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视湖南的永兴为我的第二故乡。

我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将近两年时间。三十多年前，我去了那里挂职作副县长。省里要从省直机关抽调一批年轻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希望能去郴州地区。郴州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十七岁就离开了，时过十五年，我希望能重返故乡。看一看、体验一下那里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我们被派到郴州地区的一共四人。一个桂阳，一个桂东，一个资兴，我去了永兴。永兴和我的家乡嘉禾同属郴州地区。

我们在地委小会议室同地委领导见了个面，开了个小会。会议一散，永兴县政府办的干事小李和小车司机就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第一次坐专车，心里有点兴奋，有点不安。车子一进入永兴地界，心里就隐隐地紧张起来。马路平直，汽车飞驰，车窗外的视野十分开阔。稻田都犁过耙平了，蓄好了水，像一面面大小不等的镜子，反映着天光云色。路旁的村庄都很大，一色的青砖黑瓦，端肃静好。一条大水牛在土路上甩着尾巴悠然行走，后面的小牛犊一蹦一蹦地跟着，时而远，时而近。远处的山影晰然，一片片的松树、杉树皆高大挺拔，还有漫山遍野的油茶树，浓浓密密，滚滚滔滔……一切都是家乡的情景。

安顿下来，不久县里就召开了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的县政府领导班子。代表们对我应该并不了解，只知道是省里派来的，是作家，简历也很简洁，当过知青，做过工人，读过大学。但他们给予了我充分的信任，满票当选。唱票完结，我们新当选的八位正、副县长依次走上主席台，面对代表们站成一排。我听到台下的掌声猛然响起来，恍如做梦。

副县长们很快作了分工，让我协助侯副县长分管文化、教育、民政和计划生育。侯副县长也算是老相识了。早年他在安仁县委做宣传部长时，曾托人邀请我和另外两位青年作家去县里作过一次文学讲座，彼此印象不错。到任第二天的头一餐中饭，就是他手托两个饭盆，带我到食堂，自掏饭票给我打的饭。侯副县长很热情，陪我到分管的几个单位都走了走，又通知全县二十六个乡镇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乡长来县里开了个座谈会。座谈会开了三天，发言非常踊跃，生动，激烈，话里话外牢骚都很盛。我真切地知道了抓这项工作必须要有非常的胆魄和非常的手段。以我的稚嫩和仁厚，绝对是做不好的，那时候副县长已经得到通知，将要调往湘潭的一所大学担任宣传部长，只等我把情况熟悉后，就要接手过来。我想我是胜任不了这摊工作的。我那时头脑简单，冒冒失失地马上找了县委书记，坦率谈了我的想法。我不知道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没想到书记居然表示了理解，当即给县长打电话，建议调整分工，让我分管乡镇企业和政法。

县委书记姓李，是湖南师范学院一九六八年的毕业生。这是位很严肃、很有魄力、很有决断的书生型县委书记。身材颀长，面容清癯，双目有神，鼻准很高。他是改革开放以后提拔起来的干部，一步一步走上来，每个台阶干的都是正职。县委办主任、县长、县委书记。他见面时告诉我，他有一位大学同学跟我同名，也叫肖建国，两人同学，同寝室，关系很好。他还告诉我，读大学他也爱好文学，很想当个作家，可是碰上了“文化大革命”，理想破灭了。大学毕业分到乡下教书，当班主任，一待十几年。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大学毕业时他其实是可以进机关的，可是他那时候和一位中学女同学好上了，对象家的成分不好，是地主出身。组织上让他选择。他没有多话，毅然下乡报了到，并马上同对象结了婚。那时我对李书记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以他的心性，我觉得他是能做得出来的。从此我对他益发敬重，成为很好的朋友。他常常在我们都没外出的时候，打了饭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给我倒上一杯他老婆专为他泡的药酒，把盏对酌，慢慢细聊。

我是个毫无基层工作经验的人，一旦进入角色，才知道县里的工作原来是那样的繁杂、琐细、现实和沉重。应该要如何开展工作，我心里没有一点底。我坦率地同常务副县长谈了我的思想。他劝我完全不必有任何顾虑，说，工作就是要做起来，深入进去，自然会有成效，有经验。他让我先看一些资料和文件，把情况熟悉；又带我跑了几个乡镇，看了几个地方，开了几个座谈会，认识了一些人。我亲眼看到了他是怎样处理事情和解决问题的，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就独立开展工作了。政府班子的同仁们对我很关照，那时县政府只有两部吉普车，照常例是保证县长和常务副县长用车，可是他们都跟办公室打了招呼，让我优先使用。

我很快忙碌起来了。我到县里工作，家属都还在长沙，属于人称的“半边户”，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我在散文《挂职副县长》中写到：“我分管的工作，必须要经常往乡下跑。……那时候政策放开了，农村里有了活力，到处充满生机。每个乡都有建筑队、有小煤窑，一些养鸡专业户、冶炼专业户、种植专业户都起来了，好多地方都有了万元户。这些企业大小不等。大的一两百号人，小的三五人。企业多，头绪多，事情也多，忙不过来。……我去了磚厂。太阳底下，农民工挑着十六块砖坯上炉顶，我也一担挑起十六块砖坯，一步一步踩着木跳往上走。到了，放下竹筐，大气不喘。我去了造纸厂。这是利润最好的一家企业。厂长领着我们一行数人，一个车间一个车间看过去，最后到了锅炉房。锅炉房里好冷清，只有一个小师傅穿着厚厚的帆布工作服，正蜷坐在矮凳上打瞌睡。锅炉上头的气压表，指针已经快跌落到底线了。厂长吼了一声骂娘的话。小师傅一惊，拄着铁铲站起来，茫然不知所措。我过去接过铲子，挑开炉门，前弓后箭站好，铲煤，打进炉膛。铁铲进到炉子里的刹那，左手略一下压，再往回一带，煤粉就像扇面一样撒开来，撒在炉火上。过一会，再操起铁棍插进炉膛，左撬撬，右撬撬。炉火一下旺起来。气压上去了。在场的人都鼓起掌来。我当过知青，在厂里是二级锅炉工，这些事情我都会。……我去看养猪场。我去得正是时候：杀猪。这里还是土法杀猪。猪场前头坪里，竖起两条长凳，长凳之间横了一根圆竹竿。两个人抬着猪，一个揪尾巴，捉后腿；一个揪耳朵，扶前腿。突然发力，“嗨”一声将猪头朝下持在竹竿的铁钩上。杀猪佬跨步上前，伸手掐住猪尾巴，使刀前先在猪的前腿膝弯处一砍，猪晕了，继之朝猪的喉咙上一刀捅进去，再猛地拔出。只见猪血喷溅而出，红了半边天。这真让人大开眼界。我又看了讨亲的全过程。看了起屋上梁。看了和泥垒灶。这让我对生活有了更实际细致的感受。以后写小说，在表达上更具实感。……我还去了冶炼厂、电池厂、粉丝厂、农药厂、氮肥厂、碎石厂、酱油厂、小钨矿、小煤窑、水电站……一有时间，我就下乡。常常一天跑好几个厂子。以前每年也要下几次乡，看一些企业。但那时的身份是作家，走马观花，看过了也就看过了，合个影，说几句好话，偶尔也题个字什么的，吃喝一顿，走人。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副县长身份了。看了，听了汇报，还要说，还要解决问题。乡镇企业的问题总是很多的，其中最普遍、最头痛的是资金问题。因此我常常带着他们去找银行行长，找经委主任，找分管财贸的谢副县长。因为有我出面，开始他们都客客气气，多少给点关照。后来找的次数多了，他们也顶不住了，又不好明说，怕驳了我的面子，只好躲。这常常让我很无奈，很迷茫……”

我还写到：“我分管的另一项工作是政法。这项工作实际是由县委肖副书记管着。我协助他。……肖副书记和我一辈。他曾经是我父亲的领导，我们两家打过邻居。小时候我是叫过他‘肖叔叔的。现在在异乡我又跟他共事，这真是一种缘分。肖副书记是从最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每个层面上，他都待了很長时间。他给人的感觉是，沉稳老到，作风干练，经验丰富，不苟言笑，再大的事情到了他这里，都能从容不迫，举重若轻。……分管政法，我的主要精力在平息械斗上。我们那里地处湘南，民风强悍，刚勇好胜。自古以来，为争坟山，争庙宇，争田土，争路，争水，争矿，纠纷不断，结下夙愿。不少的地方，村与村，姓与姓，心存仇怨，经常发生械斗。那里矿产很多，煤矿（有的地方扒开田泥就是黑糊糊的煤炭），铜矿，钨矿，锡矿，砒砂矿，都有。矿产带来财富，也带来无穷的纠纷和麻烦。有很多时间，我就是带着公安局长、治安股长、乡长、乡干部和大批公安干警奔忙在矿区里……”

在县里工作，经常会面临新的状况，完全意想不到。一天中午，我刚从乡下回到办公室，值班的小李跑来告诉我，湘阴乡的马家煤矿出大事故了。塌方。有四个工人被漏顶压在了空窿口里头。是头天晚上五六点钟出的事，第二天上午下一班工人去接班才发现。事故的消息报到县政府，出差在外的县长指示小李，让在家的副县长立即赶赴出事地点。其时的政府办公楼只有我一个副县长。我二话没说，转身下楼，跳上汽车，让司机掉头往湘阴乡赶。坐在车上，我才想到，我还从来没有处理过这样的事故，人命关天，我该怎么办呢？我是束手无策，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开车的罗司机是个老司机，一直在县政府开车，经多见广，车出县城，他就对我说：“肖县长，你不要急。我以前也跟别的领导去处理过这种事情。出了这样大的事故，湘阴乡附近的国营煤矿肯定要派矿领导和抢救队去抢救的。他们是内行，有经验，你只要抓住他们，会有办法的。”一番话让我心里有了底。车到马家煤矿，乡长村长等一干人接住我，果然附近高亭煤司煤矿的谢副矿长带着救护队已经到了，还有其他三支救护队也赶了过来。我们几个简单商量几句，我就宣布成立抢救指挥部，由我担任指挥长，谢副矿长和乡长任副指挥长。谢副矿长指挥四支抢救队下煤窿掘进救人，乡长负责后勤供应和维持秩序。罗司机一直跟随在我旁边，见各项工作都安排妥帖了，就挨过来，小声说：“我以前跟县里领导下来处理这种事故，都是安排一下，就回去了的，这里的事情让他们去处理。”他看我不懂，就又说：“这种事情，里头的人救出来了就好，救不出来，你脱身都难得脱。”我终于明白他的好意。但是我没有走。我觉得我不能走。乡长让人搬来几条长凳，陪我在窿口前面坐了下来。一切安排妥帖，确实我们也是没有多少事了，挖掘的工作，处理有谢副矿长指挥，我们只需随时问问进度。到第二天下午两点四十分，被埋在地下四十多个小时的四个矿工都救了出来。被救出来的人停放在矿部的简易砖房里，打了针，灌了药。我进去挨个看了一遍。四个人都活得好好的，脸有淤肿，但眼神灵活，气息调匀。这真是个奇迹。后来乡长告诉我，当地的村民说，这次是有县太爷在这里镇守，县太爷有皇印的，阳气大盛，阎王老子的讨命鬼拢不得边，才得以遇难呈祥，逢凶化吉。说，村民要烧香敬我哩。乡长说的让我很感动，也很惭愧。如果不是罗司机在车上给我一番开导，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哩。实在是他们首先应该感谢罗司机。

我在永兴工作了近两年，同那里的干部、群众应该是很“打成了一片”的，我们朝夕相处，我没有把自己当作“县太爷”，他们也都把我视作朋友、亲人。虽然工作十分繁忙（有时甚至很艰难），但我非常舒畅、自在。那时县委、政府在一个院子办公。院子很大，占了一个山包，人们习称“岭头”。“你这是往哪里去？”“去岭头上，办点事。”人们习惯这样说。我住在岭头的宿舍房。下去一段路的半山腰，有一个篮球场，每天傍晚，都有一群中学生在球场上打散球。不下乡的时候，吃过晚饭，我就换了球鞋，只着背心短裤，小跑下去打球。学生们打球喜欢赤裸上身，我也扒掉背心，跟他们混在一起打半边场子，打得汗水流，难分彼此。那年国庆节举行全县篮球联赛，我也代表县政府队参加了比赛。开幕式那天，书记、县长和全体副县长都坐在主席台上，成为空前盛况。偶尔地，我也会忙里偷闲，约上业余作者，到他们的家乡走一走，住上一晚。一次去的是香梅乡。下了公共汽车，过一条河，又走了十几里山路，到了一个叫桂生的人家落脚。桂生很高兴，当即杀了鸡，又要去河里打鱼。我也跟随一起去了。我们坐在一条舴艋船上，顺流而下。桂生一网下去，就打上了一条鱼来。那鱼有巴掌大小，做个菜是足够了。谁知桂生把鱼抓在手里掂了掂，随手又扔回河里。我不解，直部：“为什么又放了？”桂生不答。同行的小曹大笑说：“那是条桂鱼。”又说：“他的名字里有个桂字，不吃桂鱼的。”我明白过来，也跟着大笑。奇怪的是，此后几网，再没打上鱼来。桂生不甘心，索性跳下去，提了一条鲤鱼上来，中午好好地打了一餐牙祭。

那次我们还顺便看了一个村落。说是“村”，却只有六七户人家 ，竟是在半山腰的一个大溶洞里。几户人家就都住在溶洞里头，各依岩石的走势垒上石块，自成格局。也有窗户，但都没有顶。到了生火做饭时，柴烟就从敞开的“屋”顶上冒出去，在溶洞顶上粘附在一起，慢慢弥漫，然后从溶洞中央的一个天眼漏走了。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如此奇特的村落，非常新奇。我们的到来也让他们十分新鲜，几乎全村的人都聚到了我们周围，翻坛倒柜，把过年才会拿出来的花生、瓜子、红薯干、炸豆腐……摆在我们面前，堆满一石桌。他们叽叽喳喳地争相用本地话诉说着什么，完全听不懂。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殷殷的情意和满心的欢喜。

第二年年初，地区组织部到县里召开全体科局级干部会，给领导投票。那天我没有到会。会后听说，我得到的信任票最高。我很不以为然。我不会比书记县长做的工作都多（差远了），我也不见得比其他副县长做得更出色（决无可能）。我知道，这是他们对我的认可。

我是一九八六年八月离开永兴的。走之前，县长和副县长们每人凑了四块钱的份子，为我饯行。县长又派车，到长沙把妻子和女儿接去，在县里住了几天。书记还专门陪我去了一趟县城边上的观音岩。观音岩香客很多，香火很旺，烟雾把檩子、柱子都熏成了灰黑色。庙依山势而建，层层往上。上到四层，我叩拜了观音菩萨。烧了香，摇了签，然后，站在楼栏边，极目望着便江的汤汤流水，以及江水两边的村庄和田野，我感觉自己已经深入到了这块土地上。

饯行的晚餐上，我醉了。大醉。连从不喝酒的陈副县长和王副县长也都同我干了三杯。

离开永兴后，我又几次回到过那里。一次是黄克诚公园落成，县里邀请我回去观光。一次路过。一次是专程回去旧地重游。每次回去，对永兴的乡情就要加浓一分。那次路过，县里接到消息，专程派车到湘阴乡的县界边上迎接，给了我很高的礼遇。旧地重游时，去了板梁村。我在一次制止宗族械斗的工作中，曾几次去到板梁村，那里的民风和建筑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如今的板梁村已经开辟成旅游景点了。既为景点，自然是要买票的，我站在售票窗口前面排队，匆匆过来的村主任一下把我拉走了。村主任说：“你肖县长来这里还要买票？你是骂我们哩！”无须买票，还安排专人陪同，最后吃了饭才让走的。

此后几十年，长沙，广州，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听到永兴口音，就像听到家乡口音一样亲切、悦耳，只想能帮上一把。那年刚到广州，忽然一天楼下传达室打电话过来，说有老乡找我。赶紧下去，远远就看到一个十分单瘦的年轻人正局促不安地站在大门边上。年轻人自称是永兴人，来广州找工作，事情没有找到，盘缠却已用尽，回不去了。普通话里透出的永兴口音让我很快打消疑虑。我拿了五百块钱放他手里，一直送到大马路上。又一次，一位编辑跟我报告，手头有部书稿，属于可出可不出一类，内容尚可，但档次不高。作者是湖南永兴人，民办教师，生活十分贫寒，写作非常刻苦，编辑很同情他。我第一次动用了手中小小的权力，要编辑不必犹豫，就把选题直接报上来。出书后又让编辑给作者开了高稿费，以聊补家用……

就这样我对远方那块土地上的人和事总怀着一种饱满的热情。我希望在自己有限的能力内帮到他们一点，喜欢听到他们带点糯的方言。

我没有想到这种情愫会被利用，被亵渎。

这个人是跟着一位永兴的朋友认识我的。那时我刚到永兴不久，有天深夜，突然有人敲门。来客是位小年青，头发蓬乱，腿脚略微有点不利索。他说，自己是位文学青年，读过我的作品，很高兴我能到县里挂职当县太爷。他有很深的自卑情绪，在我的楼下转悠了大半夜，最后还是冒昧地敲了门。他谈了他的一些经历。他的经历当然是坎坷的，让人十分同情。最后一再地希望——能多多关照。自此我们就算认识了，时有交往。后来我回到长沙，不久他也到省城闯荡。我一介书生，生意上的事情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在家里腾出一个房间，给他居住。有时家里做了好菜，小女儿就会过去叫他过来打牙祭，待如亲人。他为此十分感念。他的生意似乎做得总不太好，半辈子颠沛行走。但他到了广州，必专门给我电话。有时是他请我吃饭，有时是我请他喝酒。他的那位老乡兼朋友就是在一次喝酒时带来认识的。虽只一面之缘，但表现格外热情，几天后就给我电话，说是从永兴来了两位老乡（后来才知道并不是永兴老乡），很想见见老县长，要请吃饭。我再三婉拒，然终是却不过他的一番赞誉和有天那么高的盛情，到底去了。我甚至误以为他们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我万没有想到这会是一个以乡情的名义精心设下的骗局，轻易地就上当了。恍如作了一个梦。

梦醒过后，非常难过。——从来没有如此难过过。我不是心痛损失的那点钱财，是为人心的叵测难过。如今的社会是有点物欲横流，纷繁恶浊，但亲情、乡情毕竟还是人们心里最柔软最可信赖的一块。我们在亲情、乡情面前，往往是放松的、随意的，信任而大度，不會私存戒备之心。“亲不亲，故乡人”，这是全国流行的俗话；永兴人喜欢说：“再好再好是外地人，再丑再丑是家乡人。”但这种乡情是有底线的。如果乡情也可以利用起来施行诈骗，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能够信任的呢？

这种行为对心灵的伤害是毁灭性的。

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相信陌生的故乡人。

责任编辑：赵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