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结

汉代文学与图像关系叙论

文/许结

汉代的文图关系主要呈示于三大特点。其一，从继承之传统来看，汉代对先秦文学中的形象有诸多图像进行表现。神话故事方面，《山海经》中的众多神仙怪兽形象；神仙信仰方面，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等；传说故事方面，《左传》、《战国策》中的君王将相等。在汉代，这些人物或者异兽以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等为载体得到大量体现，并且承载丰富的文化意蕴。其二，从创造之开辟来看，部分汉代出现的文学母题在本时段已有图像的展现。比如列女图像，刘向编撰《列女传》，整理归纳了从先秦到汉代的上百位女性传记。一方面，他将部分列女故事进行图绘，进献宫廷，藉以劝诫；另一方面，东汉的部分墓葬中也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列女图像，比如山东济宁武梁祠的列女画像，以及内蒙古和林格尔汉代壁画墓中的列女图像。其三，从创辟到影响来看，汉代的诸多文学母题在后世有大量图像展示。其中如史传故事，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成为后代造型艺术的重要体裁，历世不衰，并且有多种载体，比如绘画、壁画、版画、雕塑等。而作为有汉一代文学创作之“汉赋”与一代图像创造之“汉画像石”，因具有特定时代特征，自然成为汉代文图关系的聚焦点。

汉代文学与图像的时代背景

一是帝国图式的构建，汉代的文本与图像多围绕这一历史进程展开。试举班固《西都赋》为例，其开篇即对西都长安地理位置及历史沿革进行全方位的描绘，主旨在“天人合应，以发皇明”，而赋的重点则在对汉宫“昭阳殿”（昭阳特盛）的刻画，包括宫室建筑，如外在形态、内部装饰；宫内活动，如“朝堂百僚”之职守与“宴饮歌舞”之欢会。这些不仅在赋文中得到展示，也在众多的汉画如“宴饮图”与“歌舞图”中有形象的表现。这些文与图展示也许只是表象的，因为创作者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则是如班固赋中所说“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泽洽乎黎庶”的帝国文化图式。

二是天子礼仪的形成，既是帝国图式的文化实质，也是汉人“文”与“图”所表现的主旨。翻开有汉一代的文学（如诗与赋）与画图（如画像石），其中大量的是礼器的展示（如冕服与钟鼓等）与礼仪的描写（如巡狩、朝会、大傩等），考察其历史背景，则在汉代天子礼的构建。汉代初年，礼乐残缺，所以收拾姬周礼典与建立当朝礼制成为首要任务。到武帝朝“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号令文章”（《汉书·武帝纪》），定下有汉一代的天子礼制。当时 “崇礼官”且以“郊祀”（祭天）为代表的天子礼，既是这一历史的转折，也是体现于文图世界的新面向。

三是物质形态的拓展，为汉代开辟了一个广大的“物象”世界的同时，也丰富了繁缛汪秽的“语象”世界与美轮美奂的“图像”世界。在汉文与汉画中，无论是属于冕服制度的首服或足履，属于舆制的车驾卤簿，还是礼器的玉圭璧环，都是物质世界的展示。而作为与欧洲罗马帝国并称的亚洲汉帝国，其物态的表现又较前此的先秦时代有了巨大的拓展。如果大量的物象落实到朝廷文臣的笔下，不仅扩展了文学的描绘，而且为汉代的图像世界增添了现实的物质内容。

四是象数思维作为有汉一代的学术特征，对其文图的比类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汉代《易》学无论是“京氏”、“焦氏”，还是“虞氏”，均以倡导“象数”为旨趣，包括“卦气说”、“占筮术”、“爻辰、升降说”以及“卦变”、“爻变”诸说，而其用象方式的衍扩，如东汉虞翻《易》说，又呈示出如“互体之象”、“纳甲之象”、“旁通之象”、“反卦之象”、“半象”、“权象”等。这里又内涵了因“象”知“物”与因“象”明“理”，只是“物”与“理”之因“象”均通过“数”的组合使之系统化。汉人围绕《易》“象”而绘制的各种“易图”，抽象者即汉人提供的这种具有逻辑性与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为一代语象与图像的共生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景观。

五是德教传统，既是汉廷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思想，也是普及于全社会的伦理风尚，这对文学与图像的思想干预与形象展示，亦多功用。“德”教在汉代社会的体现，既有在宫廷上层建筑的展示，也有以“孝”为中心的德教向世俗社会与民众阶层的普及。汉代文学作品与图像叙事中大量的“忠臣”、“孝子”与“列女”题材，显然是具有时代特征的精神昭示。

汉代文图关系中的传统

汉代是一个文化整理与阐释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时期，就文图关系之继承而言，其中如对先秦时期祥瑞符号、神仙世界及历史故事的文字摹写与图像表达，均可看到其间的历史联结。

一是神仙传统。先秦两汉是中国古代神（仙）话的黄金时代，并决定了中国古老神话呈示出的两条线索：神话人物与古帝王的重合、神谱与史谱重合。先秦时期的创世神与氏族神在汉代的文、图中都有广泛的体现，如汉画像石中大量“伏羲”、“女娲”图的呈示，以及文学作品中对“西王母”的描写等。在汉代帝国宗教及神话世界形成的过程中，方士文化促进了汉帝国宗教由“族神”向“天神”的转变，表现为汉代最高统治者祀“太一”神、行“封禅”礼与复“明堂”制。而由文图看，汉代的神谱更多地体现于政治性与道德观，其中的训导与教育作用更明显地表达了神仙世界为现实世界服务的工具化特征。

二是历史传统。汉代文学与前朝相比，进入了重叙事的时代，其中最突出的是乐府歌诗的叙写故事的特征，以及辞赋作品（尤其是散体大赋）以极度夸张的描绘手法叙事与体物。与之相应，汉画中数量最多的也是历史故事的展示，这与汉代是史学的昌明期有着不可断割的联系。以司马迁《史记》为例，其中除了大量的圣贤故事的书写，还有诸多如“刺客”、“滑稽”之类人物及故事的生动描绘。如《刺客列传》中荆轲形象的描写，显示出史迁极为生动的语象特色，而纵观现今出土汉代刺客图像，荆轲故事出现的频率最高，计十余幅，在山东、四川、陕西、浙江、江苏等地均有发现，这充分地说明荆轲刺秦王故事在汉代流传较广泛。同时，我们又可发现在东汉时期该故事的部分细节开始变得更加神秘、荒诞，与秦汉时期的史书故事相比增添了很多细节，以丰富的故事表现出小说化倾向。图像对语象的补充与演绎，通过历史故事也呈现出更加精彩的内涵。在文图融合与共生的描绘中，汉代的主题图像故事如“昭君出塞”、“文姬归汉”、“琴挑文君”，皆出自史书，而加以演绎与发展。

三是名物传统。如果结合“赋”体崛起于汉代这一史实，可谓中国文学进入汉代而对物态有着超越前人的描绘，正是汉代物质世界的风采及名物制度的繁富促进了一种文学形态（赋）的成熟。汉赋与图像共生状态，归纳起来以五大主题最为突出，分别是“祭祀宴饮”、“狩猎弋射”、“乐舞百戏”、“宫室建筑”与“车驾出行”。其中的名物，在汉画像砖石中多有真实的形态刻画。而名物传统在汉代的发展，还在于制度的健全与发展，其对名物传统的弘扬与拓展，为文图的融合提供了广博的物质基础。

天人感应思维模式中的文图

与汉代帝国政治相适应的经学思想，构成了既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又充满神氛的天人感应思维模式，这对汉代文图的呈示与影响，具有规范与聚类的历史功用。由于汉代经学观的崇天意识，将自然之天转化为具有救世明道意义的宗教的天，其神学思想又派生出弥漫一代的谶纬学。但无论是董仲舒倡导的天地五行结构，还是演绎而为之谶纬学的预测、推衍，其思维方式对汉代文图的影响，可归纳为两方面，即广义的聚类意义与专项的“符瑞”文图。

广义的聚类意义可以汉赋与汉画的比较为例。从表象来看，汉赋（特别是兴起于汉代盛世的大赋）与汉画（如画像石与壁画）有两大相同之处：一是平面构图，这在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有关上林苑之鸟兽草木、山川形势的描写，在汉画中如“武梁祠”画像石中有关君王、忠臣、志士、列女、孝子、刺客等各个阶层的人物画像组成的故事场景，同样展示了阔大而丰富的画面；二是类聚事物，汉赋家以知类体物见长，赋作包括自然之物与人为之物，而赋与画的构图、聚类的相同性，不仅在于具有本原意义的艺术空间，而且落实于赋体艺术底定的汉朝，那正是象数哲学发达的时代。

专项的“符瑞”文图体现的是汉代天人感应的神学世界与世俗世界。汉代符瑞图录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单列式瑞应图如“麒麟”、“芝草”等，如汉武帝元封二年芝草生于甘泉齐房，作《齐房》诗“齐房产草，九茎连叶。宫童效异，披图案谍”等，在汉画中均有呈现。另一种是符瑞图像组合式构图模式，是将符瑞图像与其他图像组合配置，用以展示神仙世界或升仙场景，寄托符瑞祈福与升仙祈愿。同样，符瑞与历史有着叠合或衍生现象，如符瑞图“泗水捞鼎”与汉代史传文学关系密切，但其中或“文”与“图”，都寓含了“图谶”的政治预言，昭示的仍是汉人特别关注的天人感应的神奇。

文图关系与汉代礼制构建

郑昶《中国画学全史》称汉代是“礼教化时期”；顾森《中国汉画图典序》也认为“汉代众多的艺术制品中，汉画最有代表性”，是“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从面上来看，汉画因涉及的生活面极广而确实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但如果捕捉其特定的时代精神，将其视为“礼教化时期”代表，也可于文图关系得到印证。

以汉代的赋体描写为例，这一点可从礼事、礼仪两方面展开。赋家写礼事突出表现于对“天子礼”的描绘，其所呈示的语象或许在汉画像中只有零星的图案对应，尤其是汉画像石绘饰对象多为中下层社会的写照，然其间由礼事到礼义的同构联系，仍有脉络可寻。如扬雄《甘泉赋》中以礼器（如玄瓒）与祭物（如鬯草合秬酿造香酒）明其礼用，延请众神保佑子孙兴盛。对照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民间的这类祭祀活动，有“求子图”可证。如在山东省微山县两城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由有一幅“高禖之祭”的求子图，画面分三层：连理树下郊外祭祀求子的人及祭品（下层）；在戴进贤冠男子与众多高髻之女子中有一人面鸟身的神医，正为众女祛除无子之疾（中层）；神兽、孩童骑龙诸灵异瑞兆（上层）等场景。尽管与扬雄《甘泉赋》写宫廷帝王求子祭“地位”不同，然画像中献酒、作法、延请神人，礼仪祭义自有相通之处。

汉代的文与图对“礼”的描绘虽然依附礼制而内含“义理”，然其表现则更多在形式即礼仪的层面，使“礼”的精神仪式化。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对“天子校猎”的描绘，其绘饰狩猎之礼，显属天子礼仪，而繁杂的礼仪必用丰富的词语予以再现，这也是赋体创作繁类成艳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类似的狩猎场景在出土的汉代砖、石画像中也多有表现。如1977年7月陕西省绥德县出土一块墓门楣画像石，画面分二层，上层为出行图，下层为狩猎图。狩猎图画面上有九位猎手跨着骏马奔驰，或转身回首，或俯身向前，皆引短弓，矢弦待发，瞄射猛虎，鹿群奔逃，画面左上角一野牛中箭倒地，右面一只被猎手围射的老虎惊恐呆立，仰首不知所措，群象极为生动，场景颇为壮观。

从礼事到礼仪，其中内含的是“礼义”，综观汉代文图的诸多呈示，显然与作为“礼教时期”的社会秩序与文治教化切关，文图世界与“礼”的世界是相辅相成的。

汉画与文学主题

根据现存文献资料，汉代文学对图像的摹仿有文献记载，但内容甚少，从汉画与文学主题的关联来看，却既有摹写的性质，也有共生的意义。

首先看汉画与神话文本在汉代的共生。如被汉人视为创世并具有婚神性质的“伏羲”、“女娲”，就是汉画中常见的主题。其独立图像如“伏羲图”（山东临沂市白庄汉墓出土画像石）、“伏羲托月图”（洛阳石油站东汉墓壁画）、“女娲图”（洛阳西郊浅井头西汉墓壁画；又，安徽濉溪县古城汉墓画像石）、“女娲托月图”（洛阳石油站东汉墓壁画）；合图形象如“伏羲女娲图”（江苏徐州市睢宁县双沟征集画像石、重庆璧山县蛮洞坡崖墓出土、山东微山县两城镇汉墓画像石）诸幅。这些图像的生动形态与奇特造型，既有神话文本的源头，也有主题刻画的相应性。又如“西王母”的形象与故事，在汉代文与图中均不乏呈现。汉画中的“西王母图”分别见于山东嘉祥县汉墓出土画像石（两幅）、洛阳偃师辛村新莽墓壁画，以及“西王母青玉座屏”（河北定县南北陵头村42号中山王刘畅墓出土）等。如果对照作为文学文本的司马相如《大人赋》与扬雄《甘泉赋》的描写，其由前者的“白首戴胜而穴处”到后者以“西王母欣然而上寿”以配甘泉宫祀“太一”之神的美事，倡扬“天阃决兮地垠开，八荒协兮万国谐”的“德化”思想，亦可观觇其间的变化。

其次看汉画与史传文学中的相类主题。由于史料的真实性与画像缺少文字说明的模糊性，这类主题存在着解读的误差，而这其间也恰恰增添了汉画与汉史对照出现的解读与研究的趣味。例如洛阳烧沟61号西汉墓壁画后壁有一幅梯形宴饮画图，郭沫若考证的结果是“鸿门宴图”，孙作云则认为是民间“鬼迷信”的打鬼前的仪式。如依孙说，此图则归于民间信仰，是“傩戏”表演的程式；倘依郭氏对画图的解释，则可对应《史记》中有关“鸿门宴”场景与情节的描绘，尤其是人物惊恐心理的刻画。

最后看汉画与诗赋文学的主题书写。汉代诗歌中文人诗较少，且缺少故事性，比较而言乐府歌诗则以叙事的特征而更具情节的描写。如《琴曲歌辞》中的《仪凤歌》、《龙蛇歌》对灵异与德行的描绘，就尝以具体的图象（如龙、凤）展示在汉画，以呈示祥瑞之气。汉赋描写尤多生动的形象，包括人物与神灵。例如“方相氏”行大傩仪戏，在汉赋中出现甚多。方相氏是先秦时期傩祭中假扮傩神的人，面目狰狞。到汉代傩戏仍盛行，尤其是“冬傩”（大傩），一般在腊祭前一天举行。《后汉书·礼仪志》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驱恶鬼于禁中。……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这种仪式，在廉品《大傩赋》中有详尽的书写。而其作为宫廷文学的天子亲临，百姓童子以桃弧、棘矢射杀厉鬼，驱除不祥的主题，同样呈示于汉画，只是文献残缺，现仅存前引洛阳烧沟61号西汉墓画“方相氏图”（局部）。贺西林《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认为画面上的伟岸怪物就是行傩仪时的方相氏，怪物手臂上两人是伏羲、女娲，手托日月是主宰阴阳的象征。驱除灾害，为的是祈求福祥，这也是汉代文图共生的主题。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摘自《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