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玉贵

宋江招安悲剧的历史文化反思

井玉贵

立边功是《水浒》故事演变的最大推动力，招安便是服从于这一指向的必要手段。梁山“替天行道”的暴力行为，造成与权奸集团不可调和的矛盾，由此导致强大的梁山集团竟比不上那些被招安的绿林好汉。自以为招安便可实现草泽报国宏愿的宋江，一旦陷身官僚体制，只能落得悲剧下场。跟历史上“勇悍狂侠”的真人宋江相比，《水浒》中“儒化”的宋江之悲剧性在于，招安成功之日便是其失败之时。

宋江；招安悲剧；历史文化；反思

一、边功理想与招安悲剧

《水浒》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一些聚讼不休的话题。如何看待宋江主导下的招安及其悲剧，因其直通《水浒》悲剧性质的认定这一根本问题，无疑是诸多话题中争议最大的一个。

从历史上的三十六条好汉，演变到《水浒》的一百单八将，水浒故事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在宋元时期民族矛盾激化的大背景下，《水浒》的主题在长期演变过程中，逐渐指向了立功边庭，“而他们的现实身份却是被朝廷追捕的草寇，要使幻想变成现实，招安就成为立功理想的必不可少的手段”①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73页。。台湾学者孙述宇在探讨宋江的人物原型时，指出宋江身上投有浓重的岳飞的影子，宋江讲忠义盼招安，即来源于其原型人物岳飞。②参见孙述宇：《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孙氏这一观点虽未得到学界公认，但从宋元时期民族矛盾激化，立功边庭凝结为全民族理想的角度看，其观点的合理性乃是毋庸置疑的。

立功边庭，需要强大的实力支持。从单个英雄的反抗行为，到小规模的集体行动，发展为重创官军的强大军事集团，本质上便是为实现立功边庭的理想积累实力的过程。余嘉锡曾说：“南宋说话人讲说梁山泊公案者，嫌其人数不多，情事落寞，不足敷演，遂增益为一百八人，以便铺张。”③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胡适亦曾从文学表达效果的角度，深感遗憾地指出：施耐庵为了写足一百单八将之数，“不能不东凑一段，西补一块，勉强把一百零八人‘挤’上梁山去”，作者倘使“用全副精神来单写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李逵、石秀等七八个人，他这部书一定格外有精采，一定格外有价值”。④胡适：《〈水浒传〉考证》，见胡适著、李小龙编：《中国旧小说考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5页。不谈《水浒》立功边庭的终极指向，单从艺术表达层面立论，是无法透彻解释一百单八将的生成史的。

《水浒》第七十一回写大聚义后宋江分派执事，“有篇言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⑤本文所引《水浒传》正文，除特别说明者外，均据王利器：《水浒全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该校注本所据底本为天都外臣序《忠义水浒传》。，末云：“人人戮力，个个同心。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霸业。”王利器注云：“第一百十八回写方腊出阵时，有云：‘苟非啸聚山林，且自图王霸业。’与此同。然此语，用之方腊则可，用之宋江，殊未得当也。”①王利器：《水浒全传校注》，第7册，第2704页。大聚义后的梁山本已拥有“图王霸业”的实力，但宋江却一意招安，以图为国效力，如此描写更可表彰梁山之忠义，谓之“殊未得当”，未为确论。事实上，作者写这篇赞语寄托了宋元时期渴望广纳贤才、团结对外的共同理想。鲁迅说：“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南宋爱国志士华岳曾撰《平戎十策》③《平戎十策》收入华岳《翠微北征录》卷一，见华岳：《翠微南征录北征录合集》，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版。，劝说皇帝多方搜罗英雄豪杰，从“沉溺下僚”的小官、“不能自效”的将帅子孙、江湖领袖，一直到“轻犯刑法”的“黥配”“隐于吏籍”的“胥靡”等，“简直算得《水浒传》的一篇总赞”④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水浒》中宋江劝说武松等江湖好汉接受招安，“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第三十二回），在此等处，将各路豪杰拢归梁山的宋江，正充当了华岳理想中实践其建言的君主角色。

《水浒》中除了宋江以外，立功边庭的时代潮流，还曾体现在以下三个人物身上，即王进、鲁达、杨志⑤杨志情况详下。。《水浒》开篇所写的王进，在遭到高俅迫害欲逃离东京时，对母亲说“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在史家村被史进苦苦挽留时，王进又把这番话讲了一遍。王进虽不在一百单八将之列，但他立功边庭的强烈愿望，完全符合宋元时代的主流民意。鲁达打死郑屠后，小种经略关照府尹，要求他拟罪之后，须知会老种经略，方可断决，“怕日后父亲处边上要这个人时，却不好看”。此处有金圣叹夹批云：“此语本无奇特，不知何故读之泪下，又知普天下人读之皆泪下也。”袁无涯刻本眉批云：“亦是护短，亦是怜才，更见老种是个能用人的，所以致好汉动心投奔。”⑥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95页。正因老种经略“是个能用人的”，故能吸引王进、鲁达等人去投奔他，而鲁达原本就是老种经略处军官，是被老种经略作为“边上”人才来培养的。金圣叹说小种经略的那句话读之使人泪下，亦须置于亟需边才御敌的情境中方能得到深刻的体认。

通过招安加入守边御敌的行列，乃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大义之举。《水浒》中的招安却分明以惨烈的结局收场，原因何在？我们认为，单个英雄的反抗行为，小规模的集体行动，已经对以蔡京、高俅为代表的权奸集团构成严重威胁；与官军对抗的大规模战争，更是使梁山与权奸集团的矛盾牢不可解。招安悲剧即由此注定。

《水浒》中的招安过程，写得十分艰难、曲折：第七十五回写第一次招安时，吴用主张官军到后，“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对于吴用的主张，论者一般都持肯定态度，如王学泰即曾指出：“吴用主张在实力的基础上才可以谈判招安，不能胡乱受招安，给将来留下隐患。”⑦王学泰：《“水浒”识小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5页。宋江如何考虑吴用的主张？书中写宋江当时就指出：“你若如此说时，须坏了‘忠义’二字。 ”“坏了‘忠义’”，表面上是说对抗官军有负于国家，实际上宋江心里很清楚，朝廷征讨梁山是受高俅等权奸主导，梁山重创官军的同时，势必加深跟权奸之间的矛盾，为以后招安带来更大的困难。此后的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便是吴用主张的具体实施，由此导致梁山与权奸的嫌隙越来越深，终于铸成梁山好汉的悲剧结局。

梁山内部对招安的态度十分复杂：武松、李逵、鲁智深当面即表示反对；李俊、张横则暗地里进行抵制，第七十九回写二人捉住征讨梁山的水军将领刘梦龙、牛邦喜后，“欲待解上山寨，惟恐宋江又放了。两个好汉自商量，把这二人，就路边结果了性命，割下首级，送上山来”。第一百十九回写平方腊后还朝途中，李俊诈病，与童威、童猛主动脱离宋江，“自投化外国去了，后来为暹罗国之主”。可见李俊等头领反对招安是一贯的、彻底的。

金圣叹在第五十七回回评中指出，宋江等人之争取招安，乃“强盗之变计”，因招安“进有自赎之荣，退有免死之乐”；对一干上梁山的朝廷将官来说，招安实属多此一举：“若夫保障方面，为王干城，如秦明、呼延灼等；世受国恩，宠绥未绝，如花荣、徐宁等；奇材异能，莫不毕效，如凌振、索超、董平、张清等；虽在偏裨，大用有日，如彭玘、韩滔、宣赞、郝思文、龚旺、丁得孙等；是皆食宋之禄，为宋之官，感宋之德，分宋之忧，已无不展之材，已无不吐之气，已无不竭之忠，已无不报之恩者也。”金圣叹就此总结道：“强盗则须招安，将军胡为亦须招安？身在水泊则须招安而归顺朝廷，身在朝廷，胡为亦须招安而反入水泊？”①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下册，第1054页。撇开金圣叹对宋江的偏见不谈，他所指出的梁山两部分人在招安一事上有主动被动之分，却是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

高俅被擒上山后，被迫答应招安，实则一片假意，全无任何实际行动。招安之终于达成，全仗燕青走了李师师的路子。“枕头上关节最快”（第八十一回燕青语），事实正是如此。袁无涯刻《忠义水浒全传》第一百二十回写徽宗既赐宋江御酒，一日在内宫闲玩，“猛然思想起李师师”，此处有眉批曰：“招安之始，既得其力，今复于其家结案，见得满朝奸臣不如一娼妓，不独照出此人为周到也。”②同上，第1415页。“满朝奸臣不如一娼妓”，正是正义的人们无比愤懑之所在。

《水浒》把招安的结局写得十分悲惨。鲁迅曾经指出，宋江服毒一事，“乃明初加入的”，“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③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34-335页。。胡适说：“不读《明史》的功臣传，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浒传》何以于固有的招安的事之外又加上宋江等有功被谗遭害和李俊、燕青见机远遁等事。”④胡适：《〈水浒传〉考证》，见胡适著、李小龙编：《中国旧小说考证》，第59页。笔者认为鲁迅、胡适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狡兔死，走狗烹”这一杀戮功臣的传统模式，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跟梁山悲剧在性质上则全然不同。梁山悲剧是权奸高俅等人迫害梁山忠良的祸国行为。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里，权奸迫害忠良的行为，无异于自毁长城。小说写宋江饮毒酒后，决定除掉李逵，作者有诗叹息道：“他日三边如有警，更凭何将统雄兵。”迫害梁山忠良的高俅等人，不是承平时期的一般权奸，而是陷整个民族于危难的历史罪人。《水浒》中的宋徽宗，当然是一个昏君的形象，但他毕竟是国家象征，《水浒》作者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他。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是必然的。《水浒》批判的矛头，自始至终指向了权奸集团。

《水浒》中宋江招安以悲剧结局收场，绝非偶然，我们注意到，在水浒故事演变过程中，便有招安成功并立功边庭的绝佳案例，适与宋江招安悲剧形成鲜明的对照。建炎后俚语有“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言，⑤庄绰：《鸡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页。鲁迅指出：“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⑥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见《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水浒》第七十八回中写道，朝廷派遣十节度使讨伐梁山，这十个节度使“旧日都是绿林丛中出身，后来受了招安，直做到许大官职”，他们“多曾与国家建功，或征鬼方，或伐西夏，并金、辽等处”。十节度使中有个杨温，为江夏零陵节度使。罗烨 《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杆棒门”著录《拦路虎》一本。《清平山堂话本》卷三《杨温拦路虎传》疑即传述此篇故事。《杨温拦路虎传》所写杨温，乃杨令公之曾孙，“武艺高强，智谋深粹”。《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杆棒门”又著录《王温上边》一本。胡士莹说：“此王温疑即杨温之误，杨、王音近。杨温上边战胜金人的事迹，当时脍炙人口，故于《拦路虎》外，又有此本，不嫌重复。”⑦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256页。《水浒》中的杨志，乃“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较之杨温（王温），同为杨家将后代的杨志终生未获立功边庭的机会。《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朴刀门”著录《李从吉》一本，“杆棒门”著录《徐京落章》（“章”应为“草”之误）一本。李从吉、徐京均在十节度使之列：李从吉为陇西汉阳节度使，徐京为上党太原节度使。杨温、李从吉、徐京的故事，在说话艺术中或列入“杆棒门”，或列入“朴刀门”，他们都是江湖好汉或曰“绿林丛中”出身，都不曾率部与朝廷展开大规模的军事对抗，都不曾触动权奸集团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他们能够保全性命、为国立功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宋江招安以惨烈结局收场，其症结便昭然若揭了。

十节度使曾征伐西夏、金、辽等国，“多曾与国家建功”，招安后的梁山好汉则被派去征讨方腊，损失惨重。讨灭方腊后剩余的好汉，或者投身海外，或者辞官回乡，或者病废而亡，或者被权奸谋害，终其一生，他们都没有得到过立功边庭的机会。①《水浒传》“征辽”部分系后人所加，为原著所无。参见张锦池：《〈水浒传〉原本无征辽故事考——兼说〈水浒传〉原本的回数》，见张锦池：《〈水浒传〉考论》上编第四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张锦池曾指出《水浒》根本创作意图之所在：“不是一般地希望草泽英雄出来匡扶宋室，而是想借水浒故事总结宋室何以灭亡的原因。”②张锦池：《〈水浒传〉考论》，第126页。诚为确论。

“国仇犹可恕，私恨最难消”（孔尚任 《桃花扇·争位》），梁山“替天行道”的暴力行为，造成与权奸集团不可调和的矛盾，由此导致强大的梁山集团竟比不上那些被招安的绿林好汉，无法实现全民族寄予厚望的草泽报国的宏愿。

二、驯服阳刚——宋江悲剧再认识

从历史上“勇悍狂侠”的好汉，演变为《水浒》中“忠义双全”的领袖，世代累积的巨大成就与深刻矛盾，集中地体现在了核心人物宋江身上。从最初的三十六条好汉，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梁山集团，宋江穿针引线的作用至为重要。为了把小本水浒故事串联为有机整体，作者在小说结构上必须赋予宋江以重大使命，宋江的性格亦须相应地与历史原型拉开距离。“世代累积型的长篇小说，他的主要的英雄人物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被儒家的伦理规范所整合”③张国风：《最难理解是宋江》，见张国风：《小说中的百味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页。，宋江就是“儒化”人物系列中的一个显例。宋江上梁山一再被延宕，以致其思想认识中的犹疑色彩令人心疑，便是为了发挥宋江的串联作用而使然的。

《宋史·张叔夜传》记载：“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④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31页。程毅中分析说：“历史上的宋江，可能出于兄弟之‘义’，因为副手被擒，已经成了人质，为了解救结义兄弟才投降的。”⑤程毅中：《〈水浒传〉的特点和局限》，《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4期。《水浒》中宋江闯天下的第一资本同样是“义”。第十八回写宋江出场时，介绍他“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怀扫除四海之心机”。陈洪曾撰文指出，施耐庵塑造宋江的形象，乃是以《史记·游侠列传》的郭解为原型。⑥陈洪：《关于宋江原型问题的断想》，见陈洪：《浅俗之下的厚重——小说·宗教·文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其实黄人在《小说小话》中早已揭橥此说：

耐庵尚论千古，特取史迁《游侠》中郭解一传为蓝本，而构成宋公明之历史。郭之家世无征，产不逾中人；而宋亦田舍之儿，起家刀笔，非如柴进之贵族，卢俊义之豪宗也。郭短小精悍；而宋亦一矮黑汉，非有凛凛雄姿，亭亭天表也。解亡命余生；宋亦刀头残魄，非有坊表之清节，楷模之盛誉也。而识与不识者，无不齐心崇拜而愿为之死，盖自真英雄自有一种不可思议之魔力，能令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良、平失其智，金、张、陶、顿失其富贵，而疏附先后，驱策惟命，不自见其才而天下之人皆其才，不自见其能而天下之人皆其能。成则为汉高帝、明太祖，不成则亦不失为一代之大侠，虽无寸土尺民，而四海归心，槁黄之匹夫，贤于衮冕之独夫万万也。故论历史之人格，当首推郭解；而论小说之人格，当首溯宋江。①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358页。

《水浒》中的宋江，家世、出身及容貌等方面，都乏善可陈，他就是凭借“及时雨”的名望才一路化险为夷，并将一批批的好汉送上梁山，终将梁山铸造为力能“图王霸业”的强大军事集团的。宋江极端重视兄弟之情，既自然，又合理。

作为梁山集团凝固剂的“义”，在宋江提出招安主张后，便开始发生动摇。第八十回中，率军征讨梁山的高俅被活捉，与高俅有深仇的林冲、杨志怒目而视，“有欲要发作之色”。宋江为了达成招安的既定目标，不顾林、杨等人的感受，对高俅又是下跪，又是送礼，完全不顾什么体面了，宋江与林、杨在情感上出现裂痕，由此成为现实的存在。经过一波三折，招安终于达成，宋江却从此陷入了忠义难以两全的深度痛苦之中。第八十二回写招安达成，宋江下令，不愿归附朝廷的军校，梁山会赍发下山，任从生理，结果“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第八十三回写梁山征辽前驻兵陈桥驿，一军校杀死克扣酒肉的厢官，宋江哭道：“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今日一身入官，事不由我，当守法律。虽是你强气未灭，使不的旧时性格。”迫于无奈，宋江只好按法纪处死军校。宋江所说军校身上的 “强气”，就是勇于抗恶的正义之气。招安后的梁山集团加入了官方体系，便不得不忍气吞声，违心地按照官法行事。台湾学者乐蘅军曾以精妙的比喻，说明大聚义后众好汉消泯个性之情形：“梁山人们在水浒的山寨上，乃犹如砂粒之凝入水泥，逐渐丧失自我的意志，甚至丧失本来的品质，彼此同类化起来，最后便成为一个绝对整体的单纯的存在。”②乐蘅军：《古典小说散论·梁山泊的缔造与幻灭——论水浒的悲剧嘲弄》，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88页。梁山军校杀死贪腐官员的行为，在招安前是被鼓励的正义之举，此际却成了任性使气的违法行为。“今日一身入官，事不由我”，极端重义的宋江处死军校，深刻体会到了忠义难以两全的痛苦。

《水浒》对反对或抵制招安的几个好汉的结局的安排，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云：“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③李贽：《焚书》卷三，见李贽：《焚书·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此条及以下引文均见该书第109—110页。这是正面表彰宋江为“忠义之烈”。序言接着将宋江与征方腊后没有回归朝廷的几个兄弟作比，其观点则不无偏颇：“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为见几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④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第九十九回“卓翁”回末总评：“人但知鲁智深成佛、李俊为王，都是顶天立地汉子。不知燕青更不可及，意者其犹龙乎？意者其犹龙乎？”（《水浒传会评本》，下册，第1335页。）此处对鲁智深、李俊、燕青的评价，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不同。容与堂本评语是否出自李贽本人之手，学界尚存在争论。鲁智深是众好汉中得到善终的少数几人之一，擒获方腊的鲁智深不愿还俗为官，不愿做大寺住持，其坐化的结局是作者爱护他的特意安排。燕青辞主也被作者表彰为“知进退存亡之机”，作者有诗感叹道：“时人苦把功名恋，只怕功名不到头。”“苦把功名恋”的“时人”，无疑包括大哥宋江、主人卢俊义等人。李俊、童威、童猛三人主动脱离宋江，“自投化外国去了”，也被作者称赞为“知几君子事，明哲迈夷伦”。小说末尾有诗感叹宋江、卢俊义等人的悲惨结局，正可与鲁智深、燕青、李俊、童威、童猛的结局对看：“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范蠡船。”总之，鲁智深、燕青、李俊、童威、童猛五个好汉绝非与宋江这个“忠义之烈”相对的“小丈夫”，李贽的评论并不符合小说的实际描写。袁无涯刻《忠义水浒全传》第一百十九回，写李俊、童威、童猛等七人投往暹罗国，“自取其乐，另霸海滨”，作者有诗赞曰：“重结义中义，更全身外身。”李俊等人设法脱离以宋江为首的群体，自然是对梁山大聚义之义的背离；他们在海外“重结义中义”之义，则是在保全性命基础上的小团体之义。由此亦可概见，在面临身家性命重大考验的时候，宋江之义实不足以笼络群豪，令其顺服。

《水浒》末回写宋江死前对李逵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实际上，宋江一生都处在“忠”和“义”的矛盾状态中。上梁山之前，“义”压倒了“忠”，但他内心又以上山落草为“不忠不孝”之举，从而导致他上山的过程极为曲折、艰难；招安以后，“忠”压倒了“义”，但他又为兄弟们的接连丧命痛苦不已，这种失去兄弟的痛苦在征方腊之役中达到顶点。

对招安后的梁山集团实施分化瓦解之策，表明权奸集团深刻地认识到了以“义”结成的梁山集团对其利益的严重威胁。第八十二回写宋江全伙受招安后，枢密院建议徽宗“将宋江等所部军马，原是京师有被陷之将，仍还本处。外路军兵，各归原所。其余之众，分作五路。山东、河北，分调开去”。对于如此恶意昭彰的安置，众头领自然满怀怨恨：“俺等众头领生死相随，誓不相舍。端的要如此，我们只得再回梁山泊去。”小说末回写宋江告诉李逵，自己已经服用了御赐毒酒，李逵当时便大叫一声：“哥哥，反了罢！”宋江无奈地说明严酷的现实：“兄弟，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自以为招安便可实现保国宏愿的宋江，一旦陷身官僚体制，只能落得悲剧下场。

尽管曾被李贽等人表彰为“忠义之烈”，但宋江性格被古今很多人所不喜，确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在第二十五回的回评中，金圣叹曾以“狭人”“甘人”“驳人”“歹人”“厌人”“假人”“呆人”“俗人”“小人”“钝人”等十个贬称来评论宋江，后世评说宋江的局限，亦未超出金评的范围。从深层文化原因考察此一现象，牟宗三《水浒世界》一文，指出《水浒》之境界为“当下即是”之境界，“而当下即是之境界是无曲之境界。明乎此而后可以了解《水浒传》中之人物。此中之人物以武松李逵鲁智深为无曲者之典型，而以宋江吴用为有曲者之典型。就《水浒传》言之，自以无曲者为标准。无曲之人物是步步全体呈现者，皆是当下即是者”，“他们这些不受委屈，马上冲出去的人物，你可以说他们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但“隐忍曲折以期达到某种目的，不是他们的心思”，“《水浒》人物的当下即是，不是人文社会上的，乃是双拳两脚的野人的，不曾套在人文化成的系统中之汉子的”，“没有生命洋溢，气力充沛的人，不能到此境界；没有正义感的人，也不能到此境界”。①牟宗三：《生命的学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193页。牟先生上述论说的要义，在于揭出《水浒》最具感染力所在，乃是好汉们充满正义感的阳刚之气。此种充沛的阳刚之气，弥漫于《水浒》全书，其例不胜枚举。如第十五回，吴用称阮氏三兄弟“义胆包身，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同死同生，义气最重”。吴用说三阮撞筹，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脖项”道：“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在第二十五回的回评中，金圣叹称鲁达是“阔人”，阮小七是“快人”，李逵是“真人”，武松是“绝伦超群”的“天人”。 这班“阔人”“快人”“真人”“天人”，正是阳刚之气的集中体现者。《水浒》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人物，就是这些充满阳刚之气的好汉。就现实影响而论，明代便有一个好例。据袁中道记载，有个僧人叫常志，在李贽门下做侍者，李贽使抄《水浒传》，结果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每见龙湖称说《水浒》诸人为豪杰，且以鲁智深为真修行，而笑不吃狗肉诸长老为迂腐，一一作实法会。初尚恂恂不觉，久之，与其侪伍有小忿，遂欲放火烧屋。龙湖闻之大骇，微数之，即叹曰：“李老子不如五台山智证长老远矣！智证长老能容鲁智深，老子独不能容我乎？”时时欲学智深行径。龙湖性褊多嗔，见其如此，恨甚，乃令人往麻城招杨凤里，至右辖处，乞一邮符，押送之归湖上。道中见邮卒牵马少迟，怒目大骂曰：“汝有几颗头？”其可笑如此。②袁中道：《游居杮录》卷九，见袁中道：《珂雪斋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

常志已出家为僧，却不理会佛家戒律，终因效仿小说人物鲁智深而变为“痴人”致“流落不振以死”。鲁智深等好汉感染力量之强大，可见一斑。

与梁山众好汉相比，宋江身上的阳刚之气就微弱多了。明无名氏在为容与堂刻本《水浒传》所撰《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中说：“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①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185页。此论自然不乏夸张成分，但宋江不同于一般好汉的特质，无名氏看的还是很准的。我们注意到，《水浒》多次写宋江遇险，总是在他报出姓名后，才得以化险为夷，可见宋江身上的阳刚之气，并不足以让好汉们将其视为同道。第三十七回写宋江在浔阳江险些被张横杀害，幸亏被李俊及时赶到救下，加害者张横则“呆了半晌，做声不得”，然后向李俊求证道：“李大哥，这黑汉便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名闻江湖的那位“及时雨”，跟眼前的“黑汉”实难对上号。第三十八回写李逵第一次见宋江，脱口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此处最可表明，李逵眼里的宋江，是没有什么英雄气概的。

《水浒》中的宋江，相比历史上的原型及水浒故事演变过程中的形象，显然经过了“弱化”“儒化”的处理。不少学者都曾指出过，《水浒》之所以如此塑造宋江的形象，旨在显示他做领袖“以德不以力”的特质。②参见陈洪：《“六大名著”导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79—80页。其情形跟历史上被视为枭雄的刘备，演变为《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是颇有几分相似的。我们当然承认这种解释的合理性，但同时必须指出，“儒化”的宋江跟一般江湖好汉在气性上的差异，导致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脆弱性。一般江湖好汉之间的交往，往往以对对方武艺的欣赏为媒介，此即所谓惺惺相惜。这方面最经典的例子，当属鲁智深与林冲的结识。第七回写鲁智深为众泼皮演示禅杖，“飕飕的使动，浑身上下，没半点儿参差。众人看了，一齐喝采”。而正在鲁智深使得活泛之时，“只见墙外一个官人看见，喝采道：‘端的使得好！’”这个喝彩的官人，正是首次亮相的林冲。这才是我们心目中经典的好汉结识场面。第十八回介绍宋江出场时，说他“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但纵览全书，一次也看不到宋江因武艺结识好汉的描写。金圣叹一再指责宋江“纯用术数去笼络人”（《读第五才子书法》）“以银子为交游”（第三十七回回评），③跟金圣叹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清代评点家王望如。王氏在醉耕堂刻本《评论出像水浒传》第三十七回回末总评中说：“宋江卖弄手段，江湖上博山东及时雨大名，一则肯使钱为朋友，一则好求书通声气”，“宋江使钱不择地，不择人，不择书，一味撒漫，结纳天下。”见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上册），第711页。固然不乏偏见的成分，但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为人仗义疏财”本就是宋江赢得江湖声望的重要因素。而实事求是地说，跟宋江存在刻骨铭心精神联系的好汉并不多，确切算来，不过李逵、吴用、花荣等少数几人。而且，像跟宋江存在刻骨铭心精神联系的好汉为数甚少一样，真正因宋江“仗义疏财”而受益的好汉也屈指可数。大部分好汉不过是震于“及时雨”之名而望风拜服罢了。《水浒》写宋江几次遇险，均因好汉获知其名而脱险，而好汉之所以放过宋江，不过是因为他们不愿承受杀害义士的恶名罢了，并非因为他们跟宋江存在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所以，当他提出事关梁山前途的招安主张，遭受一些兄弟的反对和抵制，征方腊后一些兄弟又主动脱离他而去，就是势所必至，真实可信的了。

没有多少阳刚之气的宋江通过招安，引领一众好汉回归主流社会，自以为替兄弟们找到了最好的人生归宿，结果却导致绝大部分兄弟走上了不归路。跟历史上“勇悍狂侠”的真人宋江相比，《水浒传》中“儒化”的宋江的悲剧，给后人在历史文化层面的思考提供了广阔的哲学空间。

【责任编辑 郑慧霞】

井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