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意很轻，身体很重》之后，鱼禾几乎中断了小说的写作，全身心地投入到随笔和散文的写作之中。先是着手展开对西方现代五位杰出女性作家的心路历程的考察，她们分别是现代性之路上的不同路标，于是有了《非常在》的结集出版。之后则是长散文的系列探索，《父老》《驾驶的隐喻》《孤立》《队列》等作品相继在《人民文学》《十月》《青年文学》《天涯》等刊物上与读者见面。这些作品在保留了表达上的现代性标记之外，在经验的洞开、叙事的深入方面，进入了主体感受世界，呈现世界的另一种境界。她似乎依然惦记着小说，又或者，她从来也没打算放下。于是，我看到了《燕地》《幻觉》《经过S形弯道的班车》。

一个成名的散文作家侧身小说并不稀奇，关键的问题在于，她的处理方式究竟给与小说带来哪些新鲜因素，在人物、情节流向、情理关系、时间性、心理意识这些基本问题上，有何承继与开拓？眼前的《燕地》就是标本之一。它让我见到鱼禾小说在结构上的某种变化，在主题掘进上的虚实布置。

“轻”是卡尔维诺小说美学的关键词。在卡尔维诺看来，轻代表着各种自然力量的细小轻巧，它们指向人物、天体、城市、思维、感觉与情绪、小说结构与语言，具有细致、繁复、轻盈的特点。与“轻”相对的是重，重指向外部世界和生活。卡尔维诺认为，“轻”不仅是文学独特的呈现方式，而且是人类根本的生存方式。从《堂吉诃德》中的桑丘·潘沙，再到莎士比亚笔下顽皮的小妖，皆诉诸这样的事实：“轻”其实是一条人类古老的存在尺度，它体现的是一种诗性智慧。消费主义语境的深化，以及新媒体成气候之后资讯写作的碎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阅读市场，进而推动了新的文学写作策略的形成，即轻写法的流行。雪小禅、安妮宝贝的散文，诸多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现实题材小说，咪蒙、六神磊磊等知名微信公号写手，诸如此类，皆是轻写法的受益者，满足了一代一代成长起来的罹患快餐阅读症的患者。作为消费的产物，他们的轻仅仅是轻快和可口，与卡尔维诺式的“轻”小说，无法构成呼应关系。

对于侧重于审视自我、审视自我与世界间关系的严肃写作而言，“轻”仅仅是表达和呈现的方式，它更像街道上散碎的阳光，背面则是楼群投射下的巨大阴影。在鱼禾短篇小说《燕地》中，饮茶与喝酒是细微的轻，对酒店前台服务员的观察是适中的轻，与胡焉的对话、篇尾与老者的言语冲突，是一种临界的轻。而重在哪里？在嵌入故事的不同的凶杀案之中，这些凶杀故事因为叙事视角的设定，雁已过，声微留，对于作家以及读者而言，皆无法进入，只有轮廓和模糊的影子存在。更深层次的重，则在胡焉和小焉的人生故事之中，通往故事的大门已经封闭，时光抛却旧事，迅速拐入另外的航道。唯有一种沉重的感伤压在人的心里。

《燕地》从艺术形式上看，更像是一篇装置型小说，在不长的篇幅内，作家向小说布料上涂染上不同的颜色。与三五个人物的交集是一种颜色，与朋友的西北之行是一种颜色，历史随笔式的对燕地的介绍，则是另一种颜色。它们拼贴在一起，构成了“轻”小说的图案。作为一篇装置型小说，情节与人物塑造这两大核心要素自然被弱化。鲁迅所言的截取横断面，在这里是不成立的，《燕地》的故事情节呈现出碎片化的镜像，没有完整性可言。“我”与胡焉的故事，“我”与老者的关系，“我”与老梁的故事，皆若断若续，若有若无。只有一些片断，一些记忆，穿插在自我情绪的流淌中，如同夕阳在林间的投影，转瞬即逝，薄如蝉翼。情绪的铺展过程中，尚有另外的故事被装置进来，形成一种嵌套关系。在这个文本中，故事虽然不够完整，篇幅也短小，但包容的信息量却非常丰富，既有对世事苍茫的感慨，又有对社会现实的折叠。再说人物的处理，《燕地》中几乎没有突出部，人物之间呈现出某种并列性，如同影像志中的某个横切面。用笔最多的那个喜欢端架子的老者，其实与“我”之间，在社会学意义上纯粹是陌生人关系，他的过往，他的人生经历，作者几乎无从知晓，只有局部性的性格特征通过偶然的交集表现出来。

在《燕地》中，鱼禾着意的“重”，是通过胡焉与喜欢端架子的老者间的对比刻画来呈现的。老者的喜批讲，吟诵“大雨落幽燕”句的文艺范，架子似乎是阔大轩昂的，但其实有些虚张声势，模棱两可的坚持之中，隐藏了一言难尽的虚弱与孤清。与众不同的则是胡焉，虽然直接落笔不多，但被闪烁其辞的刻碑事件等等，一直作为某种音量强劲的背景存在着，胡焉内心的恒定、纯粹，无论是关于情爱还是理想，皆是当下社會的稀缺品。这样的昂扬，在人格低矮成为常态的背景下，也许正是“燕地”的风骨所在吧。

看着这些人物，便能隐约觉察，原来这貌似轻巧的《燕地》，通篇弥漫着的恰是沉甸甸的伤怀。

作者简介：刘军，河南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