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管锦绣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理论转换、缺陷及其启示

文/管锦绣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意识形态认同研究为什么会由对革命的阶级意识的呼唤走向阶级意识虚无的哀叹呢？这真的说明了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如同某些西方学者所宣称的那样已经“终结”了吗？甚至，是否可以进一步推演出马克思主义因无法说明当今时代的变化而过时了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理论转换与缺陷谈起。

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理论转换

首先，在黑格尔辩证方法“总体性”概念下，坚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卢卡奇为其代表。在理论上，他在强调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础上，说明发挥人的主体性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核心作用。在卢卡奇那里，“阶级意识”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的主观条件；当体现历史总体性的“阶级意识”得以形成时，无产阶级才会从历史的客体转化为历史的主体，工人阶级才会形成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从而克服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对历史总体性的遮蔽，迎来无产阶级革命。在由历史的客体转化为历史主体所表现的历史总体性逻辑里，卢卡奇将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总体性”概念，纳入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中。在黑格尔辩证法中，“绝对观念”，作为世界本原，是历史的总体、主体和动力。在卢卡奇看来，“总体性”方法就是要将历史主体作为总体，从历史总体性认识和把握中反思和批判历史事物与过程的暂时性，从而实现对现实的批判。卢卡奇以“无产阶级”置换了“绝对观念”。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体，但它首先是被异化的客体，他们异化生存中隐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一旦洞悉这个秘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会形成，从而实现向历史主体的转化。“阶级意识”，传达的是工人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诉求的信仰和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

其次，在韦伯的工具理性批判逻辑下，揭示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性，说明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否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之可能性。韦伯将理性主义视为西方文化的特质，即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兴起是理性精神的文化特质向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的结果。新教“天职”观念的职业伦理观，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为一炉，契合于社会理性化的需要，从而在构建全新的生活方式中，促成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他还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张扬的只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却遭受挤压而枯萎。虽然，卢卡奇直接地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中读出物化理论，但是，他却在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下，创建了一个有别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他将工人物化生存状态归因为“物化意识结构”的支配。“物化意识结构”首先存在于商品的物化中，接着渗透到企业、国家官僚体系中，最终促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沿着卢卡奇的工具理性批判路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主要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在对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集权主义和战后大众文化的反思之基础上，批判工具理性所建构的意识形态的霸权性。第一代法兰克福理论家霍克海默、阿多诺注意到物化意识不再根植于阶级冲突，而是源于工具理性。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大众文化的流行表明——大众意识是被操纵的，难于转化为阶级意识。

最后，在交往合理性的范式下，“意识形态”不断地被泛化，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由政治认同转化为泛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认同探讨。基于对卢卡奇的质疑，法兰克福理论家深化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工具理性以市场理性、文化工业、科技等方式，构成对人的统治，维护着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因而是意识形态。但是，工具理性构筑的统治依靠的是价值渗透，而非政治信仰。在哈贝马斯那里，虽然同是揭示工具理性的统治性，但是，他却批判第一代法兰克福理论家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统治论，进而在语言哲学范式下探讨泛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认同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人们在“先在性”的价值中进行主体间的沟通理解，进而达成价值共识，这个价值共识构成了工具理性活动的前提。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获得了话语的霸权。科技的“意识形态性”不再表现为统治的阶级性，而表现为统治的话语性。意识形态的斗争也不再是阶级立场的斗争，而是社会交往的话语实践在价值上的差异。意识形态被归结为与政治信仰无关的纯粹的统治之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多元性揭示的不断深入，“意识形态”概念也不断被泛化。“意识形态认同”也逐渐由政治认同转换为“泛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认同。

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缺陷

首先，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路线的逐步抛弃导致意识形态政治认同的落空。

虽然，在意识形态认同问题上，卢卡奇依然坚持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但是他的黑格尔式改造，却造成了理论的自相矛盾性。

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性是源于“阶级意识”，还是源于变革现实的生产实践？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性虽然表现为“阶级意识”的觉醒，但并非源于此，而是源于变革现实的生产实践。如果抛弃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而在黑格尔式逻辑下寻找“阶级意识”的理论基础，那么，无产阶级主体性在现实层面上必然被架空。

从本体论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是体现同一的主体-客体的概念。作为主体，无产阶级“应该”拥有“阶级意识”， 但是这却无法说明，在经验层面上，“阶级意识”如何到达自觉。因为，无产阶级同时还作为客体。无产阶级要从潜在的主体升格为现实的主体，需要形成对阶级意识的政治认同，但这不是在自我反思中，以“顿悟”的形式来获得的，而是在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中形成。争夺领导权的政治斗争，则是基于变革现实的生产实践的客观需要。

其次，以韦伯的工具理性批判取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致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多元主义式“解构”。

当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性，在黑格尔式逻辑中被架空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物化理论，就只剩下工具理性批判的逻辑了。这样，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深化韦伯的工具理性批判就成为了他们批判理论的核心。为了使批判更加深入，他们认为，工具理性的批判逻辑应该脱离于特定历史情景，如卢卡奇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背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变成了对西方主体性文化的批判。至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又回归于韦伯工具理性批判理论的逻辑。随着工具理性批判的深入，后现代主义式的解构主义在他们的理论中开始了悄悄孕育的进程，意识形态认同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竞争。

最后，人的解放之“乌托邦”的探讨。

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对工具理性的拒斥不同的是，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途径；但是，工具理性的霸权会遮蔽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活动，从而阻碍人的解放。

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行为也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虽然，技术体现为工具理性，但是，技术有纳入话语民主的可能性。为此，哈贝马斯提出“真理共识论”。哈贝马斯认为，共识也存在于科学技术和政治之间，有赖于专家和公众之间的民主对话机制的建立。但是，他同时也意识到他的理论构造在工具理性霸权面前的脆弱性。虽然话语民主只是个理论的乌托邦，但哈贝马斯相信，当工具理性概念建构的旧式“乌托邦”破灭时，新的乌托邦将释放启蒙理性精神的解放潜力。

意识形态概念被泛化为不同话语文本下的价值，意识形态认同论题随之变成—— 如何寻求纯粹的价值共识的问题。在泛意识形态化的意义上，哈贝马斯的方案与后现代主义存在着某种“家族相似性”，话语民主机制下的价值共识之理想，难以为人的解放之途架起可行的通道。

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启示

启示之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之“魂”。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各自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强调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差异化和复杂化的同时，不断地偏离、乃至背离历史唯物主义总体框架，最终导致了对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多元主义式的“解构”与“泛化”。

在这一理论转换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理论视域，这就是韦伯工具理性批判。虽然韦伯的批判是在早期资本主义背景下展开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针对的是晚期资本主义，但是他们都说明了一个共同问题：新教伦理为内核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堕落。这一堕落表明，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模式的困境和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

面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资本主义文明背后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日趋衰落，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版本正以中国模式而展示着它的魅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新形势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在文化中确立马克思主义之“魂”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当前的文化建设。

资本主义文明衰落的背后还存在着现代性和普遍性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只要我们还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还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那么，以资本、技术等作为中介物的工具理性，必然构成我们生活的“场域”，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兴起就在所难免，随之而来的是信仰迷失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这就需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生活方式的引领作用，并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尽量地扬弃异化的劳动，从而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健康的生活方式。

启示之二，建构党性与人民性统一原则下的意识形态政治认同，是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之“基”。

西方社会对未来美好生活信仰的丧失，也表明了当前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和复杂化，其斗争形式展现出以政治斗争为基底的文化价值斗争的新特点。

在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优势，其优势不仅仅在于他们对普世价值观的鼓吹，更在于工具理性对生活方式的建构。工具理性并非价值中立的，它运行着资本逻辑，输出着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在我国当前意识形态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弱化“普世价值”的阶级性，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的倾向。因此，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坚持意识形态的党性原则尤为重要。坚持党性就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根本上来说，就是形成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党的意识形态不同于工具理性逻辑的话语，它传达的是理论化的工人阶级意识所表达的政治立场。我们的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的执政理念，也是人民的选择，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即是党的价值追求，这种执政为民的理念既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遵循，也是党的执政之基。党性与人民性统一的原则意味着，党的意识形态所表达的政治立场必定能赢得群众的认同。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属于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但是，在众多价值话语的碰撞中，支配物质生产资料阶级的执政党，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形成的价值诉求，那么，执政党就会因脱离人民群众而丧失人民性，也会因无法实现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丧失党性。这主要表现为：往往是经济发展好了，物质生活好了，信仰却迷失。执政党如果仅仅重视经济工作的建设，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那么就容易在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

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非常重要。首要的是树立党员干部对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始终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有始终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执政的首要原则，才能自觉抵御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和权力崇拜、思想腐化的诱惑，并通过制度建设来为民谋利。当意识形态政治认同在党员干部中得以形成时，这种认同才会以好的政策、制度、作风和精神风貌在日常生活中加以体现，这种认同才会在人民群众中得以延伸。从而，面对西方价值观的渗透，社会主义文化就能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来抗拒西方文化的霸权，彰显着其应有的文化自信。

启示之三，创新意识形态认同的话语形式，是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之“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形成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不能靠顿悟，也不能在自发中产生，只能靠灌输。从形式上看，理论灌输存在着认识的主客体之分，但是，由于理论最终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因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灌输的主客体是统一的。这表现在：理论要指导实践，要掌握群众，必须从实践出发。理论灌输不是满足灌输主体的主观需要，而是回应实践的客观需要，最终是为满足客体对理论的需要，从而实现认识的客体向实践行动的主体转变。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其认识的真理性特征而彰显其理论的魅力，但是，理论要掌握群众，理论话语必须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当前，意识形态认同的话语形式既不能是“照旧革命”式的，也不能多元主义“解构”式的和泛意识形态式的。这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在回应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多元化诉求的基础上，承担引领之责。因此，创新意识形态认同的话语形式，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之责的内在要求，也是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之“源”。

话语形式包含外在形式和内在形式。外在形式是话语的表层，内在形式是深层结构，是话语背后的价值诉求。话语形式的创新包括外在形式的创新，既包括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也包括用新传媒技术等。创新意识形态认同的话语形式更为根本的是内在形式的创新。其实质上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之间找到话语的“链接点”，即架构理论与实践的通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这个话语“链接点”，它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价值诉求之共识。因此，意识形态认同话语形式的创新，根本上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形式的创新。这要求：一方面，要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通过根植于生活方式的价值诉求的制度和行为规范建设，在实践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形式；另一方面，在防范多元诉求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多元主义“解构”和泛意识形态化倾向的前提下，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挖掘“自下而上”的价值诉求对意识形态的“再编码”意义，以根植于生活方式的“正能量”的人和事的精神风尚来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形式。

（作者系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摘自《湖北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