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精神的回归

书院讲学促进了儒学更为广泛的传播，使得儒学精神首先在社会意义上回归。儒学精神的回归，也是宋代文化形态逐渐形成的标志。

中晚唐以来，中国思想界复兴儒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复兴儒学的需要，也和当时中国社会的变革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学界所谓的唐宋变革，指的就是这个时期。

什么是唐宋变革？就是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在唐以前是，知识精英都是向着中央政府聚拢，而唐以后，知识精英有一个明显的下移过程，从而使得民间社会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领域，庶民社会是这个时代的主流。

为什么会发生唐宋变革？学界有不同的解释，总体上说，政权组织形式的变化（主要是地方势力的增强，如中晚唐以来的地方节度使）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的变革（主要是土地私有制的兴起并强化），在客观上促使庶民社会的兴起。

庶民社会对于社会文化的需求，自然和精英社会不一样。从儒家的立场而言，在精英社会占领主导形式的是五经系统（《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这是从汉武帝时代所确定的帝国的经典依据，自汉降及隋唐，总体上没有太大变化。而宋以后，在元代正式确立延及清亡，则主要是四书系统（《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五经的时代，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经学的考试来获得仕途，从而在帝制国家中获得精英的地位。在四书的时代，虽然科举考试也是知识分子的重要追求，但是在科举之外，通过知识来修身、来讲学觉民，也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庶民社会也因此确定了基础。这样一来，儒学的精神路向也开始发生变革，在经学时代，主要是得君行道，也就是通过获得君主的支持传播儒家的价值理想。而在庶民社会觉民行道，也就是将儒家之道在普通民众中传播，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式。

当然，唐宋变革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同宋初右文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宋朝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这样的特殊经历，使得赵匡胤本人对于军队的力量多有担忧，于是就有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似乎解决了潜在的军事割据势力对于自己统治的威胁。而对于文人，赵匡胤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在赵匡胤看来，不会有威胁政治的可能。

从赵匡胤的统治开始，就确立了与读书人联盟的基本格局，对于读书人的尊崇，实际上是对于儒家传统的尊崇，在这种背景之下，儒家重回到整个社会的价值中心，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

对于儒学在宋代存在方式的变革，起到很大作用的一个现象是书院讲学在宋初的兴起。这个潮流的出现，跟范仲淹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约是在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在南京应天府（今商丘）为母守丧。当时晏殊为南京留守、应天府知府，久闻范仲淹的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

范仲淹在主持应天书院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儒家的精神传统的回归，似乎在书院可以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

这种书院讲学的传统，在后来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更是很好地继承了范仲淹的书院讲学传统。

从范仲淹到宋初“三先生”来看，虽然各自的成就不同，但是他们都是被后来尊为理学开山的人物，被视为对于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重要而又根本的影响。其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书院讲学，这样的方式促进了儒学更为广泛地传播，使得儒学精神首先在社会意义上获得了回归。儒学精神的回归，也是宋代文化形态逐渐形成的标志。

（责任编辑 / 李坤）

何善蒙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浙江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等。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民间宗教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