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俊林

一位既温且厉的长者
——怀念我的恩师王富仁先生

高俊林

记得好几年前读北大李零先生的著作《丧家狗》，在谈到《论语》中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时，作者不无幽默地感慨道，这句话现在已经被学术界给用滥了，成了一些弟子们肉麻吹捧自己导师的固定格式。我当时读到这里，联想到现实中的种种世相，也不免会心一笑。可现在，当我提起笔来回忆自己的恩师王富仁先生时，脑海里却强迫症一般地反复出现《论语》里的这句话。我忽然觉得，现在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对于恩师的印象，不仅没有丝毫肉麻之嫌，相反却是严丝合缝，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先生精神气质中的“俨然”“温”与“厉”等几个不同的侧面，在我与先生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是切切实实地都体验过一番的。

我是1994年夏天因为要报考北师大的硕士研究生而与先生结识的。在报考之前，我先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想法，然后又托另外一位老师打电话过去咨询。先生在电话里没说多少话，只是说收到了我的来信，并热情地鼓励我报考。那年我的运气实在不佳，在考政治这门公共课的时候，学校的有关部门出了点差错，发给我的是一份理工科的试卷（当时试卷是由北师大寄给我所在学校的考点的），而我本来报考的是文科。于是由监考老师紧急和有关部门协调，几经辗转，等到我最终拿到正确的试卷时，考试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本来时间就减少了，心情再一紧张，就影响了发挥。那一年，我总分与专业成绩都通过了，唯独政治以一分之差连复试的资格也没有取得。心情郁闷至极，但又很不甘心，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一个人坐着火车北上去找先生。大概是当年5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吧，在事先电话预约好后，我在一位学长的陪同下登门拜访其时尚住在北师大教工公寓丽泽楼上的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和先生见面。先生当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得年轻，身材不高，头发乌黑，精神矍铄。先生招呼我们在一个由于堆满书籍而不免显得杂乱的小客厅里坐下，并热情地沏上了茶水。在了解到我的具体情况后，他摊手表示自己也很无奈，但依然耐心地说愿意想办法帮我联系，看能否调剂到别的学校。既然读研无望，话题就很自然地转到了别的方面。得知我是陕西人，便说起了陕西文坛。记得先生对我谈了一阵子他自己对于当时正流行的贾平凹长篇小说《废都》的看法，也谈了几句路遥。由于时过境迁，先生说过的许多话语我大半都忘记了；但先生还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写文章首先要能打动自己，然后才能打动别人。你要用自己的文章把读者的心牢牢地抓住，甚至要把他们抓痛。”在先生那里坐了大约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起身告辞。先生顺手从书架上取了自己的两本著作赠送给我，一本是《灵魂的挣扎》，另一本是《文化与文艺》。那两本书是我在自己后来那一段寒冷的岁月里最为温暖的精神慰藉。

我离京回来后又联系了自己所在学校的研招办，学校答应我可以读研，但因为我非第一志愿报考，政治又没有过线，只能当委培生。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既要找委培单位，还要交一笔在当时来说是天文数字的委培费用，所以我就干脆放弃了读研，直接参加工作了，在一所不大知名的高校里任教。工作属于万金油性质，教过的课程五花八门，既有“大学语文”“基础写作”，也有“外国文学”“新闻通讯”，偶尔还客串一下“古代文学史”“演讲学”与“电影评论”之类。这对于以前一心想从事专业研究的我来说，心情的郁闷可想而知。我于是就给先生写信诉说自己的苦恼，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唐突以及是否对先生构成干扰，只是似乎很自然地把他看作自己的人生指导老师。而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一一回复，为我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虽然没有入门，但在私下里我早已把自己看作是先生的门下弟子，只是缺少一个正式的名头而已。记得有一年我在给先生寄的贺年卡上写了这么一副对联：三千桃李在公门，犹有宫墙外望生。其中所隐含的是我对于先生的一片景慕之情。这种景慕之情往往会行诸梦寐，在梦寐中我终于成了先生正式的学生，然后又一次次不无惆怅地醒来。就这样我一边通过书信与先生保持着精神联系，一边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读研。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到了2001年，我又动了报考先生博士研究生的念头。事先和先生联系，先生自然是热情鼓励我报考。面试的时候，在一间大教室里，我又一次见到了时隔七年的先生。依然是那样慈祥的笑容，依旧是那副充满善意的面孔，只是让我暗暗吃惊的是，先生头发花白得厉害，和七年前的印象相比，显得苍老了许多。这次考博很顺利，不久以后，我就接到了北师大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2001年9月初，我负笈北上，从此正式成了先生门下的一名弟子。

进入了先生的门下，与先生接触的机会也就多了。先生大部分时间是温和的，循循善诱的，但有时候就会情缘事迁地显现出金刚怒目的一面。我就亲身领教过先生三次的发火。一次是我博士生入学不久，一个人独自到先生望京寓所拜访的时候，当时师母也在座。我给先生讲起了自己当初因为要升学而备受原单位种种阻碍的经历。先生一开始还是十分平静地听着我的诉说，听着听着就愤怒了起来，最后还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先生疾言厉色的一面。还有两次则和我自己有关。有一回，先生要我谈博士论文选题，我就说自己想在古今文化沟通方面做点工作，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五四”。我那时候观点不免狭隘迂腐，沿袭了90年代后期国内学界一部分人的论调，认为“五四”诚然有贡献，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中国古典传统的突然断裂，而我自己就想做点这类补苴罅漏的工作。没想到我话音甫落，先生几乎是拍案而起，愤怒地斥责我糊涂。先生的原话是：“你自己的经历说明，你都快被传统给吃掉了，你还在为传统辩护。那些阻碍你前途的人们，他们才是最能代表传统的人。对于我们现代知识分子而言，要始终坚持‘五四’的底线，‘五四’就是我们的命根子。”先生当时的大为光火，对于一向耽溺于“骸骨迷恋”的我来说，真是当头棒喝，是震撼性的。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机会对于自己的文化立场做一系统的反思。现在当我看到社会上的各种所谓的国学热以及形形色色的《弟子规》蒙学教育班正在上演得如火如荼之际，才发自肺腑地佩服先生清明的理性与深彻的洞察力。先生还有一次冲着我发火是2004年初在汕头大学开会的时候。当时我和庆澍师弟一起陪先生坐出租车外出，到了目的地以后，先生抢先从口袋里掏钱给司机付账。我由于从小受家庭环境影响，总觉得让老师付钱不大好，就几乎是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掏钱要给先生。先生当然看出了我的意图，不等我掏出钱来，就板起面孔，用一口浓重的山东腔调大声断喝：“你干什么呢？”先生平时就嗓门洪亮，那声呵斥在当时真可以说是震耳欲聋，吓得我慌忙缩手不迭。有了这两次经历，先生以后见了我，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我为“迂夫子”“道学家”，后来又多次在电话里或者书信里批评我的这种 “旧式才子”情结或者“传统书生”气质。

2004年博士毕业后，我先是到了河南的一所高校任教，几年以后又辗转调回了自己的家乡。每次与先生通话或通信，先生总是关心着我的事业，关心着我的生活。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喜欢写一些吵架文章。文章刊出后，收到了一些编辑与读者的赞赏，不免大受鼓励，愈发有了剑走偏锋的态势。正在得意忘形之际，先生打来了电话，毫不留情地将我教训了一番。先生教诲我不要与那些当代的“才子”们打无谓的笔墨官司，还是踏踏实实地从事学术史的研究。我在认真地思考了先生的话后，觉得先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从此就再也没有写过一篇类似的文章。几年以后，我的身体突然出了状况。从此医院也就成了我的第二个家。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先生利用一次到西安讲学的间隙，在一位同门的陪同下，提了一大包礼物亲临医院来看望我。我一时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先生只是鼓励我不要灰心，要有信心战胜病魔。以后每次打电话，他再也不和我谈学问了，只谈我的身体。直到他去世前一年的除夕，我在电话里给他拜年时，先生在仔细地询问了我的身体近况后，说：“你现在经济情况如何？需要钱吗？如果需要我给你寄，我现在还算有钱。”我当然是在电话里辞谢不迭。挂断电话后，联想及自己生病以来所遭遇到的种种人情世故，好长一段时间心情都无法平静。以后就知道先生身体也不好了，先是心脏病手术，再就是肺病。打电话过去，先生直言不讳自己得了肺癌，并且已是晚期：“我年纪大了，无所谓了，你还年轻，一定要注意好好保养。”令我感到十分惭愧的是，先生在我生病的时候，亲自到医院探望；而先生病了后多次住院，我因为身体受限，一次也没有探望过。即使打电话也很有限，因为自从有一次在电话里听他一边和我谈话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咳喘不已，我就不敢再贸然打扰他了。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希望先生尽快地好起来。

我自己多年以来睡眠习惯不好。生病以后，更是经常彻夜地辗转反侧。5月2号的晚上九点多，我照例早早地开始履行“睡觉”的仪式。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了很久，反而越来越清醒了，就干脆起来靠在床边，打开床头灯，拿起手机随意浏览。不料我所加的一个微信群里突然迸出了一条信息：王富仁先生今天去世。那几个字像一道道寒光，刺得我眼睛生痛，更刺得我头脑瞬间一片空白。我一时有些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赶快多方求证，最后确认消息是真实的。我一下子颓然躺在床上，浑身像被抽空了一般，历历往事与无数杂念纷然涌上心头，彻夜未眠。

我想到了庆澍师弟对我说过的，他在去医院探望先生的时候，先生依然关切地向他询问起我的病况。先生在感慨自己的这个门生“苦命”的同时，对我期许甚高；而我为自己被先生过高期许却碌碌混世愧疚不已。我想到了有一次打电话给先生，谈到了蒋维乔先生的《因是子静坐法》。先生说他也知道蒋维乔其人。我劝先生不妨尝试一下，先生电话里答应了，但最终匆匆走了，估计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尝试。我想到了一次和先生的通信中，我发了不少的牢骚，结果先生在回信里狠狠地将我批评了一通。先生要我彻底摆脱“古典才子”气，努力做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我还想到了有一次读先生的一篇文章，是谈鲁迅与周作人的。先生立场鲜明：鲁迅是浙东文化的光荣，周作人是浙东文化的耻辱。我当时看了以后，傻傻地想：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甚至在生活中也产生了很强烈的代入感。如果先生的生活不光是鲁迅式，也掺杂一点周作人式，又会怎样呢？

今年的5月6日上午是与先生最后道别的日子。我因为身体状况，没有亲临参加。其时的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周围是穿来梭去的白大褂们，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消毒液气味。在眼看着床前液体瓶里的液体一点点地输入了体内的同时，我脑子里的思绪却纷乱异常：一边臆想着此刻在北京的师友们与先生做最后道别的情景，一边回忆着与先生结识之后的诸多往事。想着想着，眼泪就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从脸颊滚落而下的泪珠使我自己也不免大吃一惊。因为这些年，自以为经历了诸多兴衰际遇，见惯了太多人生哀痛的我，早就已经麻木了，也早就已经忘记了流眼泪的感觉。即使在获知先生故去的第一时间，我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没想到久违了的泪珠这次居然不期而至。我就想，先生这回是的的确确地走了，我此生是再没有机会见到他了，再不会在电话里听到那慈祥而略带沙哑的声音，也永远地失去了这位陪伴了我人生旅途二十多年的精神父亲。尘世情缘，至此了结。我深味人世间本来就苦多乐少，逝者已矣，生者则仍须踉跄前行。正是在这种哀恸中，病床上的我在心里默默地草成了一首小诗，口里喃喃念叨着为远赴天国的先生做最后的送别。在朦胧的泪光中，我依稀又看到了先生那副慈祥而不乏威严、既温且厉的面孔。他依然在有力地挥舞着手臂，讲着鲁迅，讲着中国文化，像他生前一样。我知道，先生也一定已经听到了我低声吟诵着的这首与他最后送别的小诗。他将会欣慰地远行。现在就将这首小诗略加修改，附录于此，聊以寄托我对先生无尽的思念与无限的感恩。

哭富仁师

甲戌孟夏日，与师初觌面。

温言慰我怀，亹亹不曾倦。

煦阳驱阴霾，荒漠涌醴泉。

私淑终入门，倏然二十年。

謦欬随电波，文字有鱼雁。

中夜闻噩耗，惊起未成眠。

忽焉嘉木摧，雏鸟失庇苫。

遽尔明灯灭，游子行路难。

人世剧苦辛，旅途多迍邅。

永逝我良师，支离在两间。

痛此一掬泪，不及九重渊。

魂兮归何处，可得再顾瞻？

问天天不语，呼地地无言。

青山犹翠黛，流水自潺湲。

天地固尔尔，生涯若梦幻。

踽踽渺孤客，零落等霜霰。

［责任编辑 穆海亮］

高俊林，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