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脸子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伟大的苏维埃革命”，我小时候的《历史》教科书上就这么写着，不知道现在的俄罗斯，对这个历史事件，是不是像我们一样仍然使用这个最高比较级的形容词。

转过年，苏俄逃亡的大批难民，那些布尔什维克要消灭的“苏维埃最凶恶的敌人”，汇聚到哈尔滨——俄罗斯最大的侨民聚集地。

由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东墙外的板障街（今安隆街）——塞瓦斯托伯尔街（今安心街）——中东铁路机务段至九站码头的铁道街（今安道街）——中东铁路机务段至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的专用线铁道（今安红街）围起来的区域，当年，是一片低洼地，芦苇丛生，塔头遍布。春天，一队队北归的大雁在这里歇息，补充食物，再继续向西伯利亚迁徙，夏季，野鸭、鸳鸯、苍鹭等鸟类，在这里繁殖栖息。

我小的时候，大雁还沿着这条线路迁徙，在大街上，仰脸就可瞅见人字形的雁阵飞过。

雁声嘎嘎。

不久，连绵的秋雨就落下来。

有人据此出版了书籍，断言哈尔滨一词是女真语，天鹅。

在立论都不确凿的情况下，关于哈尔滨语源的意义有多种选择，为什么不采用“荣誉之城”的叫法呢？

這人好糊涂呀！

哈尔滨俄国人自治会在这片沼泽地的地势较高的地面建立收容所，安置无家可归的难民。

纳哈罗夫卡村诞生了。

纳哈罗夫卡村，俄语外来词，流浪汉、无赖集居地。

1922年12月15日，苏联红军进驻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残余的白俄军队无处可去，向奉系军政府缴械后，被准许进入黑龙江境内，一部分人经由哈尔滨去了其他国家，大部分人留在此地。1916年，在哈俄侨约3.4万人，到了1922年，多达15.5万。

纳哈罗夫卡村的人口剧增。

纳哈罗夫卡村的街道基本形成，大略南北向的街道，从东到西依次有塞瓦斯托伯尔街，特维尔街（今安化街），华沙街（今安平街），科洛列夫街（今安固街），阔月利街（安吉街，今新阳路），日托米尔街（今安良街），符拉基米尔街（今安国街），米哈依洛夫街（今安定街），作林街（今安康街），耶戈尔街（今安正街），板障子街。

大略东西向的街道，从北向南依次有普拉科夫街（今安顺街），水洼子街（今安丰街），布利亚特街（今安达街），电气街（今安升街），谢尔吉耶夫街（今安广街），巴列杰洛夫街（今安祥街），阿尔巴津街（今安发街），吉别斯街（今安和街）。

随后，在俄国远东地区庙街城（尼古拉耶夫斯克），伯力（哈巴罗夫斯克），海参崴等地闯荡的山东“掖县帮”，受到苏联当局的驱赶，也纷纷移居哈埠谋生。

那些发达的掖县人在哈尔滨最繁华的地界，开设了同发隆五洲百货店，双合盛制粉厂，天德厚食料杂货店，同大粮栈，惠通源德记酱菜园等等。

没混出模样的穷苦人，扎堆儿来到纳哈罗夫卡村生活。

纳哈罗夫卡村达到了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

掖县人用自己的方言和文化习惯来标识地名，称纳哈罗夫卡村为“偏脸子”，语义偏岗子地，偏坡儿地。

历经岁月的沧桑，这里的地貌已发生极大的改变，但还是能够依稀看出偏脸子人俗称的上坎儿——地德里，向西倾斜的走势。

在地图上，偏脸子的形状，像我们院儿的木匠老榫眼子，打扭歪了的窗户框子。

有人因此说，偏脸子因为街道偏偏着，从而得名，这种说法不确切。整个哈尔滨——不包括老道外，即傅家甸，还有后来的四家子，在城市发生学上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哈尔滨——就没有一条贯穿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街道。

偏脸子的掖县人管从东到西的南北向街道，依次叫偏脸子头道街（今安心街），偏脸子二道街（今安化街），偏脸子三道街（今安平街），偏脸子四道街（今安固街），偏脸子五道街（今安良街），偏脸子六道街（今安国街），偏脸子七道街（今安定街），偏脸子八道街（今安康街），偏脸子九道街（今安正街）。

1925年3月，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更改哈尔滨的俄文街名为中文街名，偏脸子所有的街名以“安”字打头，后来，人们俗称这里为安字片。

两个民族最穷苦的老百姓混居在一起，当然，老毛子人里不乏破败了的旧贵族、旧官僚、旧军官、旧地主，旧知识分子，形成独特的华洋杂处的文化景观。不像上海，洋人的租借地，中国人和狗不得进入，以及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方言分支。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我的童年时代，仍有少量的俄罗斯侨民居住于此。

偏脸子头道街和旧电气街（今安升街）的拐角儿，有一栋独门独院的沙曼房，人们叫谢苗诺夫家。

人们讲述，谢苗诺夫过去戴着哥萨克骑兵高高的灰库班帽，自称是白俄将军。

我小时候，谢苗诺夫家破败的房子住着好几户咱们人。

老毛子人到一个新地方定居，先打马神井（俄语машинка，机器），咱们种榆树。

有水，人就可以生存下去。

榆树是北方生命力最顽强的树种，种榆树，寓意在此扎根。

我们大院儿门口的老榆树就是最早到偏脸子的掖县人种的。

谢苗诺夫围着他的房子，种了无数的白杨树。

几年后，白杨长得又高又直。

谢苗诺夫不用像其他老毛子人那样竖立板障子遮挡院落，他的白杨树就是屏障。

谢苗诺夫在一棵树干上挂个木牌，写着出卖的字样。

初到纳哈罗夫卡村的人家建房子，找谢苗诺夫，买他的白杨树做房梁。

谢苗诺夫有了钱，去马尔斯茶食店（今华梅西餐厅），边喝酒，边让钢琴师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天天如此，不醉不归。

谢苗诺夫不叫马车，走着回纳哈罗夫卡村。

谢苗诺夫在街道上“之”字形行走，在什么地方折向，取决于他撞到什么上。

谢苗诺夫的白杨林的面积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一棵在房山头儿，孤独地挺立。

老井头子和老井婆子从三姓（今依兰）逃荒到了偏脸子，盖马架子房，还缺一根儿木头，人们告诉老井头子，去找谢苗诺夫。

老井头子垂着双手站着。

谢苗诺夫半躺在椅子上眼皮都没抬。

老井头子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这个曾经装神弄鬼的萨满，在破落的谢苗诺夫面前，软弱得不行，想提振精神，就是没劲儿。

谢苗诺夫不卖他最后一棵白杨树。

谢苗诺夫到地包小市变卖了所有的家当，一直戴着的灰色库班帽。

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红旗第一军的坦克部队从大同路（今新阳路）隆隆驶过，谢苗诺夫拎着斧头砍倒他的最后一棵白杨树。

白杨树倒下，正好砸在谢苗诺夫家的房山头上，这面墙坍塌了。

人们在纳哈罗夫卡村，再也没见过谢苗诺夫。

有人说，谢苗诺夫被契卡抓走了。

1946年8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审判庭处以白匪中将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绞刑。

俄国叫谢苗诺夫的人太多，我不相信他就是偏脸子的那个留着大胡子的白俄老头谢苗诺夫。

沙曼房

偏脸子人管老毛子留下的板夹泥房子叫沙曼房。

沙曼，俄语Саманная，俄罗斯农舍式房屋，哈尔滨与之相关的还有沙曼街（今道里区霞曼街），沙曼屯（今南岗区和兴路以南的沙曼小区一带），沙曼屯头道街（今南岗区松明街），沙曼屯二道街（今南岗区元和街），沙曼屯三道街（今南岗区元士街）。

偏脸子遍布沙曼房，少有砖房。

我小时候就住沙曼房。

一寸多宽的板条呈斜十字交叉，用钉子固定成两层板墙，中间有半尺来宽的空隙，灌满锯末子，里外抹上洋灰。人字型的房脊，瓦棱铁皮盖儿，坡度陡峭，有利于去除积雪，减少屋顶负荷。窗户宽大，采光好。沙曼房冬暖夏凉。

宽阔的走廊里立着顶到天棚的陶制别列达（俄语печка，一种俄式火炉），上着深赭色的釉，正面下方有一个填燃烧物的可拆卸小门，有如现在的地砖大小。

别列达烧大块的松木和桦木，河梁街哈尔滨木器制造厂的位置，偏脸子人叫正阳河，就是当年的柈子场。咱们人住进来，觉得这东西碍事儿，便拆除了，砌火炕取暖。过道改造成厨房，每家的杂物愈堆愈多，空间就愈来愈逼仄，两人走对面，彼此要侧着身子，才能错过去。

哈尔滨的雨，集中在七八两个月，多对流雨，来的急，去的也快。

迅疾的雨点打在洋铁皮房盖儿上，整个偏脸子都在叮叮当当地响，每一个房子就是一个琴键。

暴雨伴着大风刮来，击打声此起彼伏，时而有雷声滚过，乐章的长短，取决于雨的长短。

我仰脸躺在炕上，闭眼倾听。

雨滴落在铁皮盖儿上，飞溅成无数小雨点儿，像是有轻有重的和弦。

这些是我儿时听见过的自然又美妙的音乐。

我成年后，雨天听见那些熟悉的声响，仍泪如泉涌。

我知道，我这一生和偏脸子无法分开了。

偏脸子已不复存在，但它永远是我的精神家园。

偏脸子安宁街和安固街的拐角儿，有一间我们叫白毛房的沙曼房。

偏脸子沙曼房的外墙多刷米黃色的石灰水，在寒冷的冬季，看上去温暖了许多，唯独白毛房刷白石灰水。

白毛房空着，没人住。那咱，人口多，住房紧张，却闲着一间屋子，这是件奇怪的事情。

公社革委会想安排给副主任半拉子住，他原来是街道维修队一个连墙都砌不直溜儿的瓦匠，当了造反派，新结合进了领导班子。公社革委会查白毛房的归属单位，找来找去，寻到了公安局的门上。白毛房是市公安局一处的房产。

公安局一处是做什么的，偏脸子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人们问派出所副所长黄窝囊，他说跟老百姓没关系，好好过自个儿的日子。

半拉子一家从顾乡屯的泥草房，兴高采烈地搬了进去。

那天，半拉子上班时，瞅见外屋地的桌子上放着一碗豆浆，晚上，轮到他值宿。转过天，晚上到家，那碗豆浆还在桌子上。

半拉子问大屁股的老婆，你买豆浆了？

半拉子老婆扭着大腚捶子从里屋出来，在哪里？尽瞎说。

半拉子指给他老婆看。

半拉子老婆埋怨，这豆浆都馊了，你怎么还买。

半拉子以为他老婆更年期，就没在意，将豆浆倒了，把碗放到碗柜里。

天黑下来，有人敲门，半拉子出去。

豆腐房的伙计歪嘴子向半拉子要豆浆钱。

半拉子掏出两毛钱，歪嘴子找给半拉子一毛钱。

半拉子进屋，不高兴地说，买豆浆怎么不给钱，让人家堵着门来讨。

大屁股老婆惊呼：你手里拿着啥！

半拉子低头一看，手里掐着一张冥币。

半拉子回过味来，这短命的伙计死了已经好几年了。

半拉子一宿没睡。

第二天一大早，外屋的桌子上，又放着一碗豆浆，白得不像是真实的颜色。

半拉子一家来不及收拾东西，屁滚尿流地又搬回了顾乡屯。

老人说，这间沙曼房，原来住着白俄尼库林一家。

光复后不久，一个傍晚，科洛列夫街（今安固街）的街头儿停着好几辆黑色的轿车，窗户上有黑帘，两个穿黑皮夹克的大高个儿老毛子，抽着大白杆烟，腰里别着瓦蓝的柯尔特左轮手枪，一左一右，站在尼库林家门外。

之后，偏脸子人再也没看见友善的尼库林一家，老尼库林，妻子叶列娜，女儿伊利娜，大儿子伊凡和十多岁的小儿子伊万。

尼库林家的沙曼房一直空着，直到有一天，大跃进那年，搬进了一男一女的两个年轻老毛子。男的很英俊，女的很漂亮。

男的主动跟邻居们说，他是伊万，女人是他新婚的妻子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他们一家搬到绥芬河，生活了很多年，现在，他和他的柳达回来了。

伊万和柳德米拉的汉语说的不好，腔调像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的播音员，舌头软软的。

人们问伊万，你父母、姐姐、哥哥呢。

伊万低下脸，在胸前划着十字，他们都不在了。

老人们背后说，怎么一丁点儿也瞅不出伊万小时候的模样？

偏脸子人管伊万叫这个伊万，根本没把他看成是过去那个穿着裤衩，套长袜子，脚蹬圆头儿皮鞋的小伊万。

这个伊万和柳德米拉喜欢跟街坊们拉家常，聊的最多的，还是从前，尼库林和叶列娜生活上有什么习惯，跟谁来往，现在還有私交在哈尔滨吗。

这个伊万和柳德米拉很聪慧，没多久，就学会说一口流利的哈尔滨话，偏脸子有几条小街道，有的偏脸子人也叫不上来名字，他们却知道。

在偏脸子人眼里，这个伊万和柳德米拉的工作不定时，也很轻松，两人经常拉着手，亲密地在大街上闲逛，不放过大大小小的商店，却很少买东西。

有人看见，这个伊万和柳德米拉去过电报局街（今文林街）尽头儿那个长着参天杨树的院落，去过王兆屯原来俄军卫戍区医院的小楼，它们现在是公家的单位，却不挂牌子，大门紧闭，笼罩着一股神秘的气氛。

日子就这么过去了。

有一天，人们发现伊万和柳德米拉不告而别。

白毛房又空了。

老人还能想起，自从伊万和柳德米拉住进来，两人健壮的体格，开始变得病恹恹的。

有小道消息说，伊万和柳德米拉移民去了资本主义国家西德。

偏脸子人把公家不承认又无法验证的说法叫小道消息。

半拉子一家不知道好歹地搬进来，我家对面屋的老井婆子，长了一张臭嘴，她说，连咱们人的小鬼都在帮尼库林一家，让他们冤屈的亡灵好好安息，免受打扰。

从此，没人再敢打白毛房的主意。

偏脸子棚户区改造，大桥老四的手下拆除了白毛房。十几年后，大桥老四被处决。

大桥老四的死跟白毛房有没有关系，神匠老井婆子也说不好。

尼库林家的位置，现在是绿地，每年都种植草本花卉，开得很鲜艳，作为街心公园，未免小了些。

历史总有些秘不示人的事情，遮遮掩掩，随时间的流逝，一点儿一点儿地湮灭掉。

老巴夺

我小的时候，偏脸子的很多男孩子攒烟纸，女孩子攒糖纸。

烟纸或烟盒，现在叫烟标，揭去封口条，用铅笔刀轻轻撬开烟盒两侧舌头上涂的胶水。那年月，胶水的黏结力不是很牢。然后，夹在书页里，时间久了，折痕就淡了，烟纸就平整了。

小耍伴或者同学之间，经常拿出来，互相显摆一下，我们叫“毙一毙”。

烟纸就有了“价码”。

在哈尔滨市面上能买到的烟卷，按它们的等级，等级相同，看价钱。

偏脸子人管丙级烟叫“软烟”，乙级烟叫“硬烟”。偏脸子人喜欢依照自个儿的判断，对事物命名。这里的“软”和“硬”，不是物体内部组织疏松或紧密，而是低级和高级的意思。

至于甲级烟，偏脸子人没有自己的称呼，一是抽不到，甲级烟，比如“中华”和“牡丹”，大上海生产的，领导专供，老百姓只在过年过节，凭票供应;二是抽不起，多数人分到票后，去地包小市卖了。当年，各种票，在私下里交易。

丙级烟，内衬包装纸是灰色的油纸，价钱三毛以下，比如，八分钱的“经济”（济南卷烟厂），依次是一毛四的“握手”（哈尔滨卷烟厂），一毛八的“蝶花”（哈尔滨卷烟厂），两毛三的“葡萄”（哈尔滨卷烟厂），两毛七的“迎春”（长春卷烟厂）和“大生产”（沈阳卷烟厂），两毛九的“哈尔滨”（哈尔滨卷烟厂）。

乙级烟，内衬包装纸是锡纸，价钱三毛以上，五毛以下，常见的有，三毛七的“大前门”（上海卷烟厂），三毛二的“飞马”（上海卷烟厂），三毛五的“江帆”（哈尔滨卷烟厂）。

在哈尔滨市面上买不到的外地产的香烟，比如“草原”（乌兰浩特卷烟厂），“大桥”（武汉卷烟厂），“红灯”（上海卷烟厂），“芒果”（新郑卷烟厂），“万里”（营口卷烟厂），“大重九”（昆明卷烟厂），“东方红”（承德卷烟厂），“黄金叶”（郑州卷烟厂），只有公家人或采买员出差，才能捎回来几盒，偏脸子大人多没这章程。

外地烟烟纸“毙”的价码，比乙级烟的高，比甲级烟的低，它们之间的比较，看它们在我们手上数量的多寡，时有变动。

只有二鼻涕的“五七”牌，在偏脸子只见过这一张，8301部队卷烟厂，可以“毙”过“中华”。

二鼻涕的哥哥大鼻涕曾在安徽省六安县独山镇龙井冲的一个空军场站，当过几年大头兵，他在烟纸的背后记了一个女兵的家庭地址，才得以侥幸带回偏脸子。

我们把“文革”前的老烟纸，印着简化字的叫“小王”，印着繁体字的叫“大王”，都是不容易掏弄到的货色，“毙”的最高级。

我们院儿的老巴夺有一张解放前的老烟纸，小伙伴们一致认为，无价码了，可以“毙”掉我们手里所有所有的“大王”和“小王”。

老巴夺家墙上挂着的镜框，没有像其他人家那样夹相片，却镶着一张烟纸——“瓦什聊克香烟”，蓝字已浅，白底儿变黄。

黄颜色属于久远的过去。

我家对面屋的老井婆子长了一张臭嘴，骂道：你个败家玩意儿，不供你爹，不供你娘，倒供老巴夺。

老巴夺不抽烟，更不攒烟纸。

哈尔滨卷烟厂，在南岗区一曼街、三姓街、邮政街围成的高岗上。烟厂大坡儿，邮政街通往承德街的拐把子，哈尔滨最有名的大坡儿。

偏脸子人管哈尔滨卷烟厂叫老巴夺。

哈尔滨卷烟厂，在解放前，叫“老巴夺父子烟草公司”。

我们偏脸子流行一段歌谣——“哈尔滨南岗，上坡老巴夺，地窖择烟叶，二楼糊烟盒，三楼包烟卷，四楼马神客。”

马神客，俄语мошенник，骗子。

香烟是让人上瘾的东西。

1900年，波兰籍的犹太人伊利奥·阿罗维奇·老巴夺和胞弟阿勃拉·阿罗维奇·老巴夺，来中东铁路建设的中心哈尔滨，寻找商机。

老巴夺兄弟发现，中东铁路的高级员工嗜好抽烟斗，下级工人抽大白杆的烟卷，而哈尔滨无经营的商号，烟丝和烟卷成为稀缺物。于是，从俄国亚斯莫罗维、米萨格苏等烟厂购进烟丝和大白杆烟，雇佣逃荒来哈尔滨的河南人卢采亭，身穿一件用五颜六色绸布缝制的长袍，戴着一顶高帽，上面糊着烟盒，摇着铜铃走街串巷叫卖。

发了洋财的老巴夺兄弟又在蒙古街（今西七道街）和高丽街（今西八道街）之间的位置（今马迭尔饭店），买下一个门市房，购置俄式手摇制纸嘴机和普通烟机各一台，开办手工作坊。

哈尔滨有了香烟制造业。

1922年，在石山街（今一曼街）的四层新厂房投入使用，占地18447平方米。

1950年，哈尔滨市政府每年以东北币两亿元的租金，租赁老巴夺烟厂生产。1952年，又从伊利奥·阿罗维奇·老巴夺的大儿子的手上全部赎买下，更名为“国营哈尔滨制烟厂”。

我们院儿的老巴夺每天都要用半湿半干的手巾，而不是抹布，擦拭镜框的玻璃。

老巴夺一有空闲，就跷着二郎腿坐在板凳上，仰脸端详那张老烟纸。

老巴夺大嗓门儿的老婆抱怨，什么稀罕东西，这么瞅，也早瞅够够的了。

老井婆子说风凉话：瞅进去了。

那天，老巴夺的老婆在外屋地做饭，大声叫老巴夺赶紧去歪十字街的小铺买袋盐。

老巴夺像没听见一样，瞅着镜框发呆。

老巴夺的老婆进来，一把扯下镜框，双手举过头顶，摔到地上，玻璃粉碎。

烟纸的背后，还夹着一张画。

上面一个鸭蛋圆脸的女人，手背托着下巴，跷着二郎腿，旗袍的分叉开到腰上，露着大腿根儿，穿双红色的高跟鞋。

我觉得，这个女人的味道，偏脸子没有一个女人能赶上她。

下面写着“民国十九年”和“英商老巴夺父子烟有限公司敬赠。”

老巴夺的眼睛有钩，能转弯瞅到背后？

老巴夺的眼泪夺眶而出。

老巴夺活在过去。

对精神需求有过多要求的人，都活在过去。

摩电头儿

哈尔滨人把有轨电车叫摩电，偏脸子人也不例外。

老式的有轨电车车顶，一前一后伸出两个弹簧弓子，与供电网接触获取电能。行驶中，火线时不时地会冒出火花，人们以为，有轨电车是通过摩擦来发电。

还有一种说法，摩电是日本话，我周边没人学过日语，也没在网络上查到。

1925年，哈尔滨电业公司与德国西门子公司签订了修建电厂、电车厂、铺设电车轨道和提供电车的合同，整個工程造价为253万元哈大洋。

西门子洋行哈尔滨分行开设在中国大街（今中央大街）与保险街（今西九道街）北拐角处（今人民同泰药店址）。

1927年10月10日，西马家沟建发电厂（今文化街），南教堂街的有轨电车车库（今革新街西头）和有轨电车轨道，同时竣工，并举行了通车典礼。

当时的哈尔滨，有轨电车共有两条线路，一条为大直街的喇嘛台（圣尼古拉教堂，1966年8月24日拆除）至中东铁路局（今哈尔滨铁路局），一条为南教堂街（今革新街）至埠头区警察街（今友谊路）的董事会公园（今兆麟公园）附近。两条线路，在喇嘛台汇合。合计8公里，运营的有轨电车共计十四辆。

通车典礼当天，只运行了喇嘛台至中东铁路局这一段。

10月17日，南教堂街至警察街正式通车。

1928年，又开始铺设喇嘛台经车站街（今红军街），石山街（今一曼街），景阳街，至正阳街（今靖宇街）西街口的轨道。1930年，又经大新街，延伸至东新街（今北十六道街）与正阳街交口。增加了十辆电车。

哈尔滨形成了基本的公共交通网。

伪满时期，日本交通株式会社逐步增加了川崎、芝浦制造的三十辆电车，并于1944年1月修筑滨江站，经南极街、明哲街（今田地街）、大同路（今新阳路），至顾乡屯的有轨电车线路，同时修建道外电车厂（今哈尔滨电缆厂址），6月通车。

截至光复，哈尔滨有轨电车运营线路四条，总里程16.06公里。

我小的时候，在道里，只有田地街的一小段电车轨道，工商银行田地街支行门前是终点，偏脸子人叫摩电头儿。

我喜欢坐摩电。开摩电的司机全是年轻的女人，长相还很漂亮。摩电没有方向盘，驾驶台上有个活动的扳手，女司机拎着上车，插入开车，下车随身拿走。摩电行驶中发出丁丁当当的声响，风撩起女司机的刘海，让人看不够。前面若有行人横过马路，女司机就踩脚下的踏板，摩电发出响亮的笛声。

摩电没有分区点，到什么地方都是4分钱，不像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一个区间5分钱，过了分区点就一毛钱，去三大动力的1线无轨电车有两个分区点，全程票价一毛五。

住在安广街（旧称谢尔吉耶夫街）的张竹竿，个头儿又高又细，他在道外靖宇头道街的向阳专业商店当美工，装饰橱窗，每天坐摩电去上班。

张竹竿岁数不大，却喜欢唠叨些已经过去很久的事儿。

张竹竿说，向阳专业商店原为大同商店。民国时期，哈尔滨的国人百货业，扛鼎者非武百祥莫属。武百祥与合伙人赵禅堂、李明远、徐信之等人在道外最繁华的正阳头道街至五道街，先后开设了大罗新环球百货（1921年）、同记商场（1927年）、大同商店（1929年）。大同商店是一栋二层小洋楼，原为“益丰源百货店”，经营不善，被武百祥兑下，新店名取“大罗新环球百货”和“同记商场”首字。哈尔滨光复后，改为竹林商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更名为向阳专业商店。

张竹竿讲得有鼻子有眼儿，就跟他自己经历过似的。

张竹竿的故事有许多是家传的。

张竹竿家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居中是张竹竿他爹他娘的结婚照片。

当年，张竹竿他爹他娘都是位于摩电头儿的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哈尔滨支行（今工商银行田地街支行）的职员。

张竹竿他爹喜欢打篮球，二楼的房顶就是篮球场。中午午休，男职员打篮球，女职员在一旁观看，拍巴掌。

张竹竿他爹他娘就这么认识了。

男人擅长体育是有很多好处的。

照片上，张竹竿的爹娘站在中间，手里捧着鲜花，新娘穿着白纱的衣服，左右是银行的同事，男职员穿西装扎领带，女职员穿旗袍、高跟鞋。

我问张竹竿：“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吧？”

张竹竿回答：“银行职员是普通的老百姓。”

张竹竿的爹娘在解放后，去了石油公司的财务室工作。

张竹竿的说法跟我们班主任大尾巴尹老师描述的对不上号，让人很迷茫。最简单的办法，相信大尾巴尹老师的话，她是共产党员。

那年头，听诊器、方向盘、营业员、劳资干部，四大令人羡慕的工作。

穿白大褂的大夫，给领导开小车的司机，掌握招工、推荐上学、决定是否下乡的人事科长就不用说了。

营业员吃香，即使是站柜台的小营业员，也能搞到一般人弄不到的紧俏货。

偏脸子人却借不上张竹竿的光。

向阳专业商店卖文艺演出用品，体育比赛用品，照相器材等，这些东西，偏脸子人用不上。

在摩电头儿，张竹竿用铅笔、钢笔、碳条、水彩、油彩反复画过他父母工作过的石头房子和停在门前的红色摩电。

顾乡屯老卡，一个专靠碰瓷过活的老赖。摩电头儿上下班的人多，顾乡屯老卡专找老实巴交的人，他就有这章程，一挑一个准，还没等挨到人家身上，就一个跟头跌倒了，抱住对方大腿，不给钱不撒开。

顾乡屯老卡不贪婪，一毛钱就两清，然后，再寻下一个目標。

顾乡屯老卡估摸骗来的钱够喝一顿小酒了，就拍拍衣服上的尘土，起身就走了。

顾乡屯老卡瞅瞅张竹竿的画，又瞅瞅石头房子和摩电，一声没吭，转身走了，从此再没出现在摩电头儿。

顾乡屯老卡说，他不配在这里混。

人们看见顾乡屯老卡在康安路转盘道混生活。

摩电头儿的银行，门脸立着十个圆石头柱。张竹竿的画凸出圆石柱，更显敦实。

我跟张竹竿说：“比实际的粗了。”

张竹竿说：“我是故意的。”

我问：“为什么？”

张竹竿回答：“因为画画不是临摹。”

这个工商银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盗窃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亲临哈尔滨。此案迄今未破获。这是另外的话题。

安道街铁桥

安道街，旧称铁道街，偏脸子的北界，跨俗称的大通路（新阳路）有一座铁桥，我小的时候，只剩一东一西两个水泥桥墩，机务段七号门通到九站码头的铁道线拆除了，铁桥也就废弃了。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国圣彼得堡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允许俄国在中国境内修筑东清铁路，干线从赤塔穿越中国东北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在满洲里入境，绥芬河出境，南满支线宽城子（今长春）至旅顺，呈丁字型布局。

中东铁路公司所在地选址在丁字型铁路的中心——哈尔滨。

当时，修筑中东铁路的设备和资材只能通过水路运输，运往哈尔滨的物资，经黑龙江，再转至松花江，在松花江南岸的九站码头落地。埠头区（今道里区）的名字由此而来。

中东铁路公司修筑的第一条辅线，从九站经今天的安道街，至哈尔滨火车站，这条街就叫铁道街了。友谊宫北面的友谊门，紧邻松花江江堤的那所漂亮的黄房子，就是当年松花江站的站舍，现在改为“江上餐厅”。

大桥老四家住在安道街大铁桥下一个大杂院里，他姓宋，在家排行老四。那咱，偏脸子人家的人口都很多。

当年的大桥老四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他竟然成了新闻中赫赫有名的乔四爷，还为此搭上了身家性命。

在哈尔滨，偏脸子的大流氓，名声远扬。

大桥老四在偏脸子这个码头上——偏脸子不挨着松花江，可流氓们一口一个码头——根本上不了台面，属于最低一等的小混混。

偏脸子最有名的大流氓叫大烟鬼，他无论去哪儿，屁股后面总跟着几个狠角色，什么大下巴，什么大鬼头，什么疤瘌眼，什么六指儿。

他们跷着大拇指，替大烟鬼吹嘘，俺大哥一跺脚，半拉哈尔滨跟着摇晃。

三大动力的流氓老海子揣着一把仿制的54式手枪，来偏脸子找大赌徒姜大骗子。人们说，姜大骗子在牌桌上从来就没输过。

老海子掏出手枪，撂在炕上，跷着二郎腿，一副笑脸：兄弟，老哥最近手头儿有些紧，想换点儿零花钱。

姜大骗子颤抖着：大哥，你知道，俺从来不使唤家把什儿。

老海子耷拉着脸，催促姜大骗子：你赶快出个价，来你这儿，路途不近便，俺还得赶回去，找个马子摸摸咂。

偏脸子坐公交车去三大动力，经过两个分区点，确实很远。

姜大骗子谎称找人凑钱，领老海子出来，直奔歪十字街。

大烟鬼大部分时间，眯着眼睛，坐在歪十字街的道牙子上晒日头。

大烟鬼说，那面没有日头。

大烟鬼瞅见老海子：你他妈的来偏脸子干什么！

老海子掉头就走。

大桥老四看见大烟鬼，凑上去，掏出锡纸包的“大前门”，在那年头，可是硬烟哩。硬，偏脸子话，高级的意思。

大桥老四弯下腰，脸像炸开的礼花：大哥——

大烟鬼立着眼珠子：大哥是你叫的吗？

大桥老四立马夹着膀子溜走了。

大烟鬼的意思，大桥老四没这个资格。

大桥老四被判死刑，大多数偏脸子人惊呆了，政府要杀为非作歹的家伙，怎么轮，也不该轮到他。比如，疤瘌眼把仇人家的房子点着了，整个大杂院火烧连营，至今在逃。

哈尔滨的棚户区改造，政府很难推进下去，以偏脸子为例，一个七八平方米的小房，户口本上有好几十口人。

公家的有关单位就委托给拆迁队，只要现成的净土地。

大桥老四以为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纠集起了一伙儿比他还不成气候的小地痞，拼凑了一个建筑公司。

若有大章程，谁干拆迁，看人家姜大骗子，先承包，后改制，好端端的一个国营厂子归了他个人。姜大骗子摇身一变，原来靠招摇撞骗谋生的家伙成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街坊面前也人五人六的了。时代的确造就人。

大桥老四的手段无外乎以下三个戏码。

大桥老四惹不起的主，他像个孙子，什么条件都答应。大烟鬼一个人分到好几套房子，见了大桥老四还骂骂咧咧的，一百个不满意。

双方势力差不多的，看谁狠过谁，动刀动枪，几番下来，输的一方，按赢家的吩咐。这是规矩。在道上，不讲规矩，名声就坏了。

最苦的是多数的小老百姓，不情愿，又惹不起。

二狗家就来了一伙脑袋皮锃亮，袒胸露背，上面文着龙虎豹图案的家伙，非常客气地坐在凳子上，抽烟喝水，一声不吱。有一个缺了小手指头的彪形大汉，还友善地送给二狗一把漂亮的水果刀。二狗经常拿出来向我们显摆，我以为他终究会成為一个赫赫有名的杀人犯。可很久的以后，二狗跟别人打架，掏出这把水果刀，却被对方夺下来，将他攮死了。这很让我们——他小时候的耍伴儿，感到无比失望。

二狗家到了限定的期限没搬家，三九天，窗户玻璃被砸得没有一块囫囵个儿的。

公家催得急的地片，有的人家，出去再回来，自己家的房子不见了，只剩些碎砖头。

遭殃的人家报警，警察先做笔录，再到现场，推土机的马达还热着，可他们瞅几眼就走了。

大桥老四和这个社会同样具有多重人格。

最终，偏脸子成了安字片，石灰墙、洋铁皮盖儿的板夹泥的沙曼房消失了，代之灰色的火柴盒形状的楼房。

领导干部也换了一茬儿新的，偏脸子有句谣曲“走了两个读书的，来了两个喂猪的”，还是顺序掉过来，时间久了，我也懒得查证。

大桥老四被抓进了笆篱子，罪名是组织黑社会，并且是首犯。

警察逮捕大桥老四那天，囚车停在院外，一个白头发、大高个儿的老公安，独自进了屋。

两人出来的时候，像老朋友般有说有笑。

大桥老四上了车，主动伸出并拢着的双手。那个老公安咔嚓一声，给他戴上锃亮的手铐。

大桥老四说，谢谢老哥儿，在邻居街坊面前，给俺这么大的面子。

车门砰的一声重重地关上。

大桥老四临死时，大喊冤枉。

在偏脸子，大桥老四若敢称老大，他当天晚上都活不过去。

这个罪名更像是在骂人。

一个耍笔杆子的在洋洋洒洒文章中，把大桥老四的外号都写错了，大桥老四可以简略为桥四，但绝不是乔四。

偏脸子许多人说，不是法律，而是记者的文字杀了大桥老四。

这种说法，只看表面，没有触及实质，那个作者只是按旨意编纂而已。

我家对面屋的神匠老井婆子有另外的说法，她说大桥老四冲撞灾星，犯了大忌讳。

大桥老四的买卖全称是哈尔滨市龙华建筑工程公司，在上海，龙华是肃杀的血腥之地。

若说老井婆子的话没道理，却让她撞个正着。

大桥老四的性命和性命里密不可分的安道街铁桥，形成互为印证的关系。

那两个废弃的水泥桥墩，用不着了，实在妨碍前进道路的通畅，换了我也不留着它，毫不吝惜地拆除掉。

安祥街小教堂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哈尔滨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派教堂位于偏脸子人俗称的大通路（新阳路）和安祥街（旧称巴斯杰洛夫街）的东北拐角，正大门朝西开，门牌上写着新阳路110号，可偏脸子人执拗地叫安祥街小教堂。

但凡到过哈尔滨的外地人常常抱怨，失去了方向感。

我对他们说，你们是对的。

西方人和咱们人对宇宙的最初理解是不一样的，西方人认为地球是圆的，围绕太阳旋转，而咱们人认为地球是方的，我们处于中心。起点上对错已判矣！

这个认识也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中体现出来，西方人先建广场，中心是教堂，灵魂居于核心，街道向四周呈放射状，居民区和商业区围绕广场向心分布。与之相反，咱们先建十字街，作为骨架，衙门在显要的位置，其他街道以网格状与十字街平行。

1898年4月23日，俄国工程师希特洛夫斯基率领中东铁路考察队二十多人，从绥芬河入境，经辗转，终于到达了田家烧锅（今香坊区安埠大街）。

希特洛夫斯基在给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的电报里建议，中东铁路干线与南满支线的交叉点，设在东经126°38，北纬45°45。

同年6月9日，以副总工程师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依格纳齐乌斯为首的中东铁路工程局先遣人员乘“海兰泡”号汽船经松花江到达哈尔滨，租借田家烧锅的大车店，开始办公。俄国将这一天（俄历5月28日）作为中东铁路开工修筑纪念日，也为哈尔滨城市的诞生日。

哈尔滨开埠之初，来自俄罗斯的工程师，在精神上，他们似乎想在松花江和阿什河所夹的这块三角形地上，复制他们的圣彼得堡。

1900年12月18日，在大直街和霍尔瓦特大街（今红军街）交叉点上，哈尔滨版本的圣·尼古拉大教堂落成，这里成为新城区（今南岗区）乃至哈尔滨的中心。

哈尔滨的道外区，最早叫傅家甸，不属于哈尔滨，归吉林将军管辖，置滨江关道衙门，俗称道台府，就设在四家子（今北十八道街），第一任四品道员杜学瀛。傅家甸的街道就属于我们传统的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布局。

哈尔滨开埠就是一座不设城门和城墙的城市，人们始终没有东南西北的概念。

哈尔滨的包容、开放、多元的城市品格，就源于此。

当年，哈尔滨的教堂林立，教堂的尖顶高于其他建筑，教堂是城市的地标性建筑，人们抬头就能看见矗立的十字架，确定了自己的方位，甚至灵魂的所在。

留存下来的那几所孤零零的教堂，也被高耸入云的钢筋水泥森林所遮掩。

人们也习惯于这逼仄的空间，貌似的现代化带来的生活富裕，而渐渐淡忘了远方。

在建筑的高度和体量上，这所哈尔滨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派教堂，根本都无法与哈尔滨已毁或现存的其他的教堂相提并论，恐怕是最矮、最小的一座，但它却是哈埠唯一由中国人创立并主持的教堂。

哈尔滨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派教堂大门旁悬挂的保护建筑铭牌上，写着该教堂建于1920年，民间比较通行的说法是1924年。

根据《黑龙江省地方志系列丛书——哈尔滨市道里区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一版）：“哈尔滨复临安息日会教堂，创建于1932年，地址大同路（即新阳路）34号，创建者是沈阳差会派来的传教士王福元。该堂建成后，也是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北满教区的所在地。1940年王福元去锦州传教，教会事务由牧师徐棠清接管。1946年，徐棠清调到长春，教会事务由牧师杨松山接管。该教堂信徒最多时约有三百多人。1958年复临安息日会与端街卫斯教堂合并，该教堂关闭。”

这段文字应是确凿的。

我家对面屋的老井婆子说，安祥街的小教堂，原先尖顶儿下吊着一个大铁钟，“大跃进”那年，全民大炼钢铁，被十来个人抬下来，扔进小土炉里，烧成铁块了。

老井婆子在偏脸子有多个身份，神匠，巫医，媒婆，白事主持，说瞎话的。她的话，人们的耳朵需要择着听。

偏脸子棚户区拆迁改造，安祥街小教堂得以保留。

我奶一家搬到偏脸子。

我奶七十多岁了，竟然皈依了基督教，每个礼拜天，手里拿着口袋本的《圣经》，扭搭着粽子般的小脚，去安祥街小教堂祷告。

“大兄弟们，老姊妹们，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传经布道的顾牧师满口掖县腔儿，他一手举着《圣经》，一手拄着累出毛病的腰椎骨。

顾牧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撵到街道的小铁工厂当翻砂工，触及灵魂的体力劳动，也没让他改变信仰。

我奶每顿饭前都要唠叨：“感谢天父，赐我食物，又赐天良，养我心肠，报答无方，每饭不忘……”

多年后，我才明白过来，这是顾牧师本地化的祈祷词。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里路亚，阿们——”

这原文的祈祷词，对于像我奶这些大字不识的老年妇女来说，的确拗嘴。

我一直纳闷儿，我奶这辈人，怎么可能明白基督教的教义，笃信成为教徒。直到我爷离世，谜底才彻底揭开。

我爷咽气的时候，我没在身边，在亚布力的林区出差。

我爷的尸体被推进炼人炉，我弟扯着我，来到远离人群的僻静角落。

我弟小声说，咱爷隐姓埋名了大半辈子。

我弟跟我描述了我爷弥留之际的情景——

我爷下气不接上气地跟我弟讲，伪满时，他趁苇河的全部山头儿。

我弟說，爷，你歇歇再说。

我爷说，二孙子，不行呀，一歇就歇过去了。

我奶挫着后槽牙说，别拦着你爷，他是临老临老，不想留一丁点儿的好处了。

我爷说，光复那咱，从关里来的红胡子找上门来，用匣子炮顶着他的胸脯子借银子。

我爷跟我二弟交代完，就断了气。

苇河和亚布力之间，火车只有一站的距离，这里，是否冥冥中有某种关系，有待以后神明的启示。

我跟我二弟说，咱爷老糊涂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爷从来不讲他的身世，他所有的闲暇时间，全部用来写入党申请书，在稿纸上一笔一画，特别工整。我爷写了无数份入党申请书，党也没吸纳他。我们党还是有洞察力的。

我二弟质问我，咱奶的细软像是劳动人民家庭的陪嫁吗？

这确实让我无法反驳。

我二弟一直惦记我奶掖在炕柜最下面，上面摞着从来没用过的铺盖，那些黄金首饰。

我焦急地问我二弟，哪咱们到底姓什么？

我二弟说，姓氏对。

我大出一口气，那就好，那就无所谓了。

我爷的姓氏没问题吧，我就释然了。

住在下趟街的顾牧师来找我奶，大姊妹，耶稣基督免了你的罪过，让你上天堂，你们的老天爷，还有小鬼就不敢来抓你了。

我奶双手抬得老高，啪啪地拍着大腿，俺可有救了。

我奶扑通跪在安祥街小教堂的地板上，顾牧师劈头盖脸一盆凉水浇了下去。

我奶仰望小教堂的天穹，脸上流淌着的水珠，分不清是圣水还是泪水。

我奶逢人就说，那一刻，她真地瞅见了上帝。不过，那个人有些愁眉苦脸。

八杂市

八杂市，俄语市场（базар）的汉语音译，为哈尔滨最早的集贸市场，位于田地街——透笼街——水道街（今兆麟街）——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围起来的区域。

八杂市像个正方形的城堡，外部建筑的四面门脸，居中各开设一个大门，左右两扇的黑漆欧式铁艺门，方便车辆进出，闭市关闭，内部建筑集中在中间，构成“回”字形的整体布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拆除。

1902年，中东铁路局划定埠头区（今道里区），北至树街（今森林街），南达石头道街，东始水道街，西抵新城大街的地段，为固定的集贸市场，称埠头北市场。

埠头北市场买卖旧物的摊区居多，老百姓俗称破烂儿市。

1910年11月9日，哈尔滨市爆发鼠疫，隔天，市董事会卫生科发布布告，禁止变卖旧物，埠头北市场关闭，并拆除了木板棚、草席棚等简易建筑。

瘟疫过后，在今址修建砖混结构的平房，埠头北市场整体迁移于此，称新八杂市。

1933年，日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将新八杂市更名为第一公立市场。

1946年，市政当局统一去除日本统治时期的命名，再次更名为道里市场。

改革开放新时期，拆除八杂市新建大型商埠，哈尔滨第一百货商店迁入，只有南侧一小部分属于道里菜市场。建筑外墙镶嵌的马赛克，没几年已缺失不少。

无论名字如何更迭，偏脸子的人们仍执拗地叫八杂市。

偏脸子人去趟八杂市，穿戴整齐，像过节一样。

当年，在八杂市，人们会经常遇见一个中等个头的大胖闺女，体型像一个大号的水缸，上下一样粗细，留着又黑又粗的扫帚辫子，手里抓着一把瓜子，边嗑边溜达，见到认识的中年女人，老远就打招呼，她不跟年岁比她小的人打招呼：

姑，干啥去！

姨，干啥去！

她就是哈尔滨有名的精神病患者傻大华。

我不知傻大华如何来区分姑和姨之间的区别。

据说，傻大华家住在斯大林街52号院，姓一个很少有人姓的姓氏。

斯大林街52号院有名气，除了出哈尔滨著名的大马子，既俊俏又风骚，还沾了傻大华的光。

疯癫的傻大华，多数时候行为像是正常人。

傻大华馋，嘴里零食不断，在八杂市，她围着食品摊床转悠，跟售货员搭话，很熟的样子。但从不偷拿，倒是售货员主动地给她。

傻大华甜甜地说声谢谢姑，或谢谢姨，躲到一边去吃。

有一阶段，八杂市有戴红胳膊箍的老大妈，对随地吐痰和乱扔东西的人罚款。傻大华看见了来钱的门道，也开始“罚”，但不跟老大妈们抢活儿。

傻大华专门尾随外地人，有人违规，她就撵上去，横在人家面前，一手拿着红胳膊箍，一手扯住对方，厉声道：罚款！

大多的外地人不识相，跟傻大华撕扯，力气却没她大。

他们若口出不逊，傻大华就回骂，像连发的马克沁重机枪，没有间歇。

外地人■了。

看热闹的人劝说，给她吧，否则，你走不了。

即使认罚，少于五毛还不行。

傻大华一天下来，怎么也有几块钱的进账。

傻大华就有这眼力，能辨识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我想她不是凭穿戴打扮，来旅游的大城市人比哈尔滨人洋气。哈尔滨人有自己的气质，每个城市各有各的气质吧。

人们逗傻大华：你要那么多钱干啥？

傻大华有时说，去天南地北游玩，有时又说，为自个儿攒嫁妆。

最终，傻大华兜里的钱全买零食吃了。

傻大华挺爱美的，有的女人把剩得不多的口红和胭脂送给她，她就乐呵呵地回家。转过天，傻大华将自个儿的大脸蛋弄得红扑扑，嘴唇像割开的伤口。

傻大华问她认识的每一个人：俺俊吗？

被问的人当然说好。

傻大华就美滋滋跑开了，再问下一个人。

傻大华曾消失过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两年的光景。

傻大华重新出现时，穿着新的红缎子小棉袄，人瘦了许多，或许是头发剪短了，显得精神。

傻大华家把她嫁到一个偏远的山沟里，她偷着跑了回来。

傻大華不知道路，好在她是名人，有人认出了她，指点她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

有人问傻大华：怎么不跟人家过日子了？

傻大华回答：他是个傻子，还老打俺。

斯大林街拆迁，傻大华家搬到安松街，傻大华成了偏脸子人。偏脸子的人物终于全活了。

好几台巨大的挖掘机同时隆隆作业，拆八杂市，尘土飞扬。傻大华的双手对插在袖子里，站在对面的街道上观看，似有泪水，久久不愿离开。

傻大华知道，她失去了什么。

哈尔滨的人们也知道这座城市和他们又一次失去了什么。

一个没有历史遗存的城市，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有美好的未来！

傻大华转到安宁街的小市场活动，手里的零钱大不如从前，她在八杂市最辉煌的时候，两手各举着一支大串的糖葫芦。

傻大华的头发白了不少，身体更是胖了好几圈儿，走路有些蹒跚。

傻大华开始在街上专找搞对象的要钱，她知道这样能来得容易些。

傻大华管男的叫舅舅，管女的叫奶奶。

傻大华老了。

前些年，傻大华死于突发心脏病，有人说，年龄大概五十有余。傻大华的年龄和经历是个谜。

傻大华好久没出现，开始，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傻大华跟他们永别了。

有人为傻大华的离去，略感到伤感。

姑，干啥去？

姨，干啥去？

哈尔滨的市井风光似乎少了些什么。

大烟鬼

大烟鬼，偏脸子著名人物。

在偏脸子，有无外号，这很重要，就像一个人有没有正式的户口。那咱，第一要紧的就是户口，有了户口本，才有粮本，才能吃上饭。

大烟鬼的脸面铁青色，我家对面屋的老井婆子说，伪满那咱，抽大烟的人都这脸色儿。

大桥老四见着大烟鬼，恭敬地喊大哥。

大烟鬼立瞪着眼珠子：大哥也是你叫的吗？

大烟鬼的意思，大桥老四没有资格。

大桥老四乖乖地走了。

大橋老四后来被报纸篡改为乔四。

我妈早上上班，在2路无轨电车上乘客很多，有个人轻轻蹭了她一下，她当时没在意。

我妈下车后发现，揣在上衣兜里的钱包被偷了。

我妈晚上到家，跟她弟弟大烟鬼说了。

大烟鬼闷着脸，只是嗯了一声。

第二天，我妈下班，在公交车上又有个人轻轻蹭了她一下。这次我妈觉出来了，但一想，反正兜里没什么东西，就没当回事儿。

我妈觉得上衣口袋有东西，撑得衣服紧绷绷的，一摸兜，丢失的钱包在里面。

钱包鼓鼓着，多出不少钱，还夹着张小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大姐千万千万跟你弟弟好好说说，不要再找我的麻烦了。

我妈又跟大烟鬼说了。

大烟鬼愤愤，胆敢摸俺姐的荷包！

大烟鬼老了，人都有这一天，不早也不晚。

街面上有两伙年轻人拉着架势要打仗。

大烟鬼呵斥：赶快散了，各回各家，你妈在家等你吃饭呢。

一个足有二百多斤的大胖子，剃刀刮干净的脑瓜皮长出似有似无的短茬儿，光着上身，后背纹着一只龇牙咧嘴的老虎，手里拎着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纪念球棒，指着大烟鬼，你以为还是你当年，一躲脚，半拉哈尔滨跟着发颤？

大烟鬼二话没说，立马掉过头，缩缩着脖子退下。

城头变幻大王旗。

我去看望大烟鬼，上了年岁的他萎靡地坐在凳子上，耷拉着脑袋。

我让大烟鬼说说他当年的事，那咱，我还很小。

大烟鬼的眼睛里奄奄的火炭顿时复燃，闪耀着逼人的光芒。这是我曾熟悉的眼光。

大烟鬼站在地中间拉开架势，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烟卷，左手伸到右腋下，先左脚支撑，右脚脚尖儿点地，大腿带动小腿抖动着，疲惫了，再左右交替，给他的外甥讲述一个老炮子过去的辉煌。

大烟鬼从省医院住院处的六楼一跃而下，毫发未损，一直是偏脸子经久不衰的传奇。

偏脸子的狠角色疤瘌眼将买卖街星火刀子队一分子的脑袋打成了血葫芦，住进了省医院。

星火刀子队放出话来，只要疤瘌眼拎两盒果子、两瓶罐头赔个不是，就不经官，恩怨一笔抹消。

疤瘌眼知道这是圈套，不敢应战。

大烟鬼说，俺去会他们。

大烟鬼一个人去了省医院。

关公带着青龙偃月刀，而大烟鬼是空着手。

大烟鬼刚从楼梯进到走廊，身后呼啦闪出一帮人，退路被堵死了。

前方走来几个光头大汉。

前后二三十人逼住大烟鬼，各个斜挎军用黄书包，耷拉到屁股下面。里面装着剔骨头的利刃。

大烟鬼敏捷地一个前滚翻，来到窗前，双脚点地，上了窗台，纵身跳下去。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大烟鬼回到偏脸子，领着人马杀到买卖街。

大烟鬼裹着米黄色的风衣，立着领子，右面的袖筒里一支锯短了枪管的霰弹枪。

后来的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周润发的扮相，就是在模仿大烟鬼，只是，大烟鬼没有礼帽。

星火刀子队的人全部出动，当瞅着大烟鬼完整地站在他们面前，呆住了。

星火刀子队的人缓过神儿来，领头的眼镜民带领小喽啰们一起拱手抱拳，大哥神勇，小弟愿鞍前马后。

后来听说，恢复高考，眼镜民上了大学，毕业分配到省委机关工作。这就是生活。

我跟大烟鬼说，你难道是不死的狼牙山壮士？

大烟鬼说，外甥，俺从没跟外人道也。

姜大骗子偷着开出他们单位的大解放卡车，拉着跳高比赛用的泡沫垫子，按大烟鬼的吩咐，提前停在省医院住院处楼下指定的位置。

大烟鬼准确地落在后车厢里。

大烟鬼不仅有蛮力，还有智慧。小混混大桥老四就毁在他的脑袋是死心儿的木头疙瘩。

大烟鬼肝癌晚期，死在一个条件很差的养老院里，公立的就是那么回事儿，有，聊胜于无。

大烟鬼咽气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一个中年医生说，肝癌病人临终时很痛苦，他把大烟鬼大睁的双眼，合上了。

大烟鬼一辈子没结婚，骚马子，他看不上，好女人，不敢嫁给他。

英雄的谢幕难免悲壮。

我犹疑很久，还是没写大烟鬼的真名。名字的作用主要作为辨识的符号。

大烟鬼才是他光芒万丈的名字。

手抄本

有人说，那个年代，几乎无书可读。

历史就在这些人的胡说八道中，被篡改得面目全非。

“文革”中，表面上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统统被打成“大毒草”，成了禁书，不再出版，新华书店里只能买到鲁迅的作品，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风格类型的小说。这对于喜欢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场“灾难”。

我不这么以为。

官方之下是民间，一个大的微循环，复杂的毛细血管，意味着更丰富的可能。

老百姓之间相互串换着读书，当年，人与人的关系简单、淳朴，新中国伊始截止到“文革”前的出版物，基本都可以找到，甚至还有民国的书籍，以及上推更远的石印函装。

我在小学高年级就读到了杨沫的《青春之歌》，一本缺失了封面和前几页的大书，而“文革”还远没有结束。

其实，“文革”中，我们是出版“大毒草”的，只不过，换个面目，人们俗称“白皮书”，作为批判的对象，内部发行。

白皮书顾名思义，封面封底白色，居中印刷书名，之下作者名，一律黑字，无图案，无其他颜色，无翻译家名字和出版社信息，封底定价上方用括号标注“内部资料”。

我就有本白皮书，苏联阿尔谢尼耶夫著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当然，具体到个人，能借到什么，读到什么，存在着偶然性。

许多人的阅读史是拼凑出来，在书之外，还有感人的故事。

习近平回忆，在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听说三十里地外的马家沟，某知青的手里有本《浮士德》，他走过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借回来，在油灯下看，第二天，又赶快去还给人家。

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下，阅读的自觉性，阅读的深度，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当下的读书人很难想象。

岁月造就了一批人。

幸还是不幸，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除此之外，在民间，还有大量的手抄本流行，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绝大多数都有过偷摸传递、抄录和阅读手抄本的经历。

我前后读过的有《第二次握手》《阁楼的秘密》《墨绿色尸体》《少女之心》《一只绣花鞋》等。似乎还有本叫《梅花党》的，时间过去太久，有些记不得了。

手抄本不署作者名。

当年，流传最广的手抄本绝对是《少女之心》。

《少女之心》也叫《曼娜回忆录》，写了一个叫曼娜的大姑娘跟表哥少华、同学林涛之间的三角恋爱，多次发生肉体上的关系。

在偏脸子，人们提《少女之心》，只说“曼娜”，对方就心领神会了。

据说，这本书是根据一个女流氓认罪书演绎而成。

我读过不下十几个版本的《少女之心》，主要的差别只在性描写细节上的多寡。

在粗糙的版本里，的确能隐约看到在叙事者的后面，一个审判员丑恶的嘴脸。

在传抄的过程中，抄写者，尤其是文学修养较高的抄写者，不断加入个人感受和想象，使这本书越来越具有了反叛的意味，向禁锢的社会和极“左”的意识形态，发出了挑战。

《少女之心》被定性“黄色小说。”

堂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为了一本手抄本的《少女之心》，作出全国清查的批示，国务院文化组专门下发了红头文件——1973年6号文件。

委主任李大脚挨门挨户通知，省革委会的“三不准”——不准看、不准抄、不准传。

我们偏脸子的大鼻炎，稿纸中间垫上复写纸，一次抄出五六份来，发给女同学读。

大鼻炎以流氓罪，被抓进万家劳教所，劳动教养二年。

听说，外省有人因传抄《少女之心》被判了死刑。

传抄《少女之心》开始有了极大的风险，但在偏脸子似乎并没有收敛多少。

我就是在这时，读到了曼娜。

上坎儿抚顺街派出所的小警察八爪鱼和卫生院的蒙古大夫都值夜班，蒙古大夫便到近邻的派出所，两人闲聊天。卫生院接治不了急症的病人，晚上留人值班就是个形式。

小警察八爪鱼在翻看讯问乱搞男女关系的卷宗，蒙古大夫借光瞅了几眼。

在深挖犯罪根源上，一样的“认罪格式”，受到《少女之心》的不良影响，有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蒙古大夫顿时来了兴致，问八爪鱼，还有没收的吗？

八爪鱼在铁皮柜里翻弄出一本。

蒙古大夫看了几页，就摔到废纸篓里。

蒙古大夫不屑，《赤脚医生手册》比它黄多了。

我的同桌刘顶红天天写日记。

日记是写给以后的自己看的。

刘顶红的日记本揣在书包里不离身，有时，想起了什么，便拿出来，红塑料皮儿，里面还有彩色插页，写上几笔。

我探头，刘顶红赶忙合上日记本。

日记的内容是私事儿，有些，属于隐秘，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有了想偷刘顶红日记本的念头。

我心里一直对刘顶红有那么点儿意思。

我假借各种理由去刘顶红家，她妹妹似乎知道我们要做坏事，始终不离开我们左右。

我不知道刘顶红看没看过《少女之心》，也没敢借给她看。

刘顶红看了，会不会像大人们说的，女人会主动来找男人耍流氓。

反正，刘顶红没成为我的曼娜。

有一天，大尾巴尹老师上语文课，手里举着我眼熟的红塑料皮儿的本子。

“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小将为来访的毛里塔尼亚代表团的国际友人表演了语录操。语录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学会了语录操，并教我妹妹练习。我和我妹妹在家里，一直做语录操。我做一次语录操，就是在上一堂生动的毛泽东思想课。”

大尾巴尹老师把刘顶红的日记当作范文，念给我们听。

大尾巴尹老师最后表扬刘顶红，生动活泼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思想觉悟，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全班乃至全学校同学认真学习的榜样。

刘顶红低下头，脸色像晚霞，紧抿的嘴唇更多是得意。

我像是得了大病，瘫在木头椅子上。

我觉得我的屁股被板条硌得生疼，学校的凳子原来是这么的不舒服。

刘顶红的日记是另一个版本的《少女之心》。

水洼子街

偏臉子的水洼子街（今安丰街）东起偏脸子五道街（今安静街）和安顺街（旧称普拉科夫街）的交叉口，笔直地向西延伸，与偏脸子六道街（今安国街）相交后，突然，向西北弯折，止到铁路车辆厂大墙外的东北—西南向的板障子街（今安隆街）。

偏脸子的街道，若是规规矩矩的，那才是咄咄怪事。

关于水洼子街的来历，偏脸子人有两种说法，一是，水洼子鸟;二是，早年，这里是偏脸子最低洼的地方，多水泡子和水洼子。

夜鹭，一种个头儿中等的水鸟，体态浑圆，背部黑色，翅膀和腹部灰色，喙短，但很尖，靠吃小鱼、小虾和昆虫为生，俗称水洼子鸟，大概因为它喜欢在沼泽地里栖息的缘故吧。

我小时候，松花江南岸的堤坝下，遍布水草丰盛的沼泽地，过了臭水沟子何家沟，有一个叫炮台沟的低洼地（今群力丁香公园），夏天，候鸟飞回来，成群的水洼子在土埂上歇息，缩着脖颈一动不动。我走到跟前儿，它们才飞起来，边飞边叫，声音很硬，不好听。

偏脸子人管面积小的湖泊叫水泡子，更小的水塘叫水洼子。

我家对面屋的老井婆子是偏脸子的万事通，可她也叫不准水洼子街的来历。

以后的偏脸子已没有沼泽，更没有水洼子鸟，早就成为街道纵横交错，人口密集的居民区。不过，水洼子街与板障子街“丁”字形的街口的北面，还残留一个不大不小的水洼子。

水洼子里的死水暗绿色，周围长着脏兮兮的宽叶乱草，每到夏天，蚊子泛滥。

这里的蚊子，不是常见的棕黄色，而是碳黑色，个头儿竟然有手指盖儿大小。

蚊子在别处论个，在这里要论层，黑压压地扑向人们，嗡嗡的有如轰炸机。

若被这里的蚊子叮了，眨眼工夫就起来一个樱桃大小的红包。

偏脸子人看一眼就确认，这是水洼子街的蚊子咬的，其他地方蚊子的刺吸式口喙，绝对没有这么厉害。

这红包奇痒无比，但千万不能挠，越挠越扩大。

上坎儿卫生院的蒙古大夫说，感染丹毒了，严重了得截肢。

我从来没见过水洼子里的浊水明显少过，倒是暴雨后，水溢出来。

烈日下，半干半湿的水痕里，有扭曲的红线虫。

水洼子被雨稀释后，最上面的水稍显透明，常有一伙半大的孩子，来试航他们的“小船”。

削尖儿的铅笔头儿，从中间刨开，拿掉铅芯，向半圆的槽里灌入“燃料”——油笔管的油。

他们轻轻将“小船”放到水边儿，撒开手，无需推动，“小船”尾部拖曳着油渍，有的红色，有的蓝色，向水洼子中心航去。

他们到对岸去等。

可是，大多数“小船”并不能抵达对岸。

冬季，水洼子的水面到了数九天才能上冻。

这里也有些有趣的事情，水洼子的北侧和东面住有人家，拐把子形的沙曼房，一半陷到地里，进出要上下台阶。空地盖着挤挤插插的泥草房倒显出了高大。

老井婆子说，这里住的老毛子人，伪满时结伙，叫什么尼古拉开拓团，去了珠河县。

我以前听说日本鬼子有开拓团，第一次听说老毛子也有开拓团。

老井婆子说的珠河县，光复后，改名叫尚志县。

家家的板障子紧挨着边缘，面向水面开门，这些门不是用来进出的，而是方便向水洼子里倾倒炉灰。

岸向前延伸，他们的板障子就跟着挪，移动的速度取决于谁家的炉灰多。

板障子犬牙交错地向前推进。

有的板障子根本没有桩角，只是落在地面上，在里面用木头斜着撑上，只是为了多占地方。

水洼子在缩小，大黑蚊子也在减。

水洼子早一天晚一天终要失去，偏脸子人一致认为这是好事儿，有如祛除了病患。这里的确是偏脸子卫生的死角。

我去江北的小西木桥钓鱼，经常走兆麟公园北头儿的井街，过滨洲铁路桥。

老井婆子说，老毛子在这条街上，挖了一口窨井（俄语Колодезная），向松花江里排污水。

我没看到老井婆子所说的老毛子的窨井，她描述的位置语焉不详。

那年，在井街的西北侧挖地基，建哈尔滨日报社大楼（今报达会馆），临井街胡同一侧挖出一个水泥砌的井，直径有好几米，向里面瞅去黑洞洞的，看不见底儿。

这大概就是老井婆子说的那口老毛子的窨井，只可惜，这时，老井婆子不在人世了，用她的话说，一把火，爬了荒山嘴子的大烟囱。

西火葬场在荒山嘴子。

后来，施工队又把这口井填埋了。

我觉得有些东西保留与否，不要只看它有无现实用处，一个事物的价值，有时，要过去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其中一二。

记忆，仅仅留在纸上，更像是无奈或遗憾。

水洼子街也如此。

水洼子街来历和沿革的歧义，是其魅力所在，当然，这属于另外的话题。

水洼子终于成了平地，为了占据水洼子街的西南角，两家邻居打了起来。

甲家说，这块地是俺家垫出来的。

乙家说，这块地是俺家垫出来的。

甲家将板障子立上，乙家拆除，竖上自家的板障子。

转过天，甲家拆除乙家的板障子，再次围到自己家。

如此反复多次，之间，女人们相互谩骂，男人们相互推搡。

一家先找了一拨人马，去对方家，将屋子里能砸的东西全砸了。

另一家也找了一伙人，也把对方家砸得稀巴烂。

两家各找的雇佣兵扬长而去，彼此的女主人瞅着破败的陈设，号啕大哭。

这件事，似乎只是两家人的问题，大点说是偏脸子人的问题，可放大到国家，我们民族文化里似乎缺少了些什么。

水洼子街尽头儿那个角一直残缺着，直到八十年代初，偏脸子棚户区改造，一排排灰色的立方体火柴盒建筑拔地而起，我以为，只是遮蔽，没有去除。

它还在那里。

铁路官房

中东铁路的建筑类别多样，从与铁路运营相关的车站、水塔、机车库、工区，到维护治安的兵营、马厩，再到与职工生活相关的住宅、俱乐部、教堂、医院、学校，散布在中东铁路沿线。

偏脸子人管铁路员工的砖混结构的住宅叫铁路官房，因为外墙刷黄色的石灰水，俗称黄房子。

1898年，中东铁路建设初期，中东铁路局首任工程师列夫捷耶夫主持设计和监理，在大直街（今西大直街）——霍尔瓦特大街（今红军街）——木柈街（今木介街）——要紧街（今耀景街）围起来的地段，修建了哈尔滨第一批铁路员工住宅，以花园街和海关街十字交叉，分为四个街区，称“新城子”。

新城区（今南岗區）由此起源。

改革开放初期，哈尔滨还没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里仍是哈尔滨最漂亮的区域之一，蓝天下，绿树掩映中，红色铁皮房盖儿，错落有致的米黄色建筑，美轮美奂，如诗如画，让人如醉如痴。

随着中东铁路的正式运营，各工段规模扩大，就近又修建了多处铁路员工住宅区。

偏脸子一带的铁路官房主要集中在两处，一是地包头道街（今抚顺街）和机务段北墙之间狭长分布，始于地包二道街（今地节街）北拐把子，终于南拐把子。地节街不是一条符合我们常识的街道，呈反向的英文字母“F”形。

二是大通路（新阳路）——安红街——福同街——福民街围起来的一小片区域。

铁路官房除了少数高级官邸外，大多采用标准设计，砖石结构的平房，北欧式的尖顶房脊，陡峭的坡度有利于清除积雪，最大地减少屋顶的负荷，瓦棱铁皮房盖儿，刷铁红色油漆，墙面涂米黄色，在寒冷的冬季，视觉上温暖了许多。

铁路官房统一的矩形平面式样，又联户成片，极易产生单调，给人以呆滞的感觉效果。

铁路官房的设计师们通过丰富外墙的装饰细节，作为活泼建筑的手段，檐口和山花顶部起伏的线角，清水砖墙，墙面凹凸落影，转角处有隅石，宽阔高大拱券窗，有贴脸，上刻俄罗斯传统花纹，木结构的遮阳门斗和凉亭，形成具有韵律感的外形。

门斗、窗户框子和围院落的齐腰高的木栅栏刷墨绿色油漆，形成红、黄、绿搭配。

每栋铁路官房的房前屋后种植沙果树、樱桃树、臭李子树，丁香树。黄房子掩映在花朵和绿荫后。

院子的角落建有板棚式的仓房和室外厕所。

室内，住屋多间，大小不等，一律高达三米五的举架，空间宽敞，光线明亮。

厚厚的墙体，冬暖夏凉。

冬季取暖多用火墙，个别的用别列达（俄语печка），一种俄式陶制壁炉

所有屋子的地上，悬空铺六十公分厚的红松地板，厚实且有弹性。地板下是存食物的地窖，所以，铁路官房的地基比较高，抬出地面约有半米，每面墙都有像枪眼儿大小的通气孔。

每间房子都有单设的厨房，地窖口留在墙角。

我小时候，每到秋天，老毛子就在地窖里腌酸黄瓜。

老毛子专买一种叫白叶三小黄瓜的旱黄瓜，个头小，水分少，特别脆。

老毛子将黄瓜洗净，摆放到坛子里，撒上洋葱片，胡椒粒，月桂叶，茴香籽，少量盐，倒入凉开水没过黄瓜，用白布扎住罐口，放进阴凉的地窖里。

半个月左右，黄瓜由绿变为橄榄色就可以吃了，咬一口，酸里微辣，微咸，清爽可口。

我们现在市场上销售的酸黄瓜，不是采用这种传统的方法，而是用冰醋酸加工出来，几天就可以出厂。

确实，传统的工艺，不符合我们对经济效益急躁的要求。

而咱们人用大水缸渍酸菜，放在走廊里，泛起白醭，整个冬季，臭气熏天。

这是两种文化形态，在这里，我不便评价优劣。

那咱，铁路家属的孩子上自己的子弟学校，比我们偏脸子的同龄人显得机灵，学习成绩也好。我觉得不是他们的学校好，是他们从小就住在好房子里的缘故。

地包二道街的大奔娄儿，最喜欢上数学和物理课。大奔娄儿的爸是火车司炉工，经常教育他，学习好，开火车，学习不好，还是开火车。

大奔娄儿用零花钱在地包小市儿买来好多没人要的旧零件。

大奔娄儿跟我说，他要制造一台永动机。

我听不懂。

大奔娄儿解释，无需外部输入能量，便能够不断运动，永远做功的机械。

我还是不懂。

大奔娄儿说，你等我做出来吧。

我对大奔娄儿和他的永动机充满了期待。

个把月后，人们涌向大奔娄儿家。

大奔娄儿家的院子里，一上一下有两个铁皮槽子，装满了水，有水管相连。

上面的铁皮槽子有个水龙头，大奔娄儿拧开，水流下来，推动水轮。水轮通过相连的水管，又把水提回上面。

大奔娄儿认真地对参观的人说，这叫阿基米德螺旋。

大奔娄儿他爸说，什么阿基米德螺旋，就是司炉工。

滨洲铁路和滨北铁路的两条联络线在霁虹桥以北形成一个三角地。

一个巡道工走到去往滨江站的联络线，路基边的杂草丛里有个圆球形的物体，用手锤敲了一下。

这物体滚动着，巡道工惊呆了，竟然是颗人头。

铁路警察反复勘验却确定不了，这颗腐烂的人头，是沿铁道线走路丢弃的，还是从经过的火车上抛下来。

在一旁围观的大奔娄儿插嘴，从火车车厢的门而不是窗户抛下来的。

一个便衣问，你瞅见了？

大奔娄儿牛烘烘地说，这还用瞅，俺计算出来的。

这个便衣来了兴致，大奔娄儿在人家的本子上写满了函数。

大奔娄儿跟人家建议，你们可以个买个羊头做试验。

铁路警察照大奔娄儿说的做了，羊头落地后立刻反弹起来，滚向发现头颅的地方。

这轨迹中，铁路警察又找到头皮和毛发。

铁路警察破获了一起因奸情引发的杀人案。抛尸者为女列车员，与姘夫，一个肛肠科的医生，合谋杀害了她的丈夫。

大奔娄儿受到学校的表扬，大奔娄儿的爹转变了看法，做司炉工，埋没了你。

大奔娄儿要毕业那年，被抓进去了，这让偏脸子人很惊讶。

大奔娄儿买了无数个的小镜子。

大奔娄儿的脸上长满了疙瘩，挤一下，就出来白色的油脂，照镜子不需要这么多。

另外，大奔娄儿换商店买，一个地方只买一个。

那天，大奔娄儿家附近的女厕所，一個中年妇女提着裤子跑出来，高声大喊：抓流氓！

人们赶过来，大嫂，大白天的，连个人影都没有。

这个中年妇女满脸淌汗，只是一个劲儿地嚷嚷，有流氓，有流氓！

有人说，撞见鬼了吧。

中年妇女指茅坑下面。

人们探头，找警察吧。

铁路派出所的警察来了，在茅坑的墙上找到一个小镜子，根据折射，在厕所旁边的榆树上，机务段的大墙，大奔娄儿家的房山头儿又找到了好几个小镜子。

警察进到大奔娄儿家，他手里正拿着一个小镜子调整方向。

大奔娄儿被劳动教养两年。

大奔娄儿出来后，到铁路上当了司炉工。

很久之后，机务段废弃的调车场要拆除，我去看了最后一眼，一个“五对轮”的前进型火车头停在旁边的道线上加水。

一个脸上落满黑煤灰的人，把着驾驶室的梯子，龇着白牙，冲我憨厚地笑着。

我回以微笑。

我看不清他的容貌，可我知道他是谁。

作者简介：孙且，本名孙世群，1963年生于哈尔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萧红文学院签约作家。现任教于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已出版长篇小说《洋铁皮盖儿的房子》（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11月），中短篇小说集《在上帝的眼皮底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