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辉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孙中山”形象的塑造

文/郭辉

崇拜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近现代中国英雄、领袖等个人崇拜现象的形成都有其具体的历史原因。孙中山崇拜是现代中国最为明显的崇拜现象之一，影响着整个20世纪上半期。孙中山崇拜在其逝世前已开始，与之相应的孙中山的伟大形象也经历了一个建构过程。国民党政权建设的同时，就开始了构建和推广孙中山崇拜，一系列国家纪念日的设立即是重要的手段和措施。国家纪念日虽然纪念“孙中山”，但是在抗战时期有着所需要的“孙中山”形象，借此为抗战提供所需的精神力量。这也是社会动荡、政局变化之际国家与社会对政治合法性资源的追寻过程。本文延此思路进行考察，试图分析在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建构出一个怎样的“孙中山”形象，即孙中山的时代性书写问题。

纪念仪式中的“孙中山”

1935年国民党中执会通过的《革命纪念日一览表》中共有9个国定纪念日，其中有3个与孙中山直接关联：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5月5日革命政府纪念日。此外，“国定纪念日”的其他纪念日与孙中山也有或紧或疏的关系。《纪念日史略》涉及“总理”的有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国庆纪念日、革命先烈纪念日。“宣传要点”中明确要求宣传“总理”的纪念日有：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宣传“总理就临时大总统宣言中重要意义”；国庆纪念日“讲述总理遗著”。由此可见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国家纪念日对孙中山进行推崇和宣扬，将之作为了重要纪念对象。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国父”后，“总理”一词由“国父”替代，出现于国家纪念日的设置中。孙中山形象也通过纪念活动中的“唱党歌”、“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等仪节得以展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对孙中山实行了“造神”运动， 开展国家纪念日的相关纪念活动即是其重要的手段与措施。

（一）志哀色彩的孙中山逝世纪念仪式

孙中山逝世后，他成为各方争夺的重要政治符号资源。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难之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利用孙中山逝世纪念的传统资源，塑造悲壮、哀悼气氛，达到思念、咏怀孙中山的目的，制造和强化“孙中山崇拜”。如孙中山逝世日举行的纪念会，布置庄严、肃穆的纪念会场，以素色、松柏枝、彩牌楼、花圈等营造哀悼氛围。实际上，为了准确操演，早在1929年国民政府就颁发《革命纪念日纪念式》，此后的纪念会基本仪节趋于固定，只是在具体操作上有少许的变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植树纪念逝者的传统，自1928年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举行植树典礼始，孙中山纪念与植树节即合二为一。抗日战争爆发后，植树典礼受到比纪念大会更多的重视，每年均举行。

（二）志庆色彩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仪式

国民党用心策划，希望实现对孙中山诞辰的全民纪念。庆祝纪念活动更是多种多样，政府和民间皆参与。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中枢举行庆祝大会，庆典秩序与孙中山逝世纪念没有太大区别，就仪式场景布置看，诞辰纪念也有对联、松柏枝、牌楼等，但整体上凸显喜庆色彩，用菊花、红纸花边等装饰，以有别于逝世纪念。国民党中央经常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举行谒陵仪式。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孙中山陵寝对外开放，形成开放式纪念，营造出志庆氛围。不过，从九一八事变后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变少，甚至于1932年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一度不放假、不召开民众大会。但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各种志庆活动反而多姿多彩起来，如悬旗结彩、演剧、放电影、开展览、举行赛事、游艺、食寿面等。或正因国难深重，人民流离失所，需通过节日庆典鼓舞人心、精神安慰，需通过对伟人的纪念重塑对未来的期望。

纪念宣传塑造的“孙中山”

某种时刻，语言比行动内涵更广，且更为深刻。国家纪念日运用各种话语塑造出伟大的孙中山形象，“救星”、“领袖”、“导师”等皆被用以形容孙中山。国家纪念日话语强调孙中山特殊地位，并描绘其经历、人格、精神等。抗战时期的孙中山纪念话语尤其注重凸显其人格与精神，在全国军民中塑造精神楷模，以为抗战动员服务。

（一）国家纪念日话语强调孙中山的崇高地位

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饱受列强欺凌，而孙中山主张实行革命，推翻清政府，“伟大的革命领袖”和“民族救星”等称谓即成为孙中山的代名词。“救星”、“救主”、“导师”等在纪念会上有时成为形容孙中山的前缀。“民族救主”、“总理诞辰是中华民族新生命开展的纪念日”、“总理是中华民族的救星”等也作为会场标语、对联，“总理是民族的救星”、“总理是革命的导师”等口号得到广泛传播，将孙中山推向民族解放的最高峰，成为全民族共同敬仰的神圣人物。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需要获取世界各国的同情与援助。在世界反法西斯语境下，孙中山不仅被赋予拯救中国及中国人民的责任，同时也被赋予拯救世界的责任。孙中山诞辰纪念话语塑造了孙中山拯救世界的伟岸形象，逝世纪念话语同样强调其崇高的国际地位。该时期孙中山“救星”、“导师”、“领袖”的形象被大力宣扬。为使这些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孙中山的经历、人格、贡献、精神被细致地“建构”起来，以塑造孙中山趋于完美的伟人形象。

（二）国家纪念日话语重建孙中山的伟大经历

孙中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具体而言则是通过一系列革命手段谋求政治变革。纪念话语用革命的语言给孙中山的经历涂上五彩斑斓的意义，并将其有革命大志提前到13岁，显然有建构成分。孙中山一生被“革命化”，革命历程被建构得相当完整，成为国民党各个革命阶段的国家纪念日的宣传重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孙中山人生经历的宣传与重建，对激励人们效仿孙中山，参与民族解放斗争具有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孙中山革命的一生可以用当时国家纪念日话语中的一句话来描绘：“总理一生革命四十年，他一生的历史，就是在革命过程中奋斗的历史。”孙中山“革命四十年”，在当时已有广泛的共识，因为孙中山自己在遗嘱中也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如此，则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应该诞生于1885年，正值中法战争之后。实际上，孙中山致力革命四十年是一个“伪命题”，至少在成立兴中会前他并没有坚决推翻满清政府的思想，从《上李鸿章书》就可知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改良而非革命。当然，在国家纪念日话语中，也有人对此有理性的认识，认为：“总理二十八岁时，上书李鸿章，本来很希望满清政府改革，后来看看没有希望，所以便决心把满清政府推翻。”不过，一般人们尽量避免谈论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书”事，有时则选择轻描淡写，认为是孙中山的尝试。

（三）国家纪念日话语褒扬孙中山的伟大人格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正义之战，国家需要每位国人不计个人得失，起而响应，共赴国难。孙中山“大公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品格成为该时期纪念话语的重要内容。国民党大力宣扬孙中山清贫无私、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意在呼吁各方人士效仿孙中山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全民抗战服务。孙中山在革命行动上意志坚定。孙中山诞辰纪念结合中国抗战背景，赋予了其革命意志新的现实意义，成为国民政府表达抗日意志，鼓舞军民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精神动员。孙中山革命经历中坚强的毅力和意志，显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孙中山的这种意志坚定，被希望用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抗战中去。孙中山在待人接物上博大宽厚。抗日战争时期，孙中山博大宽厚的品质成为国民政府宣传全民族团结共同抗战的重要话语。“总理一生是以诚感人，以德化民，虽有铁一般的意志，而有佛一般的心肠，因此才能够感格同侪，领袖群伦，同志都乐为效死。”此纪念话语强调孙中山以德化民、宽厚待人的优良品质，是其得以汇聚人心的重要原因。孙中山的人格不仅是他革命行动的保证，也是激励后继者继续革命的精神动力。该时期国民政府对孙中山无私奉献人格的大力宣传，旨在鼓动民众从事抗战活动。

（四）国家纪念日话语歌颂孙中山的伟大精神

艰苦的抗战环境需要不惧牺牲的战士，孙中山大无畏和牺牲奋斗的革命精神成为抗战时期纪念话语中又一重要的内容。“效法总理大无畏精神”的口号和标语在国家纪念日中非常流行，总理正是通过“大无畏之精神”才最后建立中华民国，而“全党同志惟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本总理大无畏之精神，领率全国民众，争国家之人格，求民族之生存”。孙中山的精神还包括牺牲奋斗的精神。孙中山毕生都在为革命奋斗，最后为之献身，他一生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完成革命建国的伟大理想。孙中山在弥留之际还不忘喊出“奋斗”的口号，希望同志们能够继续努力，为革命而奋斗。他不仅与清政府斗、与保皇派斗、与袁世凯斗，还与北洋军阀斗、与帝国主义斗。纪念话语将抗日战争与孙中山精神联系起来，只有继承其牺牲奋斗的精神才能实现抗战的胜利。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话语宣扬孙中山的灵魂不死、精神永存，以此为抗战提供精神力量。

国家纪念日话语充满了“权力”，这些话语虽然来源不一，发言者身份各异，但都出现在国家性纪念活动中，呈现出“八股式”赞扬，表现出了比较一致的思想，即塑造了孙中山的“伟人”形象。正是通过话语建构，不断的话语重复，从地位、经历、人格、精神等方面国民政府构建了孙中山的“伟大”形象，并通过这几个部分制造并宣扬了“孙中山崇拜”。

纪念话语中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作为孙中山思想的结晶，成为国家纪念日话语中经常使用的词汇。孙中山已逝世，但其思想被保留下来供后人学习继承，以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当时国家纪念日纪念活动上的会场标语、对联，纪念会呼喊的口号中常出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成为“指针”，受人重视并不断被解读。“三民主义”的标语、口号受到如“总理”、“国父”般重视。

三民主义之所以受重视在于其重要性。1931年，首都各界总理诞辰纪念发表告同志同胞书，即将三民主义视为“中华民族生存的指针”。孙中山“创造三民主义，并指明社会进化是以民生为重心，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生存于世界，一定要有立国的道路。三民主义就是总理指示我们立国的方针。总理说，三民主义不仅是要救中国，而是要救世界人类”。在三民主义指导下，孙中山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并将之作为立国精神。三民主义所以能成为指针，在于“三民主义便是采取古今中外各种学说之所长，复加以总理独特的见解融会而成，所以精深博大，为任何主义所不及”。并且三民主义相比于美国《独立宣言》、 法国革命提出的平等自由博爱的口号而言，其“意义更为伟大，体系更为完整”，且“全国志士仁人，亦多能集中于三民主义之下，共同奋斗”。国家纪念日话语将孙中山三民主义称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途径”，可见其褒赞。然而，中华民国成立后，屡遭纷乱，皆“未能厉行党治与行三民主义所实致”。若能实行三民主义，“民族国家前途，终有起死回生之日”，三民主义乃“信仰”的“最高之准绳”。在三民主义指引下建设新的国家，即可实现民族国家的起死回生和发展。

三民主义的推广与国民革命军北伐有密切关联。1932年北伐誓师纪念，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纪念大会上，周伯敏认为自从国民党革命军北伐誓师后，“革命天天有发展，推究其胜利的原因，实为总理的三民主义适合于中国，为北伐成功之唯一的利器”。而“本党同志，受总理主义之感召，为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以拯救国家民族，都各淬砺奋发，领导民众，以从事于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军是在三民主义指引下发生效力，如果“本党以三民主义为倡导，就民族主义讲，如果军队明白这个主义， 必定能够替国家奋斗而牺牲。同样如果军队明白——民权主义，当然能除暴安良，在地方尽保护的责任。复次如果军队再明白了民生主义，那末地方自治，农村建设，在在可以办成，使人民咸能安居乐业”，于此，“我们今天最希望的，就是国民革命军全体武装同志，应该接受总理的三民主义，继续努力，不要把前功弃了”。换言之，推行三民主义有助于国家各方面的稳定和实现人民安定和平的生活。193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纪念活动，在中枢纪念会上，吴敬恒致词称:“为什么要誓师北伐，就是要完成总理的革命。”因民国虽成立，但“无民国之实”，所以“总理的三民主义无法普遍起来”，只有用北伐“铲除那些障碍”才能“在名义上一起来帮同推行主义”。国民革命军北伐即在实现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指导思想。

所以，国家纪念日中的孙中山话语着力宣扬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1933年首都各界革命政府成立纪念会上，方治报告称：“本党同志，人人更要坚决的认定，救中华民族的只有中国国民党，只有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要有这种自信力，中国方可得救。”虽然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现在三民主义尚未实现。1937年首都各界革命先烈纪念会上，黄其弼指出：“民族主义，对外求国家之自由平等，现在还没有实现；讲民权主义，则现在各国领事裁判权还没有收回；讲民生主义，整个中国市场受着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三民主义是要完成的使命。当然，只有有了孙中山伟大的三民主义，才会有“二十世纪的中华民国”，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全面抗战爆发后，“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更是被确定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由此认为要在三民主义指导下完成抗战建国之要务。“有了国父所创造的三民主义，才有中华民国的肇建；有了中华民国的肇建，才有总裁继承国父遗志领导北伐大业的成功，摧毁军阀割据之局，而统一中华民国于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全国同胞真是万幸，先有国父，后有总裁这样崇高伟大的领袖，始能建民国，御外侮。”如此“必然逻辑”始于孙中山创建的三民主义，而终于“总裁”蒋介石的“英明”领导。

由此观之，孙中山逝世后即被当做一个政治符号进行建构和宣传，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更是通过国家纪念日尽可能地书写孙中山之伟大与其三民主义之高明，以此为抗日战争提供精神力量与思想指导。这是一种对传统思想资源的现实性书写和弘扬。抗战时期，国民党通过大力塑造孙中山的某些突出品质，旨在为抗日战争服务，为战时政权建设服务。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摘自《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