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佩德

沖虚至德真經八卷

(晉) 張湛注 (唐) 殷敬順釋文 (清) 黄丕烈校並跋

*本文是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道家四子文獻思想研究》(項目編號： 15LSC00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黄丕烈(1763—1825)，字紹武，號蕘夫，又號復翁，江蘇吴縣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性喜藏書，所藏宋元善本甚多，名其書室曰“百宋一廛”，顧廣圻爲其作《百宋一廛賦》，成一時佳話。亦爲文獻大家，以校書爲樂，後人多以其校語爲凖的。刻有《士禮居叢書》。(同治)《蘇州府志》卷八十三、《清代學人列傳》卷一均有傳。

乾隆六十年冬，黄丕烈偶然購得古本《列子》一部，經過連夜校勘，定爲北宋初年刊本，遠勝於當時影響較大的明刊世德堂本，此書後來入藏瞿氏鐵琴銅劍樓，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且已編入《中華再造善本》之内，較爲易得。黄氏在宋本書上留下了兩則跋語，一是叙述自己得此書的經過，二是簡要説明這部《列子》的價值，但未對文字加以校訂。可以説，黄丕烈以後校勘《列子》的學者，多數都是以這部《列子》爲參校本。當然，這也並非説這部《列子》的内容就無可挑剔。清嘉慶間，陳春編輯《湖海樓叢書》，延請當時校勘名家汪繼培校訂《列子》，汪氏參校殷敬順《列子釋文》以及其他一些明刊本，並參校了宋本《列子》，訂正了宋本《列子》許多不當之處。因此，《湖海樓叢書》本《列子》在衆多《列子》傳本中也是較爲突出的一個。

這一批校本是黄氏以宋本《列子》校勘明世德堂本《列子》。他的校訂可以分爲兩個部分： 一是以宋本校世德堂本，乃據宋本版式及與此本有出入之字句，均一一注於世德堂本之上，且對宋本修版、抄補處也予以説明。這種校訂，是對兩種傳本版式、内容的對校；二是糾正盧文弨《群書拾補》錯誤之處。盧文弨《群書拾補》對《列子》的辨析，主要針對的是張湛注。黄丕烈對盧氏所作校訂予以考證。他指出盧氏考證多與宋本《列子》吻合，但仍有舛誤之處，黄丕烈主要是補正這些不足。

宋本《列子》爲黄氏所重，乃《列子》傳本中最古之刻本，其校勘價值自不待言。宋本《列子》與世德堂本《列子》均爲善本，宋本爲殷敬順《釋文》未行以前之傳本，世德堂所據之底本乃是《釋文》流傳後之本。黄丕烈是當時文獻大家，他的校訂具有很大影響，對我們今天的《列子》研究也有指導意義。黄丕烈所校明嘉靖十二年世德堂刊《六子書》本《沖虚至德真經》八卷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兹據以影印。

沖虚至德真经八卷

(晉) 張湛注 (唐) 殷敬順釋文 (清) 陸雲士校並跋

陸雲士，名次雲，錢塘(今杭州)人，監生。康熙十八年舉鴻博，後官至郟縣知縣，多有惠政，轉江陰縣知縣。筆耕不輟，著述甚富。主要著作有《八紘繹史》四卷、《紀餘》四卷、《八紘荒史》二卷、《峒溪纖志》三卷、《志餘》一卷、《湖壖雜記》一卷、《北墅緒言》五卷、《尚論持平》二卷、《析疑待正》二卷、《事文標異》二卷、《澄江集》一卷、《玉山詞》一卷等。(光緒、民國)《杭州府志》卷一四五、佚名撰《清史稿列傳》卷七十有傳。

陸雲士所選取的底本是明刊本，内容與明世德堂刊《六子書》本《列子》相同，可知其與世德堂本《列子》屬同一版本系統。這一版本系統在明代非常有代表性，世德堂本《列子》也成爲傳世本《列子》中最爲權威的一個。本書卷末有陸氏跋曰：“嘉慶己巳四月用宋槧校勘一過，雲士。”可知陸雲士也是以北宋本《列子》校明刊本。兩本相異之處，陸氏皆以朱筆更正之。而對張湛注中所雜之《列子釋文》，陸雲士認爲其乃“宋道士碧虚子陳景元依托，宋槧單行本張注不附《釋文》。故悉抹去之”。陸雲士認爲《列子釋文》是宋陳景元依托，而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中已經引用《列子釋文》中的内容，説明《列子釋文》並非陳景元所僞造，陸氏未能詳查。但他參照宋本《列子》，將混入張湛注文内的《列子釋文》全部抹去，對後人研究《列子》具有積極意義。陸氏所校明刊本《沖虚至德真經》八卷本藏於南京圖書館，今據以影印。

沖虚至德真經八卷

(晉) 張湛注 (清) 周星詒校並跋

周星詒，字季貽，河南祥符(今開封)人，生於道光癸巳年，自名之曰“癸巳人”。家藏書甚富，精於目録之學。爲官福建時，因虧空府庫錢財，無以償還，蔣鳳藻出錢購其藏書，遂盡歸蔣氏心矩齋。事迹見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七。

受科舉制影響，當時出現了許多方便士子閲讀的應試書，在子類著述中最有影響的是署名宋人龔世卨的《纂圖互注四子》，收《老子》《莊子》《荀子》《揚子》，書中配圖，並引儒家典籍予以解釋，故稱爲纂圖互注。後來，又有人加入《列子》《文中子》，與前者一起合稱爲《纂圖互注六子》。所不同者，《列子》《文中子》並無纂圖與互注。所收《列子》是張湛注與殷敬順《列子釋文》混合注本，與世德堂本屬同一傳本系統。周星詒所選取的底本爲元刊本，版式與《四庫存目叢書》所收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明刊《纂圖互注六子》本《列子》版式相同，字體風格也極爲相似；從内容上看，與北宋本相校，《黄帝》“足二分垂在外”句下有“謂足二分懸垂在外”注文，《力命》“可以死而不死”及“然而生生死死”兩句之上分别缺“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與“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張湛注文亦缺，“勇敢怯疑”下缺注文“眠娗不開通貌諈諉煩重之貌”，與《纂圖互注六子》本《列子》一致，説明周氏所選底本與《纂圖互注六子》本一致。是書卷前與卷末有周星詒跋語兩則，卷前跋語摘録《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列子》相關文字，意在説明自《漢書》以下官修史志均有記載，《列子》一書並非後人僞撰；卷末跋語叙述其校書經過。周氏主要以明施觀民刊林希逸《列子鬳齋口義》爲參校本，以“林本”爲標誌。周星詒並非校訂文義，而是以林本校訂《列子》文句。林希逸《列子鬳齋口義》宋時即有刊印，惜已失傳。今存最早刊本爲元刻本，《續修四庫全書》收有一種元刻本，但字迹不清，且有多處配補。《中華再造善本》收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本，這一版本字迹清晰，且卷首附有林希逸弟子的序，全書有宋版風格，是較好的一個傳本。明代有張四維、施觀民兩種刻本，校勘也較爲精準。周星詒選取施觀民刻本爲參校本，其校訂内容可分爲兩個部分： 一是訂正兩本相異之處。如《黄帝》“悟然自得”句上注曰“林本怡”，“九年天下大治”句上注曰“林八年”；《周穆王》“昔昔夢爲國君”句上注曰“林本昔者下同”，“常甘以爲苦”句上注曰“林嘗不誤”。二是訂正底本不清晰之處。由於時代久遠，字迹多有不清之處，周氏於原文之上予以補足。由此可以看出，周星詒對林希逸《列子鬳齋口義》及其所選底本較爲重視。

林希逸是宋代理學家，陳藻的入室弟子。他的《三子鬳齋口義》，是用理學思想解讀道家著作，《莊子鬳齋口義》影響很大。解讀文本，難免要對文本本身有所校訂，而施觀民在爲官期間曾主辦書院，他的校刊本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儘管纂圖互注這一系統的《列子》傳本有許多不足，但由後來世德堂本《列子》的影響來看，其價值也不可低估。從這個角度講，周星詒將這兩種傳本對校，在《列子》研究中也很有代表性，能够説明傳世本《列子》中的一些問題。此元刊本《沖虚至德真經》八卷今藏甘肅省圖書館，兹據以影印。

沖虚真經八卷

(周) 列禦寇撰 (清) 金黼廷批校

金黼廷，清道光、咸豐間人，字瘦仙，附貢生，上海金山縣角巷村人。工詩，書法遒麗，兼擅八分書。父蓉，字采江，藏書甚富。黼廷沉酣典籍，尤善鑒别金石。著有《雪鴻樓古器銘文考》《雪鴻樓書畫贅言》《雪鴻樓書畫題跋録》《雪鴻樓書目》《奚囊剩句》等。事迹見(光緒)《金山縣誌》卷二十一。

金黼廷所校《沖虚真經》八卷，乃爲明人陸明揚編《四子》之一。陸明揚，字伯師，上海人，明萬曆三十一年鄉試及第，萬曆四十二年任靖江教諭，萬曆四十三年卒於官，與屠隆友善。著有《紫薇堂集》八卷、《五經輯要》《周易繫辭正義》等。其所編《四子》共二十三卷，收《道德經》二卷，《文始真經》三卷，《沖虚真經》八卷，《南華真經》十卷，此《四子》後爲施堯臣刊於廣東。施堯臣，字欽甫，青陽人，明嘉靖二十九年中進士，授蕭山知縣，多有善政，民爲之立祠，後官廣東布政使、順天府尹，萬曆五年曾刻印陸明揚編《紫薇堂四子》二十三卷。生平事迹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五十三。

《南華真經》卷末有萬曆五年施堯臣識語一則，叙述刊刻經過，其文曰：“凌洋山翁於督撫案上展《道德經》，衆共目之，翁指示之曰： 此四子書，乃襄陽刊也。吾蘇郡有六子刊，然荀、楊、王非其宗旨，不若此本爲善。夫東粤去中土稍遠，書籍苦難致，近亦多善本。如四書、五經、《史記》、《漢書》，宋編視閩本獨勝，所未見者子書耳，得此刊之富矣。翁因舉以授，謹奉刊置紫薇堂中。”按，明周祈《名義考》卷四釋紫薇堂曰：“今藩司堂匾有曰紫薇堂者，其義不可曉，意必因元人行中書省之故也。唐開元間，改中書省曰紫薇省，以中書令掌，佐天子執大政，有藩臣匡衛之義，取象於紫薇星。”則施堯臣所刻《紫薇堂四子》乃取此意。此後陳楠所刻《四子書》，即據施堯臣本翻刻。

《列子》卷端頂格題《沖虚真經》，蓋沿襲唐之稱謂，乃有意仿古所爲，實已失唐時古風。下題列子著，次一行低兩格爲篇名，凡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其將《列子》八卷分爲一百五十二章，其中《天瑞》十二章，《黄帝》二十二章，《周穆王》十一章，《仲尼》十四章，《湯問》二十六章，《力命》十一章，《楊朱》十九章，《説符》三十七章。每章開頭均頂格書寫，後均低一格以示區别。《湯問》有數段次序錯亂，當爲上板時所致。然原文校勘亦有可取之處，如《天瑞》“其際不可終”句上應有“往復”二字，宋刊本及世德堂本均未改正，後人也有指出其錯誤者，此本依上下文意對其加以修正。此書後爲金黼廷所藏，卷首鈐有“金黼廷瘦仙氏考藏”印，且有朱筆校語，題曰“依沈學子先生校本”，卷末題“戊辰五月三十日校畢”。考嘉慶及道光間，嘉慶三年爲戊午年，可知金氏校畢於嘉慶三年。沈學子，即沈大成，學子爲其字，號沃田，江蘇華亭人，清代學者，通經史百家，校訂書籍甚多。沈氏所校《列子》現藏於上海圖書館，以明刊《六子書》爲底本，圈點多，批語少，所批校之處亦多隨感而發，並無深入闡釋。金黼廷所校多依沈大成校，以圈點爲主，校語亦多因襲沈校，並無創建。然其糾正《湯問》錯亂之處，並對文中異體字有所糾正，亦可見其校勘之功。

此次影印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九年陳楠刊《四子書》本。

沖虚至德真經八卷

(晉) 張湛注 (唐) 殷敬順釋文 (清) 顧廣圻、袁廷檮批校 葉景葵跋

顧廣圻，字千里，後以字行，更字澗萍，江蘇元和(今屬江蘇吴縣)人。弱冠有“萬卷書生”之美譽，年三十始補諸生，受學於江聲。欲取漢人經注作《假借長編》未果，遂字抱沖。名其居處爲“思適齋”，有《思適齋文集》十八卷傳世。生平事迹見(同治)《蘇州府志》卷九十、《清代學人列傳》卷一、(民國)《吴縣誌》卷六十八下、《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

袁廷檮，字又愷，更名廷壽，江蘇長洲(今蘇州)人。六歲而孤，曾爲國學生。通金石、書畫，尤善小學。家藏書甚豐，與錢大昕、王昶、王鳴盛、江聲、段玉裁等相友善。事迹見(同治)《蘇州府志》卷八十三。

葉景葵(1874—1949)，小名阿麟，字揆初，號卷盫，别稱存晦居士，浙江杭州人，著名實業家、藏書家。光緒二十九年進士，受維新思想影響，入趙爾巽幕下，掌理財政、商礦、教育。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後，痛憤於内憂外患，遂棄官經商，走上“實業救國”道路。晚年致力於稀有古籍珍本的搜集，所寫札記、書跋爲學人所重視。主要著作有《卷盫剩稿》《芻牧要訣》《太康物産表》等，顧廷龍還編有《葉景葵雜著》。

所校之本爲明刊本，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版式同世德堂本，版心無“世德堂刊”四字，與北宋本張湛《列子注》相校，《力命》“勇敢怯疑”下缺注文“眠娗不開通貌諈諉煩重之貌”，可知其所據之底本與世德堂本爲同一系統。書前所附序及目録爲後人所抄配，無張湛序。據卷末顧廣圻跋語可知，此書原爲袁廷檮所藏，後命顧廣圻校勘。顧氏曾校訂兩次，均借黄丕烈所藏宋本《列子》校勘。顧氏所校，於文中以“『』”將殷敬順《釋文》與張湛注加以區别，對與宋本不同之處，均於原文予以更正，方便後人閲讀。

卷首還有葉景葵跋語，叙顧廣圻、袁廷檮校《列子》之經過，並録黄丕烈宋本《列子》跋語兩則，以此説明顧廣圻、袁廷檮所校《列子》之價值，可見其對顧、袁校本之重視。此本爲明嘉靖間刊本，今藏上海圖書館，兹據以影印。

沖虚至德真經八卷

(晉) 張湛注 (唐) 殷敬順釋文 (清) 管禮耕批校

管禮耕，字季申，歲貢生。父慶祺，從陳奐遊。禮耕篤守家學，尤長訓詁。爲馮允奇賞識，肄業正誼書院，並助校《説文段注考證》。治三《禮》，並精算數，與王頌蔚、葉昌熾齊名。嘗言唐以正義立學官，漢、魏、六朝遺説，積久泰半闕不完，凡所考見，獨存釋文，而今本踳駁非其舊，思綜稽群籍爲校證，未及半而卒。《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有傳。

所校之本爲明刊《六子書》本，版式與世德堂本相同，與北宋本張湛《列子注》相校，《力命》“勇敢怯疑”下缺注文“眠娗不開通貌諈諉煩重之貌”，可知其所據之底本與世德堂本爲同一系統。卷末有管禮耕題識一則，並録黄丕烈宋本《列子》跋語兩則。管禮耕以宋本《列子》爲主校本，參校清嘉慶聚文堂刊《十子全書》本、盧重玄注本，以朱、墨兩色筆加以區别。凡與宋本《列子》相異之處均用朱筆標示，以“□”抹去張湛《列子注》中所雜殷敬順《列子釋文》。對《十子全書》及盧重玄《列子注》相異之處，則以墨筆標示。管禮耕所校之《列子》，從行款至異文，均極爲詳細，可與黄丕烈校本比肩。且參校《十子全書》與盧重玄注本《列子》，補足宋本與其所據底本之不足，此爲管氏校本可貴之處。此本後入藏上海圖書館，今據以影印。

沖虚至德真經八卷

(晉) 張湛注 (唐) 殷敬順釋文 (清) 江德量批校

江德量，字成嘉，號秋史，江蘇儀征(今屬揚州)人。乾隆四十二年選拔貢生，四十四年中舉人，四十五年殿試一甲第二名中榜眼，授編修，歷任浙江、江西道監察禦史，年四十餘卒。江氏博學善屬文，經術、小學、金石、古文無所不通，工書法。阮元《淮海英靈集》丙集卷四小傳、《清史稿》卷四八一有傳。

卷首有江德量跋語，叙述其校書經過。與北宋本張湛《列子注》相較，《力命》“勇敢怯疑”下缺注文“眠娗不開通貌諈諉煩重之貌”，可知其據以校刊之底本乃爲世德堂本。其以《道藏》所收二卷本《列子釋文》校此本中混入張湛注之《釋文》，除改正其錯誤外，還將文中所無之内容補足於當葉天頭之上。據此兩者合觀，可見此本《列子》之大概。由其校訂亦可知，張湛《列子注》中所混入之《釋文》，並非全部録入，而是有選擇采用。江德量校本可貴之處，在於以《道藏》本《列子釋文》校世德堂刊張湛《列子注》中所雜之《列子釋文》。《道藏》本《列子釋文》是今存最早爲數不多之刻本，惜清人並未完全加以利用，江德量可謂先行者。江氏所校底本爲明翻刻《六子書》本，今入藏上海圖書館，兹據以影印。

列子八卷

(晉) 張湛注 (唐) 殷敬順釋文 (清) 章鈺校並跋

章鈺(1864—1934)，字式之，號茗簃，江蘇長洲(今蘇州)人。少孤力學，光緒中，肄業於黄彭年學古堂。光緒二十九年中進士，官至外務部主事。辛亥革命後，久居天津，以收藏、校書、著述爲業。家有藏書處名“四當齋”，儲書萬册。著有《四當齋集》《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正》《胡刻通鑒正文校字記》等。

章鈺所校底本爲清光緒二年浙江書局所輯刻之《二十二子》本，卷首有其跋語，叙校書經過。章鈺凡三校，一校以秦恩復所刻盧重玄注《列子》校此本，並將秦氏所作《列子盧注補正》附於當葉地腳；二校以鐵華館影宋本校此本；三校以《湖海樓叢書》所收汪繼培訂正本再校。章鈺較爲推崇汪繼培訂正本，認爲汪校本乃《列子》後世傳本中校勘最爲精審之本。他還以盧文弨《列子張湛注校正》校訂張湛注文，可見其用力之勤。章鈺所校之本，集合衆本之長，實爲難得。此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兹據以影印。

列子八卷

(晉) 張湛注 (唐) 殷敬順釋文 方惟一批校

方惟一(1867—1932)，原名張方中，又名方還，晚號螾庵，新陽蓬閬(今江蘇昆山)人。博學多才，古文詩詞無一不精，尤精翰墨。

所據底本爲清覆刊世德堂本，卷末有“光緒戊子十月照六兄子永閲本圈點十日畢”，可知其所校以圈點爲主。但圈點中亦有批校，所校往往有獨到見解。如張湛《列子注序》“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二句，方惟一認爲“水火可蹈”前應補“全神則”三字，如此則上下文意更爲完整。再如《天瑞》：“子列子曰： 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方惟一認爲，“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兩句爲列子弟子之語，應在“子列子曰”之前。從上下文義來看，如此安排更爲恰當。方惟一注重以文義校訂《列子》異文，亦可見其文學功底之深厚。此本今藏上海圖書館,兹據以影印。

列子八卷

(晉) 張湛注 (唐) 殷敬順釋文 (清) 翁廉批校

翁廉，字銅士，湖南人，清末畫家、書法家。

其所校底本爲浙江書局刊《二十二子》本。據卷一末尾所附跋語可知，翁廉將傅山校語抄於天頭之上，書中圈點及天頭校語，乃據明刊本校勘。觀傅山批語，散亂無章，重意而不重義，多爲隻言片語，不成體系，然結合原文，細細品味，可見其理解之深。如《黄帝》“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句上只點明一個“理”字，抓住了本句重心。梁鴦養野禽並無秘而不宣之法，乃據常理而行之，待其如人而不視爲異類，且重要的是心中不存分别，天地萬物本就逃不出一個“理”字，順理自然無往而不至。由此可見傅山於文義理解之功力。翁廉選取傅山批語，説明他對《列子》文義的理解也有一定深度。此本現藏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今據以影印。

列子八卷

(晉) 張湛注 (唐) 殷敬順釋文 羅復堪過録梁啓超批語

梁啓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思想啓蒙者。其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都有建樹，而尤以史學研究成績卓著。其著作由中華書局於1936年出版《飲冰室合集》行世。

梁啓超亦曾批校《列子》，但原本已經不知去向。現在看到的梁氏批校本，是由羅復堪過録的梁氏批語，底本爲光緒間浙江書局刊《二十二子》本，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羅復堪(1872—1955年)，名惇，大良人。早年從康有爲受業，後肄業於京師譯學館。民國初年在財政部泉幣司供職，鑄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幣“壹圓”二字即出其手筆。後長期在北京藝專和北京大學文學院講授書法。新中國成立後爲中央文史館館員。著有《三山簃詩存》《三山簃學詩淺説》《書法論略》等。由他筆録的梁氏批語，應該是據原本抄録。

梁啓超爲一代國學大師，對佛學研究有很高的造詣。他批校《列子》，不重校勘而重義理闡釋，尤以佛教思想解讀《列子》。大體而言，主要涉及辨僞、《列子》與佛教、楊朱思想三個方面。

對《列子》的真僞問題，梁啓超承認先秦時期確有列禦寇其人，也確有一部古《列子》流傳於世。他贊同劉向“《力命》、《楊朱》二篇，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的觀點，但對列禦寇爲“副墨之子、洛誦之孫”的説法並未完全肯定。對《尸子》及《吕氏春秋》中所提到的“列子貴虚”之説，他也很是贊同，並用以反駁否定列禦寇存在之説。他指出：“雖然列禦寇之成籍及其並時君相斑斑可考，必然寓言家所托名蓋無待辯。《尸子》及《吕覽》皆有‘列子貴虚’之説，與當時諸家並舉，則其爲一學派之鉅子亦可見。特其書果爲自著，抑習其學者所輯述，則不敢斷耳。若以《莊》《列》互見之文疑其相蹈襲，則太拘墟。戰國時多派之學者俱有口説爲治，此學者所共同誦習、共同稱引，故諸家之書文多互見。儒家、法家、道家皆然，不能指誰爲蹈襲也。”儘管梁啓超此語甚爲謹慎，但從其對諸家學説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並不否認列禦寇其人之存在。尤其是對《莊》《列》互見之文，他並不認爲是《列子》抄《莊子》。結合史事，他認爲戰國時以口説而流傳，各家均有互見之語，不能驟然斷定誰抄誰，因此也不能以此爲論據來否定列禦寇的存在以及《列子》書的存在。其次，對傳世八卷本《列子》，他認爲《列子》前五篇爲中秘所藏，後三篇爲校他書補入。他又從文義上對全書作進一步分析：“前五篇宗旨畧一貫，文瓌而義豐，蓋爲原書。《力命》多膚廓語，《楊朱》專述楊氏學説，實爲道家别派，與列子臭味不能無差池。《説符》精論雖多，然半屬儒家言，亦有近縱横家言者，校全書弗類也。此三篇疑非《列子》之舊。”梁啓超認爲傳世本《列子》前五篇爲古《列子》原書；對於後三篇，他在分别總括了這三篇的主旨之後，認爲與前五篇旨趣不合，但他也並未就此斷定這三篇非《列子》原書，用了一個“疑”字，可見其辨僞態度之謹慎。

《力命》《楊朱》《説符》三篇因何混入《列子》書中，梁氏並不認爲是後人僞作：“此三篇疑非《列子》之舊，太常、太史及民間書錯見之者，亦非爲有意嫁名依托。古時書傳寫收藏皆極艱拙，或書出他書而傳者錯誤耳。”針對劉向《列子書録》中所提到的“章亂布在諸篇中”這一情況，他推斷劉向校書時各篇確有錯亂混雜現象，以至於造成了文中多混雜之語，由於劉向校芟未盡而致使各篇内容互雜。

對《列子》與佛教的關係，梁啓超認爲：“《列子》一書，所以能與《老》《莊》參而自有其價值者，以其中所發明多與佛理闇合也。”這也就確立了他解讀《列子》的基本思路，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

首先，以佛教生化理論解《列子·天瑞》生化理論。梁啓超將《天瑞》中所論生化之理分爲三個層面解讀： 對不生不化之理解。他認爲，《天瑞》中所論之不生不化，即是佛教所講之不生不化。二是對無能生有之理解。在他看來，所謂“不生”與“不化”，也即是老子所説之“無”。梁啓超認爲：“‘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此真如門所以能函生滅門也。”所謂“真如門”、“生滅門”，《大乘起信論》認爲，人心有二種門，即“真如門”與“生滅門”，“此二種門各攝一切法，以此輾轉不相離故”。由此看來，“真如門”，“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以心本性不生不滅相，一切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若離妄念，則無境界差别之相”。“生滅門”，“謂依如來藏有生滅心轉，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生滅變化是因妄想而産生阿賴耶識，若能擺脱阿賴耶識的困擾，也便能脱離了生死變化，進而參透生滅的根本。無論是佛教所講的“真如”與“生滅”，還是《列子》中所講的生化，都是以“無”爲基礎的。對於自然之變化而言，是無心的行爲産生了世間萬物；對於人而言，是無心使得人擺脱世俗束縛。三是生化無心的自然理論。《天瑞》説：“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張湛注曰：“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也。”生化是一種自然現象，不是任何意志所能決定的。所以，梁啓超認爲：“‘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此道家之根本義，而自然主義派之學説也。此與佛説《楞嚴經》同，阿難謂‘一切皆因緣，一切皆自然相’也。”《楞嚴經》中佛對阿難反復申説自然因緣之理，但與道家所論之自然仍有區别。道家之自然是指事物隨順變化，自有其内在規律所驅使，是虚指，並非實指。而《楞嚴經》所講之自然，乃指世間存在之一切有形物體，爲實指，並非虚言。

其次，以阿賴耶識解玄牝義。梁啓超説：“玄牝，當佛説之阿梨耶識。玄含隱微義，牝含出生義。”所謂阿梨耶識，是佛所説八識之一，又稱“阿賴耶識”、“含藏識”，是超出三界而成佛的關鍵。“玄牝”出自《老子》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玄”意謂幽遠微妙，“牝”指女性生殖器官，含有化生之義。“玄牝”，意謂“道”化育萬物的神妙之處。梁啓超説：“‘玄’含隱微意，‘牝’含出生義。”梁氏所論正合道家思想本旨。既然玄牝是産生萬物之根本，阿賴耶識也是使萬物生生不息之決定性因素，二者之間也就有了共性，這也是梁啓超認爲佛教的阿賴耶識與道家的玄牝義相同的原因之所在。

再次，以佛家輪迴説解《列子》生滅轉化之理。梁啓超在“子列子適衛”一章中説：“此一段皆説生滅因緣相。《易·繫辭傳》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具矣。’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文臚舉諸奇異之象，以明生滅相之不可思議，與佛説六道輪迴之理相發明。其結語云：‘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正輪迴之義也。”《大智度論》卷三十提出了六道的觀點：“復次分别善惡，故有六道。善有上中下故，有三善道： 天、人、阿修羅。惡有上中下故： 地獄、畜生、餓鬼道。”《天瑞》羅列了五十多種生滅變化的現象，最後以“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而結束。梁啓超認爲此處所講之“機”，即佛教中所説之“阿賴耶識”。正是由於阿賴耶識之存在，纔使得萬物生死輪迴、流轉不已。

最後，以佛教修煉理論解説《列子》。《天瑞》乃全書總綱，全面闡述《列子》宇宙變化之論，自《黄帝》至《湯問》，着重闡述如何明瞭宇宙真理而獲得大道。梁啓超也是依據這種思路，將佛教的基本思想及修煉理論分開闡述。佛教自稱八萬四千法門，最後歸於一道，即出離三界而達到覺悟。要想覺悟，首先要明瞭世間萬物生滅變化之根本原因，此即爲修煉問題。佛教認爲，一切有生命之存在物均有心，亦即“意識”。“意識”是生物隨世間存在之種種色相而産生之衆多看法與幻想。所以，他在解釋《黄帝》“華胥氏之國”章中“無夭殤”時説：“有夭殤，由於樂生惡死；有愛憎，由於親己疏物。此三界唯心之旨。”所謂“三界唯心”，亦即世間萬物皆由心所造，心乃修煉之根本。在《周穆王》中“燕人生於燕”一節引佛教唯心觀曰：“此言人之情感由境界生，而境界實唯心所造也。”心在於誠，若能誠心，則無所不至。梁啓超將净宗念佛法門與《黄帝》中商丘開之事相比照：“此可證明念佛往生之理，苟篤信則往生必不謬。一致疑，則立即無效。”

對楊朱之態度，梁啓超認爲先秦時期有楊朱一派，並與墨家齊名，惜其並無專書流傳。《列子·楊朱》保存了許多楊朱資料，梁啓超認爲其非常寶貴，不能因爲一時偏見而置之不理。對於孟子的觀點，梁啓超也並非完全贊同。他説：“楊朱純教人以平其獸欲，據其所云云，禽獸皆明道者矣。孟子斥楊墨爲禽獸，斥墨甚深，斥楊則不實也。”梁啓超認爲楊朱是“道家之别派，其論亦别有精到之處”。雖然楊朱學説有過激之處，但梁氏還是看到其内在精到之處，並且將其歸入道家。後人對楊朱駁斥最甚者莫過於楊朱對名之批判。梁啓超指出楊朱此説具有超前性：“名爲儒家教旨之一，故《論語》曰‘疾没世而名不稱’。另《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孝經》曰：‘揚名於萬世，以顯父母。’蓋以此爲維繫社會之要端焉。今西人視名譽往往過於生命，亦用此義。楊朱首抉此藩，所以無忌憚也。”孔子曾説“名不正則言不順”，故正名乃爲當務之急。楊朱逆潮流而動，公開宣揚“名”之虚僞，難怪被孟子等目爲反動而一直爲人所詬病。關於“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之觀點，梁啓超認爲此乃全篇最爲精到之處：“人人不損一毛，即所謂損一毛、利天下不爲也。人人不利天下，即所謂悉天下、在一身不取也。此是全篇最精要之語。人人不損一毛，以爲天下固已。又必人人無利天下之公物，然後能不損他人之一毛。楊朱之本意蓋爲此。此誠不失爲一種哲學思想，近世歐洲之權利主義、快樂主義，蓋頗近之。凡一學説之成立，能傳播，必在哲理上有所根據。楊朱之言能盈天下，蓋以此。若僅如前文所説，專講獸，何能與儒並行於當世耶？”但楊朱未如其他哲學家一樣繼續完善其思想，而是走向了極端，梁啓超批駁這種傾向説：“此言各適其所適之義。我所謂適，非必人所謂適也。故各適而可以不相侵奪，故人人不損一毛，人人不利天下，而天下治。此楊朱之惡也。”梁啓超認爲楊朱思想爲一種懷疑派之哲學，他指出：“對於人生觀，但有煩憊厭棄，既不能自明安心立命之方，而於當時種種學説又不以爲然。故唯取現世快樂主義以自肆恣，謂之有托而逃者也。然其結果欲逃煩憊，只益煩憊。故理想之不徹底，莫楊朱若也。”

總體而言，梁啓超所批《列子》主要體現在以上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基本上涵蓋了後世《列子》研究之基本内容，在《列子》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

列子八卷

(晉) 張湛注 (唐) 殷敬順釋文 蔡元培批校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紹興山陰人，原籍浙江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曾任北京大學校長。

蔡元培所選底本爲清覆刊世德堂本，他主要從辨僞和文字考訂兩個方面入手，尤以文字考訂最見功力。

辨僞方面，蔡元培認爲《列子》並非全僞，亦非張湛所僞造。他在卷首跋語中説：“《列子》文辭之美，僅亞《南華》。其書事簡勁弘妙，自唐柳子厚以來多稱之。……予謂此書多經後人删改，真僞摻雜則誠有之，若認定張湛一手作僞則過矣。”在《仲尼》“中山公子牟”一節他注釋説：“後人疑《列子》爲張湛僞書，然如此條，陳義精卓，蓋得之古籍，或即四篇之遺。”這裏有三點要注意： 一是蔡元培認爲《列子》這一節“陳義精卓”，並非僞作；二是蔡元培不認爲張湛能够僞造出如此精卓之語句；三是他懷疑此節乃古書殘卷。

文句考訂方面，蔡元培主要沿襲乾嘉考證學遺風，注重文字考訂。與乾嘉時期傳統考據學風相比，蔡元培還注重從字句來推斷文意，在考據之中又加入了有血肉之論述。統而論之，有如下三點：

通過上下文義以證成己説。如《黄帝》“都無所愛惜”句上注曰：“‘都無所愛惜’，按‘惜’當作‘憎’字之誤也。上文云‘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此正承以爲説，若作‘惜’則非其義矣。”又如“子華善養私名”上注曰：“‘私名’之‘名’，疑爲‘客’之壞字。張注： 遊俠之徒也，原文作客明矣。又下文‘子華使其俠客’正承此而言。”通過上下文義判斷字詞差異，此爲文義互證法。

對《列子》文意之分析。《黄帝》“古者謂死人爲歸人”一節，他引老子語曰：“老子曰：‘歸根曰静，静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神之有形，一期之報。迷本執有，勞神苦心，疲亦極矣。唯死也乃歸乎真，猶脱桎梏而舍負擔也。”這可能是蔡元培有感而發。他從列子之生死觀出發，將精神與形體分開，認爲死即是精神離開身體。世人只注重生而輕視甚至懼怕死，殊不知世間只有死纔是真正之快樂。又如《湯問》“女媧煉石補天”一節上注曰：“張注以五色石爲寓言，五常是以巧爲之詞。戰國諸子，多與小説相出入，不可盡詰。即以列子而論，龍伯釣鱉之事、化人擥裾之談，又譬何事？”這是對《列子》奇談怪論之觀點。

蔡元培着力於字句考訂，但由於受時代因素影響，並未完全遵循考據學傳統，這也爲他的研究開拓了更爲廣闊的空間。憑借深厚之古文功底，旁徵博引，從多個角度互證，將上下文義的討論融入考據中，兩相爲用，顯示出新時代《列子》考據學特點。蔡氏所校底本爲清光緒間覆刊世德堂本《列子》，今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兹據以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