样，北岛在《与死亡干杯》讲述了促成《今天》的重要人物刘羽一生的经历，早期的“先锋派联络副官”，在国外的生活中奔波于生计之间，早期的政治运动给他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创伤，以至于在临死前仍大喊：“警察来了，不要抓我！”⑤北岛：《青灯》，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9页。在谈到刘羽的死时，北岛这样说道：“花间一壶酒，我与他对饮。”⑥同上书，第51页。在克制的语调中，将刘羽的形象放置于自己眼前“对影成三人”，对刘羽的回忆过程成为北岛自我反观的姿态，“与死亡干杯”成为北岛一个人的自言自语。诗人的理性增加了北岛散文沉思型主体的呈现，在对故人的回忆的文字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与死亡有关，对此，北岛用诗意的呈现方式减弱了感情宣泄的力度，却加强了走向内心深度。正如欧阳江河所言：“北岛的行文确实不那么重 ，但某些刻骨铭心的、落到实处和深处的东西，矜持的、个人化的、去掉诗歌面具的东西，出现了。”⑦欧阳江河：《词与世界之间的文学跨度》，《天涯》，2006年第6期。

流亡中的孤独，使得北岛一步步走向自己内心，并且在散文中创建了一套关于“自我”的象征结构，即另一个“北岛”：存在于空间和他者之中的北岛，类似于欧阳江河所言的“诗的北岛”。在自我的众多映像中，人与外部的冲突变为对自我的审视，正如北岛认为“古老的敌意”应该指向作者对自我的一种“敌意”，这样外在的个体流亡就被北岛置换成主体在自我的镜像（即拉康所说的能指层）中游离，能指的北岛反过来决定了所指的北岛的生成，就像拉康所言：“主体被能指所捕获，并由连续的重复过程而定位在一条能指链中。”⑧［英］霍默：《导读拉康》，李新雨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可以说，北岛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拉康的“象征界”，在自我书写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将能指摆在了相对主体而言的优先位置上，北岛笔下他者和城市空间成为一种“大他者”，引导者北岛在流亡中对自我主体的塑造。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的一点是，北岛在散文中表现出的这种走向“大他者”的认同方式是存在一个前提的，即域外的生活暂时地隔断了北岛作为一个“历史亲历者”的原始创伤，在一种与国内意识形态相对隔绝的环境下，北岛得以暂时忘记自己以历史创伤为基础的“文化英雄”的身份，从而以平静、克制的笔调进行着自我塑造。在这一前提下树立的抒情主体，在命运上似乎与那个临水的“纳蕤思”同样具有某种宿命感，正如在镜花水月的世界里纳蕤思无法把握自己一样，在一个近似自我封闭的空间中，自我的镜像与主体之间的纽带是脆弱的甚至是暂时性的。当另一个强有力的“大他者”介入到北岛在散文中塑造的自我认同机制时，北岛的自我认同就会难以进行下去。

“从哪来到哪去都无所谓，重要是持未知态度，在漂流中把握自己，对，一无所有的漂流。”①北岛：《蓝房子》，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7页。就像一条激流中的小舟，面对漂泊的宿命，北岛要做的无非是把握自己的方向，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寻找安身立命之处。后现代的话语环境消解了历史、消解了时间，同样也宣布作为完整主体的“人之死”，在北岛身上，自我的认同与流亡一直处于一种互文状态中，是一种存在方式，更是一种宿命。

【责任编辑 付国锋】

王炳欣，北京师范大学201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