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光斌

从中国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与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

文/杨光斌

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性世界政治。资本主义是现代性世界政治的最核心要素。18~19世纪，西方国家在完成国内政治资本主义化的同时，开始了全球政治的资本主义化，即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进程。伴随这一过程，19世纪出现了为论证殖民统治合法性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即白人优越性。20世纪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的实质依然是以一种文明取代其他文明。其间，虽遭遇到社会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的反向运动，但由资本主义和白人优越论构成的过程性结构所演绎的结果，便是不平等性、霸权性的现状结构，即所谓的国际制度。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基本上是在以学术形式论证当前西方主导的现状性结构的政治合法性。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则把美国式学术当成了学问。中国的崛起将形成从中国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相应，这种从中国出发的过程性结构也正是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逻辑起点。

从中国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首先要论述的是中国。

第一，要从历史文化上的“文明基因共同体”的视角观察当代中国。在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看来，中国由中国独自的现实和历史而展开，这体现于漫长的不同时代种种现象的缓慢而连续性的变化，所以应该在现代、近代、前近代的关联中来把握中国的现代。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支撑连续性的因素即基因有哪些？在笔者看来，中华民族的基因至少包括：不变的语言文字，国家大一统思想和治国的民本思想，行政体制的郡县制、官僚制和选贤任能取向，文化上的包容与中庸之道，社会生活的自由与自治，以及家庭伦理本位，等等。这些基因代代相传于、内化于生活在固定疆域内的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因而构成了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共同体，从而可以称中国为中华文明基体，即由文明基因而构成的一个共同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强大文明，由此可见其生命力之旺盛及对现时代中国的影响。

第二，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资源。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是由政党来领导完成的。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并未完成“以党领军、以党建国”的历史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任务。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脉络来自各主要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道路，因而才有了以英国-美国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中心主义、以法国-德国经验为基础的国家中心主义。这两个主义显然不能解释中国等很多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国和苏俄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政党中心主义的历史版本。当然，中国政党也不同于俄国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以自己的民本主义为血脉的一种新型政治集团。显然，很难以社会中心主义或个人权利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

第三，要认识中国的治理模式。中国发展到今天，其制度必然有着世界性政治意义。但是， 对中国治理模式到底为何的问题，有不小的争论。笔者认为就是有将近百年历史的民主集中制政体，其中也可以分为革命时期的1.0版、计划经济时期的2.0版和改革开放以来的3.0版。

这些都是理解新世界政治体系的原点。从原点出发，中国影响世界的经济主义方式就是列宁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今天学术界所用的词“发展型国家”，其核心就是国家主义。没有国家主义支配的产业政策，后发国家很难指望摆脱依附国的地位。没有举国体制，中国就不可能有高铁网和各种领先世界的高科技项目，也不可能建成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独立的结算系统，而这只能依靠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国有企业去不计成本地在各国建立网点。这与欧美的基于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形成了双向运动。中国的举国体制在科技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需要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与白人优越论的种族主义的排斥性文化不同，中国奉行的是天下观之下的和而不同。这又与300年来的白人优越论和事实上的白人至上主义形成双向运动，实质上是民本主义的儒家文明与个人主义的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双向运动，超越了表面上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向运动。

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主义和天下体系的文化主义所塑造的世界政治主题，必然是以治理为核心的合作主义，这又与300年来流行的西方扩张主义形成了双向运动。

上述三重双向运动，最终的走向可能是新现状性结构的新型国际制度，但不再是那一种单一种族和文化所主导的国际制度，而是由重大利益攸关方共同主导的国际秩序（包括国际制度和国际政治结构），或许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值得指出的是，不同于西方在“蛮荒之地”之上的扩张性进取而建立的世界政治体系，中国人必须从既定的世界政治结构和世界政治体系出发，因而其建立过程性结构的方式与西方的经历完全不同，必然具有渐进性的和平主义、合作主义，而不是革命性的替换战略，因此我们才屡次强调不挑战现存秩序。但是，结果性结构很可能是替代性的，对此西方人并不傻。

这样，建构新世界政治体系的中国方案一开始就面临重重挑战。西方到20世纪才遭遇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自决权的重大对冲，而从中国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一开始就遭遇阻击战，比如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当然更重大的限制性因素还是西方人主导的国际法、国际规范、国际制度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约束机制。对此，中国人绝不可能像西方人那样鲁莽地开疆拓土。如何在既定的结构中搏出位，既需要政治勇气（战略决断性行动），也需要政治艺术（策略性行动）， 还需要政治定力。新世界政治体系非一代人乃至两代人可以成就的功业，是一个积量变为质变的长周期。而中国规模意味着量变就有质变的性质。

在走向新世界政治体系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应该设置自己的研究议程即研究主题。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为了维护二战之后的格局——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白人主导的世界政治结构，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国际制度，为此在国际关系理论上演绎出所谓的新范式： 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但是，当“中国人来了”之后，这些范式的价值就应该得到反省，中国人不应该止步于这些所谓的科学范式。一个可能性假设是，以中国人为主导的或者合作博弈而形成的新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其过程性结构的性质与过去300年的过程性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是中国人建构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

就政治学理论而言，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说到底就是两大制度之争——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结果西方“打赢了没有硝烟的战争”。为了这个主题，西方社会科学（不单单是政治学）的研究范式是转型学——非西方国家如何转型为自由主义民主的研究路径。但是，“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以及自由民主在很多非西方国家的失败，比如其导致的乌克兰式的国家分裂和很多国家的长期动荡与无效治理，迫使美国主流学者宣布“转型范式的终结”。

西方赢得了与苏联的制度竞争，但效仿西方制度的非西方国家并没有因此而走向善治：西方国家在治理上麻烦重重，出现了否决型政体。制度重要，但到底什么制度有助于治理？治理关乎政治的本质，政治形式固然重要，但那更多是读书人的焦点，而百姓关注的是政治的实质——良善的治理，这是自政治学诞生之后便不变的使命。谁实现善治，谁才能最终赢得制度之争。西方的治理理论基本上都是社会中心主义的，所以其治理方案在非西方国家处处碰壁，因为很多非西方国家本身都是“强社会中的弱国家”，去国家化的治理方案根本行不通。所以说，国际社会科学中并不存在统一性的治理理论。比较而言，在诸多主题中，中国最有可能在治理问题上提供研究范式，这一则是因为现在还没有统一性的治理理论，二则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拥有丰富的治理思想。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国家治理能力问题，所以中国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成为引领世界政治话语权的学术概念。根据中国的治理经验而建构一般性的国家治理能力理论，其中至少包括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体制吸纳力、关于国家权力各部分之间关系的制度整合能力，以及作为政治产品的政策的执行力，据此可以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治理能力，为比较政治学贡献中国的研究视角乃至研究范式。

社会科学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的经验总结，其理论逻辑必须符合历史逻辑。研究发现，二战之后流行的国际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流行的实证主义，不但掩盖了应有的历史逻辑即过程性结构——实证的都是既定的现状性结构下的政治关系，而且其对现状性结构的认知本身就存在选择性偏差。这样的实证主义研究势必距离作为实存的真相越来越远，因此二战后70多年来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主宰性范式才一次又一次失效，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关键词，比如自由、民主、法治、公民社会、合法性，都需要在过程性结构的研究中被重新认识，即重述，重述后其意义将会完全不一样。更重要的是，现状性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人来了”，那些为现状性结构量身定做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适用性也必须受到质疑。这样说不武断：善于学习的中国人从“拿来”各种主义和概念，再到今天“拿来”各种实证主义方法，很多都是步人后尘的非自主性行为，并不清楚为何而“主义”，为何而“实证”。学习是重要的，但是前提错位下的学习必然产生南橘北枳的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需要从新的历史逻辑出发，即以“从中国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为起点，建构一套反映新的过程性结构和现状性结构的学说。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世代工程。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摘自《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原题为《论世界政治体系——兼论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