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旷新年

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回首现代文学
——写在文学革命100周年之际

文/旷新年

1917年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推翻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取消了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等级对立，使白话文成为了全民族共同的书写语言，促使了中国文学的深刻断裂和重要转向。胡适将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归纳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10个字，将其视为创造现代国语这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故事在中国的搬演与演绎，将新文学运动视为源起于欧洲的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伟大现代工程的一部分。五四是中国现代的真正开端，是现代觉醒的重要时刻。它是个人与民族双重的觉醒。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建立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积累了几百年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之上。国家、个人、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和科学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成果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

文学革命的同一年，发生了有力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地图的重要历史事件——俄国十月革命。1919年1月，《新潮》创刊号上发表的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宣布：“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罗家伦将俄国十月革命展开的社会主义革命视为20世纪的世界新潮，对“新潮”的内涵作出了重要的界定和有力的阐释。俄国十月革命为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视野和思想资源。从胡适到余英时，资产阶级自由派学者一直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到底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争论不休；然而，欧洲资产阶级性质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已经无法涵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既非简单的文艺复兴，亦非单纯的启蒙运动。

现代文学与资本主义现代性

文学的变革与文化价值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构成了文化和价值观的根本。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等文艺巨人后面，是作为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舞台这一波澜壮阔的世界政治事变和历史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西方现代文学及其价值在东亚的拓殖。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初以民族国家为基地，要求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与这种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相适应，产生了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与这种同质化的“国民的国家”的性质相应，“言文一致”的要求被提出，“国语”运动随之产生。在中国，以“言文一致”为取向的追求同一性的白话文运动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战役。

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形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蒸汽机、火车、轮船和全球贸易使全世界建立起普遍紧密、无远弗届的联系。欧洲资本主义在扩张和征服——包括对自然、地理空间以及其他民族征服——的过程中，把地球变成了“世界”，颠覆和摧毁了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和阶级结构，重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构造了人类的时间与空间，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形成了普遍的“世界历史”，产生了共同的“世界文学”。

自由贸易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憧憬着充分的、完全的竞争的理想状态，在市场的基础上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分工。资本主义要求把等价交换的原则贯彻到所有的领域、空间，包括人类社会关系。它要求摧毁一切固定的等级制度和特权、一切自然与人为的障碍和限制。资本主义这种抽象的、普遍的等价交换逻辑无情而猛烈地摧毁了封建主义的堡垒和世袭身份制度。

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冷战自由主义

现代化最早发生在英国，而“美国是现代性的原始版本”，但是，德国才最典型、最集中、最深刻地思考、表达和体现了现代性。德国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成为伟大的现代性思想家。

规模化、社会化的大生产，生产的合理化、集中和垄断，使人类距离孤立的个人自由的竞争时代已经相去甚远。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进入到了垄断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产业资本主义转变成为了金融资本主义。

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结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开始转变成为个性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尼采这个最伟大、最耀眼的反现代性思想家，成为了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手中最鲜明的旗帜和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目睹了私有财产权的解体，私有财产已经不再可能简单地定义了。建立在传统的财产权之上的旧的个人主义也同样解体和过时了。凯恩斯和杜威等英美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有力地推进了杰斐逊的个人主义思想。20世纪70年代以来流行的、哈耶克所代表的、今天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实际上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和市场主义，是对于20世纪上半期凯恩斯和杜威等人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个严重的反动和巨大的倒退。

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化、文学都是围绕着国家或者所谓私有财产和契约国家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叙事的起源、核心与根本是私有财产与契约国家。19世纪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新的政治概念——国际，要求建立一种超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新的政治。20世纪社会主义的悲剧性境遇是，十月革命不是发生在先进的西欧和美国，而是发生在资本主义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野蛮落后的俄国。更致命的是，俄国十月革命没有得到先进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援，而是相反受到整个资本主义文明世界的包围、封锁和孤立，无法超越封建主义野蛮落后的基础和民族国家的窄小视野，从而使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建立在极端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苏联社会主义实验被迫成为了一场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的死亡竞赛，并且使得苏联与野蛮的资本主义的生死博斗带有封建主义的野蛮与资本主义的残酷。列宁在《论粮食税》中说：“如果德国革命仍然迟不‘诞生’，那末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用全力仿效国家资本主义，为了促使野蛮的俄罗斯更快地仿效西方主义，我们不惜采用独裁方式，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

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与资本主义文明的特殊性

王国维把中国与西方接触的现代时期称为“第二之佛教”时代。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学术活动与治学方法，其中一条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并且以《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等文艺批评为例证。《红楼梦评论》用叔本华的思想观念来诠释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是用外来的观念与中国的材料相互参证的典型。《红楼梦评论》戴着叔本华的有色眼镜来读《红楼梦》，执叔本华之观念，遗《红楼梦》之本文。王国维甚至认为，只有现代西方的价值才具有普遍性，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理论思考和建立知识系统的能力，中国的哲学、文学以及思维方式都落后于西方。这也成为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普遍的观念与方法。

今天，中国学术界和整个知识界基本上仍然没有脱离这一思想观点与治学途径。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领导的全球化的冲击下，文艺理论界乃至整个学术界与知识界的所谓“中国传统的现代阐释”与“失语”等说法充分反映了这种思想状态。所谓“中国传统的现代阐释”是企图在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中间充当学术“兑换券”和学术“买办”。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话语是对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的挪用。这种现代化理论并非普遍真理，而只不过是一种是极度简化和净化了的美国版韦伯，或者说是阉割过了的、功能化了的韦伯理论。

西方巨大的冲击和强烈的震撼使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失魂落魄。然而，许多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中西相遇的历史契机，努力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寻找具有普遍性的共同价值。他们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名义并不构成思想学术、文化价值分隔、对立、冲突的理由。严复和鲁迅是耸立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严复可谓中国现代的玄奘。他将《原富》、《法意》等西方现代经典翻译介绍到了中国。他通过中国的思想境域理解与吸收了西方的现代思想。他认为，东西方的智慧是相通的，东西方都能与真理相遇。王国维在《叔本华像赞》中也说：“人知如轮，大道如轨。东海西海，此心此理。”1942年，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说：“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每一种文学都创造了自己的价值。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文学凝结和沉淀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类经验，并且积淀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尽管文学具有民族性、阶级性和时代性，但并不仅仅属于某一民族、某一阶级和某一时代。

雅斯贝斯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的概念。他认为，中国在孔子时代和同时代的印度、西方，这三个不同地区都在探询人类根本性的问题。人类伟大的思想、宗教、文明从来没有脱离过对于人性的思考。同时，尽管表现为不同的文明形态和制度框架，自由和平等是所有伟大的思想、宗教、文明思考的主题，也是所有伟大的政治、文学关切的主题。

新的文学与新的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政治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和退化。这种政治的衰退和退化，导致了全世界思想和艺术的普遍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再也没有产生伟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和艺术大师，以美国为中心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只是低劣的赝品、商业的泡沫，而没有真正的艺术价值。这种政治的衰退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思想理论、文学艺术上，而且也体现在军事上。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以后，无产阶级已经无法与资产阶级在文明的中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心城市——进行阵地战。20世纪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力量薄弱，甚至资本主义刚刚萌芽的国家，如俄国、中国。游击战成为了帝国主义时代一种最典型的战术。在1968年世界革命最后的高潮之后，游击战又进一步衰变和退化为恐怖主义袭击。恐怖主义是政治的极端衰退和彻底失败。

1989年柏林墙倒塌，与此同时，伴随着互联网这一新的传播技术和媒介的兴起，新的全球化时代来临。在人类文明史上，互联网像蒸汽机的发明一样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的革命性事件。互联网创造和诞生了新的疆域、空间，重构了人类的空间与时间，提供了新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经验，同时，必然导致旧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社会和生活世界的瓦解与崩溃。

商业精英、权力精英、知识精英一起唱响了21世纪资产阶级的“国际歌”。资本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资本没有祖国，剩余价值是它的母亲。全球流动的知识精英是全球化的急先锋。他们是21世纪的“国际主义者”。21世纪新的全球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工人阶级的隐匿。在上层加速结合、底层加速瓦解的新的全球化过程中，工人成为了一种无名的和“不在”的存在。在“虚拟经济”和金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抛荒的“铁西区”和“铁锈地带”构成了全球化的夜晚。

特朗普当选的当天，巴迪欧作了一个激烈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演讲。他称特朗普的当选为“政治的消失”。事实上，“政治的消失”是冷战自由主义流行，尤其是1988年福山宣布“历史的终结”以来一个显著的全球化现象。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刻构成了“新自由主义”即冷战自由主义的高潮。其实，今天的左翼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冷战自由主义的附庸，屈从于冷战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首先终结和必然终结的是政治和政治意识。“历史终结”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一统天下，使“新自由主义”成为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政治无意识。他们用“政治正确”从根本上取消了政治，不仅导致了政治意识、政治感觉的消失，而且导致了政治视野的丧失。与巴迪欧的说法相反，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政治的苏醒和政治的回归。“愚昧的大众”表达了他们对去政治化的“政治正确”的深刻不满，对政治精英和媒体精英们丑恶肮脏的政治游戏和政治欺骗投出了他们否定的一票。在这样的意义上，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时刻。

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2016年构成了一道明显的反全球化浪潮。反全球化像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卢德运动一样是一种反动倾向和反动现象。反全球化是一种重要的症候，标志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挫折与失败。反全球化是一次重要的中断，在这撕裂与中断的地方，政治归来，历史重新开始。今天，旧的政治内容已经被掏空，旧的政治基础已经瓦解。政治的出路必然不是消极地抵制全球化，重新退回到民族国家的政治，而是建立新的政治视野、政治空间和政治领域，产生出新的政治。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的资产阶级现代性意义上的那种区隔和自律面临破体。传统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的定义必须重新审视、批判与检讨。

正如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形成了“印刷资本主义”。互联网推动的新的全球化也必然产生新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和文化。2016年不是全球化的终结，而只不过是包括哈耶克主义和撒切尔主义在内的“新自由主义”或者说冷战自由主义的终结。

现代文学建立在印刷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今天，现代文学的这两个基础都已动摇。民族国家受到了全球化与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断蚕食，现代文学的基础已经受到严重侵蚀，现代文学的内容已经被掏空。

人类的每一次获得都是以巨大的丧失为代价，人类的每一次解放也都以更加坚固的锁链作为抵押。席勒敏锐地感觉到古典主义的逝去和浪漫主义的到来，“感伤的诗”取代了“朴素的诗”。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了感性与理性的分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马克思以一种高度乐观而又苦涩的心情欢呼现代性的降临，马克斯·韦伯则以一种悲剧而镇定的态度正视现代性。他们两人都把现代性当成人类一种无法回避和拒绝的宿命。

五四文学革命表达了一种新的政治。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的法律、道德、文化和文学。一方面，新的政治带来新的文学，没有新的政治不可能有新的文学；另一方面，新的文学也创生出新的政治想象。无疑，在这一切的下面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基础。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摘自《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