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 馆

旅馆，让人想起古代的馆驿，急迫而过的马匹，灯笼摇曳的酒肆，荒没的古道，缓缓而行的马车，江南远道而来的赶考书生，宽阔的麻石码头。馆，供宿膳，也供游览眺望。旅，寄居外地的意思。

旅馆，是我们另外一个寄居身体的地方。它有庄严敞亮的大门，华丽的大堂，高挂的灿然吊灯，古朴瑰玮的屏风。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梦境的陈列室。没有哪个城市，是没有旅馆的。旅馆把人划分成了等级，权贵住奢侈旅馆，底层人住小招待所。流浪人露宿街头（街头就是他们的旅馆）。我们说，人人平等；佛说，众生平等。因为有太多的不平等，我们才安慰自己说人人平等。各个国家，依据自己评定标准，把酒店以星分级，最低等级为一星级，最高等级为五星级，等级越高，消费越昂贵，也越奢华。五星级已不相配现在高级酒店的奢华程度，有了六星级、七星级。二十一世纪，全球有四家七星级旅馆，分别是迪拜的帆船酒店、巴基斯坦首都的半人马座酒店、澳门新葡京酒店、广东的奥维斯度假酒店。酒店已经不仅仅是旅途休息的地方，它表达的，不仅仅是睡好、吃好，有一个安暖的房间，有一桌可口的饭菜，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脱离暂时的生活羁绊，去掉生活中带有超重的部分，或放浪形骸，或闭门沉睡。当然，也是思想或生活糜烂的温床。

上饶还没有五星级宾馆，四星级宾馆倒有几家。前几年，有一家房产开发公司在开发城东时，广告中有建五星级宾馆的介绍，还把设计图公告出来，到现在也没建，想是把此作为卖房子的噱头。上饶最好的宾馆是龙潭湖宾馆，倒不是说它设施和服务水平比别的宾馆有更高的档次，而是它毗邻占地十几公顷的龙潭湖公园。龙潭湖公园是唯一以湖为中心扩建的园林式公园，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有几千人沿湖边游步道散步或跑步，在春天，孩子也去放风筝，拽着线头，风筝飘飘摇摇。事实上，各个城市的酒店业，都是有自己明确定位的，各个酒店也有自己明确的定位，有旅游酒店，有商务酒店，有接待酒店，有娱乐酒店，有休闲酒店，所服务的项目和内容也不一样。

街道是盘结的盲肠。是城市消化系统最长最缠绕的部分。也是裸露的部分：把人裸露出来，把灰暗的天空裸露出来，把白昼裸露出来，把距离裸露出来。有了集市，就有了铺面，便有了街道。街道织成了一张网。我们是网上的黏附物。像蜘蛛网上的蚊蝇虫蛾。在一九九四年，我来上饶市区工作时，只有零星稀疏的几条街道，城南的水南街、书院路、丰溪路，主城区的沿江路、信江路、赣东北大道、中山路、五三大道、胜利路、庆丰路、解放路，九十年代修建城北，有了带湖路，陆续修建了凤凰大道、紫阳大道、外环路、叶挺大道、广信路、志敏大道、三江大道、钟灵大道、茶圣路，有了城市的气派和规模，看起来像个现代都市。街道是城市平面空间的网绳，相互交叉扭结，相互通达——街道是没有尽头的，有尽头的街道叫断头街，做人做事皆绝后路的人才修断头街。最长的街道是凤凰大道，西起上饶县，东至新火车站，长达约二十华里，是上饶市的中轴线。最短的街道是赣东北大道，不足一华里，南起信江桥头，北至市中心广场，也是上饶市最繁华的中心街道，它的前身是一条城内河。上世纪九十年代，赣东北大道有电影院、人艺中心、剧场，有新华书店、国贸购物中心，有街心花园。广场是一个大草坪，星期六晚上放映露天电影。国庆、元旦、春节等重大节假日，广场有百货、布匹、服装的折扣促销活动，乡镇的人天麻麻亮起床，坐车来抢购物品，整麻袋整麻袋地买。广场只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人山人海。有那么几年，彩票公司放在广场现场摸彩票，彩票两块钱一张，小车、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缝纫机、自行车等奖品，分类码在路边。彩票装在一个封闭的纸盒箱里，手从箱口伸进去，摸。我一個同学叫丽萍，和她老公一起守彩票守了半个月，见大奖没出，包了余下的一千余张彩票，中了两万块。我一个教书的同学，干脆不上班，专业买彩票，蹲守大奖，雇佣三五个帮手，刮奖，刮到电视机、洗衣机，他扔给帮手，别人拣他扔掉的彩票，能拣出好几台电视机。煌固镇的书记摸了一辆十几万的小车，开回镇里，迎接的鞭炮放了一个多小时，披红包彩的礼金，都收了八万多。彩票公司送小车去镇上，沿途放鞭炮，第二天，广场上哪里是买彩票，简直是哄抢，三天两天把彩票全买完了。我的同学常年跟着彩票公司走，他们去哪个城市，我同学也去哪个城市，开个货运车，回来一次，拉满一车电视机洗衣机冰箱摩托车自行车。我单身一人在市区生活了六年，双休日没地方可去，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电影票白天两块，晚上五块，通宵十块。电影院在信江桥头，和我单位毗邻，无聊的时候，白天看，晚上看，还看通宵。我不是多喜爱看电影，而是喜爱那种气息，密闭的，略带潮湿的，一个人感受寂寞的气息。电影散场，人从门口涌出来，三三两两，有的落寞，有的伤感，有的激愤，有的还沉浸在电影中某个情境里，从大街散去。事实上，每一个人的青春，与电影院是及其相关的。电影院是青春的教堂，我们在教堂里倾听钟声，或去晚祈。街道患有消化不良症。很多人愿意搬到郊区去住，夜晚可观星辰，晨起闻鸟语，中午的闲暇还可到不远处的水库钓钓鱼。

这些街道，布满了酒店。酒店是街道的巨大纽扣，炫目纷呈，靓丽诱人。大部分人住酒店，都是旅途的需要。而有一些人，酒店已经成了他（或她）的躯壳。我有几个朋友，把酒店当做他们身体延伸物。一个是邻居，在京都、欣凯皇冠、和平国际，常年包房，出差回家，他也要到宾馆先住一夜再回家。他喜欢热闹，而宾馆恰好满足了他。一个是村主任，他每天要去歌厅唱歌，开个车子走四十华里到城里，唱完歌回宾馆睡觉，没钱，他借五分息的钱也去唱，唱了三年，欠了两屁股，今年潜逃了。另一个是小包工头，每天都要去宾馆赌博，打麻将、推二八杠、打窝龙，不去赌一场他是不会上床的。再有一个是做贸易的，他的生活是火车——宾馆——飞机——宾馆，他奢侈的生活就是在家住一夜。他说，住宾馆的人是离自己最远的人，也是离别人最远的人，像房间里的灰尘，用手拍打一下被子，灰尘就飘浮起来。

已经记不清我最早住宾馆是在几岁，住过哪些宾馆，在哪个宾馆和哪个人一起住过——我突然觉得，人是最经不起推敲的，细细一追问，发觉自己每走过的路，每一段经历，每一个偶遇的人，在记忆里留下的痕迹像一抹炭灰，经年的风吹吹，便没了影迹。在他（或她）人心际，我也是如此一般的。

前几天，有外地客人来，住在欣凯皇冠。我们上电梯时，有一个女人也同上楼层。她戴一条围巾，灰褐色的，围巾裹着脸，似乎很冷。我朋友搭讪，说，围巾纯羊毛的，很漂亮。我说，上饶买的，是广东来的客人。她撩起头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广东来的。我笑了一下，没作声。她没穿棉袄或羽绒袄，只戴围巾，显然是来自温热地区，怕冷，临时添了围巾。另一个我北京的朋友对她说，我住610房，你住哪个房？那女的笑笑。出了电梯，北京的朋友一直跟她到房门，说，哦，原来是邻居。到了房间，北京朋友抽了一根烟，拿起宾馆电话，打到她房间：“我就是刚才在电梯里那个人，我们一起吃晚饭好不好……你已经约了人吃饭啦？那我九点钟给你电话……约你没什么事，就想和你聊聊……要不晚上一起去唱歌？哦，不喜欢唱歌，那楼下有咖啡馆。我们喝两杯？……你要那么晚回来？那我等到十二点再给你电话……第一次认识有心理障碍是吗？我就喜欢第一次认识的感觉。……”我们在边上窃笑他。他说，钓不到和钓得到都没什么，就喜欢钓的感觉，心里特别舒服，多好呀，第一次到一个城市，给一个陌生女人打电话，还真有急迫和怦然呢。旅馆在意外之间，成了邂逅、调情和做爱的道具。像个魔术师的舞台。舞台里有红手帕，有剪刀，有鸽子，有突然出现的婀娜女人，有酒瓶里冒出的白色烟雾，有玻璃桌，有玫瑰花。

在现今，旅馆扮演了什么的角色，很难有一个词去界定它，也没办法判定这个词是褒义还是贬义。——相当于一个人的隐私，旅馆是隐私的城堡。在革命年代，旅馆是异士刺杀人的好地方；现在是进行交易的好地方。人前不好说的话，到旅馆去说；人前不好做的事，到旅馆去做；人前不好训斥的人，到宾馆去训斥。一个朋友对我说：“我最讨厌宾馆，我所做的工作就是每天接待客人，和他们在旅馆里交易，吃饭喝酒唱歌苟合嫖娼，都是工作。”

旅馆是容易衰老的。它是异乡里冷却了的一个火盆。我们的手抚摸过去，满是灰烬，凉凉的但曾经的温度似乎还在。折叠的路途蛇一样蜷曲在火盆里。当然，我理想中的旅馆是修建在山顶上，在山顶湖泊边。山顶，是我们伸手触摸星辰的地方。山顶，是我们浮在云雾之上的地方。湖泊是苍穹的降落伞，把整个天幕降落下来，披在我们身上。神随星星一起降临。

弧形的郊外

我住过的蜗居，大略数了一下，有二十多个。那时还是单身，搬家并不复杂，用辆自行车，来回驮两趟，就完成了。自行车是旧的，没有挡泥板，哗嘚，哗嘚。一趟是衣物，牙缸茶杯，随身听，一趟是书刊手稿。我就像远古的游牧人，马背上驮着帐篷，不断地迁徙。短的则住一个星期，铁路边住了三天，因忍受不了火车的喤噹喤噹声，搬了，在火葬场对面的民房，住了两天，因害怕洪水一样的哭声，搬了。长的则住了六年，在棺材坞。

棺材坞。一个让人惊悚的名字。它让一个陌生的人，勾联起羊群一样的坟墓，在树枝间缠绕的黑，难以消散的大雾，猫头鹰凄厉的尖叫。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它坐落在弧形的郊外，像个躺在摇椅上假寐的人，静听信江缓缓的水声。它是云碧峰森林公园的一部分，山冈戴翠。以前，它仅仅是个没有名字的山坞。一九八〇年，我单位和印刷厂选址建家属区，看中了这个窄小的山坞，说，就取名棺材坞吧。因为在文革时期，市区的知识分子都选择这里的槐树上吊，或服毒自杀。老一辈的人说，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了几担白骨。一九九六年春至二〇〇一年秋，我就住在三栋一单元〇一室。

三栋建在陡坡上，三层，两个单元，死灰的水泥原色像一张岁月的脸。右边的小院，晒着花花绿绿的衣裤，棉絮，咸肉，边上有一排红砖砌的矮房，里面堆放着杂货，木料，养着鸡鸭。左边的小院紧靠着斜坡，手腕粗的樟树披挂下枝条。站在外阳台看，樟树像一群跳芭蕾的女子，挺腰，仰脸，露出脚踝，静止在自己制造的风暴中。夏天，蚊子特别多，嗡嗡嗡，奸细一样。蛇潜藏在阴沟里，偶尔还爬进厨房间，盘在那儿，像一堆牛屎。进去做饭的女人，冷不丁地嚇得惊叫，骂她老公：“住在这样的鬼地方，什么时候是出头之日啊。官当不了，钱又不去挣。你看看，一个个都买房了，同一批住进来的，就你棺材一样移不动。”

住在三栋的人，无非是两类，要么是进单位不久的，要么是没钱买新房的遗老。说句实话，我是不愿和同事为邻的人，总觉得夜晚的秘密被熟人知晓，多多少少有点尴尬。但实在是搬家搬得烦了。

从棺材坞到我办公室，要走二十三分钟。我走路有点像无所事事的老头，背着双手，一边看漫游而过的信江，一边闲散地打量来来往往的人群。有一个人，是我每天要遇见的。她是一个脸色疲倦的女子，三十来岁，穿不同色彩的长裙，或者披风，脚上是高马靴，或黑色的泡沫鞋。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住在外边的坳口。她扎一条马尾松，脸上涂了厚厚的胭脂。那些胭脂经过了夜晚的长途跋涉，有了皱褶，像水渍后的白纸。我早上上班，走到市委党校门口，她正端一碗米粉回家。她的牙齿镶着白色的饰品，但并不轻易让人看见，她始终保持着肃穆又淡淡哀伤的面容。我想，可能整条书院路的人，都认识她。我们叫她“土鸡婆”。我（我们，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和她行走在同一条路上，但方向是相反的。早上，她下班，傍晚，她上班。我认识她的家人。她的老公是一个企业的下岗工人，整天坐在酒馆里喝点小酒。她没有上班的时候，就是在家里和老公吵架。她老公瘦小，脸粗粝，有酒晕的酡红。她老公骂人，就一句话：“你个贱×，你个贱×，不让人×，你就难过。”骂完了，就坐在坳上的台阶，双手捂着脸，双肩不停地抖动，有一条蚯蚓一样的细流，顽强地从指缝钻出来，顺着暴胀的青筋，悬在手背。而屋内摔碗摔脸盆的声音，会在整个大院炸开，哗得哗得，嘭嘭嘭。有时在深夜，女人恸哭的声音会改变夜晚的形状。我一直以为，棺材坞的夜空，是浑圆的，明丽的月亮犹如挂在少妇胸前的小奶桶。而“土鸡婆”的哭声，让我觉得夜空是尖形的，针一样。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适应不了这种形状，蜜蜂一样蜇人，在身体说不清的部位引起肿痛。现在我住解放路了，还经常碰到她。她依然保持那身装束，眼很空，走路鸡一样一摇一摆。

棺材坞也叫书院路一号。书院路因信江书院而得名。书院路是由棺材坞，山冈，食品厂，市委党校，医学院，市人民医院，市卫生局等名词组合而成的。像一根链条。但它并不繁华，甚至显得冷僻。一个没有多少人光顾的菜市场，倒闭的食品厂，稀稀拉拉的路边摊。更让我难以启齿的是，路面坑坑洼洼，车陷在水坑里，呼呼呼，咕咕咕，冒一股黑烟，泥浆哗哗哗。轰轰轰，熄火了。司机从窗里探出头，说：“妈的x，当官的就知道吃喝嫖赌，市区的路都不修。等我当了官，把这些人全拉去毙了。”当然，街上也有热闹的景象，一般持续四十分钟。那是傍晚医学院的门口，停满了小车，等女学生放学的。

有人问我：“你住哪里？”我说，棺材坞。怎么这么难听。我说，怎么会呢，当官发财不好吗？“当官发财？好。好。”棺材坞，确实没多少人知道这个鸟屎大的地方。更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一次我出差回来，快凌晨了，叫的士，司机死活要多收钱。我问他凭什么。他说，一是棺材坞算郊区了，二是那一段路打抢事件发生太多。他说的是事实。我的一个同事，她开了一家“八月练歌房”，有一次晚上回家，在家属区大门口，遇到了三个小青年。一个捂嘴巴一个拽自行车一个夺包。幸好医学院的几个学生跑步，看见了。同事脚踝骨折，住了一个多月的院，还留下了雨天骨痛的后遗症。大概是一九九八年吧，食品厂门口发生了一起出租车司机被杀事件。这样的事件，每年市里会发生几次。我知道的杀人事件有好几桩，在鹅湖杀死过一个司机，出租车翻在田里；在皂头，在罗桥，在民主村，在去广丰的路上，都有。而在市区，还是第一次。出事地点离棺材坞才百余米。我去上班的时候，还看见地上一片血。黑色，苍蝇停在上面，几条野狗围在那里。

棺材坞往信江上游走两百米，是东岳庙，香火鼎盛，据庙里的和尚说，一个正月能收四十多万的灯油费。拜香的人自然虔诚，而能出手上千元灯油费的，一般是当官的，有钱的怨妇，企业主。有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总，做决策，从不去论证，就问庙里的主持。主持说行，他就上，说不行，他就撤。没两年，企业就倒了。还有一个县里的领导，言听计从于住持，他的部下摸清路数，想提拔，就到住持那儿送礼。当然，这是坊间的说法。

我们通常的娱乐是打牌。一般在星期天，或星期五晚上。三个打牌六个看，单元里的年轻人全来了。某人在楼下吆喝一声，老刘，在某某家里开会。某某通常指我。我是单身汉，方便些。我早早地备了水，备了烟，把小方桌抹干净。忙了一个星期的人，受了一肚子的怨气的人，快乐得整天屁颠的人，坐在方桌上，牌狠狠地甩，桌子拍得咣咣响。嗓门最大的人，是老刘。他吸着烟，双眼紧紧锁住对手的牌，猜测对手还有几张主牌。他要指责谁是有道理的：怎么常规牌都打不来，牌要捅到别人的痛处。桌上叠着几盒烟，从好的抽起，烟壳空了，也差不多快散伙了。过了半天，又聚在了一起，嘴巴对烟出气，手对牌发狠。在夏天，我们都光着膀子，一边打牌，一边拍身上的蚊子。打完了牌，我们会发呆一会儿，说，人活得无聊。仿佛我们都有一腔驰骋千里的抱负。老刘说：“去我家喝稀饭吧。我老婆煎了辣椒，还有板鸭。”几条汉子喝得稀里哗啦，个个浑身淌汗。老刘说，这样喝粥，赛过桑拿。“想出汗，喝稀饭”。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是搞广告的。有粥喝就快活，我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

我的居室是三室一厅一厨房，两阳台，一个柴火间。我要使用的空间是卫生间，卧室兼书房，阳台，小院。我没住之前，它空了两年。它像个寡居的妇女，老得特别快。黑墙（皮肤失去了光泽），天花板到处是蜘蛛网（愁结的心事），蚕豆大的蜘蛛在荡秋千（快乐是偶然的），大门的朱漆剥落（生活是需要精心打理的），露出麻斑（像过早枯萎的脸色）。

有一个房间还铺着草席，破棉絮。帮我翻修的表弟说，是要饭的人过夜的。四处弥散腐败的气息，空气里盛得满满的阴凉，浓烈的地气——仿佛是挖开的坟茔。而我突然喜欢上了它。我觉得它像我——一个人，会被什么东西喻示，在自己事先毫无察觉的某一天，突然呈现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夜谈的场所。我的一个朋友，叫经理。他是做产品推广的，经常来玩，骑一辆破烂的摩托车，唔唔唔。他带不同的女人，一般是医学院或职业学校的学生，也有小酒店的服务员。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说怪不怪。我和老婆做那个，三下两下就没了。而和这些女人，战斗力特别强。”我的房子成了他临时的战场。我认识其中的一个，是某中学的学生，十七岁，在歌房兼职。后来她去了衢州，做了一个房产商的二奶。她还和我的朋友来往。前两天，我朋友还谈到了这个女人，说，女人怎么这样容易老？才八年的时间，她已经老态了。

那些年，我好像活得特别匆忙，差不多都在晚上十点以后回家。前两天，一个退居二线的老领导，从相册里翻出一九九五年在鄱阳湖游艇上的照片，我几乎都不认识自己了。我穿一件白色的短袖，头发鬃毛一样，靠在船舷上，样子有点羞涩。一九九六年开始，我的头发脱得厉害。我一度为此焦心。我越来越像我的祖父——额头很高，头发稀少，静默地抽烟。棺材坞成了我夜间停靠的驿站。

偶尔空闲下来，我就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发呆，或者在小院里，躺在摇椅上看天空。我没有电视，一个随身听倒是用了多年。磁带一定是宝丽金出的，我只买张学友、蔡琴、童安格、陈慧娴、梅艳芳的专辑。要看电视，就去隔壁器器的家里。那时器器刚从珠海回来，嘴巴上叼着烟，涂紫色的口红。大院的人背后说她，把她说成靠身体淘金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严谨的人。她很懂股票，分析得一套套，颇有斩获。她的脸白皙，水波一样散开的微笑，就连满口四环素牙也别有景象。她正在和一个公务员恋爱。她订了婚，也选了婚期，还是没有成。那个男的，脾气暴躁，躁起来就打人。有一次，她跑到我家里，脸上苍白，问我：“人是不是有宿命？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说着说着，她蹲到了地上，头埋在弯曲的双臂间，浑身颤抖。隔了两年，器器再找了个男朋友，是一家企业的部门主管。那个男的，高高瘦瘦，很斯文，戴副眼镜。临近结婚，又分了手。听她说，那个男的，过于务实，除了挣钱，什么都不感兴趣。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从珠海回来。

在大院的门口，有一个守门的老头。每次见了我，都会问：“你今天看到小李吧？”问多了，我也懒得搭话。小李是我的一个同事，做超市亏本，欠了一屁股的债，早跑了。也欠了这个老头的钱。听老头说，是一万吧。老头第一次说，我很同情他。他说得声泪俱下，手不断地摸眼睛。说，我一个守门的，存一万块钱要多少年啊，你看看，我的衣服，还是民政局发的，穿了八年，我还舍不得换。老头还以为小李在单位上班。平常，老头帮邻居换换煤气，补补皮鞋，也能挣点小钱。有时，我会到他那儿打电话，四毛錢三分钟。我讲话，他就站在边上看手表。他有些远视，把手抬高到灯泡的位子，眯起眼，说：“小傅，你天天吃馆子店，什么时候也带我去吃。我还没上过馆子呢。”值班室有十平方米，铺了一张床，摆了张小桌。桌上是剩菜，油炸花生米，电话机，一堆啤酒瓶盖，桌下是补鞋机，门背后放着两把锄头，门口边摆了一个煤灶。

其实，我说棺材坞是一座山冈，是视觉的误差。它有三个小山冈组成一座山峰，有两条山垅。整个大院有三栋中层建筑，六栋油毛毡搭建的矮房。矮房人家养了鸡鸭，种了菜地，有的还养了猪。我并不喜欢棺材坞的春天，树木过于翠绿，蚕豆花紫艳艳的，尤其是毛竹，擦了猪油一样亮亮的。一个油头粉脸的春天，让人的呼吸都是粘湿的。而秋天就不一样，枫树红红的，阳光照下来，透出金黄。连片的毛榉，枯萎的叶子还没有飘落，松树和针杉散发女人一样的气息。是的，棺材坞像一只晒秋阳的老虎，色彩斑斓，懒洋洋的，打着鼻息。

我搬出棺材坞已经四年，和我同一批住进去的人，都搬了，其中的少数当了官发了财。现在一条花园式的路修了进去，棺材坞还没拆迁，但它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它临近的食品厂已支离破碎，四处堆叠着瓦砾、砖头、破烂的门窗，新开发的房价暴涨。而棺材坞的大门口多了摆摊的人，有的卖包子，有的卖清汤，有的擦皮鞋，有的修自行车。场地并不宽敞，以致显得过于拥挤。他们的生意都很清淡，顾客都是大院里的人。他们的企业在二〇〇二年被我们称作外商的浙江人收购。浙江人手中的地块，涨了三倍多。棺材坞的人还会到印刷厂转转，但厂里的人都不认得了。

我不知道棺材坞以后会改成什么名字，据说，地产商要在那儿建一个高端的社区。我想，棺材坞，以后也不会有别人想象的那样繁华，以前也不会有别人想象的那样冷僻。就像一个人，总要历经变迁。变迁是命运，是生命的常数。

灯火渐黑的身体

从窗户看下去，一条半弧形的步行道弯进住宿区。道路两边是浅黄的草坡，草坡上种着两株樱花、两株广玉兰和一株木槿花，一棵藤蔓蔷薇从矮墙垛上垂下来，开出粉白的花。四月的阳光煦暖，有丝绸的质感，绵绵柔柔。樱花大朵大朵潽在光秃秃的枝桠上。她站在步行道的岔口上，双手抄在裤兜里，看着木槿花。或者她只是朝木槿花看，目光并不具体落在哪儿。也许她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或什么也不看，只是一个人站站而已。我来这个单位上班，已经有一个多月，在两百多号职工里，我一下子记住了这个人——在上班第二天，我上办公室进楼道时，她迎面而过。她穿一件蓝色的羽绒袄，表情哀戚，鼻子有些塌陷，眼睛凹在突兀的眉骨里，脸瘦削，向我微笑时，愁郁像一股沉在水里的淤泥翻上来。

在上班的第一个星期，我最早到签到室，看一个个同事签到，以便于把脸孔和名字统一起来。她蓝色的羽绒服长过膝盖，有些夸张地把瘦小的身子空空地装在里面，像大包装盒里放着一个小物品。她通常是最后一个签到，扁头鞋拖地的声音从办公室的拐角传来，没有节奏，软绵无力。她一只手抄在裤袋里，一手压着桌面写下自己的名字：殷××。她的字看起来，和一团蜘蛛网没啥区别，笔画相互缠绕，字浮在纸上，似乎吹一口气就能把字迹从纸面上刮走。

“小殷，你在想什么呢？”有一次，我路过她办公室，见她看着窗外，眼睑低垂，脸部的肌肉收缩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漩涡。我主动向她打招呼。她抖了一下身子，露出几颗牙齿，也没回话。她坐下来，看着我，又低下头做事。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看到她工作之余，一个人在散步，走一会儿站一会儿，看一个地方发呆一会儿。我从没看见过她和别人说话。单位里的同事，在工作不忙的时候，会来我这儿坐坐，谈谈自己的工作、经历、近年取得的成绩、家庭、婚姻、恋爱、爱好。有一次，我正在看所有职工档案，她推门进来。我说，你坐吧，不要客气。她站沙发边上，两只手交叉地搓着，反反复复，脸上极力挤出笑容。她的头发披在衣领上，不是一缕缕的，而是一绺一绺纠缠。头发上还有几粒花粉，我猜想她可能刚刚在某棵树下站了一会儿来我这儿了。我泡了一杯茶给她，她端在手里，捂着。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吗，需要我帮忙的话，尽管说。四月，是一个和煦的月份，我都穿衬衫了，她还穿羽绒袄。羽绒袄的衣襟上，有渍水阴干后的痕迹。渍痕一条条，上粗下细，显然有蠕动下淌的渍水滑流过程。她看着自己的扁头鞋，说：“我……。”但最终什么也没说。站了十几分钟，出了门，又返身回来，把茶杯放下，笑了一下，再出去。我站在门口，送她。她扶着楼梯扶手，下楼，身子缓慢。她下楼，我看起像是在过河。

樱花完全凋谢了，楼前的合欢又争先恐后地开起来，争分夺秒，不甘寂寞。合欢花头梳一样往两边分出浅红的绒毛，落下来，盘旋着，像一只欲飞欲停的彩蝶，随风停在栀子花丛里。墙边的月季，一捧捧地怒放，黄色的红色的紫色的，和池塘里游鱼掀起的水波，相互映衬，成为湛蓝天空的一部分。

一次，一个资深的同事谈起单位哪些人未婚时，说起她。同事喝了酒，脸色酡红，似乎有些歉疚和无能为力。他说：“小殷进单位三年了，进来时是个活泼的本科生，省名牌大学毕业，好多小伙子都爱慕她，她乒乓球打得可好了，小伙子都抢着和她打球，可她没一个看上的。不知什么时候，一个外单位的男同志，经常约她出去吃饭，散散步什么的。隔了一年，小殷订婚了，后来又吹了，具体什么原因也不清楚。她是个漂亮的本科生，刚来单位时，可美了，翘一条长辫子，左甩右甩，特能讲笑话。可惜了，差不多有一年多不和同事说话了。我尝试着，给她介绍男朋友，条件也还好，她看都不去看。”其实，我也猜想，大概是她的私人生活，給了她很大的困扰和刺激，以至于此。她给自己砌了四方围墙，围墙上还加了盖子，她在这样一个空间里，被黑暗完全包裹着。我几次看见她站在办公室的窗户下，看着窗外，沉默着，我很想找她聊聊，但又欲言又止。

新年上班，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和她谈谈。我们在池塘边散步。池塘边一排突兀的柳树，浮了一层浅绿，像毛绒黏在枝上，随风摆动。在初春即降深冬消隐之际，没有比树发芽更重要的事情。杨柳有八株，在池边一字排开，已有八年，主干直径约三十公分。我问了很多话，可她怎么也不回答我，只对我露出浅浅的微笑。杨柳是春风的一个外延，燕子是另一个外延。燕子还没来，树梢上停满了鸟儿。有山雀、黑鸫，野鸽子在地上啄食，扑腾着灰褐色的翅膀，啾啾啾，院子里充盈了鸟声的气流。我在树下，看梢上鸟儿，鸟儿蹦跳着，不时吃芽儿。鸟儿忽地飞往池塘另一边的芦苇丛，可隔不了几分钟，又飞来。鸟儿叫得我心里生出空空的虚妄感。杨柳兀自发青，静静的，勿喜勿悲，时间深处枯荣。平时，我特爱鸟儿，我也常站在桃园里或池边观鸟，尤其在深秋，麻雀、黑鸫、山雀、鹁鸪、灰雀，到处都是，在草地，在芦苇丛，在樟树林，在桃林，飞飞落落，相互嬉戏，唧唧唧唧，多欢快自由，唱着歌求偶，拍着翅膀交配，在低矮的梨树桠上筑窝，把柿子啄烂，把蔷薇果叼得满地，殷殷一片。春风来春风去，迷蒙细雨恰好湿了泥尘。这是我唯一一次和她散步，什么也没谈出来。

学年度的工作完成，已经到了六月底，一些新到期的职工合同，需重新签订。因所牵涉的人员比较多，签约工作从四月底就开始了，只留了几个人员没签。小殷是其中之一。我把她请到办公室，说，合约到期了，你有什么计划吗。在是否续约的问题上，我纠结了很久。事实上，小殷已经不适合工作，需要治疗，而这样的事情，她个人不提出来，我又没办法建议。作为单位，也不适合用这样的人工作。她站在我桌前，低着头，极力让笑容浮上来。我撕了两张面巾纸给她，示意她擦擦鼻子。我把合同内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长长的三页，她还是没说一句话。要不你请假一年，以后再说？我说。她穿一双黄色皮质带扣的凉鞋，右鞋头的两根皮条断开，往上翻，露出两根脚趾。她看着我，深凹的眼睛有一种东西，溢满，水雾一样的东西。我说，这样吧，基本工资不加，工作量减半吧，好好工作吧。我把字签了，递给她。她签了字，躬了一下腰，走了。我靠在沙发上，请了一个女同志进来，说，以后你有时间多陪小殷散散步，聊聊天，多帮帮她。我又请了一个小年轻的女同志进来，说，你以后跟小殷住一个套间吧，机灵点，能照顾她就关照一下。

十月份，我柜子里翻出一本《转眼看世间》的书，是藏学法师写的，很是精妙。这是上个月，我陪王雁翎老师去九华山甘露寺看望藏学法师时所获赠的。藏学法师是甘露寺的住持，一九九二年毕业于九华山佛学院，对佛学、书法都颇有造诣，文章幽静洒脱，造化于外，有大雅的质朴之气。这样的书，很适合小殷读。我把小殷叫来办公室，说，给你一本书看看，佛学能洗去眼睛里的灰尘，能明目净心眼。书的封面是牛皮纸，摸起来，有摸甘露寺墙砖的感觉。她拿起书，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说了很多宽慰她的话。她时不时地点头，泪水也一直在流。

过了一个月，她以书面的形式，提出请假修养半年。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殷的父亲。他是来办理女儿请假手续的。五十多岁，矮个子，前额上方的头发全没了。他穿一双黑皮鞋，鞋面上全是泥浆，厚厚的棉袄使他显得比较笨拙。他坐在我电脑旁的藤椅上，吸着烟。说起女儿时，他不时地用衣袖揩眼角，看一会儿天花板，叹几声长长的无奈之气。

“我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老大结婚了。这是老二。在街上也买了房，前几年，我在县城包了一些小工程做，挣了几个钱。老二毕业那年，我们全家都高兴，进了你单位，说明老二大学没白读，我知道进你这儿工作比较难。她以前不是这样的，老师都喜欢她，成绩好，听话，乖巧。我也喜欢这个女儿，送她上学放学，一直到高中毕业。大学毕业后，谈了一个男朋友，很恩爱的两个人，我都盼着做外公了。可最后还是没成，说吹就吹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女儿也不说。在你单位上班，我还放心一些，领导同事对她也关照。哎，不上班半个多月了，除了吃饭，她都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不知道干啥。我想陪她说说话，她就是不开口。我也干坐着。我都不敢离开家门半步，怕她做出什么傻事来。我带她去几个医院看了，说是患了抑郁症。这是个啥病呢，叫人不说话的病。药开了，她一片也不吃。我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听医生说，害这种病的人，怪多的。也怪我，她谈恋爱时，关心得少。哎，谈一个恋爱，害了自己。你说，我怎么办呢。这两年，她妈妈整天以泪洗面，头发都白了。我心疼啊，又不知道怎么办。哎。”他说话的时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用力吸，恨不得一口把烟吸完。

到了第二年春天，一天中午，我去商场买袜子，在商场前的湖边，有一条回廊形的人行道，我看见一个瘦瘦的背影，慢慢地拖着步子，红色的羽绒袄沉重地下垂。我一眼认出是小殷。但我并没有叫她。她在湖边的麻石台阶上，坐下。我买了袜子，又去别的单位办事，转了一圈，回来时已是傍晚时分，看见她还是坐在原来的位子，低垂着头，头发把整个肩膀盖住了。大概在一个月之后，小殷带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进我办公室。她说，我想回来上班。我说，那怎么可能呢，你的岗位已经被人顶上，再说，你继续上班，我也不放心。她再也不说话了。两年了，这是我听到的唯一的完整句子，出自她之口。她的声音低低的，像流在水泥地上的小股水流，弯弯扭扭，流着流着，孱弱下去，吸着地面的灰尘。陪同她来我办公室的人，是她的叔叔。她叔叔看起来，是个习武之人，短小身材，墙垛一样结实，额头上暴出颗粒的汗珠。她叔叔说，现在家里有人寸步不离地看着她，怕出意外。他叔叔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他说，我们都不放心她，有时候早上出去，在湖边走一天，漫无目的，也不知道想些什么，饭也不吃，我们只好跟着，劝她也劝不了，不说话，怎么办呢。我说，这样吧，你把离开单位的手续办理一下，以后有机会再说吧，看医生是首要的，多关爱一下。

下了楼，我站在窗户边，看着她走过弧形的步行道，在樱花树下站了一会儿。她的脚步像被一股湍急的水流包裹着，她整个身子也被水流包裹着，使她渐渐下沉，溺于水中，双手抓着空气，张开嘴巴急促地呼吸。

之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前几天，同事清理她办公桌时，看见一本扉页上写着“傅菲先生教正 藏学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二日”的书，收拾起来给我。我摸着书，看着勒口上藏学法师的肖像，心中一片茫然。我从抽屉里，翻出“职工电话表”，找出小殷的电话，打过去，电话里传来“你拨打的号码不存在”提示语。我颓然而坐，半天没有言语。窗外是一棵合欢树，正在喷发新绿的针叶。

这棵树我几次想砍了，但一直没砍。它太难看了。一米之上有大瘤，鼓鼓的，像歪脸脖子上的瓤瘤；两米之上有黑黑的刀口，密密麻麻，刀痕叠着刀痕；三米之上，是两个大分叉，伸出粗壮的枝。整个树身斜歪，歪得扭曲，像个大麻花。冬天，树光着身，细细长长的叉枝停了許多乌春和鹧鸪，叶子一片也没有。积雪压在枝上，薄薄，透明。这树栽了好几年啦，疯长，树冠太大，把桂花全遮了，我砍了几次桠，砍不好，留了疤，把一棵树糟蹋了。惊蛰之后，地气往身上烘，太阳贴着屋顶转。雨水适时而至，哗哗哗，顺着草坡汩汩往低洼里淌。春天赶着闪电的马车来了，一鞭一鞭地抽，一路狂奔，在我的竹林里、果园里、松林里，停了下来，把踢着蹄儿的马拴在树下，再也不走。樱花炸开了，嘭嘭嘭，在寂静的夜里把人惊醒。伏在地上的草抬起了尖细的头，银杏耷拉翠黄翠绿的眼睑。那棵丑丑的树，枝条上抽出了针一样的叶。叶有细毛，深绿浅黄，间杂着。毛茸茸的，使我觉得春天特别温顺，柔软。树下的酢浆草蔓延了一大片，淡白的花蕾羞涩地打瞌睡，惺惺忪忪，慵懒，怎么睡都解不了春困。谷雨到了，丑树上全是梳子一样的叶子，在风里轻摇，蜜蜂嗡嗡嗡。蜜蜂把树叶当作了秋千，吊在上面，晃着。叶子里长出一种水红灰白的花儿，像一只只蝴蝶停在上面。这么一群蝴蝶，有点迷乱人眼，雨水扑打下来，它们也不飞离。阳光是一只翅膀，雨水是另一只翅膀，在枝上停歇，卿卿耳语。风来了，蝴蝶上上下下翻飞，有的坠在花圃里，有的坠在水沟里，有的坠在别的树冠。风中的蝴蝶，是春天叮叮当当的耳环。

合欢花开，看起来像是飞舞满树的蝴蝶。单位的女同志，站在树下，用手机自拍，摆各种嗨皮的姿势，笑得开心灿烂。小殷以前也会在树下和同事们合影。可我现在一个人也没看到。空落落的一棵树。

合欢。合欢。我在窗前，念了一个早晨。

责任编辑：易清华